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学系的形成期，大致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核心人物是黄郛，而在外间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永泰。
黄郛虽然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是辛亥元勋，又同陈其美、蒋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视为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是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尽管黄郛等人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参加政府工作，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们大都远离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吏。此外，黄郛、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有留日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时期，被党内反对派和其他政治势力视为亲日派，加以打击。
此时，政学系诸人对政权的控制，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杨永泰，为实现“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先在“剿共”区域改革原有行政结构，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并在其他各省也相继推行。为增强南昌行营辖区的行政效率，杨规定“分区设署”（指在县长以下增设区长）、“合署办公”（指省政府），并裁减各级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这些行政专员人选的任命和裁减，多是由杨永泰签请，以蒋介石名义交到各省执行。一度南京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十个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1934年2、3月间还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为杨永泰——引者注）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 [41] 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由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并付诸实施。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深得蒋的赞许和信任。
在众多口述回忆史料中，熊式辉的亲信王又庸，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政学系的中层骨干。王曾先后追随熊式辉出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战后东北行营民政部长。王又庸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学系时曾写道：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它的活动全部体现在三个主要人物——杨永泰、熊式辉、张群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人的勾结或“单干”的活动之中……曾有人粗作估计，说这批人数有40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有人说，杨永泰死后，新政学系分子逐渐减少了，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层分子则逐渐增加，也是事实。 [42]
因此，笔者认为，“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从1933年杨永泰出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开始被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熊式辉等人所任命的一批官吏，官职最大者也不过是省民政厅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其他成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且与此后的政学系成员交集不多。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此后，其成员大都脱离政府，四散海外。
国民党五全大会，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没有汪精卫、胡汉民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全会以决定政治、党部各负责人选，异常令人注意。”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接掌行政院长，全面改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黄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界、学界精英。“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闻顾亦不就），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参加此次全会并对CC系抱有同情之心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一度将新政府视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混合的亲日政府”，并认为新政府的“杨（永泰）等适能代为计划亲日以免目前之危者，因乃见重于蒋”。 [43] 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国民党内相当普遍。或许是为了平衡与CC系的关系，蒋介石并没有让杨永泰加入中央政府。五全大会后，蒋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遇刺身亡，不久黄郛因病去世。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上层骨干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和专业知识，与国民党缺乏渊源但受到蒋介石重用。因此，党内各派势力对其一概以“政学系”视之，并加以反对。正是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他们彼此间更为相互依靠，关系密切，很快在南京政权内部形成了一股新兴力量。而接替黄郛，代蒋介石负责联系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从此，张群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
那么，此时的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院会中，因为每个与会的人均有机会发言，而时间有限，发言人绝不可浪费时间，言词要清楚，简单扼要，而且要争取他人的好感。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 [44]
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而何、孔两人在国民党内没有一个以他们为首的相对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对不易同政学系形成对抗。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此，政学系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纵政权以及人事任免。此外，为了“争取他人的好感”，政学系成员在涉及政府重大问题前，事先都充分交换意见。在此仅摘录几段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的日记：1936年2月22日，“与吴达诠（即吴鼎昌）、蒋廷黻谈六年计画工作方法”；1936年5月23日，“访吴达诠、周寄梅……谈预算事，报告于蒋”；1937年1月12日，“与何淬廉（何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钱昌照）、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 [45] 可见在讨论重大问题之前，政学系成员之间大都先进行了详细的内部沟通，再呈报蒋介石，寻求支持。
1936年8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接任政务处长的是蒋廷黻的朋友何廉。何廉上任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的非正式会议上”，蒋介石交给何廉的第一项任务是要他研究：“一，现有政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二，当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工作；三，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经过深入调查，何廉发现尽管行政院下设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但同时还有张静江负责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宋子文控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是翁文灏）。上述三“部”、三“会”分别负责国家建设，彼此之间毫无协调，“例如，公路建设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交通部虽说理论上负责，实则什么也管不着。公用事业理应属于实业部处理，但始终集中在全国建设委员会手上。”为此，何廉建议将三会取消，将其职能并入新的机构。据何廉回忆：“我把此事和内阁中我最合得来的三位部长吴鼎昌、张嘉璈和张群说了说。张群显得合作而开明，他和委员长过从甚密，是四位所谓把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看来张是明确地支持我的设想的。三人都对我的建议表示很大的关心。”“我和内阁的许多成员进行过讨论，只有财政部是例外。他们始终不合作。”不久因西安事变爆发，何廉的计划暂时停滞。 [46] 不过，从此事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难看出政学系对政权的影响力度和控制能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度回奉化老家休养。1937年1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南京准备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赴奉化与蒋介石会面，向蒋表示“甚欲主持经济”。 [47] 这自然引起政学系诸人的紧张。因为在“党国体制”下，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全会的通过才可付诸实行。而在南京中央的政学系诸人除张群外均非党员，无权出席会议。何廉对此曾回忆道：“那时委员长还在奉化。翁文灏和我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如张嘉璈、吴鼎昌等这些政府里的‘装饰品’们，并不清楚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 [48]
于是，政学系诸公加紧活动。1月12日晚，翁文灏“与何淬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两天后，翁文灏亲赴奉化见蒋，建议“扩大经济建设，并有一定组织”。 [49] 18日，经过翁、何等人的游说，熊式辉也赴溪口同蒋介石“谈经济建设及汪精卫先生意见”。蒋介石听后即命熊式辉“立即起草”相关文件，熊式辉回答道：“俟回京后与关系诸人商办。”第二天蒋再指示熊“经济建设方案原则，又谈及社会及经济人才问题”。熊式辉一到上海，“即约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杜重远（记者）、张嘉璈、王又庸（时任四川省民政厅长）、张君劢（国社党主席）等八人”，“谈经济建设问题”。 [50] 24日，翁文灏再与何廉“宴请熊天翼、吴达诠、张公权、卢作孚等，讨论经济事业之组织。吴拟于军委会内设经济署，连系其他各部会”。 [51] 27日，蒋介石亲笔致函翁文灏，“嘱速拟办法，三中全会后颁发”。 [52] 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精卫热心经济，其实非其所长，人事甚难安置。” [53] 2月12日，熊式辉“赴京出席三中全会，拟携经济建设方案就便与关系方面再加审定后呈送蒋公。” [54] 22日，全会通过《中国经济建设方案》。这年年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最终按照何廉当初的设计，将建设委员会全部、经济委员会的一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第三、四两部，工矿、农产两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及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等并入经济部。任命翁文灏为部长、何廉为常务次长。 [55] 原实业部长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经济中心由沿海移到西南。此后，政学系为控制经济命脉，特成立“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据翁文灏日记载：其“董事会会议，到者张岳军、张公权、川康滇黔四省主席代表。追认张公权、何淬廉为所长，岳军、公权及余为基金保管委员。”此后，“西南经建研究所开会，张岳军言，分别计划川康经济事已奉蒋批准。” [56]
尽管政学系并没有明确的组织，但彼此之间互为奥援，事前相互商量，事后相互提携，使他们能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相抗衡，并控制政权。再有一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尚在苏联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负责接收东北。20日熊式辉回国当天，即“分别访吴鼎昌、张群、吴铁城、张治中等接谈受命东北事”。21日“何廉交来东北人士调查名单及行政长官公署编制”。22日“与张群、沈鸿烈、何廉谈组织行营、东北省份重划、经济主管人选等问题。由张群代发电致犹在美国之张嘉璈速驾。”24日“约会吴鼎昌、张群、沈鸿烈等商谈主席交下各方荐举东北各省人选名册”。26日“王世杰来谈东北各项有关接收问题”。 [57] 由此可见，自熊式辉接任东北行营主任后，他第一时间约见的人几乎都是政学系的成员，通过政学系成员间的相互推荐，以求控制人事任免等大政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