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 [36] 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形成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为什么胡汉民要选择广东作为首先发难的地区？
首先，胡汉民同广东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广东人，民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广东都督，并多次主持广东省政，同广东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此次策动反蒋的核心人物是古应芬，也是广东人，长期担任广东要职，同广东当地军、政、财界关系密切。“陈炯明长粤，古湘芹曾任政务厅长……与邓铿、朱执信两人过从最密，朱、邓先后遇害，两人之部属均归依湘芹，故颇获军人之支持……李济深得湘芹之助，接统所部，陈伯南、张向华（张发奎）、陈铭枢等均属之。” [37]
其次，陈济棠是依靠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携才得以控制广东军事大权的，尤其同古应芬关系密切。“1922年，陈济棠是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一个团长，滇桂军东下，陈炯明败退东江后，古曾向孙中山保举陈济棠为旅长；以后，陈济棠奉派赴苏联考察，回国后重任第十一师师长，古也与有力焉。” [38]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前，蒋介石囚禁李济深，正是经古应芬的力荐，陈济棠才得以接替李济深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控制广东全省的军权。他们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39]
第三，中原大战结束后，除张学良外，陈济棠在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武装势力中力量最为雄厚。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难以受到蒋的信任。当各派反蒋武装被击败前，蒋对他无力顾及，暂时采取安抚态度，但仍实行牵制政策，任命另一名粤军重要将领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政事，以分陈济棠的权力。这自然使陈济棠难以自安。他自掌握广东军权后，积极扩充实力，利用蒋急于消灭桂系的心理，并乘中原大战之机，向蒋多要军费，扩编军队，仅两年间便把军队发展到15万人。对于此事，蒋介石曾在南京中央党部的报告中愤怒地说道：
中央在广东每月的收入，完全提给他（指陈济棠）做军费，这还不够，还要在广东省收入项下提款。他的军队，一共只有五师人，照中央规定的军费算，不到一百五十万，每月便可发清全饷。现在陈济棠每月却要领四百三十万之多。以中央军队比较起来，差不多已在三倍以上。这四百三十万的中央军费和地方经费之外，还有在广西所占领的地方，亦有八十万，也不由中央支配，不报告中央，合起来大概有五百多万。 [40]
特别是“陈指挥下还有海、空军，尤其是空军，实力仅次于南京，比张学良的东北空军实力还强，更是陈济棠手上的一张王牌。” [41] 1930年，他又乘陈铭枢所控制的十九路军离粤北调参加江西“剿共”的机会，逐步巩固了在广东的统治。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 [42]
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 [43]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 [44] 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
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45]
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 [46]
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落入陈济棠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