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复社的崛起与周延儒的复出
在科举时代，读书应试、博取功名，是士子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明代的科举考试，生员应试要写八股文，不仅要熟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还要熟练掌握八股的文体和写作技巧。一些士子便想方设法四处寻师访友，互相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以求一登龙门。到明代后期，此风更盛，出现了许多以文会友、切磋制艺的文人社团，尤以江南地区数量最多。其中，著名的有应社、几社和复社等。
应社是天启四年（1624年）由杨廷枢在常熟商业繁荣的唐市镇设立的，而对应社起着推进作用的则是张溥、张采。张溥，字天如，号西铭，苏州太仓人；张采，字受先，与张溥同里。张溥为应社规定了入社的标准：“先与乎其人，后与乎其文。为人之道，有一不及于正者，则辞之而敢就。”他还为应社制定社约，规定“毋或不孝弟，犯乃黜。穷且守，守道古处。在官有名节，毋或坠，坠共谏，不听乃黜。洁清以将，日慎一日”。要求所有成员在家尽孝悌之道，在官恪守名节，不坠落（即不与横暴的宦官之类同流合污），否则要劝谏，不听则除名。应社以切磋制艺为宗旨，经常评选八股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都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以官方指定的程朱注疏为依据。要写好八股文，不仅必须掌握写作的技巧，更须准确理解“四书”“五经”的义理。张溥认为，八股文风靡一时，人们专以应考学习为事，却忘掉了“君臣父子之大行”的“六经之法”，这是招致当今政治和道德颓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尊经复古”乃是改革政治腐败的紧急要务。为此，应社中的一些学者做了专门的分工，张溥、朱隗主攻《易经》，杨彝、顾梦麟主攻《诗经》，周铨、周钟主攻《春秋》，张采、王启荣主攻《周礼》，杨廷枢、钱楠主攻《尚书》。他们集古人之学说，加以批判检讨，力求给入社的初学者以正确的指导。不久，以应社为基础，扩大联络范围，又成立了广应社。
崇祯元年（1628年），张采考中进士，张溥亦以明经贡入京师太学。在京期间，张溥广泛结交江南的江右、浙闽、松江及北方的燕、赵、鲁、卫等地的文社首领，与张采、杜麟徵、王崇简等，结成“燕台十子”之盟。这个同盟打出驱逐阉党余孽、复兴东林的旗号。后来几社的许多名士都参加了这个同盟，因此它实际上也就是几社的前身。
几社是崇祯初年在松江设立的。参与创社的杜麟徵、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都是当时有名的青年才俊。他们的文社起名为“几社”，寓“绝学有再兴之几”之意。这个“绝学”，指的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所倡导的儒家正统学脉。他们认为，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不主张苦读经书，而提倡静坐玄想的顿悟，导致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使儒家经学几乎成了绝学。因此必须再兴绝学，以承继儒家的正统学脉，同应社致力于研讨五经之义可谓是不谋而合的。
崇祯元年（1628年），吴江知县熊开元重视文治，延聘各地文人前来讲解儒学。当地文人孙淳联合吴翻、吕云孚、吴允夏、沈应瑞等，又成立了复社。
崇祯二年（1629年），张溥从北京回到太仓，应吴江知县熊开元之邀，来到吴江，当地的巨室吴翻及沈氏的子弟都从之游学，他也因此与复社建立联系，并调停复社与应社之间的矛盾，促成复社与应社的联合，进而联合江北的匡社、南社，中州的端社，松江的几社，莱阳的邑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黄州的质社，江西的则社、历亭社、席社、昆阳社、云簪社，吴门的羽朋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明清时代山东的别称）的大社等，成立规模更大的复社。在熊开元的支持下，张溥在吴江的尹山主持召开了复社成立大会，宣布该社的宗旨、条规和课程。他在讲演中说，张溥不自量力，期与四方名士共同“兴复古学”，将使来日“务为有用”，因此名曰“复社”。
复社立有统一的条规和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它以研讨八股为宗旨，网罗的大批文士又皆海内人望，文章堪称一流，经常切磋制艺，并通过各地的文社征集文章，编为选集，互相观摩，因此入社的士子常金榜题名。崇祯三年（1630年）乡试，复社成员杨廷枢、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纷纷中举。崇祯四年会试，吴伟业、张溥、夏日瑚、杨以任、马世奇、管正传、周之夔等人也都进士及第。此后，张溥又常利用自己的声望向有关官员推荐门下的弟子，这些被推荐的弟子在乡试、会试中每每名列前茅。据当时人的记载，“赖其奖掖成名者数十百人”，“每一榜发，其中俊伟能文之士，一望便知为复社君子”。因此读书人纷纷请求入社，复社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初成立时的600余人扩增至3000余人，从而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复社除了举行定期的社集，还举办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会，如崇祯二年、三年、五年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其中，尤以崇祯五年的苏州虎丘大会规模最大。除了江南的文人，还有来自山西、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湖广等地的文人，多达数千人。虎丘寺的大雄宝殿容纳不下，还在寺外生公台、千人石等处遍设坐席。人山人海，往来如织。复社的影响迅速扩大，除江浙地区外，还波及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西、山东等地。
复社自拟的条规以研讨制艺、“兴复古学”为宗旨，但它的复兴古学要求“务为有用”，实际上追求的是经世之学。因此，它成立之后，就越来越多地涉足于朝廷的政治。复社自觉地继承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其领袖张溥就公开声称：“吾以嗣东林也。”他主张“以国事付公论”，反对以“私权”来定朝政。他强调，应重视“文人”在议政中的作用，认为“文人之称，尊贵重大，不得轻也”。这样，复社人士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当时的门户之争。官府中与东林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对复社持支持态度，而与阉党有瓜葛的官员，则与复社相对立。
温体仁出任内阁首辅后，力图为阉党翻案而排斥东林，自然站到复社的对立面。“绿牡丹传奇”事件，就是温体仁攻击复社的开端。此后几年，他使尽各种手段，不断攻击复社人士。温体仁致仕后，继为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都不喜欢复社，致使陆文声状告张溥之案迟迟不能了结，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溥病逝还未结案。
复社人士从这一系列事件中逐渐认识到，如无朝中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的支持，复社孤立无援，在政治上便难有作为。复社成员、已升任礼部员外郎的吴昌时给张溥写信，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说正人君子钱谦益遭到诋毁而罢官，文震孟入阁三月被排挤，致使东南君子不断遭到迫害，非周延儒复出不足以消弭灾祸。
周延儒对于自己遭到温体仁的排挤而失去首辅之职，一直心有不甘。他原本是东林党人陈于廷的姻亲，早年在乡里与姚希孟、罗喻义等东林党入关系也很密切。后来因攻击钱谦益而与东林党人结仇，下野之后颇有悔过之心，又逐渐接近东林党人。温体仁垮台之后，继任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继续执行温体仁路线，排挤、打击东林、复社人士。张溥心感忧虑，愤愤不平，但他环顾朝野，看到东林党人或被害而死，或被斥下野，已不复有当年气势，实难重新复起主政，而帮助其座师周延儒复出以阻止温体仁路线的继续肆虐，倒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因此，他私下找到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当即表示答应。于是，张溥便按照吴昌时的建议，决定帮助周延儒复出。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场帮助周延儒复出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人分别出资，筹集6万两银子，贿赂太监曹化淳、王之心、王裕民等，打通关节。吴昌时也四出活动，结交皇帝身边的太监，让他们在皇上耳边吹风，施加影响。张溥则亲自给周延儒写了密信，交代他复出后必须办理的“救时十余事”，包括蠲免逋赋、举用废籍、撤销监守中官、停止宫中操练等。周延儒均慨然允诺，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但是，周延儒能否复出，关键还要看皇上的态度。自温体仁出局之后，明思宗虽然内外兼用，但不论是由翰林进入内阁的，还是由外僚擢入内阁的，没有一个首辅让他感到满意。许多大臣向明思宗推举退休在家的周延儒，说他“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身边的宦官也不断给他说好话。明思宗反复比较，觉得实在找不出别的合适人选，也就表示同意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明思宗下旨，召前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入朝。张至发接到诏旨，想起当年致仕返里之时，明思宗不遣行人护送，仅赐给道里费60两银子，外加一匹绸缎，让他自己乘坐驿站的车船回家，规格只及一般首辅离职待遇的一半，觉得寒心。再回顾崇祯朝诸多首辅的下场，特别是薛国观的赐死，更令他不寒而栗。因此他连上四疏，坚决辞谢。
周延儒在宜兴老家等待着复出的时机。他虽然亟盼能早日重新出山，并已答应张溥等复社人士在复出之后要改弦易辙，但是，当他接到明思宗的诏旨，心情却十分复杂，既喜且忧。喜的是终于盼来复出的时机；忧的是此次重新出山，是否能够善始善终，避免重蹈前任首辅薛国观之死的覆辙，心里实在没底。就在接旨的当晚，他竟梦见已死去十年的夫人吴氏极力劝止他复出，说复出没有好下场。他将信将疑。吴氏说，不信的话，可随我到一个地方看看。周延儒随她前往，见到一个老和尚，脖子上系着一条绳索，吓出一身冷汗而惊醒。不过，首辅的权位对周延儒毕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匆匆收拾行装，告别家人，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启程进京了。一路上风尘仆仆，薛国观之死的阴影始终无法在脑海里抹去，接旨当晚的梦境也不时在眼前闪现。走到山东境内，门生杨士聪来到运河岸边，登船拜谒，他不禁意味深长地对杨士聪说：“自知再来必祸，而不敢不来！”
九月，周延儒抵达北京，出任内阁首辅。明思宗寄予厚望，随即给他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头衔，期望他能力挽狂澜，实现中兴之治。进京途中，周延儒不停地思考着张溥提出的救时十余事。入京后，亢直敢言的御史张肯堂又当面对他提出捐租起废、清理冤狱等急需办理的要务。他将这些意见梳理了一遍，在首次朝觐明思宗时，便滔滔不绝地陈奏自己的施政纲领，强调当务之急是减免农民拖欠的漕粮（明初的田赋以征收米、麦等实物为主，其中东南诸地征收的粮食通过大运河水运北京，供应京师宫廷和官吏的食用，称为“漕粮”。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全国田赋折收白银，但苏、松、杭、嘉、湖五府田赋仍征收实物，以保证京师漕粮的供应）、白粮（明代向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所征供宫廷和官吏食用的额外漕粮，包括宫廷用的白熟粳、糯米17万余石，各府部官员用的糙粳米4.4万余石，由粮户解运京师），减免民间历年拖欠的租赋，减免遭受战乱与灾荒地区今年的田赋，赦免流罪以下的人犯，召还因进谏而罢免的官员，起复诖误举人，扩大取士名额等。明思宗感到非常满意，逐一允准，并赐宴为他洗尘。宴罢，周延儒起身离去。明思宗退入宫中，面带喜色地说：“还是他做！”孟冬十月，在祭祀太庙之时，见天气晴和，阳光灿烂，明思宗满面喜气地对近侍说：“周阁老毕竟（是）有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