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埃及
现在所要叙述的历史，虽已相当接近于有记载的部分，可是在谈到和苏美尔有关的几个近东文明，我们却发现一个困难：应该先叙述谁好？
我们认为苏美尔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固然有许多证据，然而，它究竟是不是，其实还很难说。不过，在尚未发现比它更早的文化以前，我们姑且以它为最早，想还不致有什么大错。
可是，就和苏美尔有关的文明而言，孰为最早？这个问题便不容易回答。例如，在亚述（Ashur）及萨迈拉（Samarra），我们都曾发现与苏美尔同类的雕像及文物。那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为亚述的领土。我们很难判断那两个地方的文明，是直接获自苏美尔，还是间接由其他地方传来。再如《汉谟拉比法典》，与乌尔恩格及敦吉法典极为相类，可是我们很难断定，它们彼此关系究竟是一脉相承，还是同气连枝。就巴比伦及亚述文化而言，我们认为它们以苏美尔及阿卡德为其根源，但所举的证据，仅仅是巴比伦及亚述所崇奉之神及与神有关的神话，在许多方面都和苏美尔及阿卡德之神及其传说相类。但事实上这种相类，也许和法国话与意大利话之与拉丁话相类，意义是一样的。
施魏因富特（Georg Schweinfurth）曾经指出一点，尽管在记载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对大麦、小麦、小米等之种植，及对牛、山羊、绵羊等之饲养为时甚早，但上述动植物，以野生状态存在之地点而论，却非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是西亚，特别是也门或阿拉伯。他因此说，专就这两点，即谷类之种植与牲畜之饲养而言，文化似乎是发源于阿拉伯，而广被于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及亚述）和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施魏因富特的说法很有趣。不过，就我们目前对阿拉伯古代所有史料来研究，似乎找不出多少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现在比较确凿的证据，倒是文化先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扩展而至埃及。研究埃及古代史的人都知道，埃及很早就已和美索不达米亚有了商业上的来往，其交通孔道，或经由苏伊士而出地峡，或经由古尼罗河河口而出红海。从古代地理环境来研究，埃及在较早一段时期，其文化形态属于西亚而不属于非洲，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一来，由于尼罗河泛滥；二来，由于沙漠行走不便，这就是埃及难与非洲其他各地交往的原因。相反，埃及与西亚，一方面有地中海，一方面有红海，船舶可来去自如。
对埃及文字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埃及文字，越古便越与近东的闪米特文字接近。埃及在建国前，采用的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和苏美尔文字，看起来简直毫无分别。但最显著者，要算圆柱形印章。它最初完全和苏美尔之印章一模一样，后来，才慢慢由埃及风格取代——这可说是一般舶来品的共同命运。在埃及第四王朝以前，陶器转盘并不常见，但这种东西苏美尔人早就有了。据推断，埃及之有陶器转盘，是随马车战车一道由美索不达米亚运来的。[1]
古埃及之“权杖”杖端的装饰，和巴比伦所用者，可说毫无二致。考古学家在吉伯尔·埃尔·阿拉克（Gebel-el-Arak）地方发现一柄精致的石刀，此刀为燧石制品，上刻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图案。据考证，此刀乃埃及建国前遗物。铜由西亚传入埃及，可说毫无疑问。埃及初期建筑的风格亦与西亚相仿。另外，陶器、雕像、神像以及种种装饰品，凡埃及建国以前之物，莫不清楚地具有西亚特征。
就目前所出土的种种证据显示，埃及文化晚于苏美尔文化似乎已成定论。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尼罗河文化虽曾一度受到两河文化的灌溉，但为时不久，尼罗河文化即往前发展，自成格局。就文化本身而言，尼罗河文化不但风格特殊，而且其深厚、壮阔、细腻，别说刚刚草创的苏美尔文化无法和它媲美，就是拿它和已有高度发展的希腊或罗马文化相比，亦不逊色。
[1]史密斯（Elliot Smith），一位极有名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大麦、玉蜀黍、小麦不是埃及野生植物，但埃及早就开始种植这类作物了。他相信，苏美尔的农耕文化是由埃及传去的。美国著名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教授，也持同样见解，并谓埃及之陶器转盘，其年代之悠久并不亚于苏美尔。但对施魏因富特所持谷物乃阿比西尼亚野生植物之说，则不表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