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就在南北联合倒蒋的同时，北方内部一直在暗中酝酿推倒张学良。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受粤方压迫，一时又无力顾及，于是北方势力更加紧了联合倒张的步伐。
早在1930年9月18日（恰为九一八事变一年前），正是因为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率东北军入关，才最终导致阎、冯联军反蒋失败。从此，黄河以北完全纳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正式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设官邸于北平顺王府，东北的政治中枢也由沈阳迁至北平。 [65]
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自然引起原华北地方势力的不满。1931年7月下旬，石友三首先反叛，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反蒋，但针对的目标则是张学良。石的部下唐邦植在战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不称为反蒋战争，而称之为“石友三倒张之战”。 [66] 石友三起事前虽接受粤方的正式委任和财政资助，但“石向北进，违粤节制，粤极愤恨”。 [67] 可见，在当时很多北方军人的心理中，倒张重于反蒋。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谁也不敢再一意孤行。宁粤双方被迫停止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但粤方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同时，张学良的声望因受九一八事变的打击、东三省的沦陷而遭重挫。这在刚刚返回山西一个多月的阎锡山看来，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此时，阎锡山不仅要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而且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内外交困之机，推倒张在华北的统治，取而代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国难当前，他又不得不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不可轻易以武力倒张，否则难得国人的同情；二是不可过于和日本勾结，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方针和对策。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的同时，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借此浑水摸鱼，达到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贾景德一日内即连致数电给阎锡山，主旨均在倒张，而背后又有日人的暗中操纵。其中有二电曰：
顷某（指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竹内来谈……彼方虽如此做法，并非对中国国家有何种恶意，亦非图占地方，其意只在倒小张，极盼我方乘此时机驱奉军出关，彼必不敢抵抗。如果郭壁（指粤方）与我方对彼方在彼此有条件的谅解之下对我方亦可为物质上之援助，并为军事上间接之帮忙等语。此事如能处置得宜，似于国权、地方两无所损，否则危险甚大。彼所谈各节只向野（贾景德）及（邹）海滨、（刘）维炽说之，他人均不知道。愚意外交交涉应如何办，现可让郭壁任之。
我若乘此驱奉军出关必失中外之同情，若能利用此机使东北另换长官，亦北方大局之幸。 [68]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终究非贾景德可比，在国内外局势尚未明了、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时，他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同时，面对日本的侵略，阎锡山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复电提醒贾氏：“此事关系甚大，容俟考虑考虑再说，不过日人最喜造谣，希注意之。” [69] 同时，阎致电徐永昌称：“东北事件存亡所关，请转告张副司令，无论如何处置，余必一致服从，并应劝晋将领共赴国难。”据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张接电后即嘱徐回并主持。徐日内可行。冯部将领已表示精诚御侮。传冯、阎与日一致，实不可靠。” [70]
此时，南京政府也深知再坚持逼迫阎锡山离晋出洋并不现实。为防止阎同日本进一步勾结，9月20日，孔祥熙以个人名义致电徐永昌，谓：“关于百公应否离晋，弟个人原无定见，前之电商石曾先生，盼百公以文字发表意见者，即为其撤消通缉令，自由留晋。” [71] 此时，为了稳住华北局势，张学良也改变逼阎离晋的态度， [72] 主动电请国民党中央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政会，就是否批准“张学良电请赦免阎锡山案”进行了讨论：
陈果夫：“阎锡山这次回来，是日本人送他回来的，他和日本究竟有什么关系？要他声明一下。”
李石曾：“主席，本席这次由北平回来，对于张副司令请赦免阎锡山事，略为知道一点，所以报告一下。在前多少时，石友三叛变之前，各方传说很多，说山西将参加石友三的行动。北平方面，总司令有许多电报去，要山西直接或间接帮助消灭石友三。那时阎锡山对徐永昌表示要与中央一致。这次日本侵略辽、吉，阎锡山即打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要全国一致拥护中央共赴国难。张副司令在石友三叛变之前，就有电报请撤销阎氏通缉令。现在全国一致对外，山西将领一致拥护中央，所以张副司令再请撤销令，并开复党籍。本席还要补充说明的，阎氏已表示以后不愿从事政治生涯，要做开发实业工作，已与孔部长文电商量。孔部长也很赞成他做实业。军人下台之后，能专心于实业之开发，不特有利于山西，且与东北边地垦殖有补，又可改变一般军人之心理，所以本案对于撤销通缉一节，本会可以通过，至开复党籍方面，请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主席（蒋介石）：“本席从前曾表示过，对阎锡山不能赦免。但在现在时局上看起来，对于日本暴行，他表示一致对外，似可准其恢复自由，而且各方面都希望中央宽大，他既有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一致对日，拥护中央，可否照张副司令的主张？不过前天他发表的电报，只说要共同抵抗日本，没有讲他自己怎样。如照现在要免予通缉，他应该要表明他自己的心迹。”
邵元冲：“他能不能再表明态度？”
李石曾：“中央如免他通缉，他当然可以进一步的表示的。我们知道山西人是很直爽的，如要打电报给他，总有回电的。不过现在电讯往返颇费时日，阎锡山要想作乱是不至于的，他以后一定可以进一步表示的。现在去电时间即长，而北方局面也有关系。他要作乱，石友三叛变时，也就作乱了，日军进侵辽吉时，也就作乱了。从前政府下令通缉，是处之以常，现在免予通缉，是处之以变。请照张副司令的办法。”
主席：“依李先生的意思，撤销通缉？”
叶楚伧：“文字上可否改为‘姑许免予通缉’？”
主席：“那是一样的。开复党籍事，送中央常会。今天准张副司令的请求。”
陈果夫：“他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李石曾：“究竟有没有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他心里怎样？这就不能说。不过中央表示宽大，如中央要严厉的办，那末在法令上说，他既在山西，便应下命令着山西文武各机关通缉归案究办。如真的这样做，山西时局不免于变动，此无异帮助日本人。所以在改变军人心理上及时局需要上说，中央应免予通缉。”
主席：“阎锡山看来不至于和日本有何关系，也有一部分凭据可以证明的。现在可照张副司令的请求。”
决议：“无异议。阎锡山准免通缉，恢复党籍。” [73]
就这样，阎锡山顺利地恢复了他在山西合法活动的地位。同时，他又利用张学良损失国土、处境危险之机，继续加紧密谋倒张。但他在行动之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他要保证所有倒张行动，都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求得国人的谅解和支持。9月20日，贾景德致电阎锡山汇报北方执行部行动计划时称：
现所急须筹计者（一）不使蒋介石利用机会固位；（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必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五）于学忠处来人可否先令其回平密商办法。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今予等先得钧座意旨，再与粤府商一致办法。但此间与学忠处接洽情形，渠等毫无所知。 [74]
阎锡山立即复电指示：“一、二、三、四均可；五我恐系假冒。如非假冒亦可照办。” [75] 22日，贾再电阎报告：“昨晚学忠派人来征询意见，仅答以前赴晋的人尚未返，但断定必系圆满答复……愚意学忠如能领头欢迎钧座出来了此事，的确尚有做法。” [76] 第二天阎即回电表示赞同：“子平（于学忠）如肯领头发电亦未不可。” [77] 而当粤方军政会决议“请阎、冯两委员负领导各武装同志电张劝蒋下野，并直电蒋劝其下野”时， [78] 一贯注重实际的阎锡山立即复电否决了粤方的提议。阎电称：“此时发电请蒋下野，二、三集团及殿英等部饷项势必中止发给。我原意在未发动以前绝不轻着痕迹。容俟与各将领详细商酌之。” [79]
此时，阎锡山同四川军阀刘存厚及吴佩孚之间仍保持密切联系。9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阎锡山表示：“除派陈幼孜趋候大教外，坤（吴）拟节后由武都进驻天水，纠合甘、川军图剥（杨虎城），与鼎（阎）联络一致，谋蹇（蒋）。”吴并征询阎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态度：“唯日军进占东三省，鼎（阎）对此用意若何乞示”。 [80] 阎当即复电称：“图剥极赞同，对日军，鼎意倒蹇同御外侮。” [81] 此时，在阎锡山看来抗日和倒蒋是一致的，只是他自己不肯轻易动武，以免被国人视为助日的汉奸。但他在暗中不断鼓励别人公开反蒋。当阎获知刘存厚拟“出兵三万”讨蒋后，立即致电粤方表示：“弟意此数不是以会师中原，夹攻武汉，希速请汪先生促动（刘）文辉为要。” [82] 而当贾景德再次报告“某（指日本）方面来谈：北方如无做法，彼方不惜扩大范围，盼钧座有所表示”时， [83] 阎复电再次警告他：“我只有意赴绥（倒张），然决不愿与某方稍有勾连，致招国人不容。以后见某方人说话时审慎为要。” [84]
当时北方实力派中除阎锡山的晋系外，力量较强的就是控制山东的韩复榘。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发觉蒋介石、张学良地位不保，感到有机可乘，也想乘虚而入，反张而取得对平津和河北的控制权。但他虽有野心，力量和资望都不够，因此联阎倒张，在韩看来也还是有利可图的。
10月初，宁粤双方在广州初步达成合作协议后，晋、鲁之间即开始积极酝酿，联合“倒张”。此时驻防晋南的宋哲元部也不愿再隶属冯玉祥。为了自保，宋亦派人联络晋系，向阎锡山表示效忠：“宋军长以总座之意为意，以服从冯先生如服从总座。” [85]
10月9日，贾景德有一电致阎锡山，颇能反映出此时北方军人的心态。该电称：“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派往伯常（指韩复榘）的人已有来信，谓伯常对八字条约极端赞成，现正在商定中。” [86] 随后，韩复榘即派代表柴东生同贾景德接洽，柴表示：“（一）双方合作认为确有必要；（二）汉卿前派万福麟去说系联蒋的大联合，向方仅虚与委蛇；（三）顷派刘熙众与彼北来即转赴晋陈说，仍盼钧座与焕章出来作领导。”柴还向贾询问：“晋将来可出兵多少？”贾“答以总在十万以上”。 [87]
阎锡山得知韩复榘的基本态度后，立即复电贾景德指示：“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鲁、晋切实结合，不易解决。伯常对八字条约既极端赞同，即由彼起草，请诸人作证成立，以为解决北方基础。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 [88] 阎电文中所称的“青二蒸二”，分别是指9、10日两天贾致阎的两封电报，可惜笔者在“阎锡山档案”中并未看到这两封电报，无法得知“八字条约”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电文中可以断定的是“八字条约”是针对张学良而言。
此时，晋、鲁双方都深知如要倒张，必须加强合作。但双方存在的最大矛盾，是倒张的目的虽“一致”，但晋、鲁都想以领袖自居，染指平津。从贾景德致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颇能读出此时各自的苦恼：
与向方接头所最困难者，系彼甚愿当首领，而又知其实力、声望不够。彼始终意在平、津，而与大计划上确有冲突。第一层是否仅一军事领袖可满其欲，钧座是否可领导政治？第二层平、津问题当如何解决？如彼取平、津，子平固非打不可也。均请筹示。 [89]
“子平”即于学忠，此时尚在张学良阵营中，驻防平津。于学忠同晋方的联络，鲁韩毫不知情。在处理这类棘手问题时，阎锡山终归要比贾景德老练和狡诈。10月15日，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赴晋谒阎，并表示：
一，从前向方与总座未能完全一致，系因环境关系，请原谅。二，向方知总座对彼甚关心，并知山东事晋方确能尽力援助，向方甚感动。三，现在时局十分紧张，确有鲁、晋联络互保必要。四，声明向方自知实力、声望均不够，决不敢做首领。
对此，阎锡山回答道：
一，过去事余深知向方确有苦衷，请转向方放心；二，余为鲁、晋共存及北方大局关系，所以时时替向方设想；三，鲁、晋共存已成定局，望速分访冯先生及宋、徐、杨等，述明情形，研究互保方式，回来决定；四，军事首领，向方应以大局为重，毅然担任，否亦必须由向方另找一人担任。请向方万不要推诿，致误时机。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此种苦衷出自本心，请向方决勿客气。 [90]
当事情还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阎锡山很明白应当如何处理，绝不把话说大、说尽，要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而又不使事态失控。有时甚至有意布下一些迷阵，引诱对方首先行动。所以他才会有“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请向方决勿客气”等语。而在自己行动之前也绝不轻易得罪蒋、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当粤方得知阎锡山曾有电指责张学良“斥其放弃边防重责”，请求阎“将全文拍来通电”时，阎当天即复电表示：“通电事关系军食，前因明轩未归，故难决定。刻各将领正在会商中。”实际上再次拒绝了粤方的请求。 [91] 在倒张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他是绝不愿作为粤方反蒋筹码而贸然行动的，何况维持现状还可继续享受张学良接济的“军食”。
随着宁粤上海和谈的进行，种种迹象显示蒋介石下野将成为现实。为此，晋阎、鲁韩对倒张一事更为积极。阎锡山10月28日致电粤方表示：“以我之意年来蒋、张相依为命，此次东省事变北方对张甚不满，东省尤甚。北方事张复维持不易，和议若僵，蒋似不能不顾虑及此也。” [92] 这是阎锡山首次向粤方暗示自己有意染指平津。
阎锡山
赵丕廉
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入京面商东北善后问题。 [93] 此举一时引起各方的不安和猜疑。当时上海盛传“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 [94] 不过也有情报显示：“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玉祥）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借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因是蒋对粤方忽变强硬。” [9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方面的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均主张阎锡山应乘机收复平津。粤方的打算是借阎倒张，打击蒋的势力。而阎也同样需要得到粤方的支持，作为其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助力。此后，阎锡山主动加强同粤方的联系，特别是同一年前他在“扩大会议”上的合作者汪精卫之间往来频繁。其间，桂系更是积极从中穿针引线。
在此之前，阎锡山和汪精卫之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记。10月16日，桂系驻粤代表潘宜之有一电致阎锡山，转达汪精卫对阎的不满：“对汪公电多不复，纵复亦敷衍。然汪公对我公仍不以此介介。近来音信更稀，至为不解。本日再致我公一电，此可谓最后一电，如再不复，亦不欲多事也。”潘宜之特意提醒阎：“不可不于细微处多加注意也。” [96] 阎对潘宜之的提醒深以为然，此后阎、汪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彼此电报往来频繁。当阎得知李宗仁送“精卫七万元”时，立即派人赠汪款5万元。 [97] 事后贾景德电阎报告：
思诚带交精卫之款，精卫谓数月以来正以未能助钧座解除困难抱歉于衷，若再受厚赐，益无以自解，嘱代陈钧座取消此议等语。野亲身送往，精卫尚在谦让，拟留若干，璧还若干。窥其意思系欲将其愧歉之意代达钧座，只要钧座再赐一电坚请收受，彼当不再谦让。 [98]
果不其然，四天后贾再电阎时即说明：“前送之款，彼再未谈。当算收受矣。” [99]
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其间，蒋介石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成功地分化了粤方的团结，初步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国内各政治派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但他们间的矛盾仍是错综复杂。汪精卫在联蒋的同时，努力拉阎锡山为其后援。而在倒张问题上，阎、汪利益又是一致的。在汪看来，虽已同蒋达成合作，但打击了亲蒋的张学良，就是削弱了蒋的有形力量，无形中可增强自己对蒋的发言权。同时，阎也借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希图自固，扩大地盘，借此削弱竞争对手韩复榘的势力扩张。此后，在倒张问题上，汪精卫极力鼓励阎锡山收复平津。阎的代表赵丕廉向汪表示：“推倒汉卿，阎先生与公意极同，惟利用外患做此事，诚虑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赵也向汪表达了阎的另一顾虑：“叔均（指蒋介石）在大扬（河南）驻有重兵，而伯常（指韩复榘）亦垂涎侯马（北平）、湘浴（天津），此举应审慎。” [100] 阎锡山还得到情报显示：韩复榘拟以自己为领袖组织新直系，并有出兵占领鲁、直的计划，仅将晋、察、绥三省划归为阎的地盘。 [101]
针对韩复榘对晋阎的威胁，潘宜之电阎建议：“西北军似应有人统率，瑞伯久居津门，似应请其继续参加讨蒋。宜意请钧座及德公向粤中央推任为国府委员。” [102] 瑞伯，即鹿钟麟，原是西北军的第二号人物，德公，即李宗仁。潘的用意是想以鹿钟麟来压制韩复榘。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拟先派人征求同意，得允许后，即照兄意办理。” [103]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19日，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表示愿率军北上“保护国权”后，立即引起各方势力的猜疑和恐慌。“据一般传说，蒋将赴平联张，先对付鲁韩，然后封锁晋军。” [104] 汪精卫特意致电阎锡山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
蒋决赴北平，弟料不出两项原因：（甲）抵抗日本，收得国人同情；（乙）奉张为内外所共弃，不能再维持，又恐奉张去后公及韩、冯乘机收复，故自往接统东北各军，不使地盘丧失。弟意今夏蒋出发剿共时，我等且宣言在此时间决不宣战。今蒋若抗日，更当表示一致对外。惟北方地盘关系重要，平、津尤为咽喉。至低限度应采六［委］员制，共同处理，公不可放弃。愚见如此，是否有当，乞裁夺。 [105]
第二天，阎锡山复电汪精卫表示：“公料两点，弟意以为均有之，惟去张一层，恐其左右尚难甘心。蒋如北上抗日，自当表示一致对外，至北方地盘，平津咽喉，诚如尊论不可放弃。但须合作成功后始易参加也。” [106] 此时，阎锡山对逼张下野、收复平津，有了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一定要通过统一政府予以合法名义。否则，国难当头，很难获得国人的同情。
此时，张学良的处境相当危殆。他受到的压力不仅有全国民众对他丧失东北的不满，纷纷要求罢免之，有来自反蒋各派的公开挑战，有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打击；同时，南京内部更有人为稳定蒋介石的统治，主张弃张保蒋。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看来，正是倒张的良机。
日本侵略者这时也充分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11月8、10日，日军暗中勾结中国失意军人，连续在天津发动两次政变，拐走末代皇帝溥仪，并企图引起中日间更大的冲突。后因“计划不密，时间迫切，致归失败”。 [107] 同时，日方还不断活动，极力怂恿阎锡山公开对抗张学良。阎的代表贾景德对利用日本势力倒张最为积极，建议阎锡山尽快采取行动。以下几则贾景德致阎锡山的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日本的阴谋和晋阎同各方联络的实情：
顷闻汉章之便衣队齐（8日）晚已围攻津公安局，此事系土肥原从中主动，安福、旧直系军及北方自治救国会均在内，主要在倒张……有人力主须以钧座为重心，北方才不致纷乱，屡来商询。窃以颇难应付。可否在此事扩大以后，钧座借维持华北为名，提兵出来镇慑，一方则密与日人说明免生误会。如此则赴绥（倒张）之目的既达，而亦不落勾结外人之嫌。
湘浴（天津）蒸（10）日之动已系某（日）方与奉军直接开火，将来必要扩大，华北恐至糜烂。各方均盼我方联合各军先行赴绥，然后再与某方开谈判，较为妥当。
赴绥要着首在分化子志所部。比月以来各方虽多零星接头，子志所部亦确有解体可能。然而迄无成议者，一在无多数金钱，一在没有找着重心。伯常（韩复榘）、季滋（石友三）如果北攻，子平等必一死抵抗，可以断言。天民（吴佩孚）最推重之前内长孙丹林，系野（贾景德）旧识，与天民、子平均系蓬莱人，向有往来，现在上海。彼来系盼望北方团结成功者。欲请钧座与天民、伯常等暗结一救国同盟的极简单密约，只言攻守同盟，然后由天民令子平变更态度，一致赴绥。据云天民前者衡州班师倒段，即系与南军订此密约收效者。现在为对外计，结此密约，尤为理直云云。可否照此进行乞速示。再野对孙言，如天民主掛五色旗，则断不可。 [108]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方内部也有人秘密酝酿倒张固蒋。据阎锡山得到的报告称：
张群昨（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危答以公等上年共事很深，直接劝告较为有力。张答以我们去年系促令上船者，再令下船，话颇难说。又顾少川（顾维钧）的亲信来言如果粤方能允推倒子志而令叔均仍充主席，彼有法子能向叔均说云云。由此看叔均最近确想推倒子志固己位，而自己又不能径办，欲借粤方要求为之耳。 [109]
晋阎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11月15日，与张群关系密切的黄郛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亦主张“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 [110] 而此时进入兰州的吴佩孚居然捏造假通电，以川、甘、青等省17将领名义电请起用吴佩孚，“反抗中央，倒张拥段”，于学忠也列名其中， [111] 一度引起东北军的恐慌。“闻副部对于学忠部似已加注意。奉军各旅长有联名电张请除部下南人四凶、北人四凶，实行清君侧。可见内部已有争怨。” [112] 于是，贾景德又连电催促阎锡山尽快行动：
子志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以现在情况说，更非叔均同去不可，若再迁延，即党、政府亦在站不住的地位。各方极盼钧座急速举动，勉救大局，维持北方。愚见顶好以对日为名，俟得粤府任命，即部署军队做出动姿势，一面派人与子志交涉，作为助其对外亦可。彼如不愿，即请让开平津，让我军通过，一面暗与某方（日本）接洽。盖某方前曾表示过，如钧座肯出来，即骂他们几句，亦无不可。如此做去，既可慰全国人之望，兼可为将来的地步不须实力，一纸电报即可了事。叔均已到穷途，我再迟疑，必失事机。望钧座断然行之。前奉钧示，拟取沉静态度，野窃以为不可也。 [113]
汉卿不走，某国必拿天津、北平，在某国手中收复断不如向汉卿手中收复为易，且将来条件上损失亦较小。 [114]
对贾景德的主张，阎锡山始终是不赞同的。29日，阎再次复电提醒贾氏：“规复平津固系应有之事，而北方复杂情形尤应顾及。将来我方如办此事，必系由政府名义及命令办理。余意应俟北方准备就绪，再由政府发表进行为宜。” [115] 同日，贾景德同汪精卫会商北方时局时，才终于明白了阎锡山的沉着和稳健。贾电阎报告道：“今日与精卫熟商，精卫又顾虑到如果以抗日救国为名，蒋反利用此点将全盘重担推到我们身上，反为不利。研究结果拟将来主和后即主张我方收复平津……精卫又问阎先生有让平津与向方说，当答以前些时有此说，但向方如图平津，恐学忠等尚有波折。彼亦深以为然。” [116]
此时，汪精卫还请阎锡山的代表张至心返晋，向阎详细转达他对北方政局的看法。阎明确了汪的想法后，复电道：
一，汉卿过去之责任极重，现在亦无振作之气势，非下野不可。如能自动下野，则尊意组织委员会处理河北政务，弟极赞同。彼如不愿下野，则除避免国人不同情外，当联合北方同志努力为之；二，蒋将来下野与不下野，似应以其真有合作救国之诚与否为断，如无诚意，固非下野不可，尊意用兵必不得国人同情。弟极以为然。 [117]
此后，阎、汪之间联系密切。12月14日，赵丕廉、贾景德联名电阎报告同粤方特别是汪派会商今后图谋北方的计划：
我方此次做法，明等以为只有盼望统一政府将就成立，钧座得以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即各方形成割据亦可听之。扩会旧人如理鸣（覃振）、沐波（傅汝霖）、巨川（白云梯）等亦均系此意。群拟在一中全会上先提汉卿停职案。公博则拟俟部长发表后暂不就职，先赴北方一行，意在先将汉卿推倒，使钧座握住实权与精卫内外呼应。钧座可来电表示欢迎。又李石曾极欲拿北方实权，曾与子志谈拟约次辰在平一晤，并闻溥泉此次赴晋系受蒋命维持汉卿地位，先使钧座与彼谅解。此间诸人对石曾拿北方，拟极力反对。 [118]
对赵丕廉等人同粤方“所拟统一政府将就成立后，我方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的计划，阎锡山深以为然。12月15日，阎复电赵等称“所见极是”。 [119]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下，公开发表下野通电。时局再次发生变化。此后，阎锡山将北方倒张的希望寄托在宁粤双方共同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