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承温体仁衣钵的张至发和薛国观
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致仕后，明思宗将其他辅臣中位次居于首位的张至发擢为首辅，同时用枚卜之法点用吏部右侍郎刘宇亮、礼部右侍郎傅冠为礼部尚书，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左侍郎，俱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张至发是明思宗为打破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于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通过考试由外僚擢入内阁的，意在扩大人才的选拔范围。无奈他缺乏识别人才的目光，完全看走了眼。
张至发入阁后，一切听命于温体仁，很快就成为温体仁的亲信与同党。代温体仁出任首辅后，又传承温体仁的衣钵，执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排斥打击东林党人。福建漳浦人黄道周，字幼平，学贯古今，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他以文章风节闻名于世，严冷方刚，不谐流俗。按惯例，展书官进入经筵，必双膝跪地前行，他却独自用双脚行走，引来魏忠贤的侧目。不久，以母丧归里。崇祯二年（1629年）起复故官，进右中允。因连上三疏救钱龙锡，被明思宗连降三级，调任地方官。崇祯五年正月，因再次疏救钱龙锡，语刺周延儒、温体仁，被明思宗斥为民。九年起复故官，翌年进右谕德，掌司经局。当年冬，为太子选择东宫讲官，作为首辅的张至发，将黄道周摒弃不用。黄道周的同事项煜、杨廷麟为之鸣不平，要求将位置让给黄道周，张至发仍坚持不从。刑科左给事中冯元飙上疏指出：“道周至清无徒，忠足以动人主（指皇帝），惟不能得执政（指首辅）欢。”张至发愤极，连上两疏痛诋冯元飙，极力颂扬温体仁的“孤执”“不欺”。但是，明思宗不仅未予理睬，后来还将冯元飙擢为太常少卿，再改南京太仆寺卿，迁为通政使。张至发的这两个奏疏，又引来29岁的翰林院编修吴伟业的痛斥。他上疏说，温体仁学无经术，性习险诐，庇暱小人，护持悍党，首辅张至发却盛赞其美德，一曰“孤执”，一曰“不欺”。体仁当国，有唐世济、闵洪学、蔡奕琛、吴振缨之流参赞密谋，有陈履谦、张汉儒、陆文声之流为之驱除异己，哪里算得上孤执？体仁家窝藏巨盗，财产遍布苕溪（指其家乡湖州），幕僚中不乏亡命之徒，又怎么谈得上不欺？
接着，翰林院检讨杨士聪上疏揭发吏部尚书田维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张至发见到奏疏，私自抄录一份偷偷送给田维嘉，让他预先做好申辩的准备。田维嘉恐慌不已，未等明思宗将杨士聪的奏疏批转给内阁，就抢先上疏为自己辩解。明思宗因此觉察到内阁有人给他暗通消息，下旨责其据实回奏。田维嘉隐瞒不住，只得如实交代。明思宗下令罢了他的官，从此也对张至发失去信任。随后，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贪污受贿，又牵涉到张至发。张至发连疏为黄应恩辩解，请求调查核实。明思宗虽对张至发优旨褒答，但仍下令将黄应恩逮捕法办。张至发只好连上三疏，说自己有3条理由不适合担任首辅，请求辞职。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明思宗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理由是他的身体不佳，让他“回籍调理”。此事被当时人传为笑谈，说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担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即被罢官，接替其职位的孔贞运时间更短，为期不过两个月。代之而为首辅的是刘宇亮。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因清兵入掠，京师戒严，明思宗极度忧虑。刘宇亮自请督察军情，皇上大喜，即革除卢象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之职，命刘宇亮代之。明思宗将刘宇亮自请的“督察”改为“总督”，令他惶恐不安，因为他根本不懂军事，没有军事谋略与指挥才能，只得找辅臣薛国观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商量，请他们奏明皇上，自己也上疏说明情况。明思宗于是更改谕旨，让卢象昇留任原职，而刘宇亮只负督察的使命。等刘宇亮到达保定，就得到卢象昇战殁的败报。过安平，哨探报告清兵将至，他与随行部卒个个大惊失色，急趋晋州以避之。不想，晋州知州陈弘绪闭门不纳，守城士兵亦歃血为盟，誓不开门延纳一兵一卒。刘宇亮大怒，发射令箭，要求尽快打开城门，否则将以军法惩处。陈弘绪传出话来，说督师之来为的是御敌，现在敌兵即将到来，奈何反而躲避呢？如果是粮草不继，请找地方官去要；如果想进城，恕不奉命！刘宇亮驰疏纠劾，明思宗下旨逮治陈弘绪。州民纷纷前往北京伏阙诉冤，有数千人表示愿以自身替代知州受罚。明思宗还是将陈弘绪削职调用，并因此怀疑刘宇亮没有认真办事，只会到处骚扰百姓，对他完全失去信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刘宇亮抵达天津，见诸将消极避战，十分气愤，上疏纠劾。疏中涉及总兵刘光祚逼留不进的问题。内阁大学士薛国观正觊觎首辅之位，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合谋构害刘宇亮，说他私自拟旨于军前处斩刘光祚。待谕旨下达，刘光祚刚好在武清打了个胜仗，刘宇亮便将刘光祚关进监狱，同时具疏乞请宽宥，接着上报武清的捷报。薛国观觉得机会来了，乃拟严旨，谴责刘宇亮前后的奏疏互相矛盾，下九卿科道议处。议处的结果，一致认为刘宇亮“玩弄国宪”，犯有“大不敬”之罪。刘宇亮上疏辩白，部议仍将他落职闲住。给事中陈启新、沈迅又落井下石，上疏请求予以重处，于是又改为削籍为民。二月，明思宗下旨，令其“戴罪图功，事平再议”。当了半年多首辅的刘宇亮，就这样被薛国观取代了。
《明史·薛国观传》说首辅温体仁垮台后，“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国观得志”。薛国观是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1624年）擢户科给事中，对时政颇有建策。魏忠贤专权后，大力攻击东林党，他也紧跟着弹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东林党人，不久升任兵科右给事中。魏忠贤遣宦官出镇监军，他又积极配合出镇太监疏纠东林人士，天启七年升至刑科都给事中。崇祯改元，薛国观立即来个大转弯，坚决反对阉党遗孽起用王化贞的主张。奉命往北镇祭医无闾（山名，亦作“医巫闾”，在今辽宁北镇县西，人呼为“广宁山”，主峰名“望海山”），返京后亟言关内外营伍虚耗、将吏侵克之弊，力荐满桂御边之才，受到明思宗的褒奖。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后，薛国观又联合陕籍的京官，力请设防速剿，并追论阉党分子陕西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之罪。南京御史袁耀然上疏揭发薛国观天启年间依附阉党攻击东林的劣迹，他生怕遭到清算，上疏力诋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从而得到温体仁的赏识，将他推荐给明思宗。他的官职也步步高升，至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被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薛国观当上首辅后，正如《明史·薛国观传》所云，“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全力推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庇护阉党余孽而仇恨东林、复社人士，但他的才智不及温体仁，伪装的手段更比温体仁差得远。温体仁表面上还装做不接受贿赂，而他则公开贪污受贿，无所不为。
其时贪风炽盛，这是让明思宗深感头疼的问题。有一天，明思宗宴请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之情，薛国观说这是厂卫不得人的缘故，如果厂卫得人，他们哪敢如此放肆！在旁侍候的东厂太监王德化吓得汗流浃背，此后便派人专门伺察他的阴私秽行。这时候，正好薛国观因重用内阁中书王陛彦而厌恶中书周国兴、杨余洪，诬告周、杨两人以泄漏诏旨而招权牟利，导致两人被逮下诏狱，最后被施以廷杖而毙于殿廷之上。其家人愤极，秘密搜集薛国观通贿的证据，向东厂告发。接着，周、杨两家又怂恿史蕴的奴仆出面，状告薛国观吞没史蕴寄存银子的事。
史華是北直隶保定府清苑（今河北保定）人，身为御史却毫无德行，善于结纳宦官而成为王永光的死党。后巡按淮、扬，搜刮库存的赃罚银十几万两，装入自己的腰包；做巡盐御史，又掩取前任官员张锡命的贮库银20余万两。后以少卿家居。翰林院检讨杨士聪揭发吏部尚书田维嘉接受周汝弼8000两银子，让他做延绥巡抚，史華起着中介作用。扬士聪还揭发史華盗取盐课的事。明思宗叫史蕴交代问题。他遂上疏攻讦杨士聪，并请敕命淮、扬监督宦官杨显名查核上奏。不久，原巡盐御史张锡命的儿子张沆又上疏弹劾史華，给事中张焜芳也上疏证实史蕴侵吞盐课有据，并揭发他曾勒索富户于承祖万两银子。史蕖慌了手脚，忙派家人携带重金去买通管理盐课账册的黠吏，令其涂改账册，以掩盖其侵盗行为。明思宗极为生气，剥夺他的官职。史蕴急带几万两银子入京，找到薛国观府邸，与之暗中密谋，上疏诬告张焜芳和他的弟弟张炳芳、张炜芳。当时阁臣多数庇护史蕖，准备拟旨严惩张氏三兄弟。明思宗没有同意，只剥夺张焜芳的官职，令其听候审讯。稍后，淮、扬的监督宦官杨显名上报查核盐课的结果，虽极力为史蕴辩解，但最终无法隐瞒丢失6万两盐课的事实，史垫也终于被关进大牢。此时正值战事频繁，此案拖了很长时间未能了结，史垫最终瘐死狱中。京城的百姓议论纷纷，传言史蕴带到京城的几万两银子，都被薛国观侵吞。史蕴的奴仆又出面告发，印证了这个事实。薛国观拼命辩解，说所谓史蕴的赃银是党人的诬陷，但明思宗怎能相信呢？
东厂太监王化贞所掌握的周国兴、杨余洪家人告发薛国观通贿的证据，以及史整奴仆告发其侵吞史整赃款的事实，使明思宗对薛国观的宠信开始发生动摇。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进一步激怒明思宗。当时明思宗正为财政入不敷出而发愁，薛国观建议用“借助”的办法来解决，说在外的臣僚由他负责，但在内的勋戚非皇上独断不可，并举明神宗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武清侯李国瑞为例，说如果他能带个好头，其他皇亲国戚就能慷慨解囊。于是薛国观代皇上拟旨向武清侯家借助40万两银子。戚畹们知道，所谓“借助”，其实就是捐献，谁都不愿往外拿钱。李国瑞就迫其庶兄李国臣拿钱，李国臣很生气，诡称父亲有家财40万两，我应该分得一半，愿意全部献出充作军资。明思宗开始没有答应，但薛国观坚持必须借助40万两，否则将勒期严追。有的戚畹建议李国瑞装穷，他果然藏匿家财，拆毁宅第，将一些盆盆罐罐和杂物摆到大街上变卖，以示家无余财。明思宗非常生气，下旨剥夺李国瑞的侯爵，年老体衰的李国瑞因此惊悸而死。有关衙门仍未停止追逼，皇亲国戚惊恐不已，人人自危。恰好明思宗宠爱的田贵妃所生的皇五子朱慈焕生病，戚畹们便通过宫中太监、宫妾制造谣言，说明神宗生母孝定太后已成为九莲华菩萨，在天上责怪皇上刻薄外戚，诸皇子尽当夭折，并将降神于皇五子。不久，皇五子果然死去。明思宗大为恐惧，急忙敕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武清侯，将李家上交的金银全部退还。明思宗因此深恨薛国观，准备等待时机狠狠地整治他一顿。
时机终于到来了。行人司的官员、复社成员吴昌时与薛国观素来不和，到了考选之时，担心薛国观从中作梗，派门人求见薛国观。薛国观答应考选时将他拟为第一，当得吏科给事中，但事后却只授予礼部主事之职。吴昌时受此戏弄，决心进行报复。他找好友、东厂理刑官吴道正密谋，揭发在家服丧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明思宗得到消息，进一步加深了对薛国观的疑忌。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督师杨嗣昌陈奏军情，明思宗令阁臣草拟谕旨。薛国观拟旨以进，明思宗很不满意，大发脾气，命五府、九卿、科道官议处之。执掌五军都督府的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等人没有摸透皇上的心思，从轻议处，请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明思宗认为处分太轻，科道官必然会站出来纠举。出乎他预料的是，只有在五府、九卿、科道官的议决书上署名的给事中袁恺上疏批评傅永淳徇私，同时稍带指责一下薛国观藐视、妒嫉的过错。明思宗很不高兴，将他的奏疏狠狠地摔在地上，骂道，这算什么纠疏！下令剥夺薛国观的官职，放归故里。
尽管明思宗按照部议，将薛国观从轻发落，但满肚子的火气并未全消。薛国观却不知收敛，离京时竟将多年聚敛的金银财宝装上大车，排成一支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之上，招摇过市。东厂侦知后，立即报告明思宗，并派人至薛国观的府邸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严加审讯。王陛彦招出薛国观招摇通贿的事实，牵连到傅永淳、蔡奕琛和通政使李庚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11人。明思宗命将王陛彦关进诏狱惩治。接着，给事中杨恺再次上疏，揭发薛国观纳贿诸事，并牵连傅永淳、蔡奕琛。薛国观上疏力辩，攻击杨恺受吴昌时的指使。到十月，明思宗认为薛国观受贿有据，命将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第二年七月，薛国观被逮至京。明思宗已决定将他处死，因此没有将他关进大牢，而是令其待命外邸，他因而认为自己不至于被处死。八月初八日晚上，监刑官来到门前，他还在鼾睡之中。被叫醒后，看到来人都穿着浅红色的衣裳，知是监刑官，这才蹶然叹曰：“吾死矣！”急忙找帽子，慌忙之中摸到一顶奴仆的帽子戴在头上，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接旨。听来人宣读“赐死”的诏书完毕，连连顿首，口中竟然发不出声，半天才说出句“吴昌时杀我！”随后遵旨悬梁自缢。第二天，使者回宫上报监刑过程。又过一天，明思宗才许其家人收殓。明代的辅臣被处死者，自嘉靖时的夏言起，薛国观是第二个。随后，司法部门没收薛国观赃款9000两、田地600亩、故宅1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