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 [47] 据周一志回忆：
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 [48]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并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近，这一切明显增加了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政治天平上的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立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 [49]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 [50] “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 [51]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 [52] 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 [53] 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 [54]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 [55]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 [56] 甚至连胡汉民都欲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曾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 [57]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 [58] 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
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 [59]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他自山西出逃，途经雁门关时，面对长城古迹不禁感慨万端，曾赋诗一首，以示其心中的伤感与苦闷：
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
胜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
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60]
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以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 [61] 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 [62] 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扩大会议”期间的同盟军）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 [63]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