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 [1] 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的。但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是否继续同粤方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2]
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讨应付时局对策时，还毅然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又期民众信仰本党，甘受本党领导，共起御侮也。”当晚，蒋介石即电嘱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 [3] 对蒋氏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18日，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
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 [4]
第二天，陈铭枢再密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之态度：
汪先生云粤方萧、邓等极反对沪和约，经哲生调解，现决定选举可依和会所拟定办理，惟仍坚持蒋不表示下野，则不到京开会。汪现拟办法两项（一）俟选举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来沪，计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则占多数；（二）即明电粤方力争维持和会到第一次全会解决之原议。惟后项恐即决裂，反因此失事，故决照前项进行，电催迅速选举，并一面密电哲生明告自己之态度，以促哲生之离粤。 [5]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联络汪精卫，李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其中一则电报云：“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所见甚是，望商于介公。” [6]
但蒋介石一度想要放弃中央权力的举动，遭到了宁方内部的一致反对。甚至连他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黄郛在11月18日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 [7]
11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一段与部属讨论时局的有趣对谈：
上午会客，为议决案与选举案，甚费心力。稚老以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蝉脱壳之计，真如愤怒，与之大争，必以精卫为诚意。其实过与不及，皆错误也。稚老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故其对人亦以不良度之。余则与之相反，终以人人为可信也。下午到大会说明外交方针与决心，承众赞成，又大多数动议大会对余奖勉案，余以对党国、对人民、对先烈，皆有愧色，诚所谓罪孽深重之时，何复言功？不如由余自写悔过书，力请撤消，乃准。 [8]
蒋介石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够左右局面，这是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得到陈铭枢等人的详细密报后，蒋判断粤方内部势必分化。除此之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 [9] 一旦明确了汪、孙二人的意向，广州四全大会所能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大会闭会，幸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一难关，今既渡过，是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 [10]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11月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 [11] 为此，蒋在内心就是否下野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几段日记中，我们不难读出蒋氏此刻痛苦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能解决，则余之下野则不失为革命者立场。以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惟国人不谅，且干部阻止我北上，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苟安于一时。呜呼！国弱民愚，衰老与幼稚之民族病实无救药矣。若不于外交上得一确切取消不平等条约，则中国不亡等于亡矣。 [12]
（12月4日）此次失败之原，在于对老奸严拒，所以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倒蒋，此其一。其次，对于学者及智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季陶虽弱，但能共同奋斗，此外竟无为公为友之人矣。 [13]
（12月8日）与（叶）楚伧等谈外交方针，益之（朱培德）以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两途。余言战败则以全国殉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一时虽有身败名裂，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彼甚赞余说。余恐国民精神散漫、衰弱，先和以后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耳。中大学生枭张已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当此存亡绝续之交，而党内又不一致，衰老与幼稚二病弥漫于左右，焉得不使其领袖拖泥带水以毙也。时危至此，而发一命令与通电，非经余亲手大改不能示人，其他如革命纪律与国难会议条例，更无人能出一主谋以助之，人才缺乏而又不能自由用人，此事之所以不成，而国之所以败也。 [14]
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按上海和会决议，四全大会后，“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现下野诺言，为此，粤方四全大会于闭幕当天邀集所有历届及新选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主席，“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此时仍不愿同汪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表示：“微（5）日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 [15] 而蒋介石则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12月5日，蒋派何应钦、邵力子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 [16] 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 [17] 汪又致电阎锡山，称：“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非协力共存不可。” [18]
就在汪精卫同陈铭枢会谈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时，曾想采取极端措施：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以此打击粤方所谓的“党统”。他当众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借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 [19]
蒋氏此举大约是受其盟兄黄郛的影响。12月4日，黄郛致蒋介石一封亲笔长函，力劝蒋不可辞职，并建议取消党治，结束训政，早行宪政。“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一，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由弟一手贯彻完成；二，举国民对党之嫌怨与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三，对目前外交问题，民选国会既与中央党部共同负责，则和战之责，国民自然与党共负之……五，因组党之自由，不特党外人才有机发表政见为公开之讨论，即党内人员亦感于网罗人才之必要，而党务可不致腐化。” [20] 蒋得黄函后，第二天复函表示：“手示敬悉，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而弟之去留问题，决不轻易断行，要以党国之利益为定也。” [21]
由此可见，蒋介石实在不忍交出政权。而吴稚晖马上提醒蒋道：“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蒋“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稚晖之言“尚有深见也”。 [22] 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的气焰，但同时也危及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 [23]
12月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24] 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
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 [25]
而此时极力拆粤方台的却是汪精卫。李石曾12月11日电吴稚晖云：
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关于妥为布置一节，明日到京面陈。 [26]
第二天一早，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蒋介石商讨进退问题时，首先表示对陈铭枢的怀疑。李石曾说：“真如亦有劝钧座辞退之言，吾以真如为可疑也。”而蒋则答道：“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下午，蒋召集干部继续研究进退问题。据蒋日记记载：
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未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事群方庞杂，主张不一，而又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惨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 [27]
尽管蒋介石对何应钦、陈铭枢极度不满，但他也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于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
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28] 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 [29] 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称：“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 [30] 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 [31] 并复电胡汉民表示：
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 [32]
冯玉祥在日记中还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 [33]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 [34]
同日，粤方得知蒋决定下野消息后即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 [35]
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
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 [36]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请求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6日，中执会核准张氏所请，改任张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至此，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述韩复榘效忠之意电，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蒋电称：
向兄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等语。 [37]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 [38] 为了减少“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 [39] 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 [40] 另据《黄郛日记》，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 [41]
在蒋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 [42] 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此时蒋所依赖的最大本钱黄埔系军人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其中尤以刘峙的效忠电最为肉麻：
敬悉钧座辞退，不禁感慨万端，涕泣交下。忆职自追随钧座，甄陶爱护，无微不至。一日失所依恃，有如婴儿之失慈母，怅触之情，何以为怀。惟有始终以钧座之心为心，以钧座之意为意，勉竭驽骀，借报殊遇。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万恳钧座仰遗职等，仍如常训示一切。职誓当督率所部，绝对服从钧座之领导。 [43]
蒋介石在刘峙电报上批复道：“本党革命主力，全在河南。请兄勤慎奋勉其志。” [44] 此外，胡宗南的效忠电报则颇有价值，除向蒋表示“全军彷徨，立请指示方针，以慰众望”外，还建议蒋：“请迅令戴笠同志急组联络组，以联络各地忠勇同志为目的，为在野时间的领袖与干部联络的惟一机关”。 [45]
唯有陈诚来电中的态度稍显消极，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在下野前秘密处决了邓演达。邓氏曾协助蒋创办黄埔军校，在黄埔军人中有较高威信，同陈诚私交尤为密切。1930年，邓演达联络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志在“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 [46] 行动委员会虽名为国民党内的一个左派组织，但仍被改组派视为“共产党右派”。 [47] 甚至有人直接称其为“第三党”，邓也不否认，并在蒋政权内秘密活动，除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与蒋控制的黄埔同学会对抗外，又派人到陈诚的十八军活动，希望依靠陈诚的关系反蒋。 [48] 黄埔系是蒋最重要的力量，而邓演达的特殊身份，能直接威胁蒋氏的基本队伍，这是蒋最不能容忍的。早在7月间，蒋即密电陈立夫，指示：“邓演达在沪活动，非设法拿获不可。望速设法，或派黄埔生为间谍亦可。” [49] 8月18日，邓演达在上海租界被捕，立即被引渡到南京，蒋介石在邓案上亲批八字：“煽惑军队，扰乱邦家”。 [50] 蒋于下野前将邓秘密处决，消除了这个在他看来最大的隐忧。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邓演达之死，是由于陈诚的出卖，并引起一批当事人的争论。 [51] 笔者在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中查到陈诚获知邓演达被捕后，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的电报，而蒋也复电表示“宽大办理”。当陈诚得知邓被处决后，一度心灰意冷地致电蒋介石请求辞职：“顷接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死刑，人亡国危，痛澈肺肝，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耿耿内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蒋介石当日复电表示不准辞职，并称：“革命可否为私情而忘公？又今既证实择生有叛党乱国之罪，而不能伏诛，则纪律不张，何以革命。望勿以私害公，为友忘党，并勿再作如此离职之言，有负职责也。” [52] 但陈诚仍复电表示：“惟职之出此，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并进一步解释道：“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 [53]
面对外辱和痛丧挚友邓演达，陈诚于订婚七周月手书“国仇友恨”
当然，陈诚终归是蒋的心腹干将，不能仅仅斥责两句而不管。此前半年，宋美龄将谭延闿的女儿谭祥认作干女儿，做媒许配给陈诚。 [54] 原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结婚。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电陈诚告以“当此国难方殷之时，结婚以暂缓为宜”。 [55] 此时，内心痛苦不堪的陈诚在江西吉安军中手书谭祥：“今天是我俩订婚七周月，国仇友恨，岂堪回首。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不复何憾？” [56] 随后，他即离开部队赴上海休养。为了尽快安抚陈诚，蒋介石在接陈诚辞职电10天后复电表示：“元旦结婚，专此恭贺。惟沪上为繁华之地，一切务从节俭为宜。”同时电告在上海的宋子文“请代送贺仪五千元”，并另送结婚“礼物约价千元之数”。 [57] 此后，陈诚对蒋仍忠心不二。
除黄埔军人外，一些非蒋氏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如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58]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也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如龙云电称：“顷阅删电，惊惧殊深。个人去留事小，国家安危事大。拟请再贾余勇，迅筹安内攘外之功……滇省此后当取何方式？” [59] 蒋介石复电龙云表示：“本党环境至此，中不能不辞职引退，惟有以在野之身尽匹夫之责而已。请兄努力整理，先固滇围，以保西南革命之根据也。” [60]
12月19日，蒋介石与宁方干部会商时局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党，革命条件无一完备，威信既失，焉能再望其领导革命，余意非力自振拔，无以为党，故决心退出也。” [61]
第二天，蒋介石同陈布雷讨论今后党务问题时，再次表示：“余应自弹劾，以中央执行委员而为国家之首，乃有两重责任，不可与单为中委者比，故余不能不牺牲一切，尊重约法与党纪，不能再参加党务，不过勿以退出党籍表示也。” [62]
12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在家乡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反思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63]
12月28日，蒋再次“独坐深思”，曰：
涉世愈深，则识世愈明。今得数语曰：救党者，必为党员所毁；救国者，必为国民所恨；救人者，未有不为被救之人所陷害也。自十四年总理逝世以后，本党之右派如胡汉民、孙科以及一般之腐化西山派，与其左派之汪精卫，以及一般之恶化第三党等，甚至全国遍地皆为苏俄、共产党所制服奴辱，以余九死一生，不惜嗣子、不顾身命，乃由共党手中以救党国与民众，而今日所得之结果如此，是理所当然耳，以圣贤立身救人，不望当世之报酬，惟有牺牲身命以成其志而已。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