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民军的千里转战
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起义军渡过黄河进入中原大地，立即与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起义洪流。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中期阶段。
农民军渡过黄河天险之后，首先攻克渑池、伊阳（今河南汝阳）、卢氏三县，然后分兵出击。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等部由卢氏山区的“矿盗”充当向导，穿越山区小路直达内乡，再经邓州（今河南邓县）、淅川（在今河南淅川南）南下，占据湖广的郧阳（治今湖北郧县）、襄阳地区。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张一川、满天星高汝砺等部十几万人则西入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占领山阳、镇安、商南等地，再北上洛南，向西安挺进。洪承畴急檄郃阳（今陕西合阳），韩城官军迎头堵截，起义军遂又掉头南下，进入四川。接着，马守应等部也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山区入川，于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攻克夔州（今重庆奉节）。四川当局忙调当地官军和土司兵进行阻击。入川的农民军活动于川东北一带，但此地多深山密林，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无法解决，农民军于是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大部分北上陕西。
农民军的凌厉攻势，把中原腹地打得乱作一团。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为四战之地，但明朝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地方当局根本无法对付，告急求援的奏疏不断传到京师，有时甚至一日数至。廷臣议论纷纷，部分较有识见的廷臣鉴于各省督抚总兵事权不一、互相推诿，甚至以邻为壑的教训，建议在各省抚镇之上设置总督，以便统一指挥，协力征剿，并把目光投向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明思宗想想也没有别的计策，遂改变他原先所说的“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诿卸”的看法，同意设置五省总督的建议。但考虑到洪承畴身负三边重任，不便离开，决定起用不久前在延绥巡抚任上镇压多支起义军并在延水关剿灭陕西境内最后一支起义军的陈奇瑜，于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
陈奇瑜，字玉铉，山西保德州（治在今山西保德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成进士，授洛阳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擢礼科给事中。杨涟弹劾魏忠贤，他也抗疏力诋。六年春，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为陕西副使，迁右参政，分守南阳。崇祯改元，加按察使职，寻历陕西左右布政使。五年，代张福臻巡抚延绥，卖力剿杀当地的农民军。就任五省总督后，他首先集中兵力围剿郧阳地区的农民军。郧阳地处陕、豫、川、楚四省的交界之处，多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历来为“盗贼薮渊”。他檄调各路官军集中于河南陕州（今河南陕县），再移师南下，进剿湖北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竹山一带的农民军。他令陕西巡抚卢象昇驻房县、竹山，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对农民军进行南北堵截。七月，他同卢象昇率军由竹溪进至平利（在今陕西平利西北）的乌林关，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农民军遭受重大损失。李自成、张献忠部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得意扬扬，奏报朝廷说：“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道（导），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当他得知李自成、张献忠已转移至陕西，赶忙尾追而来。农民军不慎误入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这里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出口又被官军堵住，加上连下70多天大雨，刀锋锈蚀，弓弩弛解，衣甲浥坏，马蹄尽穿，几天吃不上一顿饭，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农民军首领决定诈降，他们下令将缴获的各种金银财物送到陈奇瑜军营，贿赂其左右诸将，表示愿受招安。接受贿赂的将领力主招抚。陈奇瑜以为农民军是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真心投降的，欣然表示同意，允许于八月约降。陕西巡按御史傅永淳表示反对，主张乘机用武力剿杀，说这些“盗贼”有数十万之众，即使招安，又如何安置？况且他们未遭受重大打击，能洗心革面吗？恐怕天晴出栈道而向西，要想招安，也不可得矣！说罢痛哭流涕，苦苦哀求陈奇瑜放弃招抚而改取剿灭之策。陈奇瑜不听，坚持上奏朝廷，请求准予实行招抚。兵部尚书张凤翼表示赞同，明思宗批准了他的招抚方案。
得到明思宗的批准，陈奇瑜即放手对农民军进行招抚。他让4万多农民军依次有序地走出栈道，每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员负责遣送回原籍务农。陈奇瑜下令，沿途地方官府不得阻挠邀击，并须供应他们粮草。这些诈降的起义军士兵，一路上与护送的士兵揖让欢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坏了的换上新盔甲，弓箭丢失的换上了新弓箭。陕西巡抚练国事恐生不测，令杨麟率兵驻扎宝鸡县以为防备。当这些诈降的起义将士到达宝鸡请求入城时，宝鸡知县李嘉彦只准36人先行登城。待这36人登上了城，却将其全部捆绑杀害。农民军于是尽杀安抚官，重举义旗，攻破麟游、永寿（治今陕西永寿北）、灵台、崇信、白水、泾州（治今陕西泾川）、扶风等7县，与从略阳（治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来的其他起义军会合。关中大震。
陈奇瑜闻讯，如梦初醒，发现上了起义军诈降的当，但事已无法挽回，便把罪责推到宝鸡知县李嘉彦和陕西巡抚练国事身上，指责李嘉彦杀降激变，练国事“阻挠逗留，违节度以至于败”。明思宗大怒，未经核实，即下令将他们逮捕，以陕西左布政使李乔代为陕西巡抚。不久，由于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事，明思宗才于十一月下令将陈奇瑜逮捕下狱，后将其谪戍于边。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明思宗任命洪承畴总督晋、陕、豫、川、楚五省军务，统率兵马征剿起义军。当时农民军采取避实就虚之策，已分兵突出陕西，一由陕州渡河，北上山西平阳；一由武关经南阳地区进兵湖广襄阳；一由卢氏县东攻河南郡县。后来，进入山西、湖广的两路起义军又都转入河南，与在河南的另一路起义军会合。三路起义军13家72营，共约数十万人，声势浩大。当地人描述起义军壮阔的行军场面说：“贼骑千里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豫籍兵科给事中常自裕上疏朝廷，力陈中原乃天下安危之所系，现有“贼”众大小72营、二三十万人，蜂屯伊阳（今河南汝阳）、嵩县、宛（今河南南阳）、洛之间，大有侵汝、宁、郑、宋之意，虽然朝廷已派多位将领赶往那里，但兵不过几千，以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之火，要求皇上另调关（山海关）、宁（宁远）、天津精兵猛将前往解救。明思宗令兵部安排。兵部尚书张凤翼经与户部尚书侯恂研究后，决定抽调西北边兵，真定、天津、关、宁铁骑及白算子、罗坝土司兵等兵力7.5万人，马1.5万匹、饷银77万两（后增至93.6万两），命洪承畴出关节制，合力围剿。明思宗批准了这个调兵增饷方案，并同意从皇家的内帑中拨银20万两，令洪承畴出关会各部围剿，限6个月内扫荡廓清。如仍留余孽，督抚诸镇置之重典。
但是，未等东西南北的各路官军齐集河南，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过天星及扫地王、太平王等农民军已于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上旬从河南进入安徽，十一日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前锋直指明中都凤阳。凤阳是明朝的“龙兴”之地，明太祖父母的坟墓和他少年出家的寺庙龙兴寺都在那里。明太祖一度在那里营建都城，称为“中都”。由于它是帝乡，明太祖曾下令永远免除凤阳、临淮两县的赋役，但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原籍凤阳、临淮的人口，因犯罪而被谪、营建中都而被迁入以及大量被移居凤阳屯田的外来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又因为是帝乡，当地的各种营建和差役多如牛毛，加上土地贫瘠，又濒临淮河，明中期以后水利年久失修，常遭黄淮河水泛滥之灾，旱涝无常，贫苦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崇祯四年，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前往凤阳祭告皇陵后曾奏报其所见所闻，说凤阳土地确实贫瘠，在江北诸郡中属下下等，民居都是茅草房。一遇水旱，人们就携妻担子乞活四方，因而户口日减，欠赋越积越多。官府按规定的赋额征税，就将逋赋摊到没有逃亡的人户身上，从而又迫使他们逃亡，形成恶性循环。钱士升要求皇上施行仁政，蠲减凤阳的赋税。明思宗冷淡地批复“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搪塞了事。
当农民军进入河南，大有直捣凤阳的势头时，南京礼部尚书吕维琪曾对兵部尚书张凤翼指出，凤阳皇陵防守单薄，应早作防备。但张凤翼只发文凤阳、山东两巡抚及操江御史（专督长江瓜州、镇江以上河段），令其严备要害，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给事中孙晋提请张凤翼加强凤阳陵寝的防备，他竟答道，你是南方人，怕什么流贼？流贼起西北，不食稻米，他们的马也不喂江南草料！就在起义军攻打颍州之时，中都留守司发生兵变，杀死皇陵卫指挥侯定国。凤阳商民因不满守陵太监杨泽的贪虐，又齐集凤阳巡按衙门之前请愿，然后火烧守陵太监的衙署，接着暗中派人前往颍州，向农民军献上图册，指明某处富家，何处无兵。农民军于是密遣壮士300人，扮作商人、车夫、僧道、乞丐，潜入凤阳城内。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雾弥漫，正当当地百姓庆祝元宵之时，扫地王、太平王等部起义军突然进抵凤阳，与潜人城内的300壮士里应外合，一举攻占凤阳城，击毙凤阳留守署正朱国相及官军4000余名，并杖杀凤阳知府颜容暄。起义军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放火焚烧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过了3天，听说南京官军即将赶到，起义军才拔营南下，往攻庐州（今安徽合肥）。
凤阳皇陵被焚，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其直接责任者巡按御史吴振缨、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却故意隐瞒不报。正月二十五日洪承畴赶赴河南，令各省巡抚、总兵到河南集结之时，明思宗还蒙在鼓里，批准洪承畴的部署，进其兵部尚书衔，赐尚方剑，许其便宜行事。直到二月初七日，明思宗才得知凤阳危急，命总兵尤世威从徐、淮往援凤阳，杨御蕃率山东兵往护皇陵，刘泽清防守曹、濮。3天后，吴振缨眼看纸已包不住火，才上报凤阳之变。二月十二日，明思宗得到奏报，即素服躬赴太庙祭告祖先。第二天，下令逮治杨一鹏、吴振缨和守陵太监杨泽，并任命兵部右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府，移镇凤阳，同洪承畴协剿。
在扫地王、太平王攻打凤阳的同时，高迎祥等部已向西，经太和、亳州，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阴）、睢州（今河南睢县）、鹿邑、太康等地，进入南阳府。张献忠等部则进入巢县，攻打庐州，克庐江、无为，再占和州（今安徽和县），然后折向西南，进入湖广东部的蕲（治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西北）、黄一带，后又挺进襄阳地区。洪承畴正月二十八日到达河南，三月初一日抵达汝宁（今河南汝南），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纷纷折回陕西，到四月间已悉数归秦。当时陕西残破已极，灾荒异常，饥民纷纷投奔起义队伍，农民军的人数很快就达到200万以上。
四月间，明廷所调的官军大部分已到达河南。四月十二日，洪承畴在汝州召集诸将开会，确定征剿方略。他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采取“分信地扼之，令不得流”的围剿计策，命左良玉、汤九州以5000兵马守瓦屋（在今河南西峡西偏北）、吴村（在今河南淅川西），控扼农民军从陕西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之路；尤世威、徐来朝以5500兵马守兰草川、朱阳关（均在今河南灵宝西南），控扼农民军从陕西进入河南卢氏、永宁（今河南洛宁）、灵宝、陕州之路；陈永福以1800兵马守卢氏、永宁诸隘口，以备堵截遗漏之敌；邓玘、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分守汉江南北诸隘口，控扼农民军进入湖广郧西、竹溪等地。自己则率贺人龙、刘成功进入陕西，并令曹文诏从湖广赶来会合。洪承畴的这个征剿计策，是想把起义军堵在陕西境内，自己带兵逐一加以剿灭。部署看似十分周密，但却不切合实际。当时陕西境内的农民军人数达200万以上，分散活动于各地，洪承畴不是集中兵力围剿农民军的一部，而是采取“分信地扼之”的办法企图将农民军围堵在陕西境内，这就使得本来有限的兵力变得非常分散，也更加单薄。况且，当时官军士气又十分低落，将士都不肯用命，一再哗变。先是徐来朝部不愿扼守兰草川、朱阳关，士兵在卢氏县哗变；接着，邓玘由于长期克扣军饷，引起士兵的哗变。邓玘被吓得登楼越墙，慌乱中坠入火巷而被烧死。这样，未曾出师就先折损两支队伍。加上征调的罗坝土司兵又迟迟未能赶来，更使洪承畴捉襟见肘。但是，迫于6个月灭“贼”的严旨，洪承畴也只好挥师上阵，孤注一掷了。
四月底，曹文诏从南阳赶到晋、豫边界的灵宝县会见洪承畴。洪承畴担心商洛一带的农民军向汉中转移，令曹文诏从乡间小道直插洛南、商州，然后驰入汉中，迎面阻遏。曹文诏于五月五日抵达商州，见农民军驻营城外30里处，营火满山，即于夜半率侄儿参将曹变蛟、守备曹鼎蛟，都司白广恩发起攻击，初战获胜。六月，李自成等部围攻宁州（今甘肃宁县），曹文诏手下的副总兵艾万年，副将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率3000人往援宁州。双方在襄乐镇（在今甘肃宁县东北）交战，官军先获小胜，后来力渐不支，被迫撤退。行至巴家寨遭到农民军的伏击，艾万年、柳国镇被击毙，刘成功、王锡命负伤而逃。曹文诏闻讯，瞋目大骂，拔刀砍地，向洪承畴请战。洪承畴大喜，说：“非将军不能灭此贼。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在今甘肃平凉西北）趋淳化为后劲。”骄横狂妄的曹文诏率领3000人马向农民军发动进攻。六月二十八日，双方在真宁（治在今甘肃正宁）县境的湫头镇开始交战。李自成针对其轻敌寡谋的弱点，退军30里，将曹文诏诱至自己的埋伏圈，将他团团围住。一时杀声四起，飞矢猬集。曹文诏自知无法脱身，拔刀自刎而亡。在明末官军中，曹文诏以狠毒“敢战”著称。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他同农民军作战7年，先后屠戮起义群众数万人，杀死起义首领数十名。当地的老百姓说，“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他被李自成等部所围歼，对明朝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洪承畴为之仰天恸哭，豫、楚的官军亦皆为夺气。
湫头镇战后，农民军乘胜东进，直逼西安。洪承畴急忙调兵守御泾阳、三原，好不容易才守住西安。当时的陕西，由于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萧条，起义军人数激增，很难找到足够的口粮。而明廷不甘于失败，又在不断调兵遣将，加强对陕西农民军的围剿。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处境，谋求更好的发展，马守应等农民军便不断冲击通往豫、楚两地的关隘。七月，首先冲击朱阳关。扼守此关的是徐来朝所率的天津兵，他们本不愿入山，曾在卢氏县哗变，后被强制上山戍守，根本没有什么斗志。农民军一到，徐来朝逃窜，一军尽没。月底，农民军又攻破兰草川，击伤总兵尤世威和游击刘肇基、罗岱。八月，乘势进入河南，越过卢氏县，到达永宁。到十月，高迎祥、张献忠、一字王刘小山、撞天王等部几十万人都已东出潼关，进入了河南。史籍描绘当时起义军出关的壮观场面说：“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留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只有李自成等部为数不多的几支农民军。洪承畴的堵剿计划宣告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