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延儒的短暂布新与败亡
周延儒复任内阁首辅之后，一改施行已久的温体仁路线，按照张溥的要求，请求皇上恩准开释漕粮、白粮欠户；蠲免民间积欠的租赋；凡属兵残岁荒之地，减免当年夏秋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发生水灾，许以明年用夏麦代缴漕粮；凡属流罪以下的人犯，一律赦免回家；召还因言事而迁谪诸臣，如李清等；起复诖误举人，扩大取士名额，一次就考选46名，全部充任御史以示尊崇；对宗室实行保举，破格提拔特异人才；修练储备，严核究实。举凡国防、民生、用人、理财，几乎无不涉及，大有革旧布新之概。时人记载说，一时“天下仰望风采”，“人亦乐归之”。
周延儒还对明思宗说，老成名德之臣不可轻易放弃。于是起用先前被罢废的郑三俊主持吏部、刘宗周主持都察院、范景文主持工部、倪元璐主持兵部，其他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也都被提拔上来，担任重要职务。并将被关押的傅宗龙释放出狱，为已故的文震孟、姚希孟追赠官衔。与此同时，周延儒还奏请明思宗，停止组织宫中宦官进行军事操练的内操，罢除厂卫的侦伺缉捕之权，除谋逆乱伦，其余作奸犯科案件一律移交刑部办理。这一系列举措，受到朝廷内外的普遍赞赏，咸称贤政。
周延儒还设法为张溥恢复名誉。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在周延儒已接到复出诏旨但尚未抵京到任之际，年仅40岁的张溥暴病而殁，但一些人对复社的攻击仍然持续不断。不知道张溥死去的刑部侍郎蔡奕琛因坐薛国观党而下狱，还攻讦张溥“遥握朝柄”，声称自己的罪名是张溥一手捏造的，并攻击张采“结党乱政”。明思宗下诏，要求张溥、张采作出回答。张采回奏说，复社绝不是什么危险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专门评选八股文而已。念张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尽力，未曾一日做官，可谓忠心耿耿。在当今皇上诏旨严责之下，尚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奏疏递上后，有关衙门不敢报告明思宗。周延儒抵京就任首辅后，将张采的奏疏呈递给明思宗，并极力为张溥美言。明思宗这才放弃对张溥的追究，并让进呈张溥的著作以备御览。
面对多年难得一见的新局面，明思宗既高兴，又对周延儒等辅臣心怀感激。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日，他在御殿接受群臣朝贺后，下了宝座，南面而立，令内侍召来阁臣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魏炤乘、谢陞、陈演，让他们东向而立，恭恭敬敬地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犹称先生，尚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说罢，面向西面的阁臣们做了个长揖，说：“今而后，道德惟诸先生训诲之，政务惟诸先生匡赞之，调和燮理，奠安宗社民生，惟诸先生是赖！”表达了他对周延儒等辅臣既感激又期望他们进一步匡赞政务的急切之情。
此时的明思宗，对周延儒可谓是眷顾殊深，尊礼备至。因此，周延儒有时也敢于请求皇上纠正自己亲定的冤案。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在文华殿听罢日讲后，召集周延儒、陈演、蒋德璟、黄景昉、吴甡等辅臣前来议事，拿出奏章问道，张溥、张采是怎样的人？周延儒说，读书的好秀才。明思宗问，张溥已经死了，张采不过是个知临川的小官，科道官为何尚说他好？周延儒答道，张溥颇有胸中书，也会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时读过他的文章，又以其未见得用而感到惋惜。不然，张溥已死，说他又有何用？明思宗不以为然地说，张溥为人，也不免太过偏执。周延儒便把话题扯到黄道周的身上，说张溥、黄道周都有些偏执，只是会读书，所以人人都感到惋惜。弦外之音是，张溥固然已死，但黄道周却还活着，他被弃而不用，难道不让人感到惋惜吗？明思宗听后沉默不语，因为直言无忌的右谕德黄道周，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为经筵展书官，由于得罪魏忠贤而归家赋闲。崇祯二年起复故官后，又两次遭到明思宗的贬斥。九年再度起复，后进右谕德。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黄道周被列名其中，但明思宗不用黄道周而用杨嗣昌等5人。黄道周连用三疏，弹劾杨嗣昌、兵部左侍郎陈新甲与辽东巡抚方一藻，接着又在文华殿召见时与明思宗发生争吵。明思宗以“朋党”的罪名将他连贬六秩，降为江西按察司照磨，寻又下旨将他与推荐他的江西巡抚解学龙逮至刑部，一并廷杖八十，然后下令将黄道周遣戍广西。蒋德璟、黄景昉见明思宗不表态，又站出来为黄道周求情。周延儒又补充说，黄道周在狱中尚写许多书，即便是以前的奏章，也都是亲手写的。明思宗只是面带微笑地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叹口气说：“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周延儒赶忙接上话说：“岳飞自是名将，然其破女直（即女真）事，史多虚张。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天下惜之＇。”蒋德璟也说：“道周在狱逾年，只是读书及感戴圣恩，曾手书《孝经》百卷，各有题跋。此人大要还在忠孝一边，还望皇上赦他。”明思宗说：“既是卿这等说，岂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难！”八月二十六日，他特准黄道周赦罪复职，但黄道周已看透明思宗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虽进京泣谢皇上让他重见天日，却表示自己有犬马之疾，乞请离京调养。明思宗也不挽留，放他回乡养病。
不过，有些大臣对周延儒在这个多事之秋复出的前景并不看好。当初周延儒刚复出时，召请因弹劾温体仁而被斥的右庶子倪元璐出山，倪元璐便致书婉拒。他在回信中指出，皇上要求天下治平的愿望甚明，但此时已与宋朝司马光再度出任宰相的形势大相径庭。司马光再相，所要做的只是废除前朝弊政而已，只要一举手就会招来一片欢呼。但现今是要使已经熄灭的灶火重新燃烧，既要钻木取火，又要节省柴薪，真是难上加难。假如你向皇上建议减免赋税，皇上必然要求你首先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开支；假如你向皇上建议宽宥官员的过失，皇上必然要求官员建立功业。但要财政充足和建立功业，都不是一日可以办到的。而天下百姓仰望于老先生的，恰恰是尽快减免赋税与宽恕过失，一天都不能拖延。即此一端，其艰难险阻，岂是司马光再相时所曾遇到过的？治理天下，要明确标与本的区别。今日民变蜂起在于民穷，人才缺失在于刑法过严，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治标不治本。与其天天忙于治标而标不得治，还不如由本及标，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以求治本之功！
当然，难与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百姓所求于老先生的，未必都是很难的事，而老先生所做的，也未必都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倪某，年老体衰，已办不了什么大事，何况家中还有81岁的老母在堂，万无走出虎溪（倪元璐老家地名，在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一步之理。
倪元璐之所以拒绝应召出山，年老体衰、家有老母需要照顾不过是借口，实际上他是敏锐地觉察到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医治，因而不愿出山。时势既已如此，而周延儒本人又是庸驽无材略且又生性贪婪的人物，身边聚集的一帮人又都是势利之徒，这就决定了他走向败亡的必然结局。
周延儒复出之后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基本上都是治标而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穷困这个根本问题。农民起义的烈火很快复燃，张献忠转战于四川、湖广，李自成更是挺进河南，攻克洛阳，进围开封，把农民战争推向高潮。清军则乘机再度越过长城，入犯京畿。面对这种危急的形势，周延儒束手无策，不仅在军事上无所谋划，而且，由他推荐派出的两员督师，都因缺乏军事才能而偾事，从而暴露其庸驽无才略的致命弱点。
崇祯十四年（1641年）底，李自成第二次进围开封。明廷调集各路兵马驰援开封守军，在朱仙镇与李自成展开激战，其中力量最强的左良玉部竟率先逃跑，最后退守湖广襄阳。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再围开封。六月，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廷议，主张起用侯恂，令督左良玉再援开封。左良玉年轻时曾因犯下抢劫军装罪而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才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步步高升而至大将。他们认为，由于这层关系，如令侯恂前往督师，左良玉当能听其调遣。但侯恂因“徇私养奸”之罪，已于崇祯十二年关进监狱。明思宗于是特旨把他释放出狱，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军，进行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认为此时的官军已经处于劣势，不宜主动寻求农民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但朝廷坚持要他先解开封之围，严令其调左良玉军向开封靠拢，侯恂只好命左良玉率部北上。左良玉深知自己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全军北上可能会有被歼的危险。他派部将金声桓先率5000士卒前行，充当侯恂的护卫亲军，同时捎信给侯恂，说他将亲统30万大军随后前来会合。左良玉部按编制只有2.5万名，他用招降纳叛的办法自行扩充至30余万。侯恂一听说是30万人马，回信说无法解决这么多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上。明廷令侯恂督师以解开封之围的愿望，也就随之化为泡影。当年九月，河南的官僚眼看救援无望，挖开黄河大堤，水淹开封。闰十一月，侯恂也被罢官，重新被投进大牢。
类似督师而偾事的，还有一个范志完。范志完是周延儒的门生，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周延儒主政，将他由分巡关内佥事超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不久又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第二年正月，督师关外的辽东总督杨绳武病死，进范志完为兵部左侍郎，督师关外，而以张福臻督蓟镇，驻关内。六月，又易范志完头衔为钦命督师，总督蓟、辽、昌、通等处军务，节制登、津抚镇。十一月，言官弹劾张福臻昏庸无能，建议移督师于关内，裁撤蓟辽总督。朝廷于是召回张福臻，令范志完兼制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深知其任重大，再三推辞，未获批准，又请求致仕，也不准许，不得已上书请求仍设蓟辽总督。明思宗命赵光抃赴任。就在此时，清兵已越过墙子岭（在今北京密云东）、青山口（在今河北迁西东北）等处入侵，大举南下。兵部弹劾范志完疏于防备，明思宗以敌兵未退，令其戴罪立功。然而范志完毫无谋略，胆小如鼠，不敢一战，所在州县先后陷没。范志完不仅尾追清兵而不战，而且纵兵掳掠，残害百姓。清兵一路打到山东，抢掠之后于崇祯十六年四月由原路北归。范志完因此遭到言官的弹劾而下狱，后被处斩。
周延儒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婪成性。复出之后，他大肆招权纳贿，拉帮结派。名列逆案的冯铨，对周延儒的复出捐资出力，周延儒许诺让他到户部任职。消息一传出，舆论大哗。冯元飙劝说周延儒将兵部左侍郎吴甡引入内阁，共同掌管人事的任用权。周延儒暗中活动，促使明思宗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擢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但当周延儒向吴甡提起任用冯铨的事时，吴甡却不置可否，回头召见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周延儒这才发现吴甡骗了他，从此与之结仇。周延儒想起用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要引用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吴甡都加以阻挡。此后，两人各自拉起自己的小帮派，因吴甡是江北扬州府兴化人，周延儒是江南常州府宜兴人，这两个小帮派便分别被称为“北党”和“南党”。两派互相倾轧，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使政局更加混乱。
就在“南党”与“北党”互相争斗之时，在北京出现了一份匿名的所谓“二十四气”的诽谤传单。传单列出当时活跃于政坛的24个人物，每个人名的前头冠以“杀气”“戾气”“妖气”之类的形容词，后面加上“两头蛇”“灰地蛇”“桃树精”等绰号，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名单的攻击对象，既有“北党”，也有“南党”，说明它是出自温体仁路线的获利者之手，旨在挑起事端，引发新的党争，既借以发泄对周延儒等一批阁臣中止温体仁路线的不满，又达到破坏其革旧布新的目的。
明思宗一向反对臣下结党，看到这份诽谤名单，下诏戒谕百官，特别严责言官，不得助长这种风气。礼科给事中姜埰以为皇上的这番谴责是受了“二十四气”传单的影响，便慷慨激昂地上疏明思宗，说陛下特别看重言官，所以对言官要求严格，但圣谕说“代人规卸，为人出缺”这种事，臣敢说言官中没有人做过，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会这样说。最近流传“二十四气”的流言蜚语，必定是大奸巨憝恐怕言官对他们不利，故意用激烈的言辞激怒皇上，利用皇上的怒气来钳制言官之口。但如果人人都沉默不语，谁来为陛下议论天下大事呢？此时的明思宗正被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姜埰竟敢诘难他的诏旨，更使他火冒三丈，下旨将其逮下诏狱，严加拷讯。锦衣卫镇抚官经严刑拷打，献上狱词。明思宗很不满意，说姜埰的罪情特别严重，而且“二十四气”之说，类似匿名文书，见到就应该立即销毁，怎么还在奏疏之中反复加以引述扩散呢？要求锦衣卫再加审讯，从速查明其动机。
正在此时，又发生了行人司副熊开元准备状告周延儒未成而下狱的事件。
熊开元原先在吴江担任知县时，仰慕张溥的学问名声，大力支持张溥在吴江县的尹山召开复社成立大会，颇受江南名士的赞赏。周延儒复出后，他升任京官，出任行人司副。他见别人升迁很快，希望升任更高的官职。恰好光禄寺亟缺人，便找周延儒请求帮忙。不知何故，周延儒没有办成这件事，从而引起他的不快。清军入塞骚扰京畿地区，明思宗下诏求言，凡官民陈言者，可至会极门报名，即日召见。熊开元认为机会来了，第二天赶到会极门报名，准备向皇上论劾周延儒。不料，待他进入文昭阁，却见周延儒站在皇帝旁边。他不好当面弹劾周延儒，只敷衍了事地谈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意见就退了出来。
过了十来天，熊开元再次请求明思宗召见。没想到他在夜间跟随辅臣走进德政殿，又见到周延儒，便奏道，《易经》上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暂时退避一下。周延儒等辅臣再三表示要回避，明思宗不许。他无可奈何，只得上奏，陛下孜孜求治15年，天下却越来越加混乱，其中必有原因。明思宗问原因何在。熊开元答道，现在朝廷所谋划的，都集中在筹措军饷、平定外患内乱。这是本末倒置，就算整天整夜不吃不睡，也不可能求得天下大治。陛下登基以来，辅臣多至数十人，这些人只是陛下说他们贤能、左右说他们贤能而已，封疆大吏和国人未必认为他们贤能。皇上把他们作为心腹股肱任用，而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导致人祸天灾的频发，至今都没有停止的迹象。等到言官揭发他们的罪行，皇上再加以诛杀或罢斥，政局的败坏已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明思宗听出他话中有话，再三诘问他是不是想推荐什么人。熊开元一再申辩说没有，但却不时睥睨在场的周延儒。周延儒看出他是想指控自己的无能，连忙向皇上谢罪。明思宗却说，天下不治，都是朕的过错，与你们大臣有何相干！熊开元这才把话挑明，说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政事得失，但辅臣站在左右，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而招来祸殃。况且，昔日的辅臣繁刑厚敛，摒弃忠良，贤人君子群起而攻之；现今的辅臣奉行德政，释放狱囚，蠲免欠赋，起用废籍，偶有不平之事，大家不过私下感叹几声而已。明思宗责备熊开元藏有私心，说话吞吞吐吐。熊开元忙为自己辩解，接着又要求皇上召集廷臣，问问他们对辅臣的看法，说陛下如果不察，将吏碍于情面或收受贿赂，失地丧师，也不惩处，谁还为陛下捐躯报国呢？周延儒等辅臣连忙说，碍于情面的事不能说全无，但收受贿赂之事绝对没有！熊开元又说，敌兵入口40多天，怎么不见逮捕、处罚一名总督、巡抚？明思宗说，总督、巡抚会推之时，人们都说其贤能，几个月后又说其无能，必欲去之而后快。边地与内地不同，短短几个月怎么叫人施展才能？熊开元还就督、抚的任用提出种种责难，明思宗听得不耐烦，命他退出。临走时，周延儒等辅臣让熊开元将其未尽的意见，写成书面文字呈上。
周延儒担心熊开元再上奏疏于己不利，当即吩咐亲信，进行阻挠。大理寺卿孙晋、兵部侍郎冯元飙找到熊开元，责怪他说，首辅多引用贤能之士，他要是离职，这些贤能之士都将全部下台。大理寺丞吴履中也责备熊开元做得太过分。礼部郎中吴昌时，是熊开元当吴江知县时提拔上来的士子，他也给熊开元写信进行劝告。熊开元接受他们的意见，决定不再状告周延儒，只是浮皮潦草地写了一份奏疏呈上。明思宗当时正宠信周延儒，而且正为清兵未退而发愁，见到他不痛不痒的这个奏疏，勃然大怒，觉得在形势危急之际，他反复要求召见，结果谈的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不是成心捣乱吗？于是命锦衣卫将他逮入诏狱，严加审讯。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是经周延儒的荐举而出任此职的，但他入掌锦衣卫后，结交宦官，了解到周延儒许多阴私丑事，因此对周延儒逐渐产生不满。而熊开元又是骆养性的同乡，他不愿加以深究，第二天就草草地向皇上递交审讯报告。明思宗更加生气，说熊开元诬告辅臣，是想使朕陷于孤立，便于他结党营私，背后肯定有人指使。骆养性对熊开元不施加重刑，是严重的失职。骆养性受到皇上的严厉谴责，只好动用重刑，再行审讯，追究其背后的主谋。熊开元实在没有主谋可供，索性大量揭发周延儒的隐私。明思宗下令对其施行廷杖，然后关进诏狱，并嘱咐骆养性，悄悄在狱中将姜埰、熊开元击毙了事。骆养性未敢轻率从事，征求同僚的意见。同僚提醒他，天启年间锦衣卫的长官田尔耕、许显纯滥杀无辜，结果都没有好下场。骆养性感到害怕，更不敢执行皇上的密旨，而是故意将它泄露给言官廖国遴，廖国遴再透露给同僚曹良臣。曹良臣遂上疏弹劾骆养性，说皇上绝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密旨。即使有这样的密旨，也不应该泄露，要求皇上立即处死骆养性和熊开元。明思宗因此十分被动，只得扣下这份奏疏。事情不了了之。
姜埰、熊开元因为向明思宗进谏而获罪下狱，许多大臣感到愤愤不平，纷纷站出来为之求情。
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明思宗在中左门召对内阁、五府、六部、科道等部门大臣，讨论抵御清兵事宜。临近结束，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作为六科之长，首先站出来为姜埰说情，说同官姜埰干犯天威，是臣等的罪过，但他一向清苦，居官勤谨，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明思宗回答说，目今贼兵内犯，将近两月，既不能截之于外，又不能剿之于内，任其焚劫淫掠，惨不忍言。说着说着，竟掉下眼泪，一脸悲戚。接着说，姜埰不遵朕之谕旨，反来诘问朕，怎么能不从重处理？你们言官以言为职，当言的不敢言，却敢于欺藐朝廷。“二十四气”之说，是匿名传单，见到的就应该销毁，姜埰反而在奏疏里一再提起，就不得不问罪。吴麟徵不好反驳皇上的话，只能说，言官只管言事，至于言之当否，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随后，吴麟徵又把话题转移到熊开元身上，说熊开元亦以奏诘周延儒得罪，虽是出位妄言，但谚语说得好，“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这也是人情之所必至。但是，明思宗硬说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谗谮，以小加大，以贱凌贵，此风不可长。
户部尚书傅淑训也站出来为姜埰、熊开元说情，明思宗的一句“面谕甚明，不必申救”，就把他给顶了回去。
一向耿直敢谏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仍不死心，接着站出来申救姜埰、熊开元。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选为行人。他安贫乐道，敢怒敢言，曾入东林书院讲学，也曾参与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昆、宣诸党攻击东林，他上疏说东林党人高攀龙等有国士风，“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天启年间，因屡疏指斥阉党分子，推荐东林党人，每每遭到阉党的排挤，天启四年（1624年）被削籍为民。明思宗继位后，召为顺天府尹，入京即上疏批评皇上求治太急。不久，后金八旗兵进逼京畿，又上疏说国事危急，诸臣固然负有责任，但皇上亦难辞其咎。后因病辞职。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内阁缺人，吏部推举孙慎行、林钎及刘宗周3人入阁。刘宗周固辞未允，于次年正月入京。当时孙慎行已死，他与林钎一道进见皇上，又当面批评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明思宗感到如芒刺背，命林钎入阁为大学士，而将刘宗周改任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刘宗周再次上疏，批评皇上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明思宗更加恼火，谕阁臣拟严旨斥责。阁臣拟了4次，明思宗都不满意，又将他的奏疏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语气虽然尖锐，但透着忠直之情，于是降旨诘责一通了事。当年十月，刘宗周又上疏，认为造成“朝政日隳，边防日坏”的祸根是“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也就是重用宦官而内阁无为。前者是批评明思宗，后者是批评首辅温体仁。明思宗怒不可遏。温体仁又上疏力诋刘宗周，明思宗遂下旨将其贬斥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称旨，明思宗想起刘宗周，说他清正敢言，可用也。刘宗周固辞不允，翌年八月被任为左都御史。他见科道官与户部尚书申救无效，又挺身而出，滔滔不绝地奏道，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获罪，逮下锦衣卫狱。陛下度量卓越，像狂妄之臣宗周、戆直之臣黄道周，都能宥过起用，二臣何其不幸，竟然不获法外之恩？明思宗回答说，黄道周有学问、有操守，非二臣可比！刘宗周又说，二臣诚然比不上黄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则用之，言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亦应交付司法部门惩治。现今交付锦衣卫诏狱，实行朝廷私刑，终于国体有伤。明思宗大怒，说三法司、锦衣卫都是为朝廷执法，何公何私？且惩治一两个官员，怎么就伤了国体？刘宗周回答说，锦衣卫的人都是膏粱子弟，根本不懂礼义，只会听从宦官役使！明思宗更是火冒三丈，大声喝道，如此偏党，哪配当监察官！内阁首辅周延儒、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光辰、兵部尚书张国维先后为刘宗周辩护，明思宗反而说，熊开元的奏疏背后肯定有人主使，想必就是刘宗周。冯元飙、金光辰、工部尚书范景文等都跪在地上求情，明思宗不仅不听，反而命令将金光辰同刘宗周一并加以惩处。第二天，下旨将金光辰贬三秩调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明思宗斥责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失职，将姜埰、熊开元之案转交刑部审理。新任刑部尚书徐石麒认为骆养性并未失职，根据原告的审讯口供拟定出处理意见：熊开元以钱赎徒刑之罪、姜埰谪戍。明思宗不满意，把徐石麒革职。姜埰、熊开元便一直关在刑部狱中。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才将姜埰流放宣州，将熊开元流放杭州。
“二十四气”的匿名传单与姜、熊的案件，使吴甡“北党”与周延儒“南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出来，一向反对臣下结党的明思宗自然不会坐视不问。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明思宗以襄阳、荆州、承天连续落入李自成农民军之手，召对廷臣，流着眼泪请内阁大学士吴甡前往湖广督师，但吴甡提出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商议这个方略那个方略，迟迟不肯动身。明思宗极为恼火，说你再这样拖下去，敌人的退兵又都集中起来，你去了又有何益？到了五月，吴甡才被迫动身，过了一宿又被叫了回来。吴甡惶恐不安，连上两疏引罪，皇上许其退休。走到半路，又遭到辅臣陈演和骆养性的弹劾，被叫回京城，交三法司议罪，于十一月被谪戍云南金齿（在今云南保山南）。
周延儒也在劫难逃。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秘密议和的消息泄露，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要求明思宗从重惩处陈新甲。周延儒作为首辅，明知议和是明思宗默许的，本应站出来替皇上承担责任，但却始终保持沉默，迫使极好面子的明思宗下诏处死陈新甲。明思宗也因此进一步看清周延儒的庐山真面目，对亲信大臣说：“朕恨其太使乖！”
当年十一月初，清兵越过长城墙子岭等处南下，京师戒严，首辅周延儒拿不出御敌的方略，惊慌失措，只在石虎胡同口集中几百个和尚、道士，搞了个在“大道法场”念诵《法华经》的闹剧。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初，朝廷得知清兵在饱掠之后准备北撤，明思宗召见周延儒等辅臣，表示他要亲征。周延儒及次辅陈演、蒋德璟先后跪在地上请求代皇上亲征，明思宗都大摇其头。周延儒再次请求到前线指挥作战，明思宗这才表示同意，由他以阁部督师，阻断清兵归路，务期尽剿，无令生还。周延儒不得不启程赶赴通州。他见清军势大，根本不敢进行追击，只让明军士卒在道路两旁和清兵后面不停鸣枪恫吓而已。当时天气逐渐转热，从小在东北山林里长大的清兵害怕炎热的天气，把掳掠来的金银财宝装载在车马之上，沿着涿鹿至天津300里地的各条大道，匆匆忙忙地往北撤退。周延儒却躲在通州城里，和前来勤王的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四总兵以及随征的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四大臣等大摆宴席，饮酒作乐。五月，清军退尽，他竟上书奏捷，明思宗也公然给他加封太师，荫子中书舍人，赐给银币、蟒服。周延儒推辞了一番，最后许以辞去太师之衔。有山人题诗讥讽曰：“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
过了几天，骆养性和宦官派到前线的情报人员回到京城，汇报了周延儒在通州督师的真实情况。明思宗大为恼怒，令五军都督府及兵部审查议罪。周延儒自知罪行深重，自请戍边。明思宗说他“报国尽忱，终始勿替”，下旨“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这样，周延儒算是免于一死，得以荣归故里了。在返里途中，他不时想起辅臣蒋德璟偷偷告诉他皇上说的一句话，“朕恨其太使乖！”“太使乖”，也就是太过精明、工于心计的意思。记得当时自己对蒋德璟道出了一句心里话：“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侍侯这样一位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极好面子、听不得逆耳忠言的君主，不使乖，又能怎样呢？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明白，面对这样的皇上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
不久，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又遭到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缤祚的弹劾。清军南下山东之时，雷缤祚驻守德州，曾上疏揭发范志完纵兵淫掠，克扣军饷，结交“大党”。明思宗以淫掠之事斥责兵部，而令雷演祚再详细陈奏。雷缤祚看到范志完是周延儒的门生，有所顾忌，一直拖着没有再奏。到了五月，他见周延儒被五军都督府与兵部议罪，鼓起勇气呈上第二份奏疏，详细陈述范志完在山东不敢同清军交战，却纵兵掳掠、克扣军饷的罪状，说这样一个贪腐渎职、无德无才之徒，从一个小官员骤升至总督，如果没有其座主这个“大党”做后台是不可想象的。奏疏还说：“若夫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明思宗下旨逮捕范志完。
紧接着，在六月，兵科给事中郝纲又上疏，弹劾已调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吴昌时及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连仲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充当周延儒干儿子的劣迹丑行。奏疏称，凡是内阁票拟，事关机密，他们都事先知道。周延儒是天下之罪人，吴昌时、周连仲又是周延儒之罪人。御史蒋拱宸也上疏论劾周延儒，说吴昌时入周延儒之幕府，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为，赃证累累，万目共见。有一场科举考试，考中的不是周延儒的亲戚，就是用重贿买通关节之人，都是通过吴昌时经手办理的。周延儒之弟周肖儒，之子周奕封公然列名榜上，毫无顾忌，以致白丁和浑身铜臭的汪庶、陈咨稷等人，也夤缘登榜。奏疏最后还揭发吴昌时交通内侍李瑞、王裕民，泄露机密。
对范志完、吴昌时等人的弹劾，都涉及已经退休的周延儒，明思宗决定查个水落石出。他先召雷缤祚进京，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初八日在中左门召开御前会议，令其与范志完当面对质。对质中，明思宗特地问雷缤祚，疏中所说“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指的是谁。雷缤祚回答说，指周延儒。并且，进一步揭发周延儒招权纳贿的罪行：起用废籍、清理狱囚、蠲免租税，皆以为己功；借考选科道官之机，网罗门生；卖官鬻爵。凡是想求得官职的，都得先向其幕僚董廷献行贿。欲求巡抚、总督之职，得先送上2条玉带、13颗珍珠。如获成功，再给周延儒家送上巨额贿赂。明思宗大怒，将董廷献下狱，并将范志完处死。
七月二十五日，明思宗又穿上素服，带上太子朱慈烺和定王朱慈炯，在中左门亲自廷审吴昌时。吴昌时是浙江嘉兴人，有干才，曾为复社的发展和周延儒的复出出过力，被周延儒倚为心腹。但他为人贪墨而自傲，结交厂卫，把持朝政，同朝官员都忌恨之。廷审开始时，明思宗声色俱厉地喝令他上前，诘问其交通内侍的罪行。吴昌时矢口否认。明思宗命御史蒋拱宸当面对质，不料蒋拱宸为廷审的森严气氛所吓倒，匍匐在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明思宗将蒋拱宸斥退。吴昌时更加有恃无恐，说皇上想以此罪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但要臣屈招，则实不能。明思宗命锦衣卫用刑。辅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劝阻，说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乞将吴昌时交司法部门审讯。明思宗不听，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如果离开这三尺之地，谁敢依法从公审问？蒋、魏二辅臣只好退而请求不要在殿陛之上用刑，说此诚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明思宗却说吴昌时亦三百年来未有之人，坚持让内侍对吴昌时用刑。吴昌时的两条小腿皆被夹断，呼号之声响彻殿陛，直至昏迷，不省人事。在场的大臣私下叹息道，国家元气尽矣！明思宗命人将吴昌时拖进锦衣卫诏狱，不久传谕以“把持朝政，奸狡百端”的罪名将其处斩。
在廷审吴昌时之时，有的大臣议论，说吴昌时不过是幺魔小吏，何必如此大动干戈？明思宗回应道，吴昌时是幺魔，难道周某也是幺魔？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狠整吴昌时的目的，是为了整治其后台周延儒。《明史·周延儒传》就说，明思宗廷审吴昌时之时，“始有意诛延儒”。果不其然，不久他就下旨，令锦衣卫派差役把周延儒从宜兴押解来京候审。
周延儒在家乡得到消息，预感此去必是凶多吉少，一把大火将他贮藏珍宝的三楹楼阁烧个精光。然后收拾简单的行装，由锦衣卫的差役押解进京，关押在崇文门外头条胡同的关帝庙，次日转移到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周延儒上疏乞哀，明思宗坚决不答应，命三法司在3天内审议定罪。大理寺卿凌义渠主张从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和刑部尚书张忻主张从宽，后来采取折中方案，作出将周延儒发配边疆充军终身的判决。明思宗认为判罚过轻，亲自拟旨：“姑念首辅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处勒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辅臣蒋德璟等纷纷为之求情，明思宗说，“勒令自裁”已是从轻发落。十二月，吴昌时被推出斩首，周延儒在关帝庙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非常惜命，长期服用人参，断气之后四肢仍然温润如生。监刑的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怕他未死，命差役用铁钉钉入其脑门，才回宫复命。
周延儒复出之后短暂的中兴之梦，对于明王朝来说，犹如人之将死前的一幕回光返照。随着周延儒的自裁，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明王朝统治的末日很快也就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