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你来，就说找谢书记。怎么找？大江区还会有几个谢书记？”——H市大江区党委书记谢世德
“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大江区小镇党委书记林靖南
这两句话，是我在初入小镇时听到的，它们使我印象深刻，且还觉得颇具格言意味。一年半以后，当我完成了在小镇的调研，试图重新回忆初入小镇时的点点滴滴时，却发现许多的琐细之事都已模糊，唯有这两句话不仅没有从记忆中淡出，反而一再从那数百万字的笔记和我在小镇经历过的无数繁杂事件中跃然而出，直入大脑。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这两句话的琢磨，我才逐渐悟出了小镇乡域政治运作的特点，并最终以当地的方言将这一特点归纳为“擂与媒”。
说句实话，一直到我在小镇的调研全部结束，除了当初为接洽调研而与大江区党委书记谢世德有过唯一的一次电话联系，让我记住了他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之外，我在小镇的日子里自始至终都未曾与这位大江区的头号父母官见过面。尽管这样，我却时时处处感受到他的存在，因为正是凭借着谢书记的名头，我得以顺利地在小镇住下来，并做了一年半的乡镇调查。谢书记是我一位朋友以前的同事，现在，他们各自任职于H市的一个区，是那种说话做事算得了数的人。有了这一层关系，朋友的一个电话，然后再经由这位书记的一个招呼，我要选择一个乡镇做调研的事情就敲定了，这也许就是苏力所说的调查者设法确立他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某种“权力支配关系”的一种不知得大还是失大的中国式选择。（参见苏力，1998）[1]
2003年3月11日，尚是新年刚过、春寒料峭之时，我被大江区委办公室的干部用小车送到了小镇政府。
“既然是谢书记安排的，当然要好好接待，区里把你放在我们这里，是对小镇工作的重视和信任，我们一定不会辜负谢书记的期望。”说这句话的是小镇的第一把手——镇党委书记林靖南。
林靖南个头不高，敦实健壮，约莫40出头，一副近视眼镜架在脸上，使他在朴实干练之中又显出几分文气。日后，他告诉我，他也是教书出身，毕业于县师范，曾经在乡下的中学干过，因为文笔好，勤于写作，又表现上进，被区委组织部看中，由学校调去，遂弃教从政，一干就是8年。日后，又被调任大江区先任区长、后任书记的谢世德看中，由组织部调到区政府办公室写材料，并深得谢的赏识与信任，算得上是谢书记到大江区以后在政坛上的门生了。出于培养和锻炼年轻干部的考虑，1999年12月，谢书记把他下派到小镇，出任镇党委书记。这样一来，用林靖南自己的话来说，在40岁以前，他就完成了从“耍嘴皮子”（教书）到“拿笔杆子”（给领导当秘书），再到“扛枪杆子”（到乡镇当党委书记，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人生历程三大转折。后来我发现，像林靖南这种先教书后从政，最后因领导赏识，再下派到乡镇任书记、镇长的干部还不少，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内陆一些地区乡镇主职干部产生的一种模式，这也许就是前些年中央所强调的干部“四化”标准(1)在乡镇基层的具体体现吧。
小镇位于H市大江区的东部，镇街距城区不过10多公里，由市区乘车前往，中途换一次车，也不过个把小时，交通十分便捷。我之所以在川东双村调查完成之后将自己进行的第二个重点田野调查的地点选在这个城市边缘的小镇，一是因为这次调查的预期时间长，希望离家近一些，可以调研和教学两头兼顾；二是在完成了对川东双村那种典型内陆农业型村庄的全景式考察之后，想对自己的研究角度进行调整，选取一个比双村所在区域更发达、在全国居于中等发展程度的乡镇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如果说，通过对川东双村的考察，我所欲表达的是自己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外诱型村庄村治变迁类型的一个纵向模式的关怀，[2]那么，借助于这样一个新的对象，我则力图展开对较“村域政治”更为宏阔和宽广、更为当下的“乡域政治”一个横切面的理解与认识，并希望能够把对这个“切口”之纹理的理解与认识尽可能立体化、情节化与时间性（temporality）地展现出来，以丰富学界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的知识。[3]带着这样的想法，经过与大江区委办公室几位干部的沟通，他们便把我引荐到了小镇。干部们告诉我，与大江区已经较为工商化的街区相比较，小镇是以农业为主的，符合我的选择标准，但由于交通便捷，招商引资和工商业开发也已经频频波及这里，这样，便使得小镇的发展呈现出由农业向非农业急剧转型的典型特征。我明白，他们向我推荐小镇自有他们出于政府工作思维的考虑，但我也不是不可以去适应和认同他们的这种安排，也许正是小镇这种急剧变迁的特色，才使我更有可能从动态和多维的角度去透视当前乡域政治的特色、样态与矛盾呢。
于是，我便这样地坐在了林靖南这位小镇的文人书记面前，成为他在2003年春节开年之后接待的一位特殊客人。
小镇政府为我做了很好的安排，专门腾出一间寝室，配备了必要的生活用具，林书记又向政府食堂打了招呼，到时间直接去吃饭。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以与来政府办事的客人一起吃客饭。这不，待我把行李安放妥当，就被办公室的刘主任拉去吃客饭了。
客饭安排在政府食堂。为了使来小镇的领导、朋友和客商们有一个宜于用餐的地方，食堂内专门辟有一间四五十平方米大小的餐厅，餐厅进行过简单装修，配有一部柜式空调，摆放着四张铺有一次性桌布的圆形餐桌。这些年，小镇的经济发展较快，方方面面来的人多，这就使得这间小餐厅成为政府大院内最聚集人气的地方。林书记对我说：“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来吃饭，那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这是我初识林书记之后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句颇带理论意味的话，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也同样令我思考。他说：“作为书记，上面的领导来了，你不能不陪；区里各科局的领导来了，也不好不陪；遇有重要的客商就更是不能怠慢。这些人可都是小镇发展的希望。这样，吃饭就不仅是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就更是乡镇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必须要把客人陪好。你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说这话的时候，林书记端起一大杯枝江大曲与我相碰，然后一饮而尽。
“好酒量！”我不由得赞叹。
“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在基层工作，不吃饭不行，不喝酒更不行。你是主人，别人来你这里，你必须陪好，不能失了礼数，农村讲究这个，否则工作就很难开展，关系也很难建立。这样久而久之，也就锻炼出来了。今天你刚来，我要陪你。等一会儿，还有一个饭局也等着我去陪，是请区公安局的干部，大家关系很好，不去不行。在乡镇当领导一定要有一副好肠胃。”
听着林书记的这番话，瞧着他大杯大杯地喝酒，再想着他待会儿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将同样的潇洒再重复进行一遍，我又由赞叹转为惊愕，进而由惊愕转为思考。看来，这“酒精（久经）考验”和“把肠胃交给党”的政治民谚可真不只是基层干部们茶余饭后的消闲幽默，它的确是乡镇基层工作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即是如赵树凯所分析的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赵树凯，2006）从这里面，不仅能够体会到乡镇工作的诸多特点，而依照林书记的观点，甚至还能够预测出乡镇发展前景的诸多面貌。看来，这喝酒早已不仅是民风民俗，它已经成为渲染乡域政治特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4]
我的小镇调查，就是在对谢书记名头的体味与享受，以及林书记这一番“吃饭就是工作”和“农村调查从吃饭和喝酒开始”的启发中开始的。
(1) 干部“四化”的标准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在内陆乡镇，真正称得上是知识化和专业化的人才多半就是中小学教师，这也是乡镇干部中教师出身者较多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