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 [4]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事实上，他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培植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 [5] 而湘籍的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称作“湖南团体”； [6]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地域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纠纷冲突中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7]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例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 [8] 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视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
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 [9]
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
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 [10]
但在二全大会上，并没有见到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他省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作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对此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 [11]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 [12] 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 [13]
这也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成形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冲突立即凸显。一旦其他省籍的党国领袖要求重新分配“党权”，挑战“党统”时，自然引起“得了国民党”的粤籍领袖的集体反抗。在粤籍领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党内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