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
如同病人的梦，空想的观念
是虚构出来的。
贺拉斯[1]
注释
[1]出自贺拉斯：《论诗艺》，第7~8行。——科学院版编者注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保罗·门采尔
这部作品的书名暗示着它的双重起因。不过，对把康德导向批判他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各种根据作出阐述，这超出了这篇导言的框架，因而在这里仅仅利用对康德决定与施魏登贝格争辩作出解释的说明。康德致莎洛特·冯·克诺布洛赫小姐的信[1]和在这封信中所通报的事实证实了他对这位视灵者的强烈兴趣。然后，康德自己在“准备性报告”中通过指出“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朋友们的热烈请求”说明了撰写自己的作品的决定性原因。[2]出自致门德尔松的信中的两段话在这里同样应予以考虑。在1766年2月7日的信中，康德称《梦》是“一部仿佛被迫写出的作品，所包含的更多的是人们应当如何判断这类问题的一种粗略设想，而不是阐述本身”[3]。与这部作品的“准备性报告”中的表述相应，后来在1766年4月8日的信中说道：“不知您在通读这部写得相当混乱的作品[4]时，是否会察觉到我在写作时所怀有的那种不满的一些征兆。因为我曾经既在有机会亲自结识施魏登贝格的人士那里，也借助一些通信，最后通过搞到此人的著作，好奇地打听他的异象，从而成为人们的谈资，所以我发觉，人们揣测我对所有这些轶事有一种认识，在我了结了这种认识之前，面对无休无止的询问，我休想有安宁。”[5]
关于我们这部作品的撰写时间，我们了解得很清楚。[6]书商康特尔们收到大学评议会10个帝国塔勒的处罚，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审查并得到印刷许可就印刷了”这部作品。然后，他们在1766年5月5日向国务部递交了一份说明，其中说道：“因为康德硕士的手稿写得极为无法辨读，而且由于他当时正要前往戈尔达普因而是一页一页地寄来印刷的，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校对时作出许多更新，使得这篇论文只是在它被誊清之后才以它现在的面貌出版，因此，由于这些情况，一方面教授们不可能审查这篇论文，另一方面如果在它结束印刷之前就把它呈交给教授们，教授们审查的就会是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7]根据所有这些公布，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出一个不太长的撰写时间。根据审查批语，印刷出来的作品是在1766年1月31日呈交上去的。[8]通过这个批语，更精确地确定了康德在戈尔达普的逗留。他于秋季假期在那里，在他出行前不久把他尚未完成的作品“一页一页地交付印刷”。因此，这部作品的撰写极可能完全在1765年。
这部作品是匿名出版的。不过，如从康德于1766年2月7日致门德尔松的信[9]中得出的那样，康德并未试图保持匿名。
刊印：1.《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哥尼斯贝格，约翰·雅各布·康特尔出版，1766（第1个版本）。
2.——，里加和米陶，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克诺赫出版，1766（以玫瑰枝作书名花饰，第2个版本）。
3.——，通过表现一个手持花束的坐着的赤裸守护神[10]而与第2个版本明显有别（第3个版本）。
4.——，载《按年序编排的康德短文全集》，第Ⅱ卷，379~478页，哥尼斯贝格和莱比锡，1797—1798。
5.《伊·康德杂文集》，第Ⅱ卷，247~346页，哈勒，1799（蒂夫特隆克编）。
注释
[1]参见《康德全集》，第Ⅹ卷，［40］43页以下（科学院版编者在这里使用的康德书信版本是《康德全集》第Ⅹ~Ⅻ卷的第1版，而现在通行的版本则是第2版。为方便读者，译者将其注明的第1版页码置入“［］”之中，再在后面注出第2版的页码，下同。此信亦可参见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11~16页。——译者注）。
[2]参见本文318页。
[3]《康德全集》，第Ⅹ卷，［65］68页。
[4]参见《康德全集》，第Ⅱ卷，500页，新版501页。
[5]《康德全集》，第Ⅹ卷，［66］69页（参见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20~21页。——译者注）。也请参见本文367页。
[6]通过A.瓦尔达在《老普鲁士月刊》的公布，第ⅩⅩⅩⅦ卷，535~536页，注释。
[7]哥尼斯贝格大学评议会档案（事关审查和禁书，C.13）。
[8]哲学院档案，第Ⅴ卷，638页。
[9]《康德全集》，第Ⅹ卷，［65］68页。
[10]据C.凯尔巴赫的区分。
一个在论述方面承诺甚少的准备性报告
冥界是幻想家的乐园。他们在这里发现一片自己能够任意耕作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忧郁症的气息、无根据的故事和修道院的奇迹，使得他们不乏建筑材料。哲学家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描绘出平面图，又修改它或者废弃它。只有神圣的罗马在这里拥有能获益的领土；不可见的王国的两顶王冠支撑着第三顶王冠，作为其尘世主权脆弱的冠冕，而开启另一世界两扇大门的钥匙则同时感应性地打开当前世界的钱柜。就灵神世界通过治国才能的理由得到证实而言，它诸如此类的权利远远地超越了学界智者们软弱无力的责难，而它们的运用或者滥用已经是太令人敬畏，似乎无须经受一项如此受到责难的审查。然而，获得如此之多的相信、至少对它们的驳斥是如此之糟糕的通俗故事，尽管并没有为自己挣得所有证明中最令人信服的出自利益的证明（argumentumabutili），何以却毫无用处又出乎意料地四处传播，甚至溜进了学说体系呢？一个理性且坚信的目击者的保证和一种无法克服的怀疑的内在抵制之间，哪个哲学家不曾在给人造成过人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幼稚的印象呢？他应当完全否认所有这样的灵神现象的正确性吗？他能把什么当做理由来反驳它们呢？
他应当哪怕只承认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是可能的吗？哪怕是能够假定一个这样的事情是已得到证实的，这样一种承认就会何等重要，人们就会从中看出何等惊人的结果！也许还剩有第三种情形，即根本不掺和诸如此类好奇或者闲极无聊的问题，坚守有用的东西。但由于这一评价是理性的，所以它在任何时候都被缜密的学者们以多数票予以否决。
既然对诸多以一些真理的外表讲述出来的东西没有根据地丝毫不相信，与对一般传言所说的东西不加检验地全盘相信一样，是一种愚蠢的成见，则本文作者为了避开第一种成见，就让自己部分地被第二种成见牵着鼻子走。他怀着某种屈辱来承认，他曾如此真诚地探究一些上述那类故事的真实性。他发现——就像通常人们什么也不想寻找时那样——自己一无所获。如今，这也许自身就是写一本书的一个充足的理由；不过，还得再加上那个已经多次驱使谦逊的作者们去写书的因素，即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朋友们的热烈请求。此外，一部巨著已经买来了，更糟糕的是已经读过了，这份气力不应白费。由此便产生了这篇论文，它像人们所自诩的那样，在他不理解最重要的东西、不相信其他的东西、但嘲笑其余的东西的时候，应当按照事物的性质来完全满足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