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事业发展的基础却是在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担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 [14] 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开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做“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十分微妙，他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当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 [15] 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李济深接任不久，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廖案前是梁鸿楷部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笔者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这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虽说人们常常把粤、桂两省统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 [16]
廖案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他不仅驱走了党内粤籍政治领袖胡汉民，还迫使粤籍军事领袖许崇智交出军权。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原本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为党内二号人物，成为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常委。此后，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了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这自然不错。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事件背后的地域观念及其重要影响：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 [17]
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道：“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角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 [18] 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 [19]
中山舰事件之后，党内重要粤籍领袖胡汉民、汪精卫均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充分利用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例如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最终还是选举了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20] 但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会上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21]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同样持有这种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曾对蒋的举动表示强烈的愤慨。据张国焘回忆：“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 [22]
而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23] 鲍罗廷为了拉住蒋保持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24] 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刚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同刚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的合作要求，还下令“拿办吴铁城”， [25] 并挤走孙科、伍朝枢。 [26] 随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同时被免职。这些人都是清一色广东人。迫于形势，隐居广州的汪精卫不辞而别，受鲍罗廷的打击胡汉民也悄然离穗。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此时几乎全被逐出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了广州的形势：
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是同冯玉祥谈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 [27]
尽管鲍罗廷对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两派之争为出发点的，并划分出一个中派，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鲍氏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原来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被迫离开广东。从此，广州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着手准备北伐。
当时，张国焘对蒋介石的积极北伐，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 [28]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却不随军行动，而是坐镇广东。第五军更是一兵未出。以往的研究对第五军的力量大都忽略不计，尽管第五军力量最弱，但同朱培德的第三军相比，实力也仅相差一个营。 [29] 第五军留在省内，或许更多的因素是地域观念造成的。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就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 [30]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迁都之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 [31] 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孙科曾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在党内实行专制：
自去年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议决整理党务案，因为时局的要求，变更了总章的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内产生一个主席……照法理论，本来主席权限也是很小的。照这次全体会议决定的主席的任务，是作会议时之主席，保存党员名册和督促党务进行。除此以外，主席便没有什么任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容易脱了封建时代的思想的……不知不觉之间要弄到主席的权力变成很大，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这在做主席的人，原本没有这种观念的，但因为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这是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所意料不到的。 [32]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孙科的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了解详情。“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 [33]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尚浅，难以服众。正是基于这种“不满”和“不服”，才导致孙科在反蒋过程中表现出许多极度左倾的言行。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在党内历史地位更高的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但此时的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南京开府后，武汉方面自然愤怒异常，第一个提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就是孙科。 [34] 在此后的宁汉对峙中，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