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组织
贸易在原始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因为它的出现而带来了金钱与利润，进而有了财产，然后再有了小小的政府组织。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财产大部分是限于个人所使用之物。财产的意义是专指那些有独占意味的东西，是要随主人殉葬的，甚至连妻子也包括在内。并非指那些非个人使用的物品，且他们所谓的财产，绝非是天然生成的，指需要经过长期心血充实与改进的东西。
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北美洲的印第安族，秘鲁的土人，印度吉大港（Chittagong）的部落，婆罗洲人以及南太平洋的岛民都是土地公有、公耕，并共分享收成。奥马哈的印第安人称土地像不能出售的水与风一样。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白人未到来以前，连变卖土地都未曾听过。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教授（William Halse Rivers，1865—1922）发现土地共产意识仍然存在于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两地区，在非洲利比里亚内部现今仍可得见。
只有食物的共产意识不太广泛。在“未开化”地区有食物的人，总是与缺乏的人分享。一些过路人在行经的沿途，都可以选定停留的人家去接受饮食招待，且一般受灾害的地区，总是受到邻近居民的接济。一个人如在树林里吃饭，唯恐自己独享，他总是大声呼叫，希望旁人来与他分享。当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在伦敦告诉萨摩亚人关于穷人的事时，这“未开化”的人显得很吃惊地问他：“怎样穷？没有吃的？没有朋友？没有房子住？在哪里成长呢？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房屋住吗？”饥饿的印度人可以讨乞食物，不管多少，只要他讨，就有人给。只要有玉米生长的地方，就没有讨乞不到的。在南非霍屯督蛮族里有这样的风俗，富有的人必须将剩余的分给他人，直到大家均分为止。白人游历非洲时发现，在赠送当地黑人一些食物或其他珍贵的礼品后，他们立即将这些礼品分给他人。假如是一批衣物之类，不久即可发现这些分享的人，你戴帽子，我穿裤子，他着上衣。爱斯基摩的猎人对自己猎得的东西无权享有，必须与同村居民一起分享。工具与用器是公共财产。历险家卡弗（Jonathan Carver）船长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除家用品外，对财产的识别毫无经验。他们彼此之间极为随便，只要自己有多余的，总是分给那些缺少的人。”一个传教士说：“当你看见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以礼相待，而这些都是在极度文明的国家里所看不到的，你一定会大为吃惊。”无疑，这些都是出于一个事实，正如君士坦丁主教——克里索斯托（St.John Chrysostom，347—407）所说的“我的”与“您的”两词的概念，已熄灭了我们慈悲的火焰，点燃了贪婪的欲火，这些都是野蛮民族闻所未闻的。另一位观察家说：“我曾看见他们在分配猎得物给每一个人时，个人从未曾因分得不公平而发生过争执，或因此而提出抗议等事。他们宁愿自己空着肚子去睡觉，也不愿将责任委之于人。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家庭里的人来看待。”
为什么当人们进入了所谓的文明以后，这原始的共产意识就消失了呢？美国历史学家萨姆纳（William G.Sumner，1840—1910）认为共产意识是非生物学的，是生存竞争中的一个障碍，不能激励各项的发明、工艺与繁荣。尤其是对有能力的没有奖励，低能的也没有处罚，又不能形成一种去对抗破坏生产的、一种足与其他种族一争长短的力量。据洛斯基尔（Loskiel）的报道：“美洲东北部的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极为懒惰，他们自己懒于种植，完全仰赖有人不会拒绝他们的求食而给予他们分享的期望。既然勤奋的耕种者，所享受的并不优于懒散的人，因此勤耕者也不再每年多种。”达尔文认为南美洲火地岛部落这一种完全平等的想法，是他们步入文明的致命伤，如果他们要文明的话，这样的文明必将破坏他们之间的平等。共产意识给由于贫穷与无知而生活在疾病与灾害盛行的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类带来了安全感，但这些安全感绝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个人主义带来了财富，但亦因此带来了不安与奴隶制，激起了超人的潜力，也加强了生活的竞争，使人们深深地觉得，假若所有的都平均分配，就绝不会再感受到贫穷的压力。[1]
共产主义容易存在的，是那种经常有动乱、危险，存在未满足需求的社会。猎户与牧人不需要土地上的私产，但一旦农耕变成了人们固定的生活方式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一个勤奋耕作者所得的报酬，可以供应一个家庭，于是土地就被有效地开发了。后来，因为体制和理想的自然产生以及团体和群落的形成，人类就从狩猎进入农耕的阶段，并由此引发了由部落财产变为家庭财产的改变。绝大多数的经济生产单位，也就变成这单位所有权的主人。由于家庭人口愈来愈多而形成家长制，权力集中在最年长的男人手中，财产又逐渐走上个人化，因而便出现了个人遗产制。有进取心的人常常离家企求发展，并借个人的劳力去荒野丛林以及沼泽大山开拓土地，然后将之据为己有。最后，社会也承认那是他的权益，这又产生另一类私人财产的形式。当人口压力增加，原有土地被利用殆尽，这种拓地方式便得以发展，圈地面积愈来愈大。一直进入更复杂的社会，个人所有权才约定俗成。金钱的发明，配合这些因素，便利了财产的增加、转让与交易。旧有部落的权利与传统，由村落社区或国王依土地所有权来重新确定，并定期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但经过新旧之间的一段自然的动荡时期后，私人财产在历史性的社会里名正言顺地成为基本的经济机构。
农业制虽然创造了文明，也带来了私人财产制度，而且还带来了奴隶制度。在纯粹狩猎社会里是没有听说过奴隶制度的，猎人的妻子儿女足够去做那些卑贱的事务。男人则在打猎或战争等激烈的活动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和平生活之间，选一即可。原始人类的懒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测是源于由于战斗与打猎造成过度的疲乏，养成的慢慢休养恢复的习惯。当然还未懒到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要使这类无规则的活动转变为有规律的工作，有两样事是必需的：耕作常规与劳力组织。
若人们为自己工作，劳务组织就显得松懈与自然。若他们是为他人而工作，劳务组织就要依靠武力。农业的兴起与人类的不平等，导致社会上强者雇用弱者。说起来，农业化之前以强凌弱早已有之，通常战争胜利的一方就认为，最好的战俘是一个活的战俘。这样，屠杀与同类相食的现象减少，奴隶制度兴起。人类终止了同类之间的杀害与相食，仅仅是使之或为奴隶，这是伦理上的一大进步。现今可得见的同样改进，即是两国交战，胜者已不再杀戮以灭绝它的敌国人民，而是代之以战争赔偿。奴隶制一旦建立而被认为大有裨益时，便被运用到对逾期不还的债务人和坚不服从的罪犯的处罚，并出现了专事捕人为奴的习惯。战争助长了奴隶制，奴隶制也助长了战争。
可能奴隶制经历了很多世纪后，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养成了劳役的传统与习惯。不过，如果一个人不受身体、金钱或社会性的种种处罚而可以免去劳役的话，他是一定不愿去做任何太过艰苦与长期的劳役的。奴隶制也变成了人们进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一。由于奴隶增加，财富也随之增多，而为少数人提供了悠闲，也更间接地促进了文明。再过数世纪后，奴隶成了人类相互的馈赠品。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圣·保罗在他的祝福式里认为在当时必须视奴隶制为一种神的授职。
渐渐地，经过了农耕与奴隶制，由于分工以及人类天赋的不同，不平等与阶级的区分代替了自然社会里的不平等。“在原始的团体里，我们发现了一项规则，就是奴隶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没有农奴与世袭地主之分，即使酋长与其顺民之间的分别亦很小。”慢慢地，由于工具与贸易等因素的增多与复杂，就有了强者、技艺者与弱者、无技艺者之分。每一样新的发明，都是强者手中的工具，用来作增强主宰地位并使役弱者之用。[2]天赋再加优厚的机会致使优越的财富集团的形成，更使本来是同一的社会一变而为阶级与层次分明的社会。富与贫成为牢不可破的财富与穷困的意识，阶级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全部的历史，进而，国家兴起并成为阶级规范、财产保护、战争发动以及和平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1]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在文明的开始，就有显著出现的趋势呢？可能是这个原因：当饥饿这一共同的危险，纠合个人而成为集体时，这即是它风行的时候。当丰收来到，这一危险期平静了下来，社会的融合性因此冲淡，个人主义因而抬头。丰衣足食的开始，亦即共产主义宣告死亡的开始。由于社会生活渐形复杂，将人们分为各行各业，因此造成更多的不同，但这些行业对整个团体来说，其价值都应相同。不可避免，一些较能干的人，他们担任了较重要的工作，必要取得较多的酬劳。每一个文明的长成，也就是一些不平等的倍积。人类天赋的不同，加上而后的机遇又不一，便产生了财富与事业的人为不平等来。再没有法律或专制政权来平息这一人为的不平，这就形成了一个导火线，贫穷的使用暴力，而革命的动乱，又将人们聚合成贫穷的社会集团。因此共产主义的梦想，潜入了每一个现代的社会，就像对单纯而又平等生活的一个种族性的怀念；一旦不平等与不安定溢出了忍耐的限度，人们就陷入乐于回味记忆中的平等而又忘却了贫困的境况里去。定期性地，不管合法与否，土地被重新分配，如罗马的改革家Gracchit（公元前2世纪）、法国的革命家雅各宾派（18世纪）或是苏联的共产党。定期的，财富本身也有了新的变动，或由于暴力的没收，或强制征收所得税与遗产税。因此为财富、货物与权利的竞争又起，形成金字塔般的尖锐化社会结构。在法律之下，较有能力的人依法巧取致富，地位愈高，分肥愈多。等他羽翼长成，足以统治国家，由是重定法律。到时不平的差距悬殊，一如往昔。从这方面看来，所有的经济历史乃自然地集中财富和爆发革命的社会历程。
[2]因此在我们的时代里，对密西西比河的一些开发，我们称它为“工业的革命”，事实上已极度地增大了人类之间的自然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