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讨论政学系都有哪些人，最绕不过的核心人物就是黄郛。可以说黄郛是政学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无论是时人公认的政学系要角，还是很少被纳入视野的一般成员，都与黄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下野赋闲。自1929年元旦开始，他取其夫妇（黄膺白、沈亦云）名字的最后一字，以“白云山馆主人”的名义留下一部日记，一直记到他去世。这部日记第一周中记到的交往人物，即可大致勾勒出政学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1月2日，颜骏人自津来会，午后杨畅卿及炎之夫妇来谈。
1月3日，早餐后出访孙慕韩、于右任、张镕西诸君；又孟和、郑女士毓秀、孔廉白诸君来会；晚熊司令天翼邀饮，同座有朱益智、邵力子及各家属。盖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济案中之共患难者，而我与熊、朱三人骑马出南门之情况，至今回首，思之犹历历在目也。
1月4日，午后熊天翼君来谈上海特别市事，意甚恳挚，乃出前数日因此事致岳军弟函稿与阅，彼始了然于我之地位……晚间焕章来电（党家庄别后已八阅月而未通只字），请出主持导淮事，忽嘱担任沪事，忽又邀我赴宁，政府中人之不接洽不致密，真是出人意外。
1月5日，午后杨畅卿来谈，乃共商定复焕章电。
1月6日，晨起练拳剑后得介石来一歌电……傍晚遂复一电。
1月7日，早餐后文钦来谈三点：一，出处要慎；二，私交要顾；三，国事不能放手。颇可参考……访熊天翼于其私邸（紧邻），彼又哓哓劝出任上海市不已。
1月8日，晚间六时半宴客如下：颜骏人、孙慕韩、周季〔寄〕梅、张镕西、杨畅卿、张公权、林理源、陶孟和、朱炎之、金纯孺。餐后杂谈新约及财政等各端，至十一时散。 [23]
从黄郛一周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与其交往密切的几种政治势力。
一是张群、熊式辉、杨永泰。这三人被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二是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浓的党国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黄郛日记中称“益智”）。再有一位就是与黄郛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焕章）。
三是北洋旧人，包括政界和金融界两部分。政界有颜惠庆（骏人）、孙宝琦（慕韩）、张耀曾（镕西）；金融界的有张嘉璈（公权）。
四是教育界的陶孟和、周诒春（寄梅）等。
先谈第一组人同蒋介石的关系。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是结拜兄弟。1926年，蒋介石率部北伐前，特地招他的盟弟张群前来效力，任命张群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介石又请他的盟兄黄郛协助北伐军底定东南。黄郛一到南昌，即通过中国银行“透支100万元供国民革命军军饷”。 [24] 另外，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可以说黄郛也是功不可没。但黄郛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市长。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黄郛也辞去市长一职。张群则陪同蒋介石赴日本，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时的翻译就是张群。 [25] 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发生后，黄郛负责处理善后，张群则赴日本协助。在处理济南惨案的过程中，黄郛代蒋受过，引起国人不满而辞职下野，蒋则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熊式辉为上海特别市警备司令。1936年黄郛病逝后，所有政学系成员与蒋的关系大都由张群继承。在公认为政学系的诸多人物中，能够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唯一与蒋善始善终的就是张群。
第二组人物，在国民党内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派系色彩不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籍国民党人的历史渊源不够深厚。虽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政学系成员，但此后大都同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准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系；陈仪（浙江人，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北说服张学良，此后接张群任上海市长）、黄绍竑（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和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渊源。因此，常被年青一代的黄埔、CC系或党内反蒋派视为准政学系成员。
第三组人物，主要是北洋旧人，基本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其中颜惠庆、孙宝琦、张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颜、孙两人出任过外交总长，张耀曾当过司法总长和北大教授。他们都是因为与黄郛的关系，开始接近南京政权。特别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蒋介石在解决对日交涉时，不得不依靠这批外交界的专才，陆续聘请颜惠庆、顾维钧等人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据颜回忆，委员会由宋子文负责，“我与宋氏尚属初次见面”。 [26] 第二年，颜、顾两人正式加入南京政府工作。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外交界的这批北洋旧人，却很少被视为政学系成员。
这一组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金融界的张嘉璈。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权之所以能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广东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张嘉璈。以往学界对蒋介石与江浙资本家的研究已有很多，细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同民族资本的联系，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方面，很少有工商资本。特别是在南京中央政权对国家金融尚未控制之时，更加看重和依赖金融资本。
中国的金融资本，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最著名的银行莫过于“北四行”和“南五行”。“北四行”的中坚是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核心人物就是两行总经理吴鼎昌和周作民。“南五行”的核心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张嘉璈、钱永铭分任两行总经理。因此，时人称北四行主持人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正统的金融资本”，南五行为“政学系官僚资本的核心”。 [27] 他们在北洋时代即与黄郛有着密切的往来。蒋介石能同他们建立联系，黄郛功不可没。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上海不久，即依靠黄郛引荐，结识了这批金融资本家。3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道：“（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元培）、膺白诸同志来见，谈党务。（虞）洽卿、（陈）光甫、（钱）新之、（陈）蔼士兄来谈财政委员会之组织。” [28] 正是有了这一批人的大力支持，蒋介石才有本钱同武汉方面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 [29]
第四组教育界人士。他们与蒋介石和政学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非常不足。黄郛在此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特别是黄郛日记中提到的陶孟和，对此后政学系的形成贡献最大，他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著名人物：翁文灏和吴鼎昌。
提到陶孟和，不能不提钱昌照。他们两人和黄郛是连襟，关系自然密切。陶和钱两人前后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钱昌照经妻兄沈怡推荐，开始给黄郛当机要秘书。“当时黄郛打算让陶孟和当外交部次长，陶孟和是一个学者，不愿搞政府实际工作，推荐蒋廷黻。”蒋也不愿担任，黄郛后来找杨永泰等人才组成班底。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外交部长，经张群介绍，钱昌照任国府主席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外交的文件”，“蒋每天下午见客，我（钱昌照——引者注）都陪同”。1930年春，钱曾代表蒋介石到北平处理清华大学因反对CC系吴南轩任校长而引发的学潮。后经陶孟和推荐，钱昌照报告蒋介石提名翁文灏代理清华校长，从此结识翁文灏。1930年，蒋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长，先后任命陈布雷和钱昌照两人为教育部次长。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钱昌照为蒋介石“联系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外，陶孟和还特别推荐吴鼎昌，称其“能说善道，甚有用”。钱即请吴“同蒋见面，讲经济问题。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显示了他的才干。”“从那时起，蒋很看重吴。吴在北方办银行，有蒋作后台，对他很有利。吴背后还有《大公报》，蒋当然很感兴趣。吴还介绍何廉同蒋在庐山见面。” [30] 与此同时，钱昌照还介绍翁文灏给蒋介石授课，蒋介石在日记中讲道：“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31]
钱昌照还向蒋介石推荐了王世杰。王世杰同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钱任教育部次长时，王世杰是武汉大学校长。他每次来南京都找钱昌照帮忙解决学校困难。据钱昌照回忆，“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时，提出一个阁员名单，讨论时只有蒋、汪和我三人。名单大体可行，只有所提教育部长褚民谊，蒋不赞成，因为褚当时名声不好，不宜当教育部长。蒋考虑改换一个人。我说如果换一个同汪合不来的人，是不行的，我想到王世杰同汪还不坏，因此就建议由王世杰做教育部长。” [32]
在第四组名单中，还有周诒春。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周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任清华学堂校长，为清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代理过燕京大学校长。20世纪20年代初，周先后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全国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当选过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在此期间与吴鼎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长期追随吴鼎昌。吴鼎昌经陶孟和介绍参加国府，任实业部长，周任常务副部长；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周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直到抗战胜利。周诒春和陶孟和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职务，即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周还一度担任基金会总干事。该基金会主要负责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在教育界影响重大。1932年以后，教育界众多精英加入政府工作，多是通过周、陶两人介绍给钱昌照，再引荐给蒋介石这样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
经陶孟和、钱昌照的引荐，1932年翁文灏和吴鼎昌同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任秘书长。能将翁延揽纳入政府工作，蒋介石相当得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 [33] 1935年底，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即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此后陆续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和南开大学教授何廉。
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三编委之一（其他两人是丁文江和胡适），《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撰写了大量时政文章，同时还为《大公报》撰稿。据蒋廷黻回忆：“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的原则。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1933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因为他们两人都未说明是谁安排我和蒋见面的，所以我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安排的。”和蒋廷黻一同上牯岭的还有何廉，参加会谈时除了蒋介石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蒋介石即任命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 [34] 次年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即由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 [35]
何廉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又曾是南开大学的同事。1929年蒋廷黻去清华任教。第二年何廉在南开创办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设有独立的董事会，董事长是颜惠庆，董事中有许多国内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嘉璈等人。据何廉回忆：“对于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在这些银行的经理之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 [36] 而吴鼎昌和周作民就是前两家银行的总经理。
上述四类人中，前两类已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两类涉及的外交、金融、教育界等众多人物，都是蒋介石政权所急需的专业人才。1932年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时，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失败为外交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 [37] 与黄郛交往密切的这批人，正是蒋政权建设最需要的人才。
教育界的这批精英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知识界一度围绕“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参与这场争论者，大都有英美留学背景，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大学教授们 [38] ，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刚好就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蒋廷黻、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代表，胡适、陶孟和是“民主”派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一群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会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还选择支持独裁与专制？看似不可理喻，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面前，寻求了不同的“救国”之道。正如胡适在1935年元旦发表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中所言：“这个问题的发生，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国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觉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寻出一条统一的捷径。”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的《革命与专制》一文，“他的主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地指出，革命的动机无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连累国家失地丧权”。因此他主张“必须先用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39] 蒋廷黻等人倡导的“专制建国”主张，同蒋介石此时推行的“攘外安内”政策，刚好不谋而合，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这一派纷纷参加政府工作。知识界的两派精英虽然观点不同，但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分歧只是选择方式的不同，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等主张民主的一派，也纷纷加入政府工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贡献一己之力。
事实上，这批教育、外交、金融界的精英，无论在朝在野，彼此间的联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在此仅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该学会以倡导国民外交，抵抗日本侵略为宗旨，其十余年来仅有的数十名会员中几乎囊括了上述精英，胡适、丁文江、周诒春、徐新六、吴鼎昌、何廉、陈光甫、蒋梦麟、陶孟和、王云五、张嘉璈、周作民、颜惠庆、黄郛、钱永铭、董显光、钱端升、周鲠生等人都是该会会员或执行委员。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