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 - 董书慧、王昶、徐正源、 吴象婴、梁赤民译
第一编 史前人类
第1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2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
第4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一致性
第5章 希腊—罗马文明
第6章 印度文明
第7章 中国文明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第三编 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9章 中世纪文明形成欧亚大陆一致性
第10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1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
第12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3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发达社会与“遏止领先”
第四编 公元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5章 非洲
第16章 美洲和澳洲
第17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历史中的种族
第五编 公元1500年以前各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18章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21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第六编 西方崛起时的世界公元（1500—1763年）
第22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第23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24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公元1763—1914年）
第26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27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28章 俄国
第29章 中东
第30章 印度
第31章 中国和日本
第32章 非洲
第33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34章 波利尼西亚
第35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3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37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38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39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40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4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42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第44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后记
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翻开这本书，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到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
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书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一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
一
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例如，《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施宾格勒1917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篇历史巨著。但与《西方的没落》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很明显，《历史研究》不仅是“历史研究”，而且也是对当时萦绕西方人心头的现实问题的正面回答。据汤因比先生本人说，他1924到1956年撰写《历史研究》期间，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他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中，我同样是两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2汤因比在阅读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撰文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3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进人《全球通史》的意境之后就会发现：你不仅在阅读历史，而且也在了解现实；你不仅在与过去沟通，也在与现实对话。可以肯定，当你阅读了《全球通史》之后，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所以我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
二
《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
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也把1960年代“世界历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Jolareal of World His·tory）的出版和1970与1971年他的《全球通史》第1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倡导的“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在《当代史导论》中，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一中古一近代”和“地中海时代一欧洲时代一大西洋时代”的历史阐释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
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一中古近代一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8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9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如沃尔夫从“家族秩序的生产方式一纳贡（封建）的生产方式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分期10，麦金德从“开放体系一封闭体系一开放体系一封闭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11，沃勒斯坦从“微型体系一世界帝国一世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期12，霍奇森从“农业时代—技术时代”角度进行的分期13，麦克尼尔从“前文明一文明一相互联系的文明一全球文明”角度进行的分期14，格尔纳从“狩猎一农业一技术”角度进行的分期巧，迈克高希从“文化技术”（原始或表意文字、字母文字、印刷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角度进行的分期16和布赞与利特尔从“前国际体系一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一全球国际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等等。仔细研读这些分期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的切人点不同，时间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把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换言之，1500年是多数世界历史分期在时间上的共同契合点。这可以证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以1500年为界的基本划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给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以诸多参考和启迪。
三
《全球通史》不想在阐释体系上束缚住读者的想像力，作者的阐释手法更是让读者得以“思接干载，视通万里”，“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18例如，《全球通史》打破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按照历史运动本身的空间来阐释历史，不仅让读者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整体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从中悟出许多对现实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尤其对我们深入考察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形式遮盖之下的真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声言自己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他对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明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等，都了如指掌，应用娴熟，从而为读者构建起一幕幕雄伟的历史画卷。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从《全球通史》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一本历史学的巨著应该做到的。当然，《全球通史》也阐释了许多人们共同关心的观点和话题。如作者在考察欧亚大陆文明兴衰时指出：如果其他地理条件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v）；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压力；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部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历史；农业文明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的优势；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如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正是欧亚大陆的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彻底的破坏，无法复原，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才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方衰落了，但西方开启的现代革命却蔓延到全世界，因而西方也是成功的，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让读者对中国的历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历史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他认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这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全球通史》充满富有哲理的睿见，笔者常读常新，这里只是简单地举要而已。
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是这本享誉世界的历史教科书的第7版。该书第1版上卷问世于1970年，下卷问世于197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作者1999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同第1版相比，第7版有很大的禾同。首先，覆盖的时间跨度增加了。作者把他所阐释的内容延展到1990年代末。新版本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内容，最后以苏丹的饥荒和印巴核试爆结尾，更加凸显了他一直强调和忧虑的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即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第二，原来上下两卷的副标题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版上下两卷只有一个副标题：“从史前史到21世纪”，突出全书是一个整体。第三，许多章节的内容都做了调整和简化，更加适应历史学专业以外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始文献资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新版本开辟一章专门介绍波利尼西亚即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加显示了“全球通史”的完整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照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经典之作更加图文并茂。·最后，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最新参考书目，进一步丰富了《全球通史》的信息含量。
关于这个新版本，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在“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9均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回答说：“答案与出第1版时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五
最后，我们该来谈谈《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了。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出版于1981年，1993年我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全球通史》的延续和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采用冷战期间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界定，而是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认为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也与地理位置没有绝对的关系；最早的第三世界发端于东欧，之后才将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纳人进来；第三世界不是与西方偶有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的历史著作。在1997年发表的《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三个类型，即家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世界历史提出了一种独特诠释。在每一个类型的内部，斯塔夫里阿诺斯又研究了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四个生命线问题，并就与这四个生命线有关的21世纪可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相信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书也会给中国读者诸多启示。
当然，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在研读和欣赏这部20世纪的优秀作品时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尽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另外，人们普遍认为西欧文化并没有在中世纪荡然无存，因此他关于西方何以从落后变为先进的立论就不够坚实，他对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历史命运的整体解读因而也就不能说完全站得住脚了。
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见仁见智，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别人优秀作品的时候应该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这样才能够为我所用，充实自己。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的链条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大国，是一个历史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奉献给世界一本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样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熟知和欣赏的史学力作，我们甚至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是与我们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相符的。中国的强大有赖于中国文化力量的发展和强大，其中包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解读能力和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全球通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无数的你和我。
注释
1.邢宇皓：《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光明日报》2000年1月6日。
2.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2页。
3.张广勇：《从文明中心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88年中译本，第49页。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264—266页。
5.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21st centur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第ⅫI页。
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58页。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6年版，第13—16页。
8.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342页。
9.威廉·迈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9页。
10.Wolf，Eric，R.（1982）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Mackinder Hafiord J.（1904）“The GeographicaI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13，pp.421—437.
12.Wallerstein，lmnlarruel（1974）The Modern World-Syste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Hodgson，Marshall G.S.，（1993），Rethinking World.History：Essays on.Europe，Islam and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McNeill，WilliamH.，（1963），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UnIvermty Of Chicago Press。
15.Gellner，Ernes（1988），Plough，：Book and Sword：The Structure of Human，History，London， Paladin.
16.威廉·迈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17.参阅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18.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4页。
19.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XⅢ页。
20·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XⅢ-XIV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
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常常与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重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谓的“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就是这个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它最初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而由于它的杰出，一经问世它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所以如今它已经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全球史经典了。我国的读者对它当然也不陌生。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而它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是行内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较之以前的版本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作者已根据21世纪世界的新需要，对本书从架构到内容都做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优化升级”。
那么，这个新版本究竟新在何处？
按照作者本人在本书开篇的“致读者”中的解释，新版本之新，主要就新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l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结果，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而“致读者”中接下来的文字，谈论的则全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和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生命”和“地球母亲”带来的双重威胁，从中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的话，那么2l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已经转到了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方面了。
但那个“60年代问题”是否就此消失了呢？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对于上述那两大问题（它们正是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作者在书中仍给予了同等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在敏感到现代科技负面影响问题凸显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对包括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有丝毫的忽略，因而他也就没有忘却上面谈到的全球史初兴时的那份现实关怀，而那也正是全球史必须坚守的一份优良传统。
在本书的旧版本中，作者对“60年代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乐观。这份乐观来自汤因比。汤因比曾盛赞当今时代，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敢于认为可以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的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深以为然，并由此浮想联翩：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5—897页。]
然而，事过30来年后，作者是不是还能这样乐观呢？看来有点困难了。实际上，类似的言论在新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消极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描述。作者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多项技术突破，包括核能、人工智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使本书的新版本成为必要的那种“科技的神奇影响”之源。作者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以及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惊人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率转变为15：l；而到20世纪末，预计这一比率还有可能达到30：1。[参见本书第44章。]同时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参见本书末：“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当然，作者也没忘记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乃至战争诸方面造成的各种有害的世界影响。至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它归结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差，也就是说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人类总不能及时地变革社会以适应技术变化带来的新环境的缘故。
尽管如此，我们的作者仍然对未来满怀希望。他反对诸如人类将在“核冬天”中自我毁灭之类的悲观论点，理由是虽然今天的人类还在像其祖先那样不停地做着种种蠢事，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我们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那么这些优势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二是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它们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推动整个人类向自由工国飞奔——“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ts Century［《全球通史·下》（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p.666—667.，这就是他的结论。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其实就是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应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礼赞，尽管其曲调往往显得低回而不高亢。它试图展示人类社会从远古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步历程，这无疑还是启蒙主义的路数，还是所谓“宏大叙事”——只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它符合全球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的渴望，而且契合“全球史”的精神。在本文开头处我们曾提到，“全球史”写的实际上就是“文明史”（这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国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动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设。这种“共同文化”，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一点他虽没有明说，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从他在本书的老版本里写的这句话中体会出那个意思：
今天，欧洲三大革命（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引者）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而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4页。]
这句话虽短，却说得很到位。它道出了“三大革命”与后来广泛流播于全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从而凸显了现代文明崇尚科学化、上业化和民主化的本质内涵；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由现代文明的传播所创造的“世界文化”将是同质性与多样性的一种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即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同时，还将继续保留自己的某些可以与现代’文明兼容的文化个性，从而继续维持各现代化社会之间的种种“细节上的不同”。显然，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现代文明的理论信息。
只是很可惜，在新版本里，这段话随着内容结构的调整而消失了。但作者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似乎并没有变化，因为新版本的第七编中所阐述的，仍然是有关“欧洲三大革命”造就了某种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些基本事实。不过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情况：作者对使用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这样的词似乎有些顾虑——实际上这个词在新版本中已完全看不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这种本来应该成为本书主要关键词的词汇（因为本书的章节结构就是按从古典文明到中世纪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这个逻辑理路排列的），作者好像也不大敢用。甚至作者一直都不曾给现代文明下一个像样的定义：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它是一种“新型的、与欧亚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充满活力与扩张性的文明”。[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全球通史·下》（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05.]作者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这种畏缩躲闪，与他在谈论“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巨大潜力”时的那种眉飞色舞，显然不大合拍；而那所谓的“全球觉醒和现代高科技”，其实与现代文明，或与由欧洲三大革命的传播造成的那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本质上却是毫无二致的。
至于何以会出这种差池——恕我直言，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毫无疑问，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绝无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很遗憾，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他也难免受到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东方学”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七编）。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如此说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闪烁其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把一个在他看来纯属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说成一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的本质的时候，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不妥，以及一种理论上的踌躇。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享年91岁。谨以拙文聊寄哀思。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睁开双眼，每天都有新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答。——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欧洲殖民帝国的消失就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变动，从而显现出20世纪中叶涌现出来的这个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随着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世界却已经完成了其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和《世界历史杂志》的讨论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已经一一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20世纪后半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了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东西怎么会抵挡得住呢？
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生存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 Cousteau）已经发出警告：“在20世纪这100年里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时期还要多。”与此相似，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在其1989年的总结报告中说：
“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就要来临。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就将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出于对物种和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的悲观看法，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已经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的物种链上小小一环的话，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是误导性的，因为在人类物种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了高级智能的人类物种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物种是独一无二的、可以使环境适应于自己需要的物种，他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键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关系的变化来清晰地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在其他大陆上的移民，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人口。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岛上的居民都因此而遭遇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开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人类已经完全能够控制天花病毒了，只有几个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最后一次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的几个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根除，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已经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决定于当年的6月30日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经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它。由此可见,人类俨然已经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mer Heisenberg）总结说：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或伙伴。”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讽刺却在于，这种主导性正是当今全球病态和恐惧的根源。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以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新的与内在的自我（而不是外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技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技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一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追求它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状况这一“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保护你的。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库斯托在《消费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在1949年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此后，随着人们的消费期望不断高涨，后来变成了“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加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经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但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则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面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名利、权位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
任何社会的第一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思考。也正是因为缺少对这方面的考虑，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盲目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此人类现在正在“被迫地”致力于找到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正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指南针”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利用其超群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他在地球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以及随之而来的遍布世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人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见证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01.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7即便是在占全球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这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融合了国家计划经济、终身雇用制和政府资助等特色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显示出，21世纪在拥有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危险。虽然历史学家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够准确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够基本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实践和机制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
注释
1.New Pets pectives Qudrterly（Summer 1996），pp.48，49.
2.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s，State of World 1987，1989（W.W.Norton，1987—1989），pp.194，213.
3.Cited in A.Pacey，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MIT Press，1983），pp.114—15，178—79.
4.J.Cousteau，“Consumer Society Is the Enemy，”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 1996）pp.48，49.
5.Nezc，York Times，JLine 6，1996.
6.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pp.4—8.
7.Nero，York Times，June 25，1987.
致谢
本书中以下章节开篇的引语是引自下列作者和出版商的作品，在此谨表示真挚的谢意：
第一章引语引自Clyde Kluckholn，Mirror for Man（New York：McGraw—Hill，1949），P.11。
第二章引语引自R.J.Braidwood，“Near Eastern Prehlstory”，Science vo1.27（June 20，1958），1419—14300
第八章引语引自Robert Lopez，Th Birth of Europe，1962by Max Leclerc et Cie，Prop.of Librairie Annand Colin and1966trans.By J.M.Dent&Sons，Ltd.，and published in 1967by M.Evans and Co.，Inc.，Naw Y0rk，by arrangement with J.M.Dent & Sons，Ltd.。
第九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Jr.，“Tibet，India，and Malaya as Sources of Western Medieval Technology”，Amerwan Historical Review XLV（April 1960），515，526。
第十二章引语引自W.C.Bark，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66。
第十四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Jr.，“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Speculum，XL（1940），P.156。
第十七章引语引自A.J.Toynbee，Civihation On Trial，1948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第二十一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Jr.，“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Speculum，XL（1940），P.156。
第二十四章引语引自B.H.Stmmer，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43），P.1。
第二十六章引语引自Herbert Butterfield，Origins of Modem Science（London：G.Bell ＆ Sons，Ltd.，1957），P.179。
第二十八章引语引自Peter Chaadayev，Apology of a Madman，cited in H.Kohn’s The Mind ofModem Russta（New Brtm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5），p.50。
第二十九章引语引自H.A.R.Gibb，“Social Change in the Near East”，in P.W.Ireland，cd.，The Near East（Chle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2），p.43。
第三十章引语引自Arnold J.Toynbee，The World and the Wes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第三十一章引语引自J.K.Fairbank，“The Influence of Modem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Japan and China”，from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VII，NO.4。
第三十六章引语引自K.M.Panlkkar，Asia dnd Western Dominance（London：George Allen&Unwin，Ltd.，1969）。
第三十九章引语引自Arnold J.Toynbee，Sun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tess，1932）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mational Affairs，P.1。
这是第一篇第一编 史前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