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内卷：基层“创新”泛滥的逻辑
在领导注意力分配弱确定的时候，各项工作都可能通过竞争成为领导关注和重视的事情，这使得基层各单位、各岗位的竞争性加强，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体制，从而可能使各领域的工作都得到落实。但是同时，各个领域都动起来了，使得乡村两级工作量剧增，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许多事情无法做实，只能应付，造成形式主义泛滥。“创新”也变成为了创新而创新，成了基层最大的形式主义。
为什么都在工作创新
在县乡调研，承担工作的人都讨厌上级要求工作创新，包括工作内容创新、工作形式创新，以及包装、书写材料上的创新。一到向上写汇报材料时，他们就犯愁，要绞尽脑汁地想到底有哪些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工作中没有创新，只能通过“写”报告来体现创新，这是最头痛的事。受访者称，基本工作已经够多了，哪有时间、精力来创新。但是，他们往下布置工作的时候，也要求工作有创新，他们给原则、方法，底下去执行、落实。底下工作有创新，他们的报告就有内容可写。
以县组织部为例。县级组织部的组织科给乡镇组织部门下达的任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工作，包括规定要开展的工作，如某县组织部搞的“六比六看，结对竞赛”活动、党员发展工作、提高村党员年轻人比例、组织建设、“三会一课”等。另一部分是创新工作，县组织部列出十大重点、难点工作，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两项左右来完成。县级组织部门要求的创新工作，到下面就成了规定动作、基础工作，乡镇还得有自己的创新。其实，无论是基础工作，还是创新工作，县域内乡镇之间，乡镇内各村之间，都差不多，只是有不同的提炼而已，下功夫的、提炼到位的，就是创新。
工作创新对于领导来说是“亮点”，领导抓的就是亮点。领导需要创新，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要述职。年度述职是对一年工作的总结，是向领导展示自己的机会，因此不能泛泛而谈，需要有重点、有亮点。党委书记的述职主要包括党建、廉政、意识形态工作等。在某县，乡镇党委书记述职采取的是现场观摩述职，由县主要领导分片区，带领片区内党委书记到各乡镇现场观摩，主要看镇村党建与中心工作结合的情况，党委书记现场述职。无论是观摩还是述职，党委书记都要拿得出亮点来，否则难以给县领导和其他党委书记留下深刻印象。
县委书记也要向市委述职。述职对象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向市委述职，一种是向市委考核组述职。前一种情况可能还有更高层级组织部门的领导参与观摩。县委书记的述职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十分钟的话，现场汇报稿不超过2000字，上交的汇报材料限定在3000字以内。2000字汇报稿中，讲成绩的不超过1000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做要具体化。过去，县委书记的述职内容主要是组织、党建工作，现在增加了廉政、纪检、意识形态等工作，长的报告可以到5000字。但对于组织、党建工作来说，留给自己的空间仍然有限，因此内容要有实质性，形式要高度凝练。这部分的报告需要组织部门来填充和审核。县组织部自然要将其当成头等大事来做，这是它们向县委书记表功的机会。
也就是说，光组织口：乡镇党委书记需要创新，以向县委展示工作；县组织部需要创新，以能够完成县委书记的任务；县委书记需要创新，向市委汇报时才能有出彩的地方。那么，乡镇就会要求各个村在组织、党建工作上进行创新。组织部有许多科室，仅组织科就分三个科室，分管基层组织党建、新经济组织党建、机关事业单位组织党建。每个领域都可能创造新的经验，这些科室就会竞相创新以获得组织部部长的认可，它们都会向乡镇提出自己领域内的创新工作要求。下面科室有创新、乡镇有创新，组织部部长才有内容向县委书记汇报，进而县委书记在组织、党建工作上才有汇报的内容。组织口有创新、有出彩，纪检口、意识形态口也不能落后，也要在县委书记述职材料中有出彩的地方，那么它们也需要下面有创新。
于是乎，县委书记希望党口各单位创新，各单位则希望内部科室、乡镇创新，乡镇则希望村一级创新。反过来，从下往上都希望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关注，都想方设法制造亮点。
县一级不仅有党口，其他各口如政府口、人大口、政协口、两院口等，各口工作创造出来的亮点，都可以成为县委书记、县长向上汇报出彩的地方。尤其是，各口的亮点工作都可以靠上党的领导、中心工作等。那么，各口一旦有亮点工程，就容易俘获县委书记及县长的注意力，它们也就会去制造工作亮点。
比如，某县人大将人大工作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在脱贫攻坚上创造了新的形式，成为县委书记汇报脱贫攻坚工作的亮点。
又如，某县文明办在农村社会开展“功德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引起了县委书记的注意，成为全县铺开的重点工作。
再如，某县某镇司法所成立“说事评理中心”，整合乡镇资源解决农民纠纷，县司法局当作创新经验向上汇报，县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先后到该镇调研，后根据领导综合意见更名为“说事评理议事普法中心”。
以上叙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级主要领导需要“亮点”，二是下级各单位、各岗位在制造“亮点”。前者是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各级主要领导都需要“亮点”，而过去不需要？
综合考核中的加分项与扣分项
在过去，县级主要领导关注并推动做的是所谓的“重点工作”或“中心工作”，这些工作会体现在年终的综合考核中，对乡镇和县直部门的考核有差异。综合考核中的项目有几个大的类别，每个类别下有小的分项目，每个分项目都列有分值。从项目性质来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加分项，一类是扣分项。
加分项是指在固定的分值下，对标得分，达到了某一类标准就得某一档的分值。若超过标准，则有一定范围的浮动加分。比如说招商引资，某乡镇达到了县里给定的最低数额，就得分，如果超过某个范围，则加分。加分项主要包括业务工作、党建工作、GDP增量、财税收入、招商引资、小城镇建设、农田水利、土地开发整理等，其中业务工作依据上级对口部门考核结果评分，一般都可以得满分；党建工作由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考核，工作较虚，单位没有出现处分党员干部等问题，也可以得基本分，若出现问题则扣分。
扣分项主要有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信访工作、计生工作、安全生产。这几项工作有固定的分值，一般占总分值的15%左右。如总分是300分的话，一般设定是综治15分、信访12分、计生10分、安全生产8分。扣分项不是达标项，评分以有没有出问题为准。如果在这些领域都没有出问题，或没有被上级检查出问题，如没有出现进京上访现象，没有出现群体性事件，没有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没有被检查出超生问题等，那么这几项都得基本分。但是，如果某项出了问题，如出现多次赴省城信访，则该项不得分；如果有多次赴京信访，则该项不仅不得分，还可能被“一票否决”。上述四类工作，都是一票否决工作，一项出了问题，整个单位的工作白干。
无论是加分项还是扣分项，都是县级重点、中心工作，县里很重视，乡镇也重视。但是，扣分项占比较小，做多做少表现出来都是“不出事”，体现不出工作能力，而且扣分项难以控制——某个突发事件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前功尽弃。加分项则一旦取得成绩就可以凸显出来。所以，乡镇会将主要的资源放在加分项上，而对扣分项和其他工作的投入较少。所以，乡镇之间在保持扣分项“不出事”的前提下，竞争的是加分项。县委书记考察的也是这个。
在这种既定结构下，县委书记会重点推动加分项的工作，与这些工作相关的部门就成为县委书记关注较多的单位，甚至县委书记会“盯着”这些部门的工作。如这些部门的工作有月度专报，领导会经常到这些部门调研视察，围绕相关工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编制和经费向相关工作部门倾斜，等等。
而对与加分项无关的工作及其部门，县级领导则关注较少。它们是县级部门中的边缘部门，县级领导对它们的期待较低，只要完成本职工作、不出事、不影响县级发展大局即可，它们做的工作再好、再突出也入不了主要领导的“法眼”。如此，边缘部门也就不会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的冲动。
乡镇也是如此。乡镇党委书记只会去干县委书记重视的事情，而不会把资源（经费、人力、领导注意力等）投放到其他事情上。非重点工作部门（科室）做好本分是最好的做法。
但是，十八大以后，尤其是最近若干年，综合考核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许多之前边缘化的工作被纳入综合考核中，使得在“百分制”下小项目的分值变小，小到容易被忽略，遂普遍改成“千分制”。
二是新增加进来的小项目多数是扣分项、“一票否决”项，如党建、扶贫、纪检、环保、宗教、国土、河道治理、“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一项工作没做好就会影响全局工作。
三是阶段性的检查考核次数增加，且占的分值越来越大。过去一般只有两次检查考核：半年考核与年终考核。半年考核主要是为督促工作，考核结果分值占比较少。现在工作的过程监督检查增多，乡镇问责压力加大，对综合考核的影响也增大。
上述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政治社会影响：
一是扣分项与加分项比重相当，甚至在一些地方扣分项超过加分项，稀释了加分项的重要性，加再多分也凸显不了工作业绩。
二是过程管理取代结果管理，县乡都越来越重视过程监控，以使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尤其是要保证“一票否决”项不出问题。
三是加分项成了各单位的基本项，各单位都把资源投放在扣分项上，以使过程不被“政治问责”、结果不被“一票否决”。
四是如果各单位都做好了加分项和扣分项，即加分项达标、扣分项没出问题，各单位所得分值的区分度就不大，综合考核的结果就达不到评价工作的目的。
五是对于乡镇来说，综合考核无法凸显自己与其他乡镇的差异；对于县委书记来说，他既无法通过综合考核来判断下面的乡镇党委书记工作的优劣，也无法通过这些工作向市委（甚至是省委）书记发送政绩信号。
六是县乡主要领导都得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引起上级领导注意，“亮点”成了他们的主要指望。过去要造“亮点”，但那是加分项之外的“锦上添花”。现在的“亮点”则是加分项、扣分项都无效之后的“雪中送炭”。
七是竞争上级领导的注意力（包括印象）依靠工作“亮点”，不再是过去加分项上的“亮点”，那么“亮点”及其工作都不确定，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都可以造“亮点”，进而竞争所需要的“亮点”不是一两个，而是越多越好，恨不得所有工作都有“亮点”呈现。
八是各部门、各岗位要有“亮点”，工作就得创新。工作要创新，就得不断地布置创新的任务，下面的工作量就越来越大。
领导注意力的分配与竞争
领导需要“亮点”。下级制造“创新”，牵扯到的是领导注意力的分配与竞争。领导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不会均衡分配，其分配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领导注意力分配到哪些工作（领域或部门）上，这些工作就是重点工作、中心工作。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向决定了辖区或单位资源的流动方向。
这样一来，下级要想工作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认可，进而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就得竞争领导的注意力。竞争的方式和策略很多，包括向领导游说、阐明工作重要性，以及将工作做好、做出亮点。一旦成功吸引了领导的注意力，该工作就会成为领导重视的工作，乃至领导亲自推动的工作，这对于工作本身的推动，以及获取其他资源，都是重要的政治优势。
从上面对加分项与扣分项的叙述中可知，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有一个从强确定性向弱确定性的转变。
加分项主导综合考核时，领导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加分项上。他们要获得加分项的业绩，向上级领导发送政绩信号，就得紧紧盯着加分项的工作及其部门，推动主要资源向这些工作和部门流动。而对于这些工作所属的部门来说，它们就不需要刻意去竞争领导的注意力资源，只需要将资源调动、整合，完成领导关注的工作就行。
而对于负责领导没有关注的工作的部门，它们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吸引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也就不会去竞争领导的注意力，即自甘边缘化。
对于乡镇党委书记来说，县委书记关注什么工作，他们就将注意力分配到这些工作上，通过将工作干好获得领导的关注。乡镇的科室与部门的工作逻辑如出一辙，不需要竞争领导的注意力。
这就是说，当领导注意力分配是强确定性时，下级部门、乡镇、科室对领导注意力资源的竞争就较弱。
随着最近若干年加分项、扣分项都变成了基本工作，或者说是同样重要的工作，领导的注意力出现平均分配的趋势，然而，这对于他来说存在着矛盾，即尽管可以将所有工作都做得达标，但无法凸显政绩。这样就需要领导有所侧重。那么侧重哪些工作呢？这表明，领导注意力分配在这个时候是不确定的。
既然领导注意力往哪些工作、哪些部门分配不确定，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工作及部门都有竞争的机会和可能性。于是，以前的重要部门、边缘部门都参与了对领导注意力的竞争，都希望通过创造工作“亮点”吸引领导关注和重视。
对于领导来说，各领域工作的亮点越多，他就越能吸引上面领导的注意力。因此，他反过来会推动各领域全面参与领导注意力竞争。
也就是说，领导注意力分配是弱确定性时，下级对领导注意力的竞争就较强。
那么，根据领导注意力分配的确定性程度和下级对注意力竞争性强弱的排列，可以将领导注意力的分配与竞争分为两种基本情况（见表2-5）：
Ⅰ：强确定性—弱竞争性。
Ⅱ：弱确定性—强竞争性。
表2-5 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与竞争
在Ⅰ中，只做中心工作就行，不需要额外再创造、打造亮点以吸引领导。许多与中心工作无关的部门是没有存在感的，它们做的工作吸引不了领导的注意力。如果县委书记只在乎中心工作是否完成，而不在乎其他的工作，那么其他部门、工作就被边缘化。其他部门也没法向乡镇下达任务，因为没有由头，乡镇也不会理会它们，乡镇只认真做县委书记关心的事情就行。
在Ⅱ中，下级都打造各自的亮点，以吸引领导注意力。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不再那么确定时，领导需要找亮点，需要找重点，那么，下面的委办局和乡镇就会为了竞争领导的注意力而各自加大马力造亮点。委办局就会不断地将造亮点的工作往下布置，委办局里面的科室也会为了竞争领导的注意力而向下布置任务。这样，每个单位的工作都很重要，每个单位的科室的工作都很重要，乡镇都不敢怠慢，要给予应对。实在应对不了的，就应付，应付就成了形式主义。当然，乡镇也希望获得委办局的资源，共同来打造亮点。
领导注意力内卷
在领导注意力分配强确定的时候，各项工作有轻重、缓急、本末、主次，可以通过抓住重点（牛鼻子）来带动全局工作。基层通过集中主要的资源解决急难险重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超常规治理。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领导未关注的事情，未确定为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的事务，就可能得不到很好的处理。
在领导注意力分配弱确定的时候，各项工作都可能通过竞争成为领导关注和重视的事情，这使得基层各单位、各岗位的竞争性加强，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体制，使各部门、科室、岗位都动起来，在做好基本工作的同时，还创造工作、创新工作，从而可能使各领域的工作都得到落实。
但是同时，各个领域都动起来了，创造的工作、要制造的“亮点”，最终都要到乡村两级来落实，这使得乡村两级工作量剧增，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许多事情无法做实，只能应付，造成形式主义泛滥。“创新”也变成为了创新而创新，成了基层最大的形式主义。
结果是，领导看似什么都关注了、什么都重视了，但因为基层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难以支撑所有的事情平均用力，导致关注越多，效果越不好，领导的注意力出现内卷。
2020年12月8日
基层党建如何避免形式主义[1]
党委政府口径下的党建属于大口径党建工作。在该口径下加强党建，其实就是要加大基层党组织以多种形式参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力度，即在中心工作中锻造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动员党组织和党员的资源用于完成中心工作。
基层党建形式主义的表现
党建工作关键在基层。当前，基层党建领域是形式主义的重灾区，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内容单一化。党建工作与党务工作界限不清，操作模糊。党务工作被当作党建工作来抓，抓党务工作替代抓党建工作，使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消耗在烦琐的党务事务中，党务工作掉入“材料陷阱”（王春云语）。某乡镇粗略统计2018年党建工作报表，总共上交356张；另一乡镇党委党建工作报告前后共修改21遍。有的基层党组织不在党建工作实效上做文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规范痕迹资料、会议记录上，结果使党建工作变成了赛记录、比资料、做台账。
二是载体复杂化。首先是名目多。经常推出新的党建载体活动，有的活动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提法不一样。为了应付，都在文件、资料和宣传上做文章，每项活动先做个方案、发个通知，然后组织部分党员参加活动，做好记录、写些体会，再编造不同名称的几份痕迹资料分别存档。其次是花样多。经常“推陈出新”，不断发明新名词、新概念。最后是任务重。有的App、网络平台的使用运行也被纳入工作检查、考核内容，要求同样制作党建网络痕迹资料，并和纸质台账具有同等效力、同等对待，从而极大地加重了党务干部的工作负担。
三是工作形式花样化。首先是重表象。党建工作要抓成效、创新，一些党组织不是在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新工作方法上下功夫，而是热衷于装修党员活动室、党建展示室，追求室内装修好、墙上贴饰新、室内摆放新、氛围展示新。其次是轻实效。有些党建平台建起来后便被闲置，没有实现为党员和群众服务、把党员和群众凝聚起来、为中心工作和大局服务的目标。再次是造浪费。今天你搞个App，明天他搞个网络平台，不停“研发”，层层推广，耗费了大量资源。最后是促增量。表现为党建工作文件、任务逐年增多，层层加码。
四是痕迹过度化。党务工作陷入“文牍主义”，党建过程就是不断撰写汇报材料、典型材料、情况材料、活动材料和统计报表的过程。这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误区：做和不做、实干和不实干不重要。只要有印证资料，党建工作就算做好了；只要在台账上做文章，党建工作就不会丢分。有的乡镇在检查考核党建工作时，要求提供相关的会议记录、部署文件、过程资料、督查资料、成效资料、台账资料、人员签到册，甚至包括图片资料、视频资料等，一应俱全。上级督导考核也主要是看材料全不全，材料装订规不规范，有没有会议记录，有没有留存影像资料。有时，年底才出台标准，要求把全年材料分类装订成册，规范装盒报送。这就造成了在具体工作中，比的不是各部门党建工作实效，而是党务人员补资料、造台账的能力，导致了党建向党务失衡的状况，党建核心内容“边缘化”。
基层党委政府的大口径党建工作
基层党建陷入形式主义泥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与党建的主体有关系。调查发现，如果党建主体是基层党委政府，比如乡镇党委政府，党建的形式主义会相对较轻；党建主体是基层组织部门，如乡镇组织办或“党建办”，则会出现较多的形式主义。基层党建的主体决定了党建的内容与形式。
如果基层党建的主体是党委政府，那么基层党建的内容一般都会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将党建嵌入中心工作，通过中心工作带动和推动党建工作。比如，“创卫”是一个时期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乡镇党委政府在落实该项工作的时候，就会调动乡镇的一切力量参与到该活动中来。重要的措施是将党员组织和动员起来，通过各单位的党组织将党员动员起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头作用。比如，搞好党员自己门前三包活动，以及组织党员参加党组织的志愿活动。又如，村社区、小区的党员被组织起来搞卫生、监督卫生工作。这是较为短期的“中心工作+党建”活动。还有长期的，如安全生产，将相关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调动起来，将安全工作做到日常工作当中去。党员挂牌上岗，作为安全工作的监督员、检查员和岗位责任人，在日常工作中承担安全工作的任务和责任。再如在基层信访维稳和矛盾调处中，党员都有参与做工作、调动资源的义务。
党建嵌入中心工作的好处：一是中心工作政治性很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有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安排的义务。二是中心工作是问题导向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有没有被动员起来参与相关工作、工作业绩如何，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相对容易辨识。比如防汛抗旱时，单位党员被抽调到站点守护，这是实打实的工作。三是在干实事中，党员的主体性被发挥出来了，很容易在其中获得成就感，更容易形成党组织的凝聚力。四是党员参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一种地位的象征，能够凸显党员身份的独特性，唤醒普通党员的身份意识、组织意识。
党委政府作为党建主体的党建工作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开展党建工作。不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而是为了把实际工作搞好、解决实际问题。务实是党委政府党建的基本特点。基层党委政府既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又要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但是它所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它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到中心工作中来，而党组织、党员是最重要的力量。基层党委政府会秉持“党建就是生产力”的思想，将党建做实、做强和做细。
第二，激活基层党组织体系是党建的目标。党委书记考虑的问题不是党员个人的管理问题，而是如何激活整个基层党组织及其队伍的问题。激活党组织需要全体党员对党组织有认同感和向心力。党委书记要将组织调动起来，要激活整个基层党组织体系，首先得将普通党员的身份意识、组织意识唤起，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党员、是有组织的人，从而有作为党员的责任意识。那么，党建就不能是个别的关心、慰问或让党员开会过组织生活、敦促按时交党费那么简单，而是要让党员参与到党委政府的工作中来，成为完成党组织交代任务的一部分，在尽义务的过程中塑造党员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
第三，中心工作是党建的主要形式和载体。党委政府有较强的调动能力，可以将基层党组织、党员调动到中心工作中来，将党建与中心工作有效结合起来。中心工作成为基层党建的载体。基层的中心工作很多，而且每年都可能不一样，那么党建就可以常态化。这样，基层党建就不需要额外创造新的形式和载体，也不需要额外增加党建的成本。当前基层党建形式主义的一个表现是：党建形式繁多、花里胡哨，很难常态化、长久化。原因就在于它是通过形式来开展党建，而不是在具体事务中开展党建。
第四，基层党组织、党员参与治理的效果和程度是党建考核的主要指标。首先是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完成得如何。这是判断基层党建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其次是在参与中心工作的过程中，基层党委政府通过哪些形式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调动起来。不同的工作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不要求形式上的统一。最后是在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投入了多少的工作量，每个党员都参加了哪些活动，党员在其中的感受如何，党员对党组织和党委政府的评价和态度如何，等等，都可以用定性的方式考核出来。所以，党委政府作为主体的党建工作的考核是定性的考核，主要考核的是中心工作做得如何、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其中怎样发挥了作用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获得了怎样的建设效果。
党委政府口径下的党建属于大口径党建工作。在该口径下加强党建，其实就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以多种形式参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力度，即在中心工作中锻造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动员党组织和党员的资源用于完成中心工作。
组织部门的小口径党建工作
组织部门作为党务部门，只是党的一个工作部门，较之于党委政府，它的权威性和资源调动能力没有那么强，无法将党建活动嵌入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在乡镇尤其如此。组织部门的党建工作就是党务工作，纯粹事务性质，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组织部门的站位不高，它只是从业务部门的角度而不是从党委政府的高度来思考党建工作，因此它的行为逻辑是事务主义逻辑，而党委政府的行为逻辑是问题导向的逻辑。事务主义讲究的是将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完成，在考核中获得上级部门的奖励或者是不被问责。问题导向则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为解决问题而主动寻求方法和资源。部门的事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面比较窄，与其他事务关系不大，考虑问题只从本部门利益、专业和应付上级角度出发，对全局性的事务无法企及，没有全局性视野。
组织部门的党务工作包括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管理、指导各单位进行台账制度建设、检查各单位组织生活情况、指导基层支部党员发展工作、接受党员的来信来访、完成上级党委交办的任务等。这些都属于党的业务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小部分工作，而非党的建设的全部工作。如果让组织部门来负责党建工作，它只能是小口径地从自己的业务出发来开展工作，也以其业务的眼光或思维来看待党建工作，那么所谓的“加强党建工作”，就是加强其部门内部的业务工作，必然导致以下问题：
一是加强组织管理的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主要落实在档案资料上，资料成为党建的主要内容。那么，上级一方面要求下级组织上交各种资料和报表；另一方面下达各种制度规章，如工作台账制度，让下级顶格完成；再一方面加强对下级党建活动的督导检查，主要是看台账记录。结果是，既使得组织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更加严谨，组织活动正常化、制度化，也使许多工作越做越虚、形式化。在督导考核加强之后，下级会层层加码以应付上级考核。比如，上级要求十项材料，下级就会加码要求它的下级二十项材料，这既是为了应对检查——多总比少好——也是为了显示对工作的重视。到乡村两级，就有一大堆的材料要准备。
二是加强党建活动的创新建设，活动创新成为党建的主要形式。组织部门本身没有党建活动的载体，那么就得创造载体。于是，组织部门就要求下级组织采取各种形式搞党建，党建活动成了创建活动。各基层组织为了应付上级组织对党建创新的考核，就创造了各种党建的活动形式。党建最主要的形式就变成了组织党员搞活动。上级组织部门不仅要求下级组织搞活动，还要求下级组织在活动上进行比较和竞争，看谁最具创新性。党建活动脱离基层治理，成了为“娱乐”而活动；而活动形式又容易被模仿，也容易被厌倦，于是就要求不断地创新。
三是加强党员个体的素质建设，发展党员变成追求文化素质。从组织系统的角度来看，党员的素质往往等同于党员个体具有的素质，再者是有的党员思想觉悟低，因而需要加强教育。比如，党员不支持基层工作，甚至当钉子户，是因为有的党员知识、文化、道德、文明、思想等素质不高，要通过加强教育管理来解决，或者是严把党员入口关，将素质高的人培养成党员。而从党委政府解决具体问题的角度来看，所谓“党员的素质”不是个体的素质，而是党组织的战斗力问题，也就是党组织是否能够把党员组织起来的问题。只有组织动员起来的党员才有战斗力，个体党员在组织中才会有真正的思想觉悟。
如果党建是组织部门的小口径党建，那么加强党建其实就是加强业务部门的业务工作，也就是制度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就是要强化党组织和党员管理的制度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而组织的业务工作又主要是与材料、活动相关，那么，在该口径下搞党建，最终也就落实到加强资料建设和党员活动建设上。
党建政治任务化+小口径党建=党建形式主义
据调查，过去也主要是在组织部门的小口径下搞党建，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相比，确实务虚的较多，但并没有导致像这几年这样的形式主义泛滥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过去的党建工作虽然很重要，但在党委政府的综合考核中占比并不大，检查考核工作不严格，只要单位没有出现大的组织和腐败问题，一般都能够得满分。所以，所谓“务虚”其实就是什么都没“务”，基本的形式都不搞：党费不收、组织活动不搞、党员不管、台账不做等。这些事情是要搞的，否则基本的组织管理都不存在，会导致基层组织涣散，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
现在，党建变成了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属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该问题上做不好，会被“一票否决”。那么，在考核上就不再是业务部门的行政考核，而是党委政府的政治考核，属于硬考核。各级党委政府都重视了起来。
问题就在于，党建是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但是搞党建的却依然是组织部门，依然是小口径党建，考核也是按照组织部门的小口径党建进行考核，也就是考核准备材料和搞活动。这样，组织部门务虚的党建就变成了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就需要通过大量的务虚工作（如准备大量的材料、搞大量的活动），来显示对政治任务的重视。对准备资料、搞活动（还是准备资料）的考核也成了硬考核，形式主义就来了。
既然党建是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那就应该由党委政府的大口径来承担，也就是跟中心工作结合在一起。考核也应该是大口径的硬考核，看各级党组织完成了多少中心工作、质量如何。
2019年6月27日
注释：
[1] 本文的调查和写作由笔者与梁焯共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