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高级宗教和哲学的接触
第9章 高级宗教和哲学的接触[130]
一些种籽掉在传送带上，被送进了工厂，在那儿，种籽被加工、冷冻和消毒。
为了通过播种者的寓言描述高级宗教的新福音在与哲学的接触中所遭到的彻底失败，一位后希腊的历史学家，尽管他的创作时代是在公元1世纪的希腊化世界，必须即兴删改其中的文句，因为一个想象力局限在这个寓言里的诗人是预见不到这种失败的。其实，相当令人惊奇的是，在《福音书》以希腊语流传的时候居然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窜改寓言的现象。那时，圣保罗已经用这种希腊语——这是他和他的外邦的皈依者共有的母语——写下了圣保罗书信。一旦《新约全书》在希腊流行，并赢得希腊世界的皈依者，显然，基督教《圣经》迟早就会吸引希腊—罗马社会中绝大多数有哲学素养的人的注意，并经受他们的挑战，以证明根据他们的哲学，《圣经》本身是能够理解和信任的。的确，十分明显，在基督教外部的这一挑战最终发起之前，它已经受到希腊世界有教养的基督教福音书的解释者的严重挑战，他们不知不觉地、自发地用希腊哲学的术语解释福音书，因为这些术语是他们祖先留传下来的知识的惯用语。从最后一部福音书出版后的50余年到写作最初的使徒信经之前150年，基督教实际上是由安东尼时期的基督教辩护者的作品以半哲学的术语传达给异教公众的。
基督教福音以及嗣后的伊斯兰教福音译成希腊形而上学的语言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一个希腊化世界的出现，如同不能避免同罗马帝国政府接触一样，也不能避免同希腊哲学接触。我们已经看到，在同罗马帝国政府的接触中，只要基督教受到排斥并遭迫害，它就获得显著的成功；然而，当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狡猾地使教会同它们合作时，基督教会与它们的交往显然就会遭到失败。基督教会同希腊哲学接触的历史经历了相同的一幕。只要希腊—罗马社会的有哲学素养的中上阶层轻视并嘲笑基督教，基督教同这一阶层的代表的关系就不会陷入任何严重的理智困境或麻烦之中。一旦这一有哲学素养的阶层重新考虑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认真看待基督教，并满怀同情地要以希腊哲学术语解释基督教时，基督教的理智烦恼就开始产生了。
教会不能拒绝同有哲学素养的上层阶级达成理智上和解的提议，就像不能拒绝同罗马帝国达成政治和解的提议一样，其理由是相同的：教会的使命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将人点的灯放在斗底下。[131]所以教会必须冒险利用可能提供给它们的一切劝人入教的机会；而改变专业哲学家的信仰则需要特别的努力，因为这些人是基督教会要争取的希腊—罗马社会成员中最难争取的一部分人。同罗马帝国中其他绝大多数异教徒不一样，哲学家们正是因为君士坦丁一世皇帝保护过基督教和狄奥多西一世皇帝惩罚过异教徒，才非常清高而不愿去赶这股教会的浪头。哲学家的理想是自我圆成、理性和道德。他们制定了自己的道德体系和理论体系，并相信据此他们就能生活下去。如果基督教指望改变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大学教授的信仰或者改变罗马元老院贵族豪富的信仰，教会就必须通过把福音译成哲学家的术语来进入哲学家的理智领地。
如果教授和贵族小团体只是希腊哲学精神的代表，教会也许就会轻视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实际上，这种哲学精神更具普遍性、更具渗透性。这种精神多少可以在声称受过任何希腊教育的任何人身上发现。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它在希腊有教养的基督教徒身上依然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若不将基督教的福音译成希腊哲学的语言就必然非常难以将它写成希腊散文的形式。因此，随着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在社会范围里逐渐向上层扩展，基督教关于实体的观点就逐渐地、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愈来愈希腊化，愈来愈专门哲学化。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在起初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尔后又成为罗马帝国唯一被认可的宗教之后，最终确实将它的福音有意地系统地译成希腊哲学术语——因此，促成一种神学——的原因。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阿拉伯哈里发在帝国的部分希腊化的东部行省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国之后将伊斯兰教的福音也译成希腊理智术的原因。在大乘佛教和佛教以后的印度教与印度哲学——特别是同小乘佛教——的关系史上，事情发生的顺序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史上的秩序完全相反。大乘佛教和佛教以后的印度教非但不是产生于哲学的轨道之外，然后同它冲突、同它妥协，而是产生于哲学的内部，并且从哲学家关于生活问题的理性观点中引出了两个高级宗教，其根源深藏在理智表层之下的潜意识的人性之中。在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哲学转变为宗教的过程中，这两个高级宗教背后都拖着印度哲学的阴影；但是由哲学转化为高级宗教所产生的佛教型宗教似乎比由两个犹太教型高级宗教转变为哲学语言的相反过程所产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更不受桎梏的束缚和歪曲。
由于人们忽视了，真理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是不能用人心的不甚完满的统一机能加以统一的，因此，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福音译为希腊形而上学的术语的工作产生了棘手的后果。在人类心灵中，存在着两个部分：有意识的意志层和潜意识的感情深渊。这两个部分都有其自身观看和凝视那面暗淡的透镜的方式，这面暗淡的透镜将实在遮蔽起来，使人类的心灵之眼看不清实在，同时又暗淡地显现实在；因此每一种不甚完美的理解方式都合法地称它的发现为“真理”。但是一个潜在的统一真理的两个可见层面的性质，就像接受“零星之光”的人类心灵的两个部分的本质一样，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真理的这两个层面具有相同的名称，而违背经验来断定这两个层面是等同的，在其中一种意义上为真的东西在另一意义上也一定为真，那么，我们将有同时失去真理向我们的精神视野呈现的这两个方面的危险。
“真理”并不是理智和潜意识心灵既共同拥有又在不同意义上分别使用的唯一一个通用词。有可能使真理的两个层面互相混淆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不仅仅共用一个单词，而且共用其全部词汇。它们不得不共用这套词汇，因为这是人类至今设法为这两个层面或为其他任何目的准备的唯一的一套词汇。[132]在一般的人类交往中，这种一套词汇有双重用法的现象不会引起两种不同意义的混淆。根据语境，我们可以或者在潜意识心灵的意义上或者在理智的意义上使用相同的词、短语、句子或叙述，而既不会将一者误作另一者，也不会有意地将两者视作同一个意思。
例如，我们不会在同样的意义上叙述今天早晨报纸报道的巴勒斯坦战斗和《失乐园》中的天堂里的战斗。如果有人认为这两个叙述中有一个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与另一个叙述的含义不同，那我们就应当反驳：“什么，作者从未想到要以那另一种意义叙述它，所以，当他在他自己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时，你怎么能认为他背离了真理呢？”然而，还有一种将其中一种真理转变为另一种真理的做法。例如，理智关于蛮族黩武主义者卑鄙行为的枯燥乏味的记录为潜意识所接受，并由潜意识改编成英雄诗。相反地，英雄诗为理智所束缚并由理智改写为索然无味的编年史；把基督福音束缚在信经中，所使用的词的含义都带有希腊形而上学的含义，这是企图将潜意识心灵的真理转换成理智真理术语的另一个例子。
在所有这些从潜意识的真理到理智的真理或者相反的转换过程中，原来的东西可能被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在改形的过程中，原来的东西因为似乎背离了原义而成为该词其他含义上的真理，结果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133]潜意识的心灵把握的真理在诗歌中找到了自然的表现，理智把握的真理则在科学中找到了自然的表现。我们已经注意到，诗歌和科学不得不使用同样的词汇，因为人类只有这一种词汇，所以它必须用于人类的全部目的。
在重压之下，词绷紧了，咯咯作响，有时突然断裂。[134]
但是，要是认为在科学著作和诗歌的语境中相同的语词必须有相同的意义，那就是根本不理解诗歌和科学之间的差异本身。
诗歌出现在从潜意识涌出的个人直觉领悟之光中。一个人的这种直觉领悟之光在光亮程度上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但是这种相继出现的直觉领悟之光之间不存在时间关系。当我们将两首不同时代的诗歌作比较时，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之间天才程度的差异，但我们不可能先验地断言是年代较早的那首诗还是年代稍晚的那首诗会作为更优秀的诗篇而打动我们。实际上，就比较而言，时间关系是无关紧要和没有意义的；因为年代稍后的诗歌与年代稍早的诗歌不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关系里：不是年代较晚的诗歌替代年代较早的诗歌，就是后者取代前者；或者是前者修改后者，或后者修改前者；或者是前者补充后者，或后者补充前者。诗歌王国里的比较不会导致融合。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一首诗和另一首诗之间的互相独立关系：每一首诗分别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源泉，而这万诗之源则是无时间的。每一首诗就像一桶打自井中的水，而井中之水“昨日、今日、直至永远毫无二致”。[135]在产生诗歌的潜意识水平上，人性一直而且到处是相同的，原始人和文明人是相同的，文明进程中不同社会的人是相同的，不同意识和意志人格之下的不同个人也是相同的。
相反，理智则是在时间过程中逐渐增进着对宇宙的理解；在心灵的意识表面，科学是这持续变化纷呈的宇宙图景的累积。所以，和诗歌完全不同，在科学中前后相继的事实报道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关系。新报道和旧报道之间的比较的确会导致一种结合，这种结合使它们互相修正，直至暂时结成一个单一的首尾一致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还将根据未来的报道重新组合。因此，理智关于宇宙的科学图景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在任何特殊时间或地点，这幅图景的任何状态都将只是暂时的，因为任何时间或地点都可能提供一份新的资料来改变这图景的整个模式，例如，在我们时代，相对论的创立、原子结构的发现、对人类心灵潜意识深渊存在的揭示都改变了原有的科学图景。因此，任何科学真理的表述，无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都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暂时的。对科学真理和诗性真理的性质差异可以作如下概述：诗性真理在时间范围里是静止的，因此是绝对的；科学真理在时间范围里是积累性的，因此是相对的。
然而，在两种中的任何一种真理的理解模式中，不是有着关于真理的某种特殊性质或方面的认识，就是有着关于真理整体的看法。在潜意识心灵的诗歌水平上，综合的观点即是预言。[136]在理智的科学水平上，综合的观点乃是形而上学。如果我们前面对诗歌和科学之间差异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得出，就两种理解模式的本性而言，预言尝试提出关于诗性真理的综合观的做法一定比形而上学尝试提出关于科学真理的综合观的做法更行得通。毫无疑问，甚至连那最富启发性的预言性陈述在诗性真理中也是根本不能表达其丰富内涵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137]尽管如此，一种预言陈述就其本身而言是对绝对的诗性真理的一种表达。而且这种表达具有独特价值，它独立存在，在遇到启发程度也许与它有所不同的、在其他时代和地点出现的表达时，它不会被取消、补充或有所损益。相反，形而上学尝试提出关于科学真理综合观在迄今为止的科学一般进步中永远只是而且无处不是临时的中间报告。
在希腊哲学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学者对于形而上学能力和功能采取了这种最谨慎的观点，例如，柏拉图是集形而上学家和预言家于一身的实际榜样。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科学真理和诗性真理的区别；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中，凡是达到逻辑已不能引导他在科学层面上再前进一步的极限的地方，他谨慎而坦诚地登上诗歌的层面并抛弃逻辑走向神话。在柏拉图的遗产中，正是诗歌和预言的观点才对其他的灵魂有永恒的启示，而他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则已经“过时了”。伊壁鸠鲁和芝诺以形而上学作为伦理学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临时理智框架；佛陀总是断然拒绝讨论形而上学，他关心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他为其弟子制定的实践纲领相当严格，他时刻提防着，不给他们以偏离艰苦的道德探求的理智机会。就采取这一实践观点而言，小乘佛教、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曾蹈足于那条被儒家贯彻到底的道路。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坦率地接受传统的社会行为目标的哲学中，儒学是个例外。印度和希腊的哲学学派的最高目标是个人的自我圆成；希腊哲学家既在行为的领域，也在思想的领域追求他们的自我圆成。希腊—罗马公民中有哲学素养的优秀分子相信，他们的形而上学乃是一幅完美无缺的和最终的科学真理的蓝图。而我们知道，既然科学真理是积累发展的，因此是相对的和暂时的，那么对形而上学的这种要求就是与科学真理的本性相矛盾的。实际上，有哲学素养的希腊—罗马公众的舆论普遍要求，形而上学应当为科学真理做某些本来只能为诗性真理所做的事情，即做某些本来只能由预言观点而不能由形而上学所做的事情，如果这种事情确实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这样做的话。在有哲学素养的公众中（包括从社会上层皈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正是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迫使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将他们来自先知的诗性表达方式的福音转译为哲学家科学的表达方式。这一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揭示的诗性真理转译为科学真理的努力带来了不利于完成高级宗教真正使命的后果。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话，那么出现在高级宗教中——也许特别明显地出现在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中——的预言观点就是由两种直觉组成。第一种直觉为：痛苦被认为是按照慈爱的驱使而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被领悟为一个听从爱的指引的机会。第二种直觉为：这种对待痛苦的态度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理想已为最高存在付诸实践，而且它意味着，设法也这样做的人将顺乎绝对实在的潮流，背离他本人的自我中心趋势。
这些直觉的意义和价值存在于对无时间性真理和价值的理解中：关于痛苦是生活的代价，因此，生活和痛苦不可分离这样一条真理；关于通过自我牺牲，痛苦能够服务于爱的事业，爱的价值配得上它在痛苦中付出的代价这样一条真理；关于坚信有关痛苦的真理和爱的价值决不是人为自己捏造的虚幻的真理和虚构的价值，而是由最高存在实践的积极的爱和自我牺牲行动标志的真正真理和价值这样一种看法的真理和价值；以及关于自我牺牲的耶稣对人类和人类对耶稣的互爱的价值。只要预言自然地表现在作为它天然媒介的诗歌中，我们就会将注意力和努力集中在由这些预言揭示的富于启发和拯救性质的真理和价值上。但是，我们一旦力图将这些直觉译为科学真理的语言，我们最初关心的问题必然会成为毫不相关的、平庸浅薄的和最终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些被理解为宛如是科学事实的陈述，同此时此地在我的书桌上摆着的关于宇宙的科学图景的暂时的版本是相符合，还是不相符合？
因此，将以诗性真理的语言表达的预言转译为以科学真理的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蓝图产生了两个相当棘手的后果。它迫使我们从注意预言的诗性真理的本质和重要方面转向注意它同科学真理的关系这样一个琐细和本质上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它以临时的报告代替了无时间的直觉。即使我们可以冒着剥夺诗性真理的意义和价值的危险成功地将诗性真理译为科学真理，我们的科学公式也会刚一得出就已变得陈腐不堪了。
这就是要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转译为希腊形而上学术语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对希腊—罗马世界中以特殊的希腊形而上学术语进行思维的极少数有哲学素养的人来说，这个理智的“处理过程”也使得他们精疲力竭。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离希腊形而上学蓝图中局部的、暂时的科学真理的系统表述愈来愈远，这些希腊术语也就成了愈来愈大的障碍。预言译为形而上学的科学语言的做法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但是这种注定要成为误译的翻译的“过时”并不诋毁原文，因为被误译的福音在其诗歌原文里是无时间的真理。
倘若这一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福音转译为希腊形而上学语言的错误在后人脚下置放的障碍就是不必要的。在基督纪元最初的4—5世纪间，这种障碍的出现仅仅是由于历史的偶然，那时基督教会不得不设法用有哲学素养的希腊公众的形而上学术语来对他们宣讲福音。但在20世纪西方和西方化世界里，这一历史的插曲决不是我们习惯地将这种不自然的译文转译成当代流行的形而上学语言——一种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适合于当时当地需要的翻译——的理由。无论如何，以20世纪西方世界形而上学的新译文取代公元4—5世纪希腊世界形而上学的旧译文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更近一些的蓝图也必定会被不断地累积构造而成的宇宙科学图景所更替。
剥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福音的不合身的和穿旧了的希腊科学外衣；不要给它们再穿上同样不合身并且也将很快过时的另一件西式科学外衣；承认非科学的诗性意义上表达的福音是合乎其自然语境的真理：如果我们向自己发出这些指示，并能贯彻执行，也许就会发现，我们已经为把握真理是什么的问题扫清了道路。当然，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依然必须扪心自问：在基督教信仰的陈述希腊化之前很久，在什么意义上基督教徒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死后复活升入天国呢？在当今世界上，不论原来的意义可能是什么，我们能在基督教本来的意义上坚持这些信仰吗？如果我们能够，并且确实在另一种意义上坚持了这些信仰，我们坚持我们的意义是不是就像当年基督教徒坚持他们的意义一样正当呢？如果在诗性真理的领域里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理解信仰之意义的方法，那么这是否必定是指在诗性真理的层面上，这两种方法之中必有一种是假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再次遇到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