第四节 杨嗣昌“十面张网”与起义的暂时沉寂
崇祯九年（1636年）八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犯而受到言官的弹劾，害怕遭到皇上的惩处，于九月初自杀身亡。明思宗环顾周围的廷臣，觉得没有人懂得军事，于是想起杨鹤之子、丁忧在家的原宣大总督杨嗣昌。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成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清吏司主事、员外郎，河南按察司副使，山永巡抚，宣大总督等职。后以父亲杨鹤去世，返乡守制，又遭母丧，久居不出。崇祯九年十月，明思宗不经廷推，径自下旨起用他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从家乡武陵来到北京。明思宗平台召见，他博涉文籍，又有口才，侃侃而谈，颇得皇上的信爱。此后每次召见，他不断向皇上大谈振刷军政的主张，迥异于对兵事无所作为的前任兵部尚书张凤翼。明思宗更觉得他是难得的能臣，不禁发出了“恨用卿晚”的感慨。他每有所请，明思宗都言听计从。
杨嗣昌面对中原农民起义军和辽东清军的威胁，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提出了“必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早在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即曾提出“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未受到朝廷的重视。杨嗣昌的这个奏疏以人身打比方来论述他的主张，说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今的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而“流寇”则祸乱于腹心之内，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根据这个主张，他把消灭“腹心之患”的农民起义军作为用兵的主要方向，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其具体方案是，以农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由四地的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农民军活动的非主要地区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由六地巡抚分防而协剿，这就叫做张“十面之网”。另以陕西三边总督与中原的五省总理率领机动部队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明思宗对此十分赞赏，说：“非君莫能办之也！”
为实现“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增饷262.8万两。后经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262.8万两只够11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18万两，总计增饷280.8万两，称为“剿饷”。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剿饷，明思宗召开几次御前会议，商议筹措的办法。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他自己首先喊穷，说：“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功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接着，就责问大臣们：“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皇上带头喊穷，勋戚和乡绅自然也拒绝不捐。怎么办呢？明思宗想借用一年各省“存留”的税粮。杨嗣昌曾在户部任过职，了解地方的财政开支，说各地存留的钱粮，除开支官吏师生和宗藩的俸禄，还要用于防海、防江、防倭、防矿盗，而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各地抽扣、搜刮、捐助又都从存留中开支，如今虽有剩余，也无济于大事。最后，杨嗣昌建议，将这笔剿饷全部加派到老百姓身上，但改变一年以前的“因粮输饷”为按亩均输。此前实行的加派办法是根据卢象昇的建议，规定凡缴纳地亩粮税在5两以上者加征若干，一般农民缴纳粮税都达不至5两以上，不在加派之列，多少体现了分别贫富的精神。杨嗣昌借口“欲分贫富，其事甚难”，主张一律按亩均输，不管缴纳多少税粮，均按田亩一体加征。明思宗急于剿灭农民起义，批准了他的建议，下诏加派剿饷，每亩加粮6石，每石折银8钱，共计280余万两。
要实现“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关键还在于专任剿杀的三边总督和五省总理两个主角的人选。三边总督洪承畴能征善战，但新任五省总理的王家祯却是个庸才，难以同洪承畴一起担当合力围剿的重任。因此，杨嗣昌特向明思宗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来接替王家祯当总理，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熊文灿为贵州永宁州（今贵州关岭西南永宁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成进士，自诩知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崇祯初年，他在福建巡抚任上招抚了海寇郑芝龙，后升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又借助郑芝龙的海上武装力量平定海寇锺凌秀、刘香。明思宗曾怀疑刘香未死，而且不知熊文灿的为人，便派身边的太监以赴广西采办为名，前往广东秘密侦伺。两广物产丰饶，又是对外贸易的门户，为了保住两广总督的肥缺，熊文灿经常搜罗财宝贿赂朝中的权贵。这次见到皇上派来的太监，更是送上大批财物，并留饮十日。有天喝得正起劲的时候，太监说起中原的“寇”乱，熊文灿趁着酒兴，击案骂道：“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太监见熊文灿喜形于色，立即站起来，如实告知此行的用意，表示相信他确是当世之才，“非公不足办此贼”。熊文灿后悔失言，连忙推托说有“五难四不可”，但这个太监回朝后，还是在明思宗面前把熊文灿的胆识和才气吹嘘了一番，给皇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杨嗣昌原先从来没同熊文灿在一起共事过，对熊文灿的为人与才能并不了解。熊文灿的姻戚、礼部侍郎姚明恭，同杨嗣昌关系密切，得知他正在物色五省总理的人选，就极力向他推荐熊文灿，说文灿的才干已引起皇上注意，此人有内援，可荐。杨嗣昌觉得熊文灿的才识既然受到皇上的器重，大概错不了，便上疏向明思宗推荐。明思宗欣然同意，任命熊文灿以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出任五省军务总理。
正当朝廷上下为实施“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而增兵增饷之时，陕西巡抚孙传庭于崇祯十年（1637年）七月上疏，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今各边精锐已屡调尽空，部议集兵12万，不可得矣；海内脂膏已竭泽欲尽，部议征饷，未必如数矣；贼之地利在秦，枢臣十面张网之议，将使贼踞全秦为窟穴，致四正六隅为空张之网矣。贼之强者悉在秦，应毕智竭力以灭秦贼。秦贼平，则豫楚江北之贼便可传檄而定矣。明思宗却未加重视，只轻描淡写地下旨：“该部（兵部）看具奏。”部议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兵部尚书杨嗣昌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对孙传庭记恨在心，此后便处处加以刁难和打击。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筹备，到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增兵、增饷诸事皆已就绪，上疏请求明思宗下达围剿令，说“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耳！”明思宗急于平贼，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三月平贼”计划，命从速付诸实施。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战略计划付诸实施之后，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十二年初，官军加紧了对农民军的剿杀，并取得了某些成效。
崇祯十年（1637年），活动于陕西的李自成、过天星等部与官军相持于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山区达七八个月之久。九月，从秦州（今甘肃天水）地区出发，取道徽州（今甘肃徽县）、略阳，进军汉中。洪承畴督官军由栈道星驰赴剿，在汉中府城之外击败李自成。李自成所骑马匹被射杀，便裸身涉水而逃脱。汉中失利后，李自成、过天星乃于十月南下四川，先后攻克川西38座州、县城，进围省城成都。四川巡抚王维章及御史陈廷谟连疏乞援。明思宗下令将王维章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并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洪承畴急率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带着万名官兵入川，四川当局也调集六七万官军加紧追击围剿。李自成、过天星见官军云集四川，又于崇祯十一年正月返回了陕西。
李自成等部返回陕西后，分成几股进行活动，兵力分散，给了官军各个击破的机会。洪承畴与孙传庭分别对农民军加紧追击。五月，大天王、混天王部被孙传庭击败于合水，接受招抚。同月，过天星等部也在三水（今陕西旬邑）等地被孙传庭击败，于六月投降。明思宗大喜，命加孙传庭部衔，但杨嗣昌压下不办。李自成出川后，向西转移，三月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东新城）连打两个败仗，人员和马匹遭受很大损失，便进入西羌，准备在那里补充马匹。洪承畴急追不舍，李自成又掉头东返，进入陕、川交界地区，然后同六队祁总管会合，共3000多人，进入四川。洪承畴带领总兵曹变蛟、王洪入川，并派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督促副将马科、贺人龙部入川追击。八月初，李自成等在南江县境战败，北奔陕西城固县境，在渡汉水时又遭到左光先的袭击，队伍只剩下一千四五百人，只得退入附近的山区。祁总管支持不住，投降了左光先。李自成势力更是单薄，只好躲进深山密林，向东转战于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地区，尽量避免同大股官军正面交锋，其踪迹因此不甚为人所知。
崇祯十年（1637年）初，张献忠、闯塌天、老回回、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革里眼、左金王等十几支农民军仍在江北地区活动。四月，张献忠率部西走，活动于河南南部、湖广北部地区。其他农民军继续活动于江北，时分时合，时而东进，时而北走河南，后来也逐渐向西转移。为了加强对这十几支农民军的镇压，明廷于当年九月，命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统率1.2万名禁军赶赴江北。就在这个月，熊文灿也从广东北上，赴任五省总理之职，负责指挥诸将扑灭中原及江北的农民军。
熊文灿自知指挥作战非其所长，决定采用在福建招抚“海寇”郑芝龙的办法来招抚农民军。他在路过庐山时，特地去拜访好友空隐和尚。空隐问他，熊公自度统率的军队足以制敌死命吗？他答道，不能。又问，你手下的将领可有人能够嘱托大事、独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大局吗？他也答道，不知道。空隐和尚语气沉重地叹息道，你这两样都不具备，皇上却给你这样高的名位，寄予厚望，一旦失败，就该杀头了。熊文灿站立许久，这才和盘托出他心中的想法：我拟实行招抚，行吗？空隐和尚说，我料定熊公必行招抚，但流寇非海寇可比，必须慎之又慎！熊文灿告别空隐和尚，前往安庆。初抵安庆，他就派人遍贴招抚告示。十二月，又派曾卷入起义的生员卢鼎到闯塌天刘国能、八大王张献忠营中进行招抚，并广发招降檄文。同时令官军将百姓和粮食都迁入城中，让农民军无法得到接济。明思宗闻讯大怒，下旨切责。杨嗣昌主剿，对熊文灿的主抚举措也心以为非，但既然推荐他来做五省总理，且又已夸下三月平贼的海口，也只得听之任之，遇到有人对熊文灿的抚局表示异议还站出来为之辩解几句。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与左良玉作战失利、又担心被张献忠吞并的闯塌天刘国能，带着5000人马在湖广随州向熊文灿投降。他的部众大部分不愿投降，散归老回回马守应和革里眼贺一龙。此后，刘国能充当明廷的鹰犬，掉过头来帮助官军剿杀农民军。
继刘国能之后，张献忠也接受招安。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南阳被左良玉击败负伤，转入湖广麻城、黄陂，同刘国能会合。十二月，当熊文灿派人招抚时，他表示接受，但尚犹豫未决，又转至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崇祯十一年正月，他率部进占湖广谷城，赶走刘国能的士卒，张贴告示说：“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指闯塌天刘国能部）远遁。今欲解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聚集当地乡绅耆老为他具结作保，请求朝廷同意招抚。张献忠还派人携带大批财宝贿赂朝中权贵，并将一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颗径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熊文灿于是向朝廷建议招抚，并派监军道张大经代表他出席了张献忠在谷城举行的请降仪式。随后，张献忠将他的军队分屯于谷城外15里的白沙洲，盖起几百间房子，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交易，并在谷城每个城门派兵站岗，名义上说是“备他盗出入”，实际上是监视地方官府的行动。熊文灿命张献忠精简部卒，发给两万人军饷，其余遣散。张献忠说他手下的部卒都是壮士，愿举队跟从，如果拨给他10万人的军饷，可保郧阳、襄阳、荆州（治今湖北江陵）三府安宁无事。熊文灿信以为真，为之请衔开饷，授予副将（即副总兵）的头衔，拨给6个月的军饷。熊文灿随即檄调其兵4000人去镇压其他农民军。张献忠却以刚刚受抚、“安集未定”为借口，拒绝出兵。许多文武官员都担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杨嗣昌主张，张献忠应先杀李自成和马守应，才许招安，否则就把他杀掉。明思宗一改此前反对熊文灿主抚的态度，批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上言：“抚贼一事，亦难深信。这个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明思宗仍执意招抚，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哪里去？”
张献忠接受招抚后，拒不接受朝廷的改编和调遣，而是在谷城周围屯田耕作，造器练兵，以备来日再起，同刘国能的表现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的受抚对其他起义军还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年十一月，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小秦王白贵、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整十万黑云祥、混世王武世强等部接受招抚。罗汝才同白贵、黑云祥驻屯于房县，其他诸部分驻于竹溪、保康等地，均同张献忠一样，不接受改编与调遣，屯田造器，准备再起。第二年四月，射塌天李万庆、混十万马进忠也先后向明廷投降。至此，在河南、湖广地区活动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都受抚了，只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五支农民军（即“革左五营”）没有接受招安，但势力单薄，只得退入英霍山区，活动也渐趋沉寂。明末农民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崇祯十二年（1639年）射塌天等投降后，熊文灿得意扬扬地奏报朝廷：“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即老回回马守应）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明思宗喜出望外，下诏褒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