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宗教制度的偶像化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马太福音》第13章第19节
在前面两章，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同某些其他种类的制度接触后，可能会偏离它的道路，造成不幸的后果。然而，任何一种同某些外在的力量或权能接触所造成的错误转折，从来不可能像使我们“被自身内虚假的东西出卖”[138]所造成的转折那样邪恶和致命。对任何生物来说，最大的恶是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创造物。这种崇拜之所以是万恶之最，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对真正依附上帝这一绝对实在的状况所能作出的最严重的道德和理性反叛，还因为它为所有其他的恶打开了大门。一旦高级宗教的皈依者崇拜起他们自己的宗教制度，也就犯下了这一至恶。所有高级宗教，特别是那些有着犹太系起源的高级宗教用禁止不同意见、甚至禁止讨论的独裁主义言辞作出了唯一性和终极性的自我崇拜的断言。
幸亏有历史的记载并且保存下了这些历史记载，我们才有可能了解5000或6000年间，在受到后人崇拜和敬慕的很少一部分人中，高级宗教和哲学的创建者赢得的声誉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影响也是最为广泛的。他们身后的门徒，有把他们神圣化为独一无二和最终权威的强烈倾向，而且以崇拜来证明这种神化倾向的合理性。对哲学创建者的崇拜格外地引人注目，因为哲学容易产生于开化、成熟、理性、具有批判精神和觉醒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先天地被认为是不利于、并能避免那无节制的迷信行为。悉达多·乔答摩和伊壁鸠鲁两人——也许他们各自都以迎合公众胃口的否定性言辞来传达自己的信息——实际上都被其皈依者神化了。卢克莱修公然尊称伊壁鸠鲁为“救主”和“神”，[139]乔答摩被尊称为“佛陀”（觉悟者），他的皈依者关于他是超人的想法表达在一些有关他诞生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把他的诞生视作宇宙中的重大奇迹。关于柏拉图、奥古斯都，以及四部福音书的两部中的耶稣都有类似的诞生故事。如果哲学的创建者要在其门徒的记忆中经受这样一种死后的变形，那么无疑高级宗教的创建者也会经历同样的变形。与哲学完全不同，高级宗教容易产生于诗歌与预言占有精神优势的社会环境里，而不是产生于科学和形而上学占优势的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不存在对崇拜和敬慕感情的任何禁止。
即使是完全生活在历史里，而且从不自称超人的最近一位先知穆罕默德也自称自己不仅是最近一位先知，而且是古往今来的先知中的最后一位先知。他还宣称，他通过天使长伽百列接受了神的启示，并在“威力之夜”上升到了天国，在第七重天被神召见。查拉图斯特拉也像穆罕默德一样从未自认是超人，但是当他的门徒们相信从查拉图斯特拉的精液中最终产生出一个超人的救主萨奥什延斯时，查拉图斯特拉就被他的门徒们作了回溯性的变形。拿撒勒的耶稣则被他的皈依者等同于犹太人期望最终由大卫的精液产生的弥赛亚（在希腊语中弥赛亚意为“基督”，在英语中则意为“救世主”）。在耶稣前后的其他一些犹太人领袖也像耶稣一样被他们的门徒等同于弥赛亚，例如公元前2世纪的西门·马加比和公元2世纪的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本身不是上帝，而是由上帝委任和给予灵感的人类皇帝，像阿契美尼德皇帝一样。基督教徒认为耶稣不仅是上帝的代理人，也是上帝之子，并进一步断言，耶稣作为上帝三位一体之三种存在方式之一，与圣父、圣灵同格。“祀奉你的创建者为神，也就是祀奉教会为神，最终是祀奉你自己为神”，这样的话基督教徒可能从犹太人和穆斯林那儿听说过。然而，批评家们也会含蓄地责难自己的宗教。因为不论一种高级宗教的创立者是不是被看作神本身，他总被认为具有超人的权威；而且他在离开尘世时，将这种权威留下并传递给他的某个遗产永久保管人。
这一永久的权威可能被授予一个现存的宗教团体，或者一部权威的神圣经典。这个被授予永久权威的宗教团体，可以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团体，例如从见习生和新生中招聘的犹太人律法师和伊斯兰教律法师，或者如天生有资格举行有效的宗教仪式的婆罗门；也可以是一个有组织的教士团体，例如留传下来的以色列教士和利未人以及继承了查拉图斯特拉宗教遗产的米提亚[140]僧侣阶层。这两类现有的宗教团体也可以联合起来，正如它们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被联合起来一样，在其中，全体教士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教阶体系（此与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士制度相同，与之不同的是它是非世袭制的），而其权威的最高来源是按主教特别会议行事的教士首领，这些主教的权力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律法师的权力相当。
另一方式是将永久的权威授予一部权威的神圣经典。所有的高级宗教都出现在文明社会，因此所有的高级宗教都有一部大意是其创建者言行的真实记录的圣书，一旦高级宗教的皈依者反叛一个现存团体的权威，他们就容易诉诸创建者遗产的另一存放处即神圣经典的权威。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代表创建者最终权威的不是教士或律法师，而是神圣经典。每一个教徒都有权冒险自行解释这书面的启示。在全部高级宗教中，西方的新教也许是最有意识和深思熟虑地将权威归于一部《圣经》而不是归于教士的一种宗教。锡克教——《圣典》（Granth ）最终被该教奉为神圣——也许是崇拜一部经书达到极端的宗教。
所有的高级宗教都并存着两种可选择的权威存放处，尽管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宗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西方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并未成功地废除专职法典说明官，另一方面，不论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和印度教怎样允许教士们自由地向教外人解释圣经，也不致走到正式废除《圣经》的权威的地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表明，赋予《圣经》的权威可能比赋予现存宗教团体的权威更有生命力。然而，权威的经典却有一个缺陷，这是一个权威的团体所没有的。为了适应不变人性的恒变环境，重新解释书面经典的可能性比重新解释一个教阶组织或律法师团体或神父团体的非书面训诫的可能性更小，这些人自称受到了像“想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吹”[141]的风一样的圣灵的启示。
圣经的权威或既存宗教团体的权威，或者说高级宗教创建者遗产的这两种存放处的权威，一直是高级宗教对其自我中心地宣称唯一性和最终性的认可。但是，这种宣称容易招致非议。对它们的第一种非议来自历史学家的观点；另一种非议来自关于由非人格法则支配的循环运动的宇宙节律的解释；第三种非议来自关于由理智和意志支配的非重复运动的宇宙节律的解释；第四种非议来自一些互相竞争的顽强幸存者，他们要求获得成为唯一的和最终的启示接受者和传达者的独占的特权。这种种非议使高级宗教将自我偶像化要求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轰击，而且炮群中的每一门炮都值得研究。
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有意和谨慎地摆脱每个生物与生俱有的自我中心倾向的结果。达到这一点是所有学派的历史学家的共同目标。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进行这种自我超越的摆脱和重新定向，就不可能成为任何一派的历史学家。因此，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高级宗教声称唯一性和最终性看起来几乎像有意要倒退到作为“原罪”标志的自我中心上去的邪恶自白。
历史学家的观点同下述观点并不矛盾：神为了帮助人类独自无法获得的精神拯救而向人类显现自己。但是历史学家将先验地怀疑关于这个主题的下述观点：在我的银河系中的我的太阳系的我的行星上，神对我的时代的我的人民给予了唯一的和最终的启示。在对神向他的造物显示自身这个主题的自我中心的发挥中，历史学家将窥见撒旦的原形。因为在信仰神向他的造物显示自身，与信仰神选择一种生物作为他的启示的接受者，而这种生物恰巧是我本人，并且这个专门给我的启示是唯一的和最终的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犹太人相信；根据概率论，如果真有“选民”的话，它不是犹太人，而是中国人。或者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地球上居住的人类相信，如果有“选民”的话，它不是地球人，而是火星人。如果一位历史学家确实见到了对神选择了一些特殊的人成为他启示的接受者这个信念的合理的非自我中心的应用情况，那么这些无偏见的研究成果就会成为他深有同感地和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些应用情况的坚实基础。然而，尽管“神显示自身”和“神唯独向我显示自身”两个命题之间不存在逻辑的联系，但它们却当然存在一个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心理学联系。事实上，很难做到对神向他的造物显现自己的信仰作出任何真正的表示，从而避免把赞同对这一普遍主题作特殊表述的特殊教会的成员看成神的选民。
关于一个非人格化法则支配宇宙的循环运动节律的解释允许神有一系列无穷尽的化身，在不断的循环中将启示和拯救带给其造物；但是，神再现的可能性同关于曾经有或将要有一个曾经是或将来是唯一和最终的神的化身这一信条相矛盾。化身的信条既是大乘佛教又是佛教以后的印度教的显著特点。在大乘佛教中，佛陀变形为不仅是超人而且也是超神的存在。但是印度哲学的小乘佛教历史上的创建者悉达多·乔答摩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被提到超神的地位，代价是失去人的唯一性。在大乘佛教中，悉达多·乔答摩被降低为连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系列佛的化身之一，而且既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化身。而那连续的“三千大千世界”是——
永远周而复始，
从创造到毁灭，
像小溪上的泡沫，
闪烁跳动，忽隐忽现，直至消失。[142]
这种对宇宙节奏的循环解释是同犹太教的信仰相矛盾的，犹太教相信，在时间—空间的顶点（根据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教说法），神将给予或者（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说法）神已经给予他的“选民”一个唯一的和最终的特殊恩惠。在印度或希腊哲学家看来，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关于这种信仰的说法可能是最不荒谬的，因为这个观点将弥赛亚降临和千禧年的开始放在将来的某一天，虽然每个人都能断言将有这么一天，但它却可能被推迟到极其遥远的将来。但基督教徒—穆斯林—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这个信仰的说法则认为，空间—时间中的唯一的和最终的顶点必定在过去早已达到：穆罕默德就是最后一位先知，耶稣就是神的唯一化身，从以色列人回到依雷兹·以色列那里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对此，哲学家作何理解呢？
同犹太教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一样，相信这个顶点已经达到的那些犹太教型教派通过将这种犹太教信仰归于荒谬而指责它。如果历史的意义和终极在于弥赛亚的降临，那么，那些承认马加比为弥赛亚的犹太人就已经在公元前142年的犹太山国，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塞琉西继承国之下的短命的哈斯蒙尼继承国草创之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顶点。如果历史的意义和终极在于以色列人回到依雷兹·以色列那里，那么一再使用武力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非利士再次使用武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已在创建的以色列国中看到这个顶点了。然而，谁能当真在这两种社会动乱和有争议的政治事件中看到宇宙存在的目的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于神的设计的观点的确世俗味较少，天国味较多；但是，既然基督教徒—穆斯林声称唯一性和最终性的观点来自犹太人，那么将犹太人的宣称归之于荒谬的指责同样也适用于基督教徒—穆斯林的宣称。
关于理性和意志支配宇宙的非重复运动节律的解释，是对犹太人宣称的唯一性和最终性的全部挑战中最彻底的挑战，因为它是来自犹太人自己的世界观的挑战。意欲向其造物显示自身并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提供拯救手段的全能的神一定能通过在空间—时间的某一点完成唯一的和最终的行动，并通过选择一个人类社团——以色列教会，犹太教会，琐罗亚斯德教会，基督教会或者伊斯兰教会——作为天恩的特殊接受者和他的拯救手段的特殊载体，以便贯彻他的计划。所以，与循环论的世界观不同，这种一神论的世界观与要求唯一性和最终性具有先天的一致性的。但是，如果这种要求实际上同神学是一致的，那么，显然这种要求同这种科学又是不一致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相信神具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就很难同时相信神也有以这种方式使用这种能力的意志。
实际上，难以想象以其精神和意志统治着宇宙全部过程的上帝会反复无常地进行他的统治。他正好选择我和我的部落成为他的先知和“选民”，这看起来是非常不可能的。我的任何这种观念看来比凭借我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倾向构想的幻觉更不可能成为真理。此外，看起来神几乎也不可能选择其他特殊的先知或特殊的种族成为达到他的目的的唯一和最终的手段。而且任何这类观念也与关于神的下述观点不一致：据假定他的思想和计划比他的全部造物，尤其比他的任何单个的造物和空间—时间任何单个点都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如果一个人想象神能够向他的一个或多个造物宣布什么，或者更荒谬地去想象在空间—时间的某个特定点上，神同他的一个或多个造物立约，从而使同他们的特殊交往成为神创造史上的高潮，这个人难道不会被当成一个妄想狂吗？
一些竞相宣称其具有接受和传达唯一和最终启示特权的顽固不化的人们，对所有类似的竞争者构成了挑战。因为，如果这种特权曾经得到认可，那它必定是排他的。如果这些绝对的宣称真有什么根据，那也只有一个是有根据的。而以这些绝对的术语所作出的其他宣称无论如何都是虚假的。如果真有一个是有根据的宣称，那么对它的第一个考验可能就是希望它在同其对手的竞争中赢得全人类普遍的承认和接受，而且其他虚假的宣称应全都遭到反驳和拒绝；某些一度在这个领域中提出这种宣称的人实际上已遭淘汰。在被迄今为止的全部文明所抛弃的所有哲学之中，唯有两个哲学——儒学和印度教的小乘佛教——现今依然存在于这个领域中。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中国哲学的法家和墨家现在都已销声匿迹了。如果小乘佛教不像大乘佛教那样成功地将自身从一种哲学改造成宗教的话，那它如今也不存在了。一度在希腊世界互相竞争的所有高级宗教中，如今已只有六种依然存在：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依然如故，而密特拉崇拜、赛比列崇拜、伊希斯崇拜和朱庇特·窦利迁努崇拜除了非公开地被基督教吸收外，现在已全无踪迹了。到目前为止，自最早的哲学出现后的约2500年以来，我们还剩下两种哲学和六种高级宗教——总计有八种信仰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
无疑，根据任何时间尺度，2500年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它还不到从文明时代起至今的一半，仅仅是直至现代的人类史的1/240，或许仅仅是1/2400。尽管如此，同那些已经消失的哲学和高级宗教的寿命相比，2500年还是一段值得重视的时间。根据这个标准，八种幸存的信仰显示了极大的耐力。而且可以预计，这八种幸存信仰有可能在同一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上并存。但是，它们共存的时间越长，关于它们的共存将妨碍接受任何一种信仰作出的唯一性和最终性的排他性宣称这一事实就越会令人信服。因为在这八种信仰中，每一种信仰作出的宣称都与其余七种信仰各自作出的相同的宣称相矛盾。
鉴于对这种宣称的非议如此之多，如此之强烈，我们怎么解释每一种幸存的高级宗教既能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这种宣称，又能以自己的幸存来驳斥同时代的其他高级宗教作出同样的宣称而继续存在的现象呢？对这种“坚持”和“幸存”的解释似乎部分是社会学的任务，部分是心理学的任务。
关于坚持进行这种宣称的社会学解释也许可以在高级宗教出现的人类环境中找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幻灭和痛苦唤起了对新的拯救希望的渴望，对人类区域社团崇拜的失败留下了精神空虚；而人为地造成的另一种对人类统一社团的崇拜使它臣民心灰意懒，并且高级宗教本身之间为了争求填补社会精神空虚的竞争又是十分激烈。这就必然使这个活动舞台上互相竞争的高级宗教将自己的宣称吹得天花乱坠。
坚持进行这种宣称的心理学解释也许可以在人类渴望逃避必须独自作出决定的沉重责任中找到。看起来要摆脱这种负担，一个人只能将自己的理智和意志托付给一个其唯一性和终极性被他所承认，从而使他认为适于托付的权威身上，这一逃避责任的渴望可以通过下列信仰而同尚未祛除的自我中心相一致：只要服从教会的权威，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渴望有一个权威负担起人类承担的责任重负的想法，无疑在解体社会的社会形势下表现得最为强烈；然而，这也是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灵魂之中的一种固有的、持久的、一触即发的渴望。
关于六种相互竞争的信仰（它们各自都作出了自己的排他性宣称）的幸存问题，其社会学解释也许可以在过去普遍缺乏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交往手段这一点中找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八种幸存的相互竞争的信仰至今没有任何一种能证实它注定要成为整个人类世界中所有人的独一无二的信仰；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每一种信仰都成功地在地球表面的某一块特殊地区盘踞下来，而在其他地区则同与其竞争的信仰比肩而立。甚至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散居国外者也有其地区范围。几乎很少有犹太教徒超出德里·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也没有什么琐罗亚斯德教徒超出印度和伊朗的范围。
关于地球上八种信仰的幸存，可能还有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可能是每一种信仰都可以证明和人类心灵不同的组织和取向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因为由容格开创的心理类型研究还在探索阶段，所以只能猜测性地作出这种心理学的解释。但是可以想象，某一种心理类型和某一种幸存信仰之间的相关性也许被证明是解释这种信仰幸存的原因，使其免遭现已灭绝的先前的竞争者的命运。而且，所有现存信仰的幸存可能最终都要（至少是部分）根据这些线索来解释，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143]
事实上，如果每一种幸存信仰都和一种特殊的心理类型相关，我们就能在宗教的层面上猜测性地预见到“距离的消失”和当代因物质通信手段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在人类世界达到社会统一的某些后果。还可能指望这个技术革命会突破地方性的垄断，但是，至少在人类精神史下一阶段的第一章，它不会通过将其竞争对手全部驱逐的办法而使单一的信仰从地区垄断变成全球垄断。在人类精神接下来的一章，我们预料现存的全部信仰继续比肩而立，分享人类对它的忠诚。但我们也指望能从大量的事例中看到，个人执着于某一种特殊的信仰，决不是因为他出生的地理偶然性所致，他所以有意选择这一信仰是因为他感觉到这一信仰与他的人格有最接近的对应性——一种大概由他的心理组织和取向的类型决定的感情。因此，在精神史的下一章，每一种宗教的皈依者都有可能逐渐散布在整个人类世界。但是，还可以预见，在这过程中他们将同任何地方的其他信仰的皈依者融合在一起，就像犹太人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徒融合在一起，琐罗亚斯德教徒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融合在一起一样。结果，可以料到，人类世界宗教地图的外形会从一件拼凑起来的百衲衣变为一块色彩斑斓的织物。
高级宗教共同的因此也是不相容的对唯一的和最终的启示的宣称，这在它们各自的皈依者和敌对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也许要作出最终的裁决尚需进行长期的和激烈的争论。但是，不论对高级宗教的这种宣称将作出何种最终裁决，这些高级宗教的出现本身就是历史上有决定性的和有意义的新起点。人类理性不允许我们将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的宇宙观视为真理。然而，同样有权要求我们倾听它声音的人类良心也不允许我们另外将一种无意义的历史观视为真理。这一无意义的观点是相信宇宙受无情的自然法则支配的必然结论，也是相信宇宙由全能神的意志支配的可能结论——假如我们把神想象成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君，而不是自我牺牲的爱之体现的话。
在宇宙史上，在人类洞察力至今已能探究的宇宙奥秘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决定性的因此是有意义的事件：银河系、太阳系和地球的相继创生；地球上生命的出现；脊椎动物的出现；哺乳动物的出现；直至人类的出现。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一种特殊的生物实际成了在空间—时间某一特殊点上的决定性事件的手段和媒介。如果地球本来也许会在公元前20亿年左右被挑选出来作为物质生命之家这一点是可信的话，那么亚伯拉罕可能早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乌尔，或者以色列人可能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西奈山脚被挑选出来作为上帝赐予他的造物以恩惠的媒介也一样是可信的。如果始祖亚当可能在公元前100万年或公元前600万年左右不是诞生在由史前历史学家确定的这个星球表面的某一处这一点是可信的话，那么次祖亚当可能在公元之始的加利利成为神的化身这一点也是可信的。这个世界的每个个人的生活史上同样存在着一些有决定性的因此也是有意义的事件。如果上帝至少在无限多样和互不相同的方面、能力和潜能中的某一方面上是一种展现在理智和意志中的精神，而且以神人同形同性的术语来思考它绝不会产生误解，那么在上帝制定的神圣计划中就有一些因其具有决定性而有意义的事件。然而，相信曾经存在、并指望继续存在决定性的新起点，并不需要相信任何一个新起点曾经或将来不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实际上，这两种信仰是不可调和的。
寄寓在我们每个人之中的人类精神不得不为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寻求一种解释，并坚信我们的世界观将赋予宇宙以意义，而不必使自我成为宇宙的中心。在逻辑上调和这两种要求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在逻辑上怎样，人类精神不会放弃寻求对这种奥秘的解释；诸种高级宗教启示的新福音的确在下述直觉方面达成了和解：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和实在的意义乃是爱。如果神是自我牺牲的爱，如果神不仅通过告诫，而且以身作则地教诲人类对待痛苦的正确态度是忍受痛苦并将它服务于爱的事业，那么我们就能根据这个观点对实在有所领会，这种领会将同时满足感情和理性。
如果这就是真理，如果真理的启示就是高级宗教的福音，那我们就必须固守这个精神的无价之宝。我们不能背弃这个无价之宝，我们要用良心来公正地谴责每一个特殊宣称者的特殊信仰对于唯一性和最终性的有罪宣称。我们也不会使自己因为我们祖先的全部信仰的外观在人类也许将继续生存于地球表面的历史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变形而感到张皇失措。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