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环境的挑战
第一节艰苦地区的刺激
研究线索
我们或许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安逸对于文明来说是有害的。我们能否更进一步呢？我们能不能说，环境越艰苦，刺激文明生长的力量相应就越强呢？让我们依次回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然后看看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能够支撑环境的艰苦与刺激平行增长的例子不难找到，反倒是闪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例子多得令人不好取舍。这些例子大多以比较的方式出现。我们先把证据分为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大类；首先看看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又分为两类，一是剧烈程度不同的自然环境困难刺激效果的比较；二是抛开土地性质因素，仅就新旧地方的刺激效果进行比较。
黄河与长江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两条大河下游地区环境艰苦程度的区别。当人类最先遇到黄河下游的澎湃波涛时，这条河可能终年都无法通航；冬季的河道要么完全封冻，要么塞满浮冰，每年春季的凌汛则不断使黄河改道，新河道被冲刷出来，旧河道则成了林木丛生的沼泽。即便到了今天，在人类通过三四千年的努力排干了沼泽，修筑了大堤之后，洪灾的隐患仍未完全消除。直到1852年，黄河下游的河道还发生过一次大的变动，其入海口从山东省的南部转移到北部，两个地方之间足足相距一百多英里。另一方面，长江却一直是能够通航的，它的水患虽偶尔能带来灾害性后果，却不像黄河那么频繁。此外，长江流域的冬天也不算严厉。然而，孕育古代中华文明的却是黄河，不是长江。
阿提卡和彼奥提亚
如果一个游客不走海路，从北部陆路出入希腊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同从来自发产生文明的北方相比，古希腊文明的家园其实要硗薄、“嶙峋”和“艰苦”得多。同样的对比在爱琴地区内部也能看到。
例如，一个旅客从雅典乘火车经萨洛尼卡进入中欧，他会在旅途的第一阶段预先看到一片自己熟悉的西欧或中欧乡村风光。当火车花几个小时缓缓爬上帕尔纳斯山东麓，穿过萎靡的松林、丑陋的石灰岩组成的典型爱琴地区景观后，他惊奇地看到一片土壤肥沃，山丘缓缓起伏的平原地形。当然，这种风景不过是个“点缀”；他直到过了尼什，从摩拉瓦下行至多瑙河中游时才能再次见到这种景观。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在古希腊文明繁荣的年代叫什么呢？它叫彼奥提亚，在希腊人心目中，“彼奥提亚”一词的含义是很特殊的。它代表一种粗野、顽固、呆板、残忍的民族性格——它与古希腊文化的天资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下列事实使这种不协调性更加突出；因为过了西萨隆山脉，绕过今天铺有铁路的帕尔奈斯山就是人称“希腊的希腊”的阿提卡。这个代表希腊文化安详柔美特征的地区竟然同那个跟普遍希腊精神无法协调的地方比邻而居。有句俏皮话可总结两个地方的对比特征：“彼奥提亚猪猡”和“阿提卡晶盐”。
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种希腊人意识中的文化对比同两地自然环境的对比是完全契合的。因为阿提卡在精神和地貌上都是“希腊的希腊”。她代表爱琴地区的特点，就像爱琴地区代表周围地区的特点一样。如果你从西部进入希腊，穿过科林斯湾的通道的话，你就可以自诩目睹了希腊的风光了——美丽但难以接近。然后，科林斯运河陡峭的两岸将遮住你的视线。但如果你的轮船驶入了萨罗斯湾，你就会再次为眼前的庄严景色所震撼，觉得地峡另一侧的风景实在不算什么；这种庄严感在你绕过萨拉米斯湾，看到阿提卡时达到了顶点。阿提卡的土壤十分硗薄，所谓的剥蚀过程将土壤从山上冲入海中，使得到处岩石裸露。这种现象在柏拉图的时代已经存在，他在《克利提亚》中的地貌描写便是证明。但彼奥提亚直至今日却一直免于此劫。
雅典人如何对待他们的贫瘠国土呢？我们知道他们做了哪些事，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当阿提卡的牧场缺水，农田荒芜的时候，它的人民放弃了畜牧业和谷物种植业 汤因比因时代的局限，对雅典的经济仍持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思想，即工商业是经济的主导部门，这是对古希腊及雅典史料的误读。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史学已经普遍认为雅典是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为辅的共生型经济。——译者注——当时希腊的主要生活来源——转而发展出本地的特有生产方式——橄榄种植业和利用陶土。雅典娜慷慨赐予的树种不仅在秃岩上成活而且长得十分茂盛。然而，人类单凭橄榄油是无法为生的。为了从橄榄林中获得口粮，雅典人必须用他的阿提卡橄榄油去交换西徐亚的粮食。为了将橄榄油送至西徐亚市场，雅典人必须将它封罐，用船运到海外——这些活动刺激阿提卡建立了制陶业和贸易船队；同时，由于贸易需要货币，阿提卡的银矿也得到开采。
然而，这些收获不过是雅典政治、艺术、学术文化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才使雅典成为同彼奥提亚的粗犷截然对立的“全希腊的学校”和“阿提卡晶盐”。政治方面的成果是雅典帝国。艺术方面，制陶业的兴盛使得陶瓶画家有机会创造一种新形式的美，它在两千年后还使得英国诗人济慈为之心醉神往；阿提卡森林消失后，雅典的建筑师被迫放弃木料而改用石料，最终创作了帕特嫩神庙那样的艺术珍品。
拜占庭和卡尔西敦
希腊世界的扩张，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卡尔西敦和拜占庭之间的对比。两个地方位于马尔马拉海靠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两侧，卡尔西敦在亚洲，而拜占庭在欧洲。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两个城邦建立一百年后，波斯总督墨伽巴索斯“说过一句令他在赫勒斯滂特地区希腊人中声名不朽的名言。他在拜占庭听说卡尔西敦人建城早于拜占庭17年；他立刻评论道：那卡尔西敦人当时肯定是瞎了眼。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可挑选时盲目选择了个差地方”。[1]
但当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在墨伽巴索斯的时代(希波战争期间)，两个城邦迥异的命运已经凸显。卡尔西敦一如既往仍是个普通的农业殖民地，而从农业角度看，它的区位明显优于拜占庭。拜占庭是迟到者，捡起了别人剩下的东西。作为农业区它是失败的，这也许主要是由于色雷斯蛮族的不断劫掠。但他们的港口金角湾却相当于偶然占得的一座金矿；因为博斯普鲁斯的海流对从两个方向驶入金角湾的船只都非常有利。公元前2世纪，在这个希腊殖民地建立五百年后，它作为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中心五百年前，波利比阿写道：
从安全和发展两方面看，在整个希腊世界中，拜占庭人占据的位置是面向海洋的最佳点，却是面向大陆的最差地点。在海洋之上，拜占庭紧扼通向黑海的咽喉要地，任何一艘商船都不可能违反拜占庭的意志出入此地。[2]
然而，或许墨伽巴索斯并不配因其名言而享有富于洞见的美誉。毫无疑问，如果占领拜占庭的殖民者早到20年，他们也必定会选择当时无人居住的卡尔西敦；而且，如果他们的农业没有受到色雷斯强盗的祸害，他们也可能不去发展当地的商业。
以色列人、腓尼基人和非利士人
如果我们现在从古希腊史转到古叙利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后米诺斯时代的民族大迁徙中进入或留居叙利亚的各民族，由于偶遇的物质环境难易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在古叙利亚文明发展中独占鳌头的并不是在“大马士革诸河上”的亚罗拿和法珥法等地的阿拉米人；也不是在日后塞琉古首都安条克所在的欧朗提斯河上定居的阿拉米人，也不是止步于约旦河东岸，留在基列的丰美草原上牧放他们的“巴珊公牛”的以色列部族。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并非野蛮人，而是作为米诺斯文明继承者，从爱琴地区来到叙利亚并占领迦密以南港口和低地的非利士人也没有取得古叙利亚的领导权。这个民族同希腊人眼中的彼奥提亚人一样臭名昭著；即使我们承认彼奥提亚人和非利士人并不那么糟糕，而我们对他们的知识却几乎完全来自其对手，那么人们不是也只能说他们的敌手确实压倒了他们，并通过贬低他们而为自己取得了后世的尊敬吗？
古叙利亚文明有三个伟大贡献。它发明了字母表；它发现了大西洋；它形成了一种对上帝的特殊观念，这种观念为犹太教、祆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有，却有别于古代埃及、苏美尔、古印度和古希腊宗教思想。这些成就究竟是由哪个古叙利亚社会贡献的呢？
关于字母表的来源，我们实际并不清楚。尽管传统认为是腓尼基人发明了它，它的原始形式也很有可能是非利士人从米诺斯文明世界带来的；所以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字母表的发明问题只能存疑。让我们看看另外两个贡献。
是谁最早冒险横渡地中海，到了赫克里斯石柱还继续前行？不是非利士人，尽管他们身上流着米诺斯人的血液；非利士人当年远离大海，为厄斯德累伦和谢非拉的肥沃平原同比自己更坚强的敌人——以法莲和犹大山区里的以色列人战斗，结果遭到失败。大西洋的发现者是推罗和西顿的腓尼基人。
这些腓尼基人是迦南人的遗族，早在非利士人和希伯来人到来之前便居于此地——这件事在《创世记》里靠前的一章中有过系谱方面的记载，说迦南(含之子，挪亚之孙)，“生长子西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其家乡位于叙利亚海岸中部，不足以引起侵略者的野心。非利士人弃之不顾的腓尼基与他们居住的谢非拉构成鲜明的对比。海岸这一侧没有肥沃的平原；黎巴嫩山脉拔海而起——连修一条公路或铁路的地方都没有。除了借助海洋外，腓尼基诸城市连彼此间相互交流也是十分不便的。其中最有名的城市推罗，如同海鸥的巢穴，高踞在石岛之上。因此，当非利士人如羊群吃着三叶草一般悠闲时，从前仅在比布勒斯和埃及之间短程航行的腓尼基人却效仿米诺斯人，进入深海，在地中海西部的非洲和西班牙海岸复制了古叙利亚文明。迦太基这个腓尼基人在海外殖民中建立的最辉煌城市，即使在非利士人最擅长的陆战中也远远胜过了对方。非利士人最著名的英雄是迦特的歌利亚；但他在腓尼基人汉尼拔面前却实在相形见绌。
但从人类业绩的角度看，大西洋的地理发现却不及一神教的精神发现；那一成就却是由另一个古叙利亚社会完成的，它的居民住在一个还不如腓尼基海岸的自然环境——以法莲和犹大山区里。显然，这片土质硗薄，森林广布的山地直到公元前14世纪甚至更晚都荒无人烟；直至埃及新王国衰落后的中间期，希伯来牧民的前哨才逐渐从阿拉伯的北部草原进入叙利亚边境，在此地定居下来。他们到了这里就从游牧民变成了瘠薄土地的垦荒者，默默无闻地代代相传，直到古叙利亚文明已过了全盛期。到了公元前5世纪，当众先知的时代都过去了以后，希罗多德还不知道以色列的名字，在他描写的古代叙利亚地区的全景里，以色列仍被埋没在非利士范围内。他写道：“非利士人之土”[3]——即非拉斯坦或巴勒斯坦，这个名称保留至今。
叙利亚地区的传说中有个故事，以色列的上帝曾向以色列王进行了神明可能向凡人提出的最大考验：
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求你赐我智慧……”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4]
“所罗门的选择”这一传说是选民历史的比喻。以色列人在理解能力方面超过了非利士人的军事实力和腓尼基人的航海壮举。他们的追求迥异于外邦人，首先渴望的是上帝的天国；其他的一切都随天国而来。在索取仇敌性命方面，非利士人落入了以色列人之手。在积累财富方面，犹太人成了推罗和迦太基人的继承者，在腓尼基人一无所知的大陆上，从事腓尼基人梦想不到的大规模交易。在持久性方面，犹太人至今仍是一个独特民族，而腓尼基人和非利士人早已被同化。犹太人的古叙利亚邻居们已进入熔炉，被重新锻造出新的民族形象和特征，而以色列人却不为这种炼金术——历史上出现的无数次国家统一、教会统一和民族迁徙——所磨灭，而我们这些异邦人则早已逐一屈服。
勃兰登堡和莱茵地区
从阿提卡和以色列跳到勃兰登堡看似突兀离题，实际上却提供了对同一法则的例证。如果你在腓特烈大帝原来的领土上——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旅行，看到那里发育不良的松树和多沙的田地，你会误以为来到了欧亚草原的某个边缘地带。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离开这里，去往丹麦的牧场和山毛榉林，去往立陶宛的黑土地，去往莱茵地区的葡萄园，你都可以找到更为安乐和令人愉快的地方。然而，占有这样一块“破地方”的中世纪殖民者的后裔却在我们西方社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不仅在19世纪主宰了德国，而且在20世纪率领德国人认真地打算一统西方。普鲁士人还教给邻居如何给沙地人工施肥，使之生产出谷物；如何用强制教育体系使全民达到空前的社会工作效率水平，如何用强制卫生和失业保险体系实现空前的社会安全。我们或许并不喜欢它，但我们无法否认，自己从它那里学到了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
苏格兰和英格兰
苏格兰是个比英格兰更艰苦的地方，这一点无须证明；我们也无须费力去详述典型的苏格兰人和典型的英格兰人之间人所共知的差别。苏格兰人严肃、吝啬、精确、执著、谨慎、自觉而富有教养；而英格兰人则诙谐、铺张、马虎、冲动、粗心、随便、出手大方、文化修养差。英格兰人会认为这样传统的比较不过是开玩笑；他们差不多看什么都像笑话；但苏格兰人并非如此。约翰逊常用一句俏皮话调侃保斯韦尔，说一个苏格兰人最光明的前途是前往英格兰；在约翰逊出生前的安娜女王时代也有个笑话，说如果该隐是苏格兰人，他受的惩罚一定不是在大地上到处流浪反而是被判留守在家里。一般人的看法不错，苏格兰人在缔造大英帝国与占据教会和政府高位方面的突出表现是与他们的人口不成比例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会的典型斗争是纯血统苏格兰人和纯血统犹太人的矛盾，从格莱斯顿的时代直至今日，联合王国的首相几乎有一半是苏格兰人。[5]
争夺北美
对我们的题目而言，在西方历史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五六个殖民集团争夺北美霸权的结果。斗争的胜利者是新英格兰人，但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这个大陆的最后主人早先遇到的自然环境是何等不利。让我们比较一下新英格兰的自然环境(希尔镇是个很好的标本)和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早期占有的环境比较一下：那些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别的英国殖民者都住在大西洋南部沿岸，弗吉尼亚一带。
17世纪中叶，当这些人都在美洲大陆的边缘站稳脚跟时，人们很容易预言将发生一场争夺内地的斗争,但在1650年，最有远见的观察家也很难猜中谁将最后获胜。他也许足够敏锐，可以排除西班牙人，尽管他们有两个明显优势，他们占有墨西哥，那是个北美洲唯一从前就有文明传统的地方；还有西班牙在欧洲列强中久享的但早已名不副实的声望。他或许会因墨西哥的偏远而对它不加考虑，并因西班牙在不久前结束的欧洲战争(三十年战争)中的失败而轻视她的威名。他会说：“法国将继承西班牙在欧洲的陆军霸权，荷兰和英国继承她在海上的军事和贸易霸权。北美的争夺将在荷、法、英三方间展开。短期来看荷兰机会最大。她的海上势力超过英国和法国，并且在北美控制了一条通往内地的重要水道——哈得逊河。但从长远来看，法国却更有希望。她占有更重要的水道圣劳伦斯河，而且其无敌的陆军只要剑指荷兰本土，就会立刻让敌手精疲力竭，陷于瘫痪。”他接着会说：“至于两个英国殖民点，我可以放心地把它们排除。南部的英国殖民者也许能凭借相对有利的土壤和气候，在北美抢得一块飞地，但只要法、荷中的一家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通向内地的道路就被切断了。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住在荒凉而贫瘠的新英格兰的那一小群人注定要被消灭，因为哈得逊河流域的荷兰人切断了他们与自己亲戚的联系，而法国人又从圣劳伦斯不断向他们施加压力。”
假定这位想象中的观察家活到了世纪之交。他在1701年一定会暗自庆幸自己把法国的前景估计得高于荷兰；因为后者已于1664年乖乖地把哈得逊河交给对手英国人了。与此同时，法国人已沿圣劳伦斯河北上，推进到了五大湖一带，并且跨越式发展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拉萨尔沿河而下直到河口，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其港口新奥尔良的发展前景显然不可限量。在英法之间，我们的观察家想必不会有理由要改变其预言的。新英格兰人可能因占领了纽约而免于灭亡，但他们的前途仍和南方同胞们一样黯淡。大陆的前途看似已经决定，胜利者将是法国人。
我们是否应该赐予这位观察家异常的高寿，以便他能在1803年把局面再审视一番呢？如果让他活到这个时候，他将被迫承认自己的才智并不高明，不值得活得这么长久。到1803年底，法国国旗已从北美的政治版图上消失。加拿大此时已臣属英王四十年，路易斯安那则在被法国让给西班牙再还回来后，又被拿破仑卖给美利坚合众国了——后者是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大国。
1803年，美国已牢牢控制了大陆，可预言的东西已不多了。现在只需要预言美国的哪一部分将在这一大国中占据优势。这次是再不会出错了。南方诸州无疑将成为联邦的主宰。看看他们在西进竞赛这一最后回合的较量中如何领先吧。建立肯塔基州的是弗吉尼亚州的边疆居民——那是在长期以来联法抗英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建立的第一个新州。肯塔基位于俄亥俄河流域，后者是密西西比河的支流。同时，兰开郡的新棉纺厂正为适应南方土壤和气候的棉花作物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市场。
一个南方人在1807年说：“我们的北佬兄弟刚发明了一种汽船，可以在我们的密西西比河里逆流而上，还发明了一种机器，用以梳洗我们的棉花。‘北佬的点子’对我们比对那些聪慧的发明家更有好处。”
如果我们年迈而不幸的预言家采纳了这种当时和稍后南方人自己的观点，那他可是昏聩至极了。因为在这最后一个回合里，南方人也同荷兰人、法国人一样，转瞬间便输得一干二净。
1865年，形势已然发生逆转，1807年的格局现在已面目全非。在西进竞赛中，南方奴隶主被北方的敌手打得一败涂地。当他们通过印第安纳几乎到了五大湖区，并在密苏里的谈判中占尽先机后(1821)，他们在堪萨斯遭到决定性失败(1854—1860)，并且从未到达太平洋沿岸。此时，新英格兰人已成为从西雅图到洛杉矶的太平洋海岸主人。南方人的如意算盘是用密西西比河的汽船把整个西部纳入南方的经济政治体系。但“北佬的点子”没有到此为止。铁路机车压倒了汽船，汽船给了南方人少许好处，但铁路机车拿走的要更多；因为哈得逊河与纽约作为大西洋通向西部的要道的价值，是在铁路时代才最终实现的。从芝加哥到纽约的铁路交通正在超越从圣路易到新奥尔良的水路运输。大陆上的主要交通线从南北走向变成了东西走向。整个西北部都脱离了南方，在利益和情感上同东北部融合起来了。
曾经向南方馈赠过内河汽船和轧花机的东部居民，现在用两样礼物收买了西北部的居民；他们去时一手拿着机车，一手拿着收割扎结机，这就解决了西北部的两大难题——运输和劳动力。凭着这两个“北佬的点子”，西北部的归属业已确定，南方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失败了。南方人想通过武力扭转经济上的颓势，不过是提前接受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惨败而已。
也许可以说，北美的所有殖民者都遇到过严重的自然挑战。法国人在加拿大要面对近于北极气候的严冬，在路易斯安那要制服我们在第一部分比较中见过的中国黄河式的桀骜难驯的河流改道。然而综合土壤、气候、运输条件和其他因素考虑，新英格兰人的居住环境无疑是最困难的。因此，北美的历史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困难越大刺激就越大。
第二节新地方的刺激
关于难易程度不同的自然环境产生刺激作用的比较先说到这里。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在不考虑地质条件的情况下，比较一下老地方和新地方刺激效果的差别。
开拓新区域的活动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刺激呢？在逐出伊甸园和出埃及的神话里确是如此。由于被从神奇的伊甸园赶到了凡俗世界，亚当和夏娃改造了原始人的采食经济，发展出了农业和畜牧业文明。以色列的子孙们在出走埃及后，才养育了帮助奠定古叙利亚文明基础的一代人。当离开神话转而观察宗教史时，我们发现这种直觉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例如，我们发现，令那些质疑“从拿撒勒能出来什么好东西吗？”的人吃惊的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确实出现在“外邦人的加利利”那个平凡的小村子里，那是距耶酥降生不到百年以前才由马加比家族为犹太人征服的一个偏僻的新领土。当加利利的这颗芥菜籽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将犹太人(不仅是犹太本地人，还有散居外地的犹太人团体)的惊异变成公开的敌意时，新信仰的传播者们便自觉地“转向外邦人”，不断地为基督教征服远在马加比王国之外的新世界。佛教的历史也是一样，这个古印度宗教并没有在原来的印度世界里取得决定性胜利。小乘佛教最先在印度文明的一个殖民子体锡兰找到了突破口。大乘佛教则通过控制近东化和希腊化的印度旁遮普省去绕路占领自己未来在远东的广大领土。古叙利亚和古印度的宗教天才都在国外的新地方得到了充分发展。并最终开花结果——这证明了“先知只在本乡本土才不受尊重”这条真理。
对这条社会法则的最好检验材料来自那类“亲属”文明，它控制的区域部分属于前代文明的老地方，部分属于自己开拓的新地方。我们可以检查这些“亲属”文明的发展轨迹，找到它最辉煌的那些成就，看看这些成就是产生在老地方还是新地方，从而验证老地方和新地方分别产生了什么刺激作用。
先看印度文明，让我们记下印度人生活中的创造性因素是在哪里发源的——尤其是在印度社会中居于核心与至高地位的宗教方面。我们在南方找到了这些起源。印度教的所有特征都是起源于此：以庙宇为载体的拜物教或偶像崇拜支派；信徒与专奉神明间的个人情感关系；严密神学体系和偶像崇拜与情感宣泄所引发的形而上学式升华(印度神学的奠基人于公元788年生于马拉巴尔)。南印度是老地方还是新地方呢？是新地方。那里直至古印度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实现“一统”的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7—前185年)才被并入印度社会。
古叙利亚社会产生了两个子体社会，阿拉伯和波斯，我们看到，后者更为成功，最终吞并了她的“姊妹”。波斯文明在哪里最为发达呢？它在军事、政治、建筑和文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几乎全部出现在波斯世界的两端，印度斯坦或安纳托利亚，分别在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达于极盛。这些成就都出现在新地方，位于长辈的古叙利亚文明范围之外，两个地方一个得之于印度，另一个从东正教社会夺来。波斯文明在其核心地区，如伊朗——从古地中海文明夺来的老地方——取得的成就不免相形见绌。
东正教文明在哪里表现出最强的活力呢？翻阅一下历史就知道，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活动中心。在古希腊文明结束后的中间期里，东正教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和东北部最为活跃。9世纪中叶以后，它的中心从亚洲转移到海峡靠欧洲的一侧。此后，东正教的正宗一直留在巴尔干半岛。然而，到了近代，正统东正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它在俄罗斯的分支远远超越了。
这三个地区算是老地方还是新地方呢？对俄罗斯而言，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北部在两千年前曾孕育了赫梯文明，但对东正教来说，这里无疑是个新地方。这个地区的希腊化相对迟缓且一直不彻底，它对古希腊文化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在古希腊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里，由4世纪的卡帕多克亚教父们完成的。
剩下那个东正教社会中心——巴尔干半岛内地同样是个新地方，因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中间期，这个地方在帝国时期由拉丁人涂上的一层淡淡的希腊文明色彩早已被不留痕迹地抹掉了。这里的破坏比帝国西部的任何省份(不列颠除外)都更为彻底。在异教蛮族入侵者手中，基督教化的罗马诸省不仅被征服了，而且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蛮族成功消灭了所有地方文化因素，以致在三百年后，当他们的后代痛悔祖先的罪行时，他们不得不向外界寻求生发文明的新种子。因此，这里土地的荒芜程度要两倍于奥古斯丁传教时不列颠的荒芜程度。东正教文明建立自己第二个中心的地方，仍是一块不久前刚从荒野里重新开辟的新地。
因此，东正教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都是新地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是前辈文明中心的希腊在东正教的发展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8世纪，它才成为西方势力强行进入东正教世界的水上通路。
现在再转到古希腊史，看看在古希腊早期历史里相继占据首要地位的两个地区——爱琴海亚洲沿岸和欧洲的希腊半岛的情况。从前一时期的米诺斯文明的角度看，这些繁荣地区是新地方还是老地方呢？仍是新地方。即使在其全盛期，米诺斯文明在欧洲的希腊半岛上也不过建立了东部、南部海岸上的几个据点；在安纳托利亚，现代考古学家一直未能找到米诺斯文明存在甚至发生影响的痕迹，这一现象十分突出，很难归咎于运气使然，而是似乎表明，出于某种原因，这处海岸没有进入米诺斯文明的势力范围。相反，基克拉迪群岛本是米诺斯文化的一个中心，却只在日后的古希腊史中扮演配角，犹如投靠相继称雄的海上霸主的谦卑仆人。而作为米诺斯文化最早和一直是最重要的中心，克里特在古希腊史里扮演的角色尤为令人惊异。
克里特本应保持其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历史原因——米诺斯文化在那里臻于极盛，也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克里特岛是爱琴诸岛中最大的(比别的岛都大得多)，它位于古希腊世界最重要的两条海路交通线上。从派里奥斯港 古代雅典的海港。——译者注前往西西里的船只必须通过克里特岛西端和拉科尼亚之间；从派里奥斯前往埃及的船则必须通过克里特岛东端和罗得岛之间。然而，拉科尼亚和罗得岛都在古希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克里特却一直袖手旁观，默默无闻。当全希腊涌现了众多政治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时，克里特却不曾产生过比江湖郎中、雇佣兵和海盗名声更好的人物。到后来，“克里特的”在希腊语中却成了跟“彼奥提亚的”一样的笑柄了。《圣经》中记载着克里特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他们自己的一个先知说：‘克里特人永远是骗子、禽兽和饕餮之徒。’”[6]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继承古代中国社会的远东社会。远东社会在哪些地方最具活力呢？今天，日本人和广东人无疑是它最具活力的代表，从远东社会的观点看，这些人都是出现在新地方的。直到中国史的一个较晚阶段， 原文为until a late phase of Sinic history。其表达不太准确。——译者注东南沿海一带才被纳入“业已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版图，并且在那个时候，它也不过是汉帝国薄弱行政体系中的边疆省份。那里的居民一直是蛮夷。日本列岛是远东文明的分支，大约在6至7世纪期间，远东文明从朝鲜半岛传播过去，在没有任何先前文化痕迹的地方发展起来。远东文明在日本这块处女地上的兴盛同东正教文明从安纳托利亚高原移植到俄罗斯处女地时的情形十分相像。
如果像我们的证据显示的那样，新地方比旧地方更具刺激力，那么人们还会发现，在新旧地方之间有一海之隔的情况下，这种刺激力就更为突出。远洋殖民的特殊刺激作用在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500年的地中海历史表现得极为清楚，那时黎凡特地区的三种文明来到地中海西部，开始了殖民竞赛。例如，两个最大的殖民点，古叙利亚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腊的叙拉古在发展程度上远胜于母邦推罗和科林斯。大希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亚该亚殖民城邦成为了繁忙的商业区和辉煌的思想文化中心，而伯罗奔尼撒本部海岸的亚该亚母邦直到古希腊文明盛极而衰时仍处于止水状态。同样，意大利的西罗克里斯人远胜于留居希腊的罗克里斯人。 古代希腊北部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最惊人的例子是伊特鲁里亚人——西地中海殖民活动中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竞争的第三支力量。西迁的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腓尼基人不同，他们不满足逗留在沿海。他们从意大利西海岸向内地推进，经过亚平宁山和波河到了阿尔卑斯山麓。然而，留在家乡的伊特鲁里亚人却默默无闻到了极点，历史文献里查不到他们的事迹，不知道他们原来住在何方；只有埃及的材料表明，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在米诺斯时代后的民族迁徙中曾跟亚该亚人在一起，并在黎凡特亚洲海岸建立过据点。
或许，民族大迁徙期间跨海的刺激作用最为突出。这种现象并不常见。作者仅能想到的例子包括：在米诺斯时代后的民族迁徙里，透克里亚、埃奥利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跨过爱琴海来到安纳托利亚西海岸；透克里亚人和非利士人到了叙利亚海岸；古希腊时代后的民族迁徙中，盎格鲁人和朱特人到了不列颠；布立吞人又越过海峡到了因他们得名的布列塔尼；与此同时，爱尔兰的苏格兰人迁往阿盖尔；加洛林王朝复活罗马帝国的企图失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迁徙。统共是六个例子。诚然，我们说过，非利士人的迁徙没有产生巨大影响，而迁徙后布立吞人的历史也默默无闻。但另外四次跨海迁徙都伴随着某些惊人现象，那是为数更多的陆上迁徙所不具备的。
跨海迁徙有个简单的共同点：在海上迁徙时，移民的社会用具必须打包上船才能带离家乡，到了旅途终点还得取出行囊。各种用具——人、财物、技术、制度或思想——都势必服从这一法则。所有无法海运的东西都必须留下来，而许多东西——不只是物质的——只要被带走，就必须拆散，而且可能再也无法组装成原来的样子。当航程结束打开包裹时，它们已“因海上颠簸而变成另一种丰富新奇的玩意儿了”。如果这种跨海移民发生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那么这种挑战一定更为严重，刺激也一定更为猛烈，因为那时应战的不是业已发达的社会(如上文说过的希腊和腓尼基殖民者)，而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静止状态。在民族迁徙中，这种从静止到急风暴雨式剧变的陡然转化对任何社会都将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对航海者显然比对陆上迁徙者更为剧烈，因为后者可以随身携带的许多社会用具在航海时必须丢下。
跨海航行后，眼界的改变产生了关于神和人的一种新观念。原来各自拥有一批崇拜者的地方神被一组统治世界的天神取代。原来的圣地不过是一间作为大杂院中心的小破屋，现在却被提升为一座庄严的神殿。那些彼此无关的神祇们的古老神话，现在按照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荷马时代希腊人那样的方式被合并成诗歌形式的神话、神圣的英雄故事。这个宗教创造了一位新神：奥丁，人类的领袖，战争之神。[7]
从爱尔兰跨海迁往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人以某种类似的方式为一种新宗教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以爱奥那岛 位于苏格兰西部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译者注为中心的达里阿达海城 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的一片较大区域，包括现在苏格兰与爱尔兰的部分陆地与岛屿。——译者注成了圣哥伦巴 圣哥伦巴(521—597)，又称爱奥那的哥伦巴，是在达里阿达地区传播基督教的著名教士。——译者注传教运动的大本营，这并非偶然。
越海迁徙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不同种族的大融合，因为社会组织中首先要抛弃的便是原始的血缘群体。一艘船的载人量有限，而如果数条船为了安全而一起前往异乡，就很可能要同时拉上不同地方的人——这与陆上迁徙的一般方式恰成对比，进行陆上迁徙的整个部族可以把妻子儿女和家具全装上牛车，大队人马以蜗牛速度在大地上缓缓前行。
越海迁徙的另一个独具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可能是一种未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当时还没有因为明确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等不同方面分别折射出来——那是“不死的天神”和他那个圈子的组织形式。如果想了解这种仪式在其全盛期如何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里举行，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在留守家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里的发展状况。相形之下——
在冰岛，五月节的狂欢，婚礼和求爱的仪式似乎在移民时代后就失传了。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外来定居者主要是那些见多识广和有文化的人，部分是因为这些风俗习惯跟农业密不可分，而农业却没有条件在冰岛成为主要活动。[8]
既然冰岛多少还是有些农业的，我们自然应更重视前一个原因。
上面援引的那部著作的内容出自叫作《老埃达》的成文于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诗歌集，它的母版来自原始斯堪的纳维亚丰富的口传戏剧文学——那是移民们唯一能从其眷恋的故土中起出并带上甲板的一种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这样说来，把原始仪式发展成戏剧的活动是不能由那些迁居海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完成的；这个理论在古希腊史里也有个类似的例子。人所共知的是，古代希腊文明起源于海外的爱奥尼亚，但以原始宗教仪式为基础的希腊戏剧却成长于希腊半岛的土壤。在古希腊相当于挪威乌普萨拉神殿的是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另一方面，在爱奥尼亚、冰岛和不列颠，跨海的移民——希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分别创作了“荷马”史诗、《埃达》和《贝奥武夫》。
英雄故事和史诗的兴起是为了满足一种新的精神需求，因为人们此时意识到鲜明个性和非常功业的重要性。荷马说：“这支歌只有在人们听来最感新鲜的时候，才是对人的最高赞美。”然而，史诗中还有一个比新颖更受欢迎的要素，那就是人类对故事的真正爱好。当英雄时代的暴风骤雨仍在继续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现实；但社会的动荡毕竟短促，风暴平息后，爱好史诗和英雄故事的人便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正日益变得乏味。这样，他们在听故事时逐渐变得厚古薄今，后来的说唱艺人为了适应听众情绪的变化，只好重复和渲染老一辈的故事。正是到了这个后期，史诗和英雄故事才达到文学上的顶峰；然而，没有渡海迁徙的艰辛带来的刺激，这些宏伟之作根本不会出现。我们由此得出公式：“乡土孕育了戏剧，而移民创造了史诗。”[9]
在民族大迁徙中，跨海迁徙的苦难还产生了另一个积极成果，它不是文学的，而是政治的。这种新的政治不再以血缘为基础，而以契约为基础。
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跨海的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沿海建立的城邦，这些地方日后被称为埃奥利斯、爱奥尼亚和多利斯。根据古希腊政制史的断简残篇来看，以法律和地域组织原则取代习惯和血缘组织原则的变化最早出现于这些希腊海外殖民地，后来才被欧洲的希腊人效法。在如此建立起的海外城邦中，新的政治组织“细胞”是船队，不是血族。由于在海上建立了“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当他们在怀有敌意的大陆上努力维持来之不易的一块沿海领土时，他们会继续保持原来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在岸边和海上，伙伴关系要胜过亲缘关系，一个被推举并深孚众望的领袖的命令也会压倒习惯的召唤。事实上，组织一支船队去征服海外殖民地的做法很自然会建立一个城邦，它由地域性“部落”组成，由选举的行政机构统治。
如果看看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迁徙，我们可以辨认出相似的政治制度发展痕迹。假若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真的形成，而没有被西欧文明吞没的话，爱尔兰海岸上的五个斯堪的纳维亚城市，或丹麦人组织起来保卫其征服的墨西亚内陆边疆的五个城市(林肯、斯坦福德、累斯特、德比和诺丁汉)就会重演埃奥利斯和爱奥尼亚城邦的角色。但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制度在海外开出的最美丽花朵却是冰岛共和国，那是离最近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据点也有五百英里的一个土壤恶劣的北冰洋岛屿。
至于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跨海迁居不列颠的政治后果，也许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在西方历史的破晓时分，一群通过跨海挣脱了原始血缘纽带的移民占据了不列颠岛，而这个岛屿日后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演进中完成了最关键的几步。步盎格鲁人后尘而来的丹麦人和诺曼征服者分享了英国后来的政治成果，取得了同样的政治经验。这样一种民族融合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极适宜的土壤。我们西方社会的“王政和平”与议会政府相继诞生于英格兰，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而在大陆上，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保留的血缘组织残余妨碍了我们西方的政治发展，他们没有海洋来摆脱这个社会魔影的钳制。
第三节打击的刺激
检查过自然环境的刺激后，我们再用同样方式研究一下人为环境，以结束这部分的研究。首先，我们可以从地理角度，把人为环境分成社会外部的和社会内部的。前者指那些开始就完全占据某些特定区域的毗邻社会或国家之间的互动作用。从被动接受这种社会交往的那些组织的角度看，它们遭遇的人为环境是“外部的”或“外来的”。后者指同处一地的两个“阶级”(这里的“阶级”是指其最广泛的含义)间的相互作用。这时它们的关系是“内部的”或“本地的”。我们稍后再谈内部的人为刺激。外部影响又可分为两种：突然打击的形式和持续施压的形式。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研究课题：外部打击、外部压力和内部缺失。
突然打击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挑战越大刺激越大”的命题在此是否靠得住呢？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些例子：一支军事力量先是不断受到边境战事的刺激，随后被一个自己对其实力一无所知的对手突然压倒。这些中道遇挫的帝国开创者们的命运通常如何呢？他们是像西西拉(Sisera)那样一蹶不振，还是如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一般愈挫愈勇？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后者。
例如，“异族之祸”对罗马命运的影响如何呢？罗马人经过长期搏斗战胜了伊特鲁里亚族的维爱人，最终取得了拉丁姆的霸权，但它在五年之后便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大灾难。罗马军队在阿里亚全军覆没，从远后方袭来的蛮族占领了罗马城本身。罗马刚刚赢得的权力与地位很可能在这一击之下灰飞烟灭。然而，罗马迅速从这场高卢浩劫中恢复过来，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她就能够在同意大利邻邦更漫长、更艰苦的周旋中取得最终胜利，从而控制了意大利全境。
此外，帖木儿(塔麦尔兰) 帖木儿(1336—1405)又称塔麦尔兰，是在中亚与西亚建立的蒙古帖木儿帝国的奠基人。他的军队主要由突厥人组成，骁勇善战，残酷无情，在征服波斯、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时大肆杀戮、掳掠平民百姓，用暴力迫使被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史料记载，在占领波斯伊斯法罕城后，他下令用7万具头骨堆砌成一座金字塔；在巴格达，他杀死了9万人。据可能夸大的数字，惨死于他的征服战争中的人多达1700万。但在他统治期间提倡突厥文化与突厥语言，促进了突厥文学的复兴。——译者注在安卡拉战场俘获闪电王巴耶塞特(苏丹巴耶塞特)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1354—1403)。1402年在安卡拉会战中被帖木儿俘获。史载帖木儿将其锁入笼中，并视其若奴仆，让他当脚凳，令其妻裸舞等。但也有记载说情况并非如此。——译者注又对奥斯曼人的命运产生了何种影响呢？灾难降临之际，正是奥斯曼人行将完成对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大本营征服的时候。在这个紧要关头，来自乌浒—药杀河畔的晴天霹雳使他们在海峡的亚洲一侧被彻底压倒。人们本该预期他们这座未竣工的帝国大厦土崩瓦解。但事实并非如此；半个世纪后，征服者穆罕默德攻陷君士坦丁堡，为巴耶塞特的大厦献上了最后一块宝石。
被罗马打败的那些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惨败后会更具针对性地组织其活动，尽管有时更为顽强的抵抗还是以失败告终。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失败刺激了哈米尔卡·巴卡为他的祖国在西班牙开辟一块新领地，这个地方比迦太基在西西里丧失的殖民地还要大。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失败后，在他们最后亡国前的半个世纪里，迦太基人仍有两次让世人震惊。第一次是他们迅速交付战争赔款，恢复了商业繁荣，第二次是他们全体男女老幼在最后决战中宁为玉碎的英雄主义气概。同样，从前的庸君，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在齐诺斯凯法莱的惨败后，也曾致力于富国强兵，使他的儿子珀尔修斯足以单独挑战罗马，并在其于皮特纳进行的顽抗被粉碎前，竟几乎打败罗马人。
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但结果不尽相同，那就是奥地利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五次干涉。前三次使她不仅损兵折将而且颜面尽失。但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 奥斯特里茨战役爆发于1805年12月，是役，法皇拿破仑大败奥地利皇帝与俄国皇帝统率的反法联军。——译者注她开始重振威风。如果奥斯特里茨是她的齐诺斯凯法莱，瓦格拉姆就是她的皮特纳；但她的运气好于马其顿，终于在1813年的再次干涉中取得了胜利。
更惊人的是普鲁士在这一系列战争中的表现。该国在14年里一直奉行无用且可耻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耶拿惨败和随后的投降。然而，后来却出现了英勇的爱劳冬季战役，而提尔西特条约的苛刻也加深了从耶拿战役开始的刺激力。这个刺激在普鲁士唤起了巨大的力量。它复活的不仅是普鲁士军队，而且还有普鲁士的行政体系和教育制度。事实上，它把普鲁士变成了装满日耳曼民族主义新酒的圣瓶。它牵引着普鲁士经过施泰因、哈尔茨堡、洪堡时代直至俾斯麦时代。
这种循环在我们的时代也发生过，这个经历过于痛苦，令人不忍追忆。德国在1914—1918年的战败，法国在1923—1924年占领鲁尔区的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恶魔式的纳粹复仇，尽管它以失败告终。[10]
但是打击式刺激最经典的例子当属希腊(尤其是雅典)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对古代近东一统国家波斯帝国的进攻所作出的反应。雅典遭受的苦难特别深重，她作出的反应也极其突出。彼奥提亚和拉栖第蒙的富饶原野分别因主人出卖全希腊利益和雅典海军的英勇而幸免于难，但阿提卡的贫瘠土地却连遭两次彻底的浩劫，雅典城陷落，她的神庙被摧毁。阿提卡的全体居民被迫告别故土，越海至伯罗奔尼撒避难；雅典舰队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打赢了萨拉米斯海战。这次打击在雅典人民心中唤起的那种不屈精神，无疑是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取得的丰富多彩的突出成就的前奏。神庙是雅典复兴的最重要象征，在重建神庙的过程中，伯里克利的雅典比1918年后的法国表现出了更为卓越的活力。当法国人修缮兰斯大教堂被毁的外部时，他们怀着虔敬之心复原了每尊碎像和每块断石。但当雅典人发现众神之殿已被烧毁时，他们就在新址建起了帕特嫩神庙。[11]
打击的刺激作用在对失败的反应中最能得到体现，但并不仅限于此。我们还可举出一个最重要的，宗教方面的例子——《使徒行传》。使徒们的努力活动最终为基督教赢得了整个希腊世界，但这些努力却是在使徒们精神颓丧之际做出的——他们的主在神奇复活后又突然升天了。第二次的失去比第一次的十字架处决更令人伤心。然而，沉重的打击在他们的灵魂里引发了同样强烈的心理回应，其神奇结果便是出现了两个白衣人，并在圣灵降临日射下了火舌。借着圣灵的力量，他们向犹太百姓乃至公会宣讲上十字架死去的耶稣的神性，不到三个世纪之内，连罗马当局也皈依了这个由众使徒在精神最低点创立的教会。
第四节压力的刺激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各种形式的持续外部压力产生的后果。从政治地理角度看，受到这种压力的人民、国家或城市大部分处于“边区”或边疆省份。研究这种压力的最好实验办法，就是对同一个社会中易受攻击的边区和较安全的内地进行比较。
在古埃及世界
在古埃及文明史中，至少有三次重大事件是由来自上埃及南部的力量发动的：约公元前3200年建立联合王国，约公元前2070年建立统一国家，以及公元前1580年左右的复国，都发起于这个狭小地区。这个埃及帝国的摇篮其实是埃及世界的南部边区，时常受到来自努比亚部落的压力。然而，到了埃及历史后期——新王国衰落至公元5世纪古埃及社会灭亡这个1600年的迟暮时期——政治力量转移到了河口三角洲，这里是面对非洲北部和亚洲西南部的边区，同此前两千年中的南部边区地位相似。可见，埃及世界的政治史自始至终处于两极政治力量的拉锯状态中，它的重心在不同时代或在南部边区，或在北部边区。在内陆地区从未发生过重大政治事件。
我们能否说明，南、北边区为何在古代埃及历史的前后半段各领风骚呢？原因似乎在于，当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57—前1505年)在位时征服努比亚并将之在文化上同化后，南部边区的压力减弱或消失了；而与此同时或稍晚，利比亚蛮族和亚洲西南部对河口三角洲的压力显著增加。可见，在古埃及政治史中，不仅边区的影响大于内地，而且以各个时代最受威胁的边区影响最巨。
在伊朗世界
两个突厥民族——奥斯曼人和卡拉曼人的历史虽然恰成对照，却反映了作用于不同场合的同样一条规律。它们在14世纪分别占有安纳托利亚一部，那是古代伊朗世界西进的前哨。
这两个突厥社会都是安纳托利亚塞尔柱苏丹国的“继承国家”，那是在11世纪，十字军东征前夕，由一群塞尔柱突厥冒险家建于安纳托利亚的一个穆斯林突厥强国。他们为伊斯兰世界夺取了东正教的领土，从而给自己今生和后代的福祉提供了条件。当苏丹国在13世纪分裂之时，在塞尔柱人诸多继承者的前途中，卡拉曼人似乎最光明，而奥斯曼人最黯淡。卡拉曼人继承了塞尔柱人原有领土的核心部分，包括它的都城喀尼雅(康尼亚、伊利尼姆)，而奥斯曼人只得到了一点残羹冷炙。
事实上，奥斯曼人由于来得最晚，地位又最卑微，所以只能捡到塞尔柱人剩下的东西。他们的先祖奥斯曼的父亲叫伊托格鲁尔，这个人是一群无名流窜鼠辈的头目，当年蒙古人从欧亚草原中心冲杀出来，闯入了伊朗社会的东北部边区，将无力抵挡的他们赶到了伊斯兰教的边境。安纳托利亚塞尔柱王国的末代苏丹指定这些奥斯曼人的难民祖先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北缘的狭长地带，塞尔柱王国的疆土在此处和拜占庭帝国仍然占据的马尔马拉海亚洲沿线接壤。这是个易受攻击的地方，被很恰当地称为“鄂努苏丹”(苏丹的战线)。这些奥斯曼人或许很忌妒卡拉曼人的好运，可乞丐是没有挑三拣四的份儿的。奥斯曼接受了他的命运，开始侵占东正教邻居的疆土来发展自己，并以拜占庭的布鲁萨为首个目标。他足足用了九年才拿下了布鲁萨(1317—1326年)，但奥斯曼人以他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是十分公正的，因为奥斯曼是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奠基人。
在攻克布鲁萨三十年后，奥斯曼人已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取得了立足点，然后就在欧洲发展起来了。在这个世纪里，他们两面出击，一手制服了卡拉曼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其他突厥社会，一手控制着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
这是政治疆界的刺激作用，因为此前的历史表明，同安分守己，理应被人遗忘的卡拉曼人相比，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大本营并没有什么产生英雄的独特地理要素，鄂努苏丹并不具备本章第一节中所说的条件。如果回溯到公元1051—1075年间，安纳托利亚还未遭到塞尔柱突厥人入侵，仍属于东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日后卡拉曼人占有的领土在当时碰巧全由安纳托利亚军团驻防。这个军团在东正教社会的早期一直是东罗马军团中的翘楚。换言之，在卡拉曼人之前进驻喀尼雅的东罗马人和日后占据鄂努苏丹的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享有同样的崇高声望；个中的原因十分明显。因为喀尼雅最初是东罗马帝国对抗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边缘省份，而日后奥斯曼人占领的鄂努苏丹在当时正享受着内地生活的恬静。
在俄罗斯东正教世界
这里和别处一样，社会的活力随着不同外部压力对各边区施加强度的变化而轮流集中在这个或那个边区。当东正教文明从君士坦丁堡跨越黑海和欧亚草原进入俄罗斯时，它最先在第聂伯河上游扎根。12世纪时，当地居民占领了东北部森林中信奉异教的原始芬兰人聚居区，把东正教传播至伏尔加河上游，以应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是由1237年蒙古拔都可汗的征服带来的，它剧烈异常，而且旷日持久；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和别处一样，挑战越严峻，回应就越新颖和富于创造性。
这种回应创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它们使得一个涣散的社会拥有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力量；她不仅顶住了欧亚草原民族的入侵，接连发动惩罚性的远征，而且永久地占领了游牧民族的土地，将他们的牧场变为农田，把流动幕帐变成定居村庄。完成这件空前伟业的是哥萨克——在其后二百年间不断同欧亚游牧民族(拔都可汗的金帐汗国)鏖战并经受锤炼的俄罗斯东正教社会的边疆居民。他们富于传奇色彩的名字——哥萨克得之于他们的敌人；它原本是突厥文“qazaq”，意为拒绝承认“合法”牧民领袖权威的不法之徒。[12]广布的哥萨克社会散居于顿河至乌苏里江间的亚洲大陆，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时才被取消，但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母体社会——第聂伯河畔的哥萨克。
这些哥萨克原本是半修会式的军事组织，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希腊的斯巴达组织和十字军中的骑士团。在同游牧民族永无休止的战争中，他们认识到，文明若想战胜蛮族，就必须动用蛮族所没有的武器和资源。像现代西方的帝国建设者们用工业化的先进资源压倒了他们原始经济的对手一样，哥萨克也用农业的先进资源压倒了游牧民族。现代西方的将领们发挥铁路、汽车和飞机等工具的机动性，使游牧民族在自己的领土上毫无招架之功，哥萨克则占领了河道——草原游牧民族未能征服的一种自然地形，它对他们有害无益——以使敌人没有还手之力。对马上民族而言，河流是令人生畏的障碍，对于运输毫无用处；而俄罗斯的农夫和伐木人却是内河驾船的好手。于是，哥萨克们一方面同敌人在马背上争雄，另一方面也不忘施展驾船的本事，他们最后凭借小船而非战马赢得了欧亚草原的大片领土。他们从第聂伯河推进到顿河，又前进到伏尔加河。1586年，他们翻越了伏尔加河与鄂毕河水系的分水岭；1638年他们在探寻西伯利亚水道的工作中来到了鄂霍茨克海的太平洋沿岸。
在同一个世纪里，当哥萨克成功地对东南方的游牧民族压力作出回应之时，另一处边疆正成为外部压力的主要对象和俄罗斯活力的焦点。俄罗斯在17世纪遭受了历史上第一次来自西方世界的可怕压力。一支波兰军队占领莫斯科达两年之久(1610—1612年)，紧接着，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统治的瑞典占领了从芬兰到波兰北部边境(距里加仅数英里)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从而截断了俄罗斯通往波罗的海的道路。但下个世纪伊始，彼得大帝就对西方的压力进行了报复。他于1703年在从瑞典人手中夺回的土地上建立了彼得堡，俄国海军从此效法西方习惯，让自己的旗帜在波罗的海的洋面上高高飘扬。
在对抗大陆蛮族的西方世界
当转而注意我们西方文明自己的历史时，我们一眼即知，最大的外部压力来自我们的东方，即面对中欧蛮族的陆上边疆。我们不仅成功地保卫了这条边界，而且将它不断向前推进，直至蛮族们被完全消灭。此后我们西方文明在东边接触到的不再是什么蛮族，而是和我们竞争的文明了。现在我们仅从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时期里寻找外部压力刺激效果的佐证。
在西方历史的第一阶段，大陆蛮族压力的刺激表现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仍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法兰克王国。第一个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面向着往昔的罗马，但其后的加洛林王朝却面向未来；因为尽管它偶尔唤起罗马帝国的阴魂，喊道：“死人们都起来吧！”——但它只是通过招魂来帮助活人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那么，究竟在法兰克王国的哪些地方，生气勃勃的加洛林人代替了衰朽慵懒的墨洛温人呢？不是在内地而是在边区，不是在古罗马文化发达，不受蛮族侵扰的纽斯特利亚(大致相当于法国北部)，而是在位于罗马帝国边境，常遭北欧森林中的萨克森人和欧亚草原上的阿瓦尔人攻击的奥斯特拉西亚(莱茵兰)。外部压力的刺激强度可用查理大帝的功业加以衡量：他18次远征萨克森，消灭了阿瓦尔人，在他治下完成了“加洛林文艺复兴”——那是我们西方世界第一次表现出文化和知识上的力量。
在奥斯特拉西亚对这次压力刺激的反应后是一段倒退期。不到二百年后，我们又在奥托的事业中发现了萨克森人的反应。查理大帝的一项不朽成就是把萨克森蛮族的领土并入西方基督教的版图；但这次胜利却使边区和它的刺激能力从战胜的奥斯特拉西亚转移到被征服的萨克森。在奥托大帝的时代，曾经在查理大帝时刺激过奥斯特拉西亚的萨克森也在同样的刺激下作出了反应。奥托大帝效法征服萨克森人的查理曼，打败了温德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边境从此稳步东进。
到了13、14世纪，将剩下的大陆蛮族西方化的任务不再是在拥有罗马皇帝头衔的查理曼、奥托等世袭君主的领导下实现的，而是通过两种新工具——自治市和宗教骑士团来完成。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合力把西方基督教的边界从奥得河推到德维纳河一线。这是此次冲突的最后一个回合；14世纪结束前，大陆上的这些蛮族曾在三千年中向前后相承的三个文明(米诺斯、古希腊和西方)施加压力，现在却被从地球表面消灭了。到了公元1400年，原本被许多蛮族集团彻底切断联系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已沿着亚得里亚海至北冰洋的纵贯大陆一线接壤了。
注意研究前进的文明和后退的野蛮之间的移动边界，观察压力方向的改变是极为有趣的。自从奥托一世继承了查理大帝的事业后，压力的方向就开始发生变化；而当西方大举反攻时，刺激的方向更是不断转变。例如，奥托战胜温德人后，萨克森公国遭受了同二百年前奥斯特拉西亚在查理大帝战胜萨克森人后同样的厄运。萨克森公国于1024年失去霸权，六十年后陷于分裂。然而，跟萨克森王朝出现在加洛林王朝东边不同，继承它的王朝并没有出现在前进的东方边界上。相反，法兰克尼亚王朝和后来一切拥有皇帝头衔的王朝——霍亨斯陶芬、卢森堡、哈布斯堡——都兴起于莱茵河的某条支流上。遥远的边界对这些后继王朝已无法产生刺激力，因此我们发现，尽管红胡子腓特烈等个别皇帝还有些名气，皇权却从11世纪中叶起不断走向没落。
然而，被查理大帝复活的帝国毕竟幸存了下来，当然不过是个“既不神圣，又无罗马，更非帝国”的鬼中游魂，可它却再次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生命力之所以再现，是因为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系列王朝继承安排和偶然变故，使莱茵的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登上王座，从而承担了新边界的责任，对其受到的新刺激作出了回应。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就不多谈了。
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西方世界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始于奥斯曼人和匈牙利人的百年鏖战，这场战争在1526年消灭中世纪匈牙利王国的摩哈赤战役中达到顶点。匈牙利在约翰·匈雅提及其儿子马提亚·科尔温领导下拼死抵抗，成为奥斯曼人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对手。然而，匈牙利虽在1490年后同波希米亚结盟，得到了些许支援，但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仍使匈牙利人力不从心。最后的结局是摩哈赤战役；只有如此惨重的失败才能产生足够的心理作用，使匈牙利的残余部分同波希米亚、奥地利在自1440年起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结成持久的联盟。这个联盟持续了近四百年——直至1918年解散，而曾在四个世纪前的摩哈赤重创它们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在1918年解体的。
事实上，自从多瑙河上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敌国压力下诞生之日起，它的国运就一直追随着对手的命运。这个多瑙河流域王朝的英雄时代恰好也是西奥斯曼帝国对西方世界压力最盛之日。该英雄时代可以说是始于1529年奥斯曼首次围攻维也纳失败，而终于1682—1683年再度围攻维也纳。在这两次劫难里，奥地利首都在西方世界对奥斯曼攻势的绝望抵抗中的地位有如1914—1918年法国抗德战争中的凡尔登。这两次围攻维也纳都是奥斯曼军事史中的转折点。第一次失败遏止了奥斯曼在过去百年间溯多瑙河而上的高歌猛进——地图令人难以置信地表明，在从君士坦丁堡到多佛尔海峡的路上，他们走到维也纳时路程已经过半。二度围攻失败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虽仍有间歇沉浮，但总体上却是每况愈下；1529—1683年间它的边界已达到维也纳东南郊，到后来却被推回到阿德里亚堡的西北郊了。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损失不等于多瑙河流域哈布斯堡王朝的所得，因为在奥斯曼帝国衰落后，这个王国的英雄时代也就完结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使东南欧对其他势力门户洞开，同时也使刺激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的压力不复存在。这个王朝跟那个促使它出现的打击力量一道衰落，最终和奥斯曼帝国一同走向灭亡。
如果看一眼19世纪的奥匈帝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人当时已沦为“欧洲病夫”)，我们会看到它正患着两种残疾。它已不再是一个边区国家；它的多民族性在16、17世纪曾是应对奥斯曼的有效办法，但在19世纪民族主义崭露头角时却已成为绊脚石。哈布斯堡王朝在它生命的最后一个世纪中曾竭力阻止它的版图按民族的界限重新划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个王朝放弃了在德意志的霸权和意大利的疆土，成功地同新生的德国和意大利比邻而居。它接受了1867年的奥匈协定和加里西亚奥籍波兰人的既得地位，成功地调和了自身地位与境内马扎尔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它不愿，或许也是无力同境内的罗马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和解。随着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奥匈帝国被从地图上抹掉了。
最后让我们略述一下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和土耳其迥异的命运。1914—1918年战争结束后，它们都摆脱了从前使两国相邻为敌的帝国状态，成为共和国，但二者的相似点仅此而已。在五个战败国中，奥地利所受打击最甚，态度也最为顺服。奥地利人以最大的宽容和最深的悔恨接受了新秩序。相反，土耳其人却是五个民族中仅有的一个在签约一年之内就与战胜国兵戎相见，迫使他们对强加于己的和约作出重大修改的。土耳其人由此恢复了其活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再处于老迈的奥斯曼王朝领导下，为保全垂死帝国的某一省份而战。在被其王朝抛弃后，他们追随一位推举的领袖——跟他们最早的苏丹奥斯曼一样是根据才德选出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边防战争，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是为了保家卫国。1919—1922年希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打响于印鄂努，那正是六百年前末代塞尔柱苏丹分给第一位奥斯曼领袖的土地。历史至此走过了一个轮回。
在西方世界的西部边疆
我们西方社会早年受到的压力不仅来自大陆东部边疆，也来自西方的三股力量：不列颠群岛和布列塔尼的“凯尔特边疆”，不列颠群岛及欧陆大西洋沿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以早期穆斯林征服者为代表的古代叙利亚文明。我们先来研究“凯尔特边疆”的压力。
在“七国时代”(Heptarchy)原始而不稳定的蛮族王国间你死我活的混战中，如何产生了我们西方政治体系中的两个进步而稳定的国家呢？看看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取代“七国”的全过程，我们会发现每一阶段的决定因素都是对外部压力的某种应战。苏格兰王国的起源可追溯到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对诺森布里亚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提出的挑战。今天苏格兰的首都是诺森布里亚的爱德温建立的(至今仍以其名字命名)，用来作为抵御福斯湾外的皮克特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布立吞人的边界前哨。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于954年攻占爱丁堡，随后迫使诺森布里亚人割让给他们罗新安全境，从而提出了挑战。这次割让引出的问题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沦丧的这个边区是在政权易手后仍保留其西方基督教文化，还是屈服于凯尔特征服者的异教“远西方”文化？罗新安毫不含糊地应对了这次挑战，俘虏了它的征服者，如同过去战败的希腊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一样。
这块被征服土地上的文化深深吸引了苏格兰诸王，是他们把爱丁堡定为首都，并开始把罗新安视为家乡，反而把苏格兰高地看成领土中的异乡。结果，苏格兰东海岸直至默里湾都住满了人，而“高地界线”却在凯尔特统治者们的支持下，由罗新安的英格兰人后代推回到了北边，反而让本属苏格兰君主自家人的凯尔特人丧失了地盘。随着一场阴差阳错的名称变换，“苏格兰语”竟不再指苏格兰本地用的盖尔方言，而成了罗新安一带用的英格兰方言了。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占领罗新安的结果没有使西方基督教的世界的西北边境从福斯河退到特威德河，反而使它向前推进，直至囊括大不列颠全境。
这样，英格兰“七国”之一的一小块被征服领土实际成了现今苏格兰王国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完成这一业绩的诺森布里亚地区是特威德河与福思河之间的地区，而非特威德河与恒比尔河间的内地。设若哪个有眼力的旅行家在罗新安跨入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之手前夕的10世纪来到诺森布里亚的话，他一定会认为爱丁堡没什么大前途，而如果诺森布里亚能出现一个成为“文明”国家的永久首都的城市的话，那也应该是约克。约克位于不列颠北部最大的可耕平原中央，曾是罗马行省的军事中心和教会的教区主教驻节地，不久前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短命政权中“丹麦法区”的首府。但丹麦法区在公元920年向韦塞克斯国王投降了；约克此后便降格为英格兰的外省城市；到了今天，约克郡除在英国各郡中面积特别大外，再也没有什么特点能让人追忆起她当年似乎拥有的伟大前途了。
在恒比尔河以南的“七国”中，哪个能独占鳌头，成为未来英格兰王国的核心呢？我们看到，8世纪时的逐鹿者并非靠近大陆的王国，而是墨西亚和韦塞克斯王国，它们都受到过威尔士和康沃尔桀骜的凯尔特人的边境刺激，我们也注意到，在争夺的第一回合中，墨西亚占了上风。墨西亚的奥发王当时的权力大于任何一个韦塞克斯国王，因为威尔士人对墨西亚的压力大于康沃尔对韦塞克斯的压力。尽管“西威尔士人”在康沃尔的反抗事迹借着亚瑟王的传奇而得以不朽，西撒克逊人却似乎轻而易举地粉碎了他们抵抗。相反，墨西亚承受压力的巨大在字源学上就很明显(Mercia意指“非常边区”)，考古学上的证据则有从迪河口延伸到塞汶河口的伟大土筑工事，名为奥发大堤。然而，到了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发起了新一轮更为可怕的挑战，远远超过了“凯尔特边疆”的挑战，于是上述的前景完全改变了。这次墨西亚未能作出回应，而韦塞克斯却在阿尔弗雷德大帝领导下胜利地经受了考验，从此成为古英格兰王国的核心。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沿海地区的压力，不但使得刻提克家族统一了英格兰王国，结束了七国时代，而且促使卡佩王朝结束了查理曼帝国西部的割据，缔造了法兰西王国。在压力面前，英格兰没有定都靠近西威尔士且远离斯堪的纳维亚人威胁的韦塞克斯故都温契斯特，而是把首都设在伦敦，那里是当时的战略要冲，或许正是那里公元895年打败丹麦舰队溯泰晤士河进犯企图的战役，成为扭转总战局的胜负手。同样，法兰西也没有定都加洛林王朝最后几个君主的首都朗城，而是定都巴黎，那里曾在卡佩王朝开国君主之父的领导下顽强坚守，扼住了北欧海盗溯塞纳河的进攻。
因此，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回应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挑战时产生了英格兰和法兰西两个新王国。此外，法兰西和英格兰人民在打败敌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力的封建军事、社会制度。英格兰人也用艺术手法表现了他们苦难之中的感受，他们创造了新的史诗，部分残留在《马尔东战役之歌》里。
我们还必须指出，法兰西人在诺曼底重复了英格兰人在罗新安做过的事情，他们将斯堪的纳维亚来的征服者变成了传播被征服者文明的雇佣兵。公元912年，罗伦及其同伴与加洛林王朝的傻子查理签下协定，取得了在法兰西的大西洋沿岸永久居留的权利。此后一百多年间，他们的后代在地中海地区侵占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土，扩大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土；与此同时，他们使此前处于文明史上的半黑暗状态的英格兰、苏格兰岛国和法兰西一样沐浴在西方文明的光辉之中。表面看来，诺曼征服英格兰是北欧海盗们此前多次未遂企图的最终胜利，但这样的解释在文化上却根本无法成立。诺曼人入主英格兰时已抛弃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传统，他们没有摧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规范，而是将它进一步推行。在黑斯廷斯的战场上，当诺曼战士歌手泰里弗先于诺曼骑士们策马冲向阵前时，他讲的是法语而不是北欧语言；唱的是《罗兰之歌》，而不是西古尔德的英雄故事。西方基督教文明既能如此俘虏自己疆域内的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它当然也能在对方境内取代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个问题我们到了比较“流产的文明”时还会提及。
我们最后来谈发生最早的那次边境压力，它强度最烈，我们当时尚处于襁褓的文明似乎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在吉本看来，它确实差点使我们西方社会成为“流产的文明”。 [13]阿拉伯人对幼小的西方文明的大举进攻乃是古代叙利亚文明对希腊人长期侵犯其领土的最后应战；因为当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支持下力图完成这个使命时，他们不恢复古代叙利亚社会全盛时代的版图是不甘罢休的。叙利亚文明的统一国家原本体现为阿契美尼王朝统治时的波斯帝国，但他们不满足于重建这样一个阿拉伯帝国，而是进一步去再征服非洲和西班牙的腓尼基人的迦太基故土。713年，他们踏着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足迹，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此后，他们虽没有效法汉尼拔渡过罗讷河，翻越阿尔卑斯山，却带着武器闯进了汉尼拔从未涉足的地方——卢瓦尔河畔。
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祖父率领法兰克人在图尔战役中大败阿拉伯人，这无疑是历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因为此后西方对叙利亚压力的反应在这个边境上日益增强，七八百年后，它的力量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两个先锋——葡萄牙人和卡斯提尔人推出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远航海外，绕过非洲到了果阿、马六甲和澳门，卡斯提尔人横渡大西洋到了墨西哥，并继续前进，渡过太平洋到了马尼拉。这些伊比利亚的先锋们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扩大了自身代表的社会的视野，从而潜在地扩大了其疆域，直至它囊括了一切有人居住的陆地和有人通航的海洋。正是由于这种伊比利亚活力树立的榜样，西方基督教世界才如同寓言中变成参天大树的芥菜籽一样，变为一个“大社会”；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在这棵树的枝干上搭巢住下来。
伊比利亚基督教活力产生于摩尔人压力的刺激，因为当摩尔人的压力停止发生作用时，这种活力就立刻衰竭了。17世纪时，葡萄牙人和卡斯提尔人在其开辟的新世界里被一群不速之客所取代——来自比利牛斯山北面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于海外蒙难之日，也正是在国内安乐之时，他们通过屠戮、驱逐或强制改宗，彻底清除了国内的“摩尔异教徒”及其带来的历史性刺激。
这样看来，伊比利亚边区同摩尔人的关系似乎同多瑙河流域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很相像。它们都在压力巨大时活力充沛，等到压力一旦减轻，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奥地利都松懈下来，在西方世界的大国争雄中丧失了执牛耳的地位。
第五节缺失的刺激
跛铁匠与盲诗人
如果一个生物失去了某种特点器官或官能，相对同类生物来说成了残废，那么它对这一挑战的反应可能是：使自己的另一种官能特别发达，超过同类以补救自身原来的缺陷。例如，盲人的触觉较视觉正常者发达得多。我们同样发现，在社会体内，某个群体或阶层若发生了社会性缺陷——或出于意外，或出于自己的行为，或出于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也会产生同样的反应：他们受到在某些方面受阻或完全丧失能力的挑战，结果便集中力量在其他方面占得优势。
可以先从最简单的例子举起：生理缺陷会妨碍某些人从事正常工作。不妨设想一下蛮族社会中盲人或跛子的处境，在那里，正常的男人在需要时应当成为战士。蛮族中的跛子怎么办呢？他尽管无法亲赴战场，却可以用双手替伙伴铸造铠甲和兵器，从而成为社会里不可或缺的工匠。他就是神话世界中跛子赫菲斯托斯(伏尔甘)或威兰(维兰铁匠)在人间的原型。蛮族中的盲人又怎么办？他的境况更糟，因为他空有两手却无法打铁；但他可以用手弹拨弦琴去歌唱，用才智去构思诗篇，以吟咏自己无法完成的功业，尽管他的素材得自那些毫无艺术才能的士兵。他成了蛮族战士们渴求的不朽声名的传播者。一族勇敢而坚强的英雄
在阿特莱兹面前奋战而牺牲：
没有荷马；没有神圣的歌唱，
把他们的伟绩加以赞扬。
他们倒下了，暗淡，无声，凄凉，
上面压着漫长黑夜的乌云；
没有诗人出世，去把他们的声名
用光辉的诗篇加以颂扬。[14]
奴隶状态
在人类自己造成的非自然缺陷中，最明显、最普遍和最严重的乃是奴隶状态。例如，在汉尼拔战争到奥古斯都和平期间的那两个可怕的世纪中，地中海地区各国不计其数的人被带到意大利当奴隶。这些开始新生活的外来奴隶们遇到的困苦是难以想象的。其中有些人是希腊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当他们的城市被攻陷，自己和同胞们一起被贩卖为奴时，他们见证了自身拥有的整个精神和物质文明世界的瓦解。另一些人是希腊社会在东方的“内部无产者”，他们已丧失了社会地位，但没有丧失感知奴役之苦的个人本能。一句古希腊谚语说道：“人当了奴隶那天就丧失了一半男人气概”；这话对于罗马那些出身奴隶的城市无产者的堕落状态尤为贴切，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他们都不仅靠面包为生，而且依赖“面包和竞技”(panem et circenses)，后来好日子到头了，他们也就从大地上被消灭了。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是一种无力应对奴隶状态挑战而受到的惩罚，毫无疑问，在古希腊史道德沦丧臻于极致的年代里，祖先不同、来源各异的大部分奴隶都走上了这条宽广的灭亡之路。但也有些人对这种挑战作出了回应，通过某些方式取得了成就。
有些人因服侍主人有功，逐渐升为巨大产业的管理者；恺撒的产业便是如此，当它扩大为古希腊世界的统一国家时，它仍由恺撒的被释奴管理。另一些人奉主人之命经营小买卖，便用主人允许他们保留的积蓄赎了身，最后成为罗马商界的显赫人物。另外一些人在世时终身为奴，死后却被奉为哲学家之王或教会先驱。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也许有理由鄙视某个那喀索斯的僭得权威，或一个特里玛尔齐奥暴发户式的炫耀，但他会乐于推崇跛足奴隶埃庇克泰图斯宁静的睿智，赞美那些无名奴隶和释奴大众坚定不移的虔诚信仰。从汉尼拔战争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五百年中，罗马帝国的当权者不止一次目睹了这种奴隶信仰的奇迹——他们试图用暴力干涉，但毫无效果，最终被迫屈服。因为这些家破人亡的外来奴隶依然保留着其宗教。希腊人带来了酒神祭，安纳托利亚人带来了西布莉崇拜(“以弗所人的狄安娜”，一位赫梯女神，孕育她的社会已不复存在了)，埃及人带来了伊西斯崇拜，巴比伦人带来了星宿崇拜，波斯人带来了米斯拉崇拜，叙利亚人带来了基督教。2世纪时，约维安写道：“叙利亚的欧朗提斯河注入了台伯河”；两条河的汇流提出了一个关于奴隶服从主人界限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内部无产者引入的宗教是否会淹没希腊社会少数统治者的原有宗教。两条河流一旦交汇，混合就在所难免；当混合发生时，除非使用非常手段或暴力，否则便无法预料其胜负。因为古希腊世界的守护诸神已远离了曾和其信徒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状态，而无产者侍奉的神却被证明是信徒的“庇护所和力量之源，患难之际的援手”。面对这种情况，罗马当局在两难处境中踌躇了五百年。他们是打击外来宗教呢，还是接受它们？每个外来神都受到罗马统治阶级里某一类人的欢迎：米斯拉吸引了士兵，伊西斯吸引了妇女，星宿吸引了知识分子，狄奥尼索斯吸引了亲希腊派，西布莉吸引了拜物教徒。公元前205年，正当汉尼拔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时，罗马元老院便先于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五百年，以官方礼仪接受了一块魔法石——那是块从天而降的陨石，赋有西布莉的神性，罗马把它当作祥瑞，从安纳托利亚的帕细努斯运来。二十年后，他们又先于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迫害，镇压了希腊的酒神祭。这种天神间的长期斗争是人间外来奴隶和罗马奴隶主斗争的反映；决斗的结果是奴隶和他们的神赢得了胜利。
缺失的刺激力也表现在种族歧视方面，如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我们看到，某些种族或种姓不能从事某种生意或职业，而在另一个行业里大显身手。然而，现代北美的外来黑奴却受到种族歧视和法律奴役的双重压迫。时至今日，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废除了八十年后，种族歧视依旧压在获得自由的黑人身上。这里无须详述我们西方世界的欧美奴隶贩子和奴隶主强加给黑人的伤害；我们只注意到——在看过了古希腊世界的类似情况后我们感到不足为奇——美国的黑人发现今生的一切苦难是如此牢不可破和不容抗拒，便转向彼岸世界另寻慰藉。
目前看来，黑人对于我们这种强大的挑战也在采取宗教的应战办法，等到未来能看出端倪的时候，很可能会与古代东方对罗马主人的应战方法相似。的确，黑人没有从非洲带来什么古老宗教去打动美洲白人“同胞”的心。他原始的社会遗产如同一件薄衣，除了几缕断线外，都被西方文明的狂风刮走了。因此，他在来到美洲时精神和肉体都是赤裸的；他们借以蔽体的不过是奴隶主扔掉的衣物。但黑人却设法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他在基督教里重新发现了若干固有的意义和价值，而那些东西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早已忘却的。他用一颗淳朴而富有理解力的心去感悟福音书，他们发现，耶稣作为降临人间的先知，不是为了巩固权贵的地位，而是来鼓舞卑微和善良的人们。将基督教带到罗马帝国意大利的叙利亚奴隶们实现了一个奇迹，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宗教来取代死去的旧宗教。在美洲重新发现基督教的黑人可能会创造更大的奇迹，让死去的宗教复活。他们有童真般的精神直觉，有自发的表现宗教情感经验的艺术天分，有可能借此重新点燃我们传给他们的基督教的余烬，使之在他们心里燃起圣洁的熊熊烈焰。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未必是全部)，基督教才可能再度成为复活一个垂死文明的信仰泉源。如果这个奇迹由一个美国黑人教会完成，那么这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缺陷挑战面前所能表现出的最富活力的应战方式。
法纳尔人、喀山人和黎凡特人
在一个普遍信奉一种宗教的社会里，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少数派的社会弱势地位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了。人人都知道，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对这样一种挑战有过多么强烈的反应；其中留在国内的人如何先利用国会下院，后利用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彻底修改了英国的宪章，确保了我们议会政府试验的最后胜利，而那些移居海外的人又如何打下了美国的基础。研究一下较冷僻的例子会更有趣味。有些特权教派和受迫害的教派属于不同的文明，只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强力压迫才同处一个政治体中。
在奥斯曼帝国里，东正教世界的主体由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外来者组成了一个统一国家，东正教会不能不建立这样一种统一国家，但自身又没有能力建立；东正教徒为无能支付的代价就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土上当家作主。穆斯林征服者在东正教世界建立并维持了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他们因替基督教臣民立下功劳而索取的报酬便是实行宗教歧视；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那个弱势教派的信徒们也作出了反应，他们变成了被严格限制其中的那些活动的专家。
在旧奥斯曼帝国时期，非奥斯曼人不得做官或当兵，在国内很多地区，基督徒臣民的土地所有权和耕种权也被穆斯林主子夺去。在这种情况下，几个信奉东正教的不同民族——那是他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达成了未公布甚至是不自觉的、但却完全有效的相互谅解。他们再不能沉溺于自相残杀的游戏，也不被允许从事自由职业，只好心照不宣地分配了那些下贱的商业，后来他们便以商人身份在皇城里重新立足，当年征服者穆罕默德曾把他们全部轰出首都。鲁米利亚高地的瓦拉克人成了市镇里的杂货商，群岛上操希腊语的希腊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卡拉曼内地操土耳其语的希腊人经营更大规模的商业；阿尔巴尼亚人成了石匠；门的内哥罗人成了门房和邮差；甚至久居乡村的保加利亚人也在市郊当起了马夫和园农。
在重返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中有一群希腊人，名为法纳尔人，他们被缺失的挑战刺激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成为奥斯曼人管理和统治帝国的实际帮手和潜在颠覆者。这群善于钻营的希腊人得名于法纳尔地方，那是伊斯坦布尔的西北角，本是奥斯曼政府废弃不用的荒地，扔给首都里原来的东正教徒作为栖居地的。当圣索菲亚教堂被改建成清真寺后，大主教区也迁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显然毫无前途的退却中，这个教区却成了靠买卖飞黄腾达的希腊东正教徒的集合地与工具。这些法纳尔人有两项突出优势。作为大范围经营的商人，他们同西方世界建立了商业联系，了解了西方的礼节、习俗和语言。作为教区事务的管理者，他们又对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状况有了切身体会和深入了解，因为在旧的奥斯曼体制下，教区是奥斯曼政府和诸省操各种语言的东正教臣民间的官方政治媒介。这两个优势使得法纳尔人得以发迹，因为在1682—1683年奥斯曼人二度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在同西方世界的斗争中开始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战场上时运的转折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局势复杂化了。在1683年的败退前，奥斯曼在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总能用简单的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他们军事上的失败遇到了两个新问题。他们必须在谈判桌上同自己无法在战场上打败的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同时还要考虑他们已不好控制的基督徒臣民的感情。换言之，他们已离不开富有经验的外交家和管理人员了；奥斯曼人自己缺乏这种经验，在其臣民中也只有法纳尔人具备这个条件。结果，奥斯曼人被迫破例修改其统治原则，将帝国新政治局面下的四种要职委诸应运而生的、富于才干的法纳尔人。因此，在18世纪，法纳尔人的政治权力稳步增加，似乎是西方的压力迫使这个帝国从它在种族、宗教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压迫者中拣选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然而，法纳尔人最终没能完成其“天定使命”，因为在18世纪末，西方对奥斯曼社会的压力陡增，这是因为它的性质发生了剧变。作为奥斯曼帝国里最先和西方发生密切接触的臣民，希腊人首先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法国大革命激荡下的副产品——的感染。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到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希腊人一直徘徊于两种愿望之间。他们没有放弃法纳尔人的野心，很想全盘继承奥斯曼人的产业，使希腊人成为奥斯曼帝国这家“兴旺的公司”的经理；同时他们也有野心去建立自己的独立主权民族国家——希腊人的希腊，一如法兰西人的法国。到了1821年，当希腊人打算同时实现二者的时候，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当法纳尔亲王易普息兰梯从他在俄罗斯的据点越过普鲁特河，打算自立为奥斯曼帝国主人时，当曼尼奥首领马弗洛米卡里斯从摩里亚深山里出来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时，最后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了。诉诸武力的举动毁掉了法纳尔人的愿望。奥斯曼人被这根拄了一百多年的拐杖扎破了手，他们对这种出卖感到愤慨，不顾一切地折断了这根靠不住的木棍，决心自己走路。奥斯曼人报复了易普息兰梯亲王的战争行为，一击便摧毁了法纳尔人自1683年不声不响建立起的权势；这不过是他们从奥斯曼遗产的残余中清除非土耳其因素的第一步——整个过程在1922年将信奉东正教的少数民族全体逐出安纳托利亚的行动中达到极致。事实上，希腊民族起义的第一次爆发也首度点燃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火种。
这样，法纳尔人还是没有保住奥斯曼帝国里看似十拿九稳的“大股东”地位。然而，几乎取得成功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其对缺陷的挑战作出回应的巨大活力。其实，他们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史充分证明了“挑战—应战”的社会“法则”；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对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敌意，这一现象只能用上述理论解释，而不能用流行的种族、宗教术语说明。土耳其派和希腊派都认为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间存在着民族精神的历史差异，这种区别是由种族上某些不可磨灭的特征或宗教上的某些无法洗刷的痕迹造成的。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两者无法量化的社会品质各有多少。希腊派相信希腊血统和东正教具有天生的美德，而土耳其派的见解则恰好相反。实际上，这两种见解的一般前提都已被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是荒谬的。
例如，毫无疑问，从种族成分看，现代土耳其人拥有的伊托格鲁尔中亚突厥部下的血统可谓微乎其微。在过去六百年的杂居生活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吸收了大量东正教徒成分。这两个民族在种族上已很少再有区别了。
如果这足以否定关于希土对立的“种族论”，那么只要看看另一支突厥穆斯林的情况，就可以否定“宗教论”——他们的生活长期以来倒不像奥斯曼土耳其人，而像他们从前的东正教希腊臣民。伏尔加河流域有一个突厥穆斯林聚居区，那里的人是喀山人；他们数百年来一直臣服于东正教俄国政府，他们同奥斯曼人治下的东正教徒一样，在异族统治下受到种族和宗教歧视。这些喀山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书上读到，他们以严肃、诚实、俭朴、勤劳著称。……喀山突厥人主要从事贸易。……他们主要的工业是制皂和纺织。……他们是好鞋匠和好车夫。……直到16世纪末，喀山是不许建清真寺的，鞑靼人被迫单独聚居，但穆斯林的势力渐渐占了上风。[15]
这些突厥人受沙俄压迫的情况，跟东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全盛期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两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由于宗教原因而处于弱势地位。在几百年后，对共同经验的相同反应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同类相似”，在相当程度上抹掉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同烙印。
这种“同类相似”也存在于其他一些教派的信徒中，凡因宗教信仰而处于不利地位的都会产生同样的反应，例如，旧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黎凡特人”。跟法纳尔人一样，这些黎凡特人只要改宗就可免受迫害。然而，很少有人肯这样做；相反，他们跟法纳尔人一样，利用强权下有限的活动范围，发展了一种独具而令人反感的性格——内心倔强与外表谄媚的混合体，这好像是一切处于这种特殊处境的社会群体的共同点。诚然，黎凡特人的祖先是西方基督教世界里最英勇善战、高傲不屈的民族——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人或近代的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但那是无济于事的。身处奥斯曼聚居区的污浊空气里，他们要么像其他教徒一样应对这种宗教上的挑战，要么走向灭亡。
奥斯曼人在其帝国统治的前几个世纪里，都是通过这些黎凡特的代表(他们称为法兰克人)来认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民的，认为在西欧居住的都是这类“无法无天的贱种”。随着接触的增加，他们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区分了“淡水法兰克人”和“咸水法兰克人”。“淡水法兰克人”是成长于土耳其黎凡特环境中的基督徒，他们形成了黎凡特人性格。“咸水法兰克人”是那些生长在法兰克故乡的人，他们在来到土耳其时已是性格形成了的成年人。土耳其人吃惊地发现，自己同身边的“淡水法兰克人”间有着巨大的心理鸿沟，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同海外的法兰克人打交道。作为地理上的近邻与“同胞”的法兰克人本是心理上的异乡人，而远道而来的法兰克人却和他们有相似的感情。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土耳其人和“咸水法兰克人”能相互了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自己当家作主的环境里长大的。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却很难理解或尊重淡水法兰克人，因为后者的社会背景和他们大相径庭。淡水法兰克人不是家中的儿子，而是特划区里的野孩；他们在这种有缺陷的环境中发展出了一种心理状态，那是在自己故乡成长的法兰克人和土耳其人都不具备的。
犹太人
我们已看到(虽未加详述)，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处一个社会中时，宗教歧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英国的清教徒就是我们熟知的几个例子之一；我们也用较长篇幅讨论了奥斯曼帝国史上宗教歧视的例子，那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不属同一社会的例子。但还存在一种情况有待讨论，就是受宗教歧视者代表了一种业已毁灭的，仅以化石形式存在的社会。前文(第10页)列举过这些“化石”的名字，其中每一个都可提供这种缺陷的例证；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古代叙利亚社会的化石遗物——犹太人。在研究这幕旷日持久，结局至今未定的悲剧之前[16]，我们应当注意到，古代叙利亚社会的另一件遗物——祆教徒在印度社会里的地位跟犹太人在别处的地位一样，变成了经商理财的高手；另外一个古代叙利亚社会的残余，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一性论派教徒，在伊斯兰世界里的地位也大体相当。
受压迫的犹太人的典型特征是广为人知的。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特点是来自人们通常认为的犹太人种族或宗教上的犹太性，还是仅仅是遭受不幸的结果。其他例子中得出的结论会使我们倾向于后一种看法，但我们应该不杂成见地去搜寻证据。证据可以用两种方法加以检验：一是比较犹太人受宗教迫害时和这种迫害减轻或完全消除时的民族精神；二是比较受过和未受过迫害的犹太人的民族精神。
当下，最能体现著名的“犹太性”(在异邦人眼中是无时无处不成为犹太教标志的特征)的犹太人群体是东欧的亚实基拿犹太人，他们住在罗马尼亚及周边的俄罗斯帝国“犹太区”里，他们受法律限制，起码是受风化的限制，被迫住在命运替自己选择的落后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聚居区里。而在荷、英、法、美的自由犹太人那里，犹太性已不很明显；如果考虑到那些西方开明国家给予犹太人法律自由为时尚短，他们风化上的自由还很不彻底，我们就不能低估这种民族精神显著变化的意义。[17]
我们还看到，在西方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中，来自亚实基拿“犹太区”的犹太人，比我们中间来自伊斯兰地区，人数较少的西法丁人，在民族精神上明显有更多的“犹太性”；这种区别使我们想到这两个犹太人社会以往历史背景的不同。
亚实基拿犹太人的祖先利用罗马人开辟欧洲疆界的机会，在同半野蛮的阿尔卑斯山以北诸省做生意时小获利润。当罗马帝国改宗和分裂之后，这些亚实基拿人由于基督教会的狂热和蛮族的仇恨而忍受了双重劫难。蛮族人不能容忍外地人住在他们那里，靠他们自己无力经营的商业牟利。出于这种情感，只要他们还依赖于犹太人，西方的基督徒就压迫他们；一旦觉得自己不再依赖于犹太人，基督徒们便把犹太人扫地出门。因此，当西方基督教世界兴起和扩张的时候，亚实基拿犹太人便向东迁徙，从罗马帝国在莱茵兰德 Rhineland，德国西部莱茵河两边土地的统名。——译者注的古代边境流亡到基督教世界现代的犹太区边境。在不断扩张的基督教世界内部，犹太人随着西方国家的人民一批批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给，而从一个个国家被逐出——例如，他们在公元1272—1307年被爱德华一世逐出英格兰。与此同时，在不断前移的陆上边界处，内地来的犹太难民在西方化的最初几个阶段里，作为商业先锋被一些国家接纳，甚至邀请进来；但当犹太人的临时避难所在经济生活中不再需要他们时，犹太人再度受到压迫，最后被驱逐。
到了犹太区，这些亚实基拿犹太人自西向东的长途流亡就被迫停止了，而他们的苦难也随之达到了顶点；这里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俄罗斯东正教世界的毗邻处，犹太人在夹缝中进退不得。到了这个阶段，当他们打算继续东进时，“神圣俄罗斯”拦住了去路。幸而，中世纪时最早排犹的西方主要国家如今已充分掌握了自己的经济，不再惧怕犹太人的经济竞争——以英国为例，在共和国时期，克伦威尔(1653—1658年执政)重新准许犹太人入境。当犹太区的亚实基拿犹太人长期东迁的潮流被“神圣俄罗斯”的西疆高墙阻拦时，西方对犹太人的解禁恰逢其时，为他们开放了一条重回西方的通道。在过去一百年里，亚实基拿人的移民浪潮又从东方折回西方，从犹太区到了英国和美国。有了这样的先例，那些在退潮中来到我们中间的亚实基拿犹太人便较生活更如意的西法丁犹太人有更多的“犹太性”，这一点本不足为奇。
我们看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迁来的西法丁犹太人的“犹太性”并不明显，其原因可由西法丁人过去在伊斯兰教地区的遭遇加以说明。在大流散时期落户波斯和罗马帝国行省，并最终落入阿拉伯人之手的犹太人，同其他犹太人相比是幸运的。他们在阿拔斯王朝治下的地位肯定不比今天西方世界里已获自由的犹太人差。西法丁人的历史灾难发生于15世纪末，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权逐渐从摩尔人那里转移到西方基督徒手中。基督徒征服者向他们指出了三条道路：被消灭、被驱逐和改宗。我们来看看那些选择其中一条活命道路，使其后代人至今得以幸存的半岛西法丁人。那些选择流亡的人在天主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敌人那里找到了避难所——荷兰、土耳其和托斯卡纳。[18]逃到土耳其的人被奥斯曼庇护者安置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以及鲁米利亚的一些较小城镇，以便填补希腊的城市中产阶级被驱逐或消灭后的空缺。在这样有利的环境下，奥斯曼帝国里的西法丁难民们致力于经商致富，没有形成亚实基拿式的“犹太性”。
至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些犹太人——马拉诺人，他们在四五个世纪前皈依了基督教，其犹太性至今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在今天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人的血管中(中上阶层尤其如此)，渗流着大量改宗犹太人的血液。然而，当遇到一些中上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时，最精明的心理分析家也难以判断其中哪些有过犹太祖先。
在现代西方一些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中，有一派打算效法现代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来完成自身社会的最终解放。锡安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除犹太人民在多少个世纪的压迫下形成的特殊心理状态；锡安主义者和他们的对立派别，归化派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他们都赞成改变犹太人的“特殊民族”身份。然而，锡安主义者不同意归化派采取的手段，认为那样还远远不够。
归化派主张，荷兰、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就应该变成“信仰犹太教”的荷兰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指出，在任何一个开明国家里，一个犹太公民不会因为周六去犹太教堂，而周日不去基督教堂，从而无法成为那个国家完全满意的归化公民。锡安主义者对这个看法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他们指出，即便归化派的办法如他们声称的那样有效，它也只适用于开明国家里那些幸运的犹太人，而他们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民中只占极少数。第二，他们认为，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犹太人的问题也不能如此得到解决，因为犹太人并不只是“信仰犹太教”的人。在锡安主义者眼中，一个打算变成荷兰人、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犹太人，不仅破坏了其犹太人格，而且毫无希望成为人格完整的荷兰人或他挑选的任何一种非犹太人。锡安主义者还认为，如果犹太人真想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这个同化过程也应该在民族而非个人的基础上进行。个别的犹太人试图成为个体的英国人或荷兰人的努力是徒劳的，应该是整个犹太民族通过获得(或重新获得)民族家园而趋同于英国人或荷兰人那样的民族，犹太人应像英国的英国人那样，成为自己民族国家的主人。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实际行动仅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它的社会哲学已被结果证明是合理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农业定居点，犹太人居住区的孩子们已经无可否认地转变成了垦荒的农民，他们显示出了非犹太人殖民类型的许多特点。这种实验的悲剧般的不幸在于未能同先前已经居住在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和谐共处。
还应补充的是，有些不大知名的犹太人，他们躲进了遥远的“深山”，从而避免了受到压迫。他们在那里表现出了坚强农民甚至粗野山民的全部特征。他们是住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也门犹太人、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高加索山区的高地犹太居民和克里米亚讲土耳其语的克里姆恰克犹太人。
注释：
［1］ Herodotus, Bk. Ⅳ, ch.144.
［2］ Polybius, Bk. Ⅳ, ch.38.
［3］ Herodotus, Bk. Ⅱ, ch.104 and Bk.Ⅶ, ch.89.
［4］ Kings, iii, 5—13.
［5］ 罗兹伯利、巴尔福、坎贝尔班纳曼和麦克唐纳；人们还可算上波纳尔·罗——他出身于苏格兰—爱尔兰家庭，生在加拿大，但他的母亲是地道的苏格兰人，他后来居住在格拉斯哥。这样总共是五个苏格兰人。非苏格兰裔的首相共七人。——节录者注
［6］ The Epistle to Titus, i.12.相传这句话是艾比美尼德说的。
［7］ Grnbech, V., The Culture of the Teutons, pt.Ⅱ, pp.306—307.
［8］ Phillpotts, B.S, The Elder Edda and Ancient Scandinavian Drama, p.204.
［9］ Phillpotts, B.S, The Elder Edda, p.207.
［10］ 汤因比先生的这一段写于1931年夏，当时德国总理还是布吕宁博士，但此时纳粹已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里取得了惊人而不祥的胜利，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由491席中的12席增至577席中的107席。汤因比写道：“这一点已很明显，1918年停战以来德国所受的打击正在产生一个世纪前(1806—1807年)对普鲁士的打击同样的刺激作用。”——节录者注
［11］ 1666年大火后的伦敦也显示了坚信当代建筑水平的勇气，没有去恢复哥特风格，而建造了伦式圣保罗教堂。如果德国人的炸弹毁掉了威敏寺或伦式圣保罗教堂的话，我们今天的伦敦人又会做些什么呢？——节录者注
［12］ 事实上，突厥文的“哥萨克”(Cossack)和爱尔兰语的“托利党”(Tory)意义近似。但“qazaq”的字面意思不过是“掘土人”，指草原边境上的种地人，他们自然不愿接受游牧民族的统治。换言之，从游牧民族的角度看，“qazaq”是该隐和亚伯故事里的该隐。——节录者注
［13］ “撒拉森人从直布罗陀海角到卢瓦尔河畔一路凯歌的旅程足有一千多英里长；再走同样长的路就到波兰边境和苏格兰高地了……假使那样，今天牛津大学的各学院就会讲解《古兰经》，其讲坛就会向一群受过割礼的人讲解穆罕默德圣训的神圣性与真理性了。”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lii.
［14］ Horace, Odes, 4.4 (Vixere Fortes, & c.)，De Vere英译。
［15］The British Admiralty, Manual on the Turanians and PanTuranianism，pp.181—184.
［16］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掀开了这段历史的更加恐怖的新一页；汤因比先生是在此之前写这一部分的，因此没有提到后来的这些事。——节录者注
［17］ 作为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我(节录者)想指出，我好几次看到公立学校里的犹太孩子成为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很容易就得到了同学们的尊敬，而他们身上的“犹太性”则远少于那些不够幸运的犹太孩子。一般的非犹太孩子并不把他们看成犹太人，无论他们的相貌和绰号如何。——节录者注
［18］ 狄士累利自称是托斯卡纳犹太人的后裔，这或许有根据，但他叙述的家族史明显有想象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