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
从陶瓷演进至雕刻,是经过了烘制的黏土——赤陶浮雕、小型塑像、玩具、模仿的水果、葡萄、鱼等——最后到全尺码的雕像。上了釉彩的赤陶——马约利卡陶器(majolica)——庞贝废墟中蕴藏颇多。庙宇的山形墙及屋檐,都饰以赤陶的棕榈形柱头(palmettes)、山墙饰(acroteria)、笕嘴及浮雕。希腊人对这些装饰嗤之以鼻,在帝国统治下,它们已不够时髦。奥古斯都对黏土并不友善。
也许由于他对顶楼(Attic)建筑方式的兴趣,才使罗马的浮雕、雕刻达到了与希腊的最佳作品相当的境地。约一个时代的时间,罗马艺术家所雕刻的喷泉、墓碑、圆拱及圣坛,都含有精练的神韵、技巧上的准确性、形式上宁谧的尊严、几分塑制及透视的风范,而使罗马的浮雕能跻身于世界的艺术杰作之林。公元前13年,元老院为庆祝奥古斯都安抚西班牙及高卢返国时,特下令在战神校场建立“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这是罗马雕刻遗物中最高贵的一件。这个纪念碑也许以帕加马的圣坛为范式,才有了这种形式,全凭帕特农神庙建筑的饰带,才有了它的列式的花边。圣殿屹立在围墙内的台子上,其周围的围墙,有一部分是以大理石雕成的浮雕。而今所残存的,只是这些墙上的石板。[1]一块石板代表特勒斯——大地女神——她臂上有两个婴儿,她身旁生长着玉米及花卉,各种动物悠闲地卧在她的脚前。这些就是奥古斯都改革的前导思想:家庭恢复其亲子关系、国家恢复为农业社会、帝国恢复和平。中心人物是无与伦比的。真的,在它那成熟的母性及女性的美、温和、优雅的统合之中,有一种为庄严的帕特农神庙女神所无法匹敌的柔和的完美。外墙的饰带上,有一根莨菪叶形的装饰矮轴、宽瓣的芍药及罂粟花以及丛丛簇簇的常春藤,这也是突出的一类;另外显示出两排行列,以相反的方向行进着,在“和平女神”的圣坛前相遇。这两群都是庄严肃穆的人,可能是奥古斯都、利维娅及皇室家族,伴随着贵族、僧侣、服侍女灶神的维斯太贞女(Vestal Virgins)和孩童。孩童们的羞怯和天真,栩栩如生。一个是婴儿,正在学步阶段而蹒跚而行,对仪式毫无兴趣;另一位是个男孩,已经是值得骄傲的年龄;还有一个是小女孩,拿着一束花球;最后一个是男孩,经过一些恶作剧之后,受着母亲温和的劝告。尔后,孩子们在意大利艺术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然而罗马的雕刻却永远未能再度表现那种披布(drapery)的优势地位,那种自然而有效果的组合,那种光线与阴影的调节。这里,正像在维吉尔的作品中一样,宣传找到了完美的媒介。
这些浮雕中,唯一能成罗马劲敌的,是建在恺撒归来的将军们返国时进入的拱门上面的雕刻。留存下来最好的,是由韦斯巴芗着手兴建,到多米提安完成,用以纪念占领耶路撒冷的圣提多拱门。一件浮雕显示着燃烧中的城市,墙壁在塌毁,人们惊慌而逃,财富遭罗马军人的掳劫。另一件浮雕描绘的是圣提多驾着战车,在兵士、动物、行政官、僧侣及犯人之间驱车进入罗马,后面伴随着神殿的大烛台与各种战利品。这些艺术家采取了大胆的实验:他们把不同的人像雕成不同的层次,再把它们分布到各异的平面上;他们雕琢出的背景,给人以深度的幻觉;他们画的是整体,表示出充实与距离上更多的阴影。所显示出的动作,不是独立的片断,而是有连续性的,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建筑物的饰带上面,以及后来在图拉真及奥勒留时代的柱子上的一样,因此,动作及生命感表现得更好。人像并不是像希腊的和平祭坛,把人物理想化和把人像变成顶楼式的恬静气氛。它们取材于现实生活,以意大利的写实主义与生气蓬勃的俗世传统雕刻而成。作品的主体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而是活生生的人。
使罗马雕刻与希腊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活泼有力的写实主义,但由于这种倾向自我的再现的忠实,使罗马人加之于艺术的贡献很少。约于公元前9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帕西特利斯(Pasiteles)到了罗马,住在那儿达60年之久,他在银器、象牙及金器方面有卓越的成就,采用了银镜,巧妙地复制了一些希腊杰作,著作了5卷艺术史。他是当时的瓦萨里(Vasari)及切利尼两人的综合。另一位希腊人阿凯西劳斯,他为恺撒的祖先维纳斯·杰尼特里克斯(Venus Genetrix)雕刻了一个著名的塑像。雅典的阿波罗尼奥斯,大概是在罗马雕刻了气势感人的梵蒂冈的——托索·贝尔维德尔(Torso Belvedere)——一件颇为纯和的作品,目的不在表现凸出的肌肉,而是表示出一个充分健壮有力的人。我们只能说,就目前而言,它是完美的。曾有一段时间,各画室都忙于用希腊的形式雕刻意大利的神祇,甚至加之于诸如“机缘与贞操”的神圣抽象事物之上。可以假定地说,雅典的格利康(Glycon)是在这一时期在罗马雕塑了法尔内塞·赫拉克勒斯(Farnese Hercules)。我们无法说明阿波罗观景楼(Apollo Bel-vedere)究竟属于哪一年代或国家的作品,也许那是原作的罗马复制品,出于雅典的莱奥卡雷斯(Leochares)之手。每一位学者都知道,它那文静的美是如何激起德国的古代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Winckelmann)对乌拉诺斯(Uranus)产生迷醉。这时的朱诺有了两种著名的化身:一个是那不勒斯博物馆的斑岩法尔内塞·朱诺(Farnese Juno),另一个是胸像柱(Terme)的卢多维西·朱诺(Ludovisi Juno)——冷静而又严肃、公平而又正直,使人开始了解到霍韦的漫游。
所有这些,以及卡皮托利诺博物馆中优美的珀修斯和安德洛玛刻,都是希腊形式的、理想化及普遍化了的,并且是令人厌烦的神圣。更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半身塑像,构成了从庞培到君士坦丁期间罗马青铜大理石的相学字典。其中也有些是理想化的,特别是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的头像,但是古埃特鲁里亚的写实主义,以及随时可见的令人不悦的面型,都在印证罗马人所代表的丑陋,尽管其表现出来的是强大。其中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雕像遗留在公共场所,以致有时使人觉得似乎是属于谢世者居多,属于在世活人者反而少。有些风头人物急不择待,便在死前先为自己立像,直到妒忌的皇帝为求生存余地而禁止这种早熟的不朽。
最伟大的半身塑像,是柏林的黑色玄武岩制成的“恺撒头像”(Head of Cae-sar)。我们不知道它代表谁:不过那稀疏的头发、尖锐的下巴、薄而瘦削的面孔、因焦思而出现的粗纹、由于觉醒而生的果决等,都与传说的属性相符。仅居其次的,是那不勒斯的恺撒巨头:在这里,他那皱纹几乎已表现了痛苦,仿佛这位一代巨人终于发觉,没有任何心灵广阔得足以了解世界,更不用说统治世界了。写实的程度到了冷酷无情的作品,是现存于哥本哈根尼·卡尔斯堡·格尼普托特克的庞培像:他年轻时的一切英勇胜利被人遗忘,成为一个肥胖呆滞的战败者。至于奥古斯都,他有50来个塑像留传下来,其中很多都是巧妙的:青年时代的奥古斯都(在梵蒂冈),严肃、敏锐、高贵——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实际青年的最佳肖像;30岁时的奥古斯都(在大英博物馆)——一座热烈、果敢的铜像,令人想起苏埃托尼乌斯所说的话:皇帝一瞥可镇大乱;僧侣时代的奥古斯都(在胸像柱),一个深沉而富于思想的面孔从披布的牢狱中挣脱而出;在普里玛波尔塔(Prima Porta)的利维娅别墅废墟中发现的奥古斯都大帝,现存梵蒂冈。这位风云人物的胸牌上面,覆盖着神秘而使人迷惑的浮雕,[2]姿态僵硬,对那样一个残疾者而言,两腿过于强健了一点,但头部有一种沉静及半自信的力感,显示了伟大艺术的技巧与心灵——他全然无法忘怀波利克里托斯的德尔弗罗斯(Doryphoros)。
利维娅自己在那位艺术家的心中是幸运的,他为她雕塑的头像现在保存在哥本哈根。头发是雄劲的,弯曲的罗马人的鼻子,表现了她的性格,两眼显得体贴而又温柔,双唇漂亮而坚定。这就是安静地站在奥古斯都王座后面的女人,推翻了她的一切对手和敌人,控制了每一个人——除了她的儿子。提比略的像也雕得很好,虽然是理想化了的,但是在拉特兰(Lateran)博物馆的坐像,却是出自曾在开罗雕塑闪绿岩(diorite)切夫伦(Chephren)的杰作名手。克劳狄乌斯却不这样幸运。当然,雕刻家在开他的玩笑,当雕刻家把他雕成忧愁的朱庇特时——肥胖、厚道、沉默。尼禄曾竭力想发展一种美感,然而他真正的热望却是名望与权力,在他看来,对泽诺多努斯的功用而言,还不如把他的时间用在制造110英尺高的尼禄王巨像当做阿波罗看待更为有效。[3]哈德良把它移到弗拉维安圆剧场的前面,而这个圆剧场从那时起即源于大斗兽场(Colosseum,罗马大圆形演技场之意)这个名字。
在诚实的韦斯巴芗之下,雕刻重新返回真实。他让他自己坦诚地代表真正的罗马庶民,具有粗壮的特征、有皱纹的眉毛、光秃的头顶,及巨大的耳朵。就是在胸像柱中的那座胸像较为温和,表现出为国事而操劳的神情,或者像是那不勒斯巨头上那副煞有介事的面孔。提图斯带了酷似方形头盖及朴实的容貌到我们面前,把沿街叫卖的健壮小贩看成人类的宠儿是件困难的事。多米提安在崇尚实际的弗拉维安王朝时代有良好的心性,让他自己在世时为人痛恨,以致在死后把像都给毁了。
当艺术家离开宫廷到街头漫步时,他便能把意大利的顽童作自由的表现。有位老人(当然是没有哲学家、首相那样多的智慧与银币),摆起哲学家的姿态,曾经一度被人标以“塞涅卡”的卡片。在著名的艺术家手中,运动员能使他们的肌肉享有一段时间的不朽;斗士也像塑像一样,找到了最好的住处,从贵族的别墅,到法尔内塞的宫殿,都有他们的踪迹。当罗马的雕刻家处理女性人像时,他们便变得心气平和起来。他们虽常雕塑易怒的泼妇,但是也塑造一些娴雅庄重的服侍女灶神的维斯太贞女,偶然间塑出温柔的化身,像大英博物馆中的克莱提埃(Clytie),以及像华托(Watteau)与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娃娃那样具有纤弱媚态的贵族仕女。他们擅长于孩童的塑造,如大都会博物馆中的青铜“男童”,或者是卡皮托利诺(Capitoline)的“稚气”(Innocenza)。他们能以惊人的逼真度雕塑出动物的各种形态,如1929年在内米发现的狼头,或者圣马可教堂的跃马。他们很少能达到伯里克利学院(Periclean schools)的那种流畅的境地,那是因为他们喜爱个性甚于类型,喜爱真实中赋予生命的残缺美。以其全部模仿而言,他们在塑像艺术的历史中占有极高的地位。
[1]最大的碎片仍然于最近在罗马的浴场博物馆(Museo delle Terme)发现,其余的则保存在梵蒂冈、佛罗伦萨的乌菲兹博物馆(Uffizi Gallery)及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2]他们所塑的像有安息(帕提亚)军旗的返国、被征服省份的降服、和平时期大地的肥沃以及约夫(Jove,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相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广被四方的罩袍等。
[3]包括座基在内,高153英尺,自由神像不含底基,高104英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