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天主教的改革者
继之意大利人之争辩皆赞成教会内之改革。的确，忠实的教士们几世纪以来承认——声言——教会改革的需要，宗教改革的爆发与进展予改革之需要与要求以新的迫切性，“见于成百上千的小册子与讽刺书的大量辱骂指向僧侣”；罗马之劫触及了受惊吓的红衣主教及民众的良心与收入，上百位教士表示此大灾难是上帝的警告。史塔菲里奥（Stafileo）主教，1528年在教廷法院室讲教战，以新教徒之口吻解释上帝何以打击此基督教国之首都：“因为所有的躯壳都变得腐败了，我们不是罗马这圣城的公民，而是巴比伦的，是腐败城的公民。”正如路德所曾说过的话。
在1517年前不久，乔万尼·彼得罗·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fa）和考特·加埃塔诺·达·蒂内（Count Gaetano da Thiene）在罗马创设了“圣爱祷告所”——为祷告与自我改革之用。半百显赫的人物参加，其中包括萨多雷托、吉贝蒂、朱利亚诺·达蒂（Giuliano Dati）。1524年加埃塔诺制定了僧侣规程——即教区牧师遵从修道院的誓约。在罗马之劫后，该祷告所被解散了，而卡拉法及他人参加了新的教团，采用之名字为塞亚蒂内斯（Theatines），系源自卡拉法之两个塞亚特（Theate）辖区；及基耶蒂（Chieti）声望高的人被允许加入——班贝格、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流基、普流里（Luigi Priuli）、孔塔里尼、雷金纳德·波尔……他们保证固守贫穷，照顾病患及严格的道德生活，去“补偿”“僧侣们所欠缺的，他们被恶意及无知所腐败而危及人民”，其会员散布在意大利，而他们的例子连同教堂的改革，连同圣芳济会及耶稣会之例子，以恢复天主教僧侣及教皇道德的情操。卡拉法领先推却其所有之圣俸，并将其可观之财富分给穷人。
吉贝蒂本人及其经历是天主教改革的缩影。在利奥十世教皇时代他是主要的人文主义者；在克莱门特七世时，他当教廷法庭的第一书记。受到1527年大灾难之震荡，他回到维罗纳当主教，治理其教区俨如一苦行僧。他震惊于该处宗教之败坏——教堂毁坏，宣讲教义甚少，教士在弥撒时不解拉丁文，民众甚少使用告解室。经由例证、箴言及坚定的训练，他改革了他的僧侣团体；不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表示：“地牢中关满了纳妾的教士。”吉贝蒂在1531年重建Confraternitàdella Carità，此于1519年为朱利亚诺·美第奇红衣主教所创建；他设立孤儿院，开创了平民银行以便借债者免于高利贷者之剥削，埃尔科莱·贡萨加（Ercole Gonzaga）红衣主教（Isabella d'Este之子）在曼图亚维达（Marco Vida）在阿巴（Alba），法比奥维吉利（Fabio Vigili）在斯波雷托（Spoleto）推行了相似的改革，有许多主教了解教廷必须改革，否则死亡。
几位正教改革的英雄其后受到了他们曾协助拯救的教会之褒扬。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是一位佛罗伦萨城的贵族，1540年在罗马创立了特殊的特里尼塔·德佩勒格里尼（Trinitàde'Pellegrini）：12位俗人，在参加星期弥撒之后，将赴长方形会堂之一或草原地去朝圣，在该地表示或听从真诚的经语，并唱宗教乐曲。他们很多都做了教士，并由奥拉托里的教父（Father's of the Oratory），由他们对音乐的爱好，奥拉托里罗（Oratorio）此字连同其古义——祷告之地——成了合唱之义圣卡勒斯·波罗维梅奥（St.Caarles Borrowmeo）。教皇庇护四世的侄子，辞去了在罗马红衣主教之高位去清洁米兰的宗教生活。作为大主教，他在僧侣间维持纪律，并由其本身之严肃与奉献来显示其方式。不过那里有些反抗，乌米利亚蒂（Umiliati）3个教团，首傲于其谦恭，退化成为一逸乐的、甚至放荡不羁的生活，红衣主教命令他们去遵守他们的规矩；其中之一人在他祷告时对他放了一枪；其结果是民众认为其把他当成宗教革新最好的答案者加以崇敬。其一生及其主教辖区之内，庄重在僧侣及俗人间成为流行之品质。整个意大利可感受到他的影响，并将红衣主教由世俗之贵族转变成奉献的教士。
由此等人之刺激，教皇们才开始关注宗教之改革。在教皇保罗三世任期之初，著名的法学家乔万·巴蒂斯塔·卡西亚（Giovan Battista Caccia），就教会之改革呈给他一篇论文。他在序言中表示：“我认为教会如此地改变以致她失去了《福音》性质的表征；而教会本身也找不出谦恭、节制、节欲及使徒的力量。”保罗用接纳此工作之奉献表示了他的态度。1534年11月20日，他任命皮科罗米尼（Piccolomini）、桑塞韦利诺（Sanseverino）、塞斯（Ces）3位红衣主教起草教会道德改革之计划；在1535年1月15日，他敕令严格执行1513年利奥十世改革之训谕。由于受困于教皇的及帝国的政治，危于土耳其人之出现，并不愿意在这些危机之中以激进的变革去干扰教会法庭之结构与功能，保罗延缓了积极的改革，但他所举荐的红衣主教们几乎都以其廉正及热诚而著名。1536年7月间，他邀请了孔塔里尼、卡拉法、萨多雷托、科尔特塞（Cortese）、杰罗姆·阿林德尔、波尔、托马索·巴地亚（Tommaso Badia）和古比奥（Gubbio）之弗德里戈·弗雷戈塞（Federigo Fregose）主教，他们都致力于改革，在罗马召开改革会议，并命他们将教会之弊端见于文章，及采纳他们所欲建议之方法去缓和弊端。萨多雷托以勇敢的声明引出了开场白，他声言教皇们，由于他们的罪愆、恶行及财政之贪污，正是教会退化之主要原因。该会议在3个月中每日召开。其精神领导者为孔塔里尼，是相对的改革运动（Counter Reformation）中的最佳人选。1483年生于威尼斯贵族家庭，并受教于自由的帕度亚，很快地升任为威尼斯政府中之高位。他被派往查理五世德国之使节，陪同他到英格兰及西班牙，并在教皇法庭中担任元老院之代表（1527—1530年）。退出政坛之后，他勤于研读，并使他的家成为威尼斯最好的政治家、传教士、哲学家及人道主义者的聚会之所。虽然是个俗人，他思虑宗教之革新，并与卡拉法、吉伯提、科尔特塞、波尔等人积极地合作。在意大利视他为知识与品行罕有之结合。在1535年，并非因他的请求，他被保罗三世任命为红衣主教，但他从未见过教皇。
1537年3月，调查团呈给教皇他们一致的建议。此“改革教会而任命之红衣主教会议”以令人惊讶之自由暴露了教皇政府的弊端，并勇敢地将其归因于“精于宗教法典者之肆无忌惮地夸大教皇的权威”。该报告认为：“有些教皇擅用权力变卖教会的办公处所，而此卖圣物扩展了唯利是图与腐败之风，使教会这伟大的组织由于人民对她之廉正缺少信心而濒于崩溃。”该报告力陈对所有教廷之活动予严格之监督，对特赦有所节制，停止对他们金钱的酬佣，对所有任命有较高的标准及其对红衣主教及传教士之适任性，禁止多重或不在位而领取圣俸。该报告又说：“在整个世界上，所有的牧羊人都放弃了他们的羊群并将之托付于酬之佣工。”僧侣之规约必须将之恢复，而修道院应置于主教的监督之下，因僧侣之巡视曾招致毁谤与亵渎。赦免一年只能宣布一次。该报告以对教皇严肃的劝诫做结尾：
我倒已满意我们的良心，虽然希望仍渺茫，在你的任期内，神的教堂恢复了……你领取了保罗之名，我倒希望你模仿他的慈悲，他被选为传达基督之名给异教徒的工具，你，我们希望，已中选去复活找到我们与行为中早已被异教徒所遗忘的名字，及被僧侣们所忘记的名字；去治愈我们的病痛，去团结基督的羊群于一栏之中，使我们的头免于愤怒免于上帝威胁性之报复。
保罗愉快地接纳此“金言”（Aureum Consilium），正如许多人所说的，并分送每一红衣主教一份副本。路德将之译为德文，刊行之以作为与罗马决裂之理由；然而，他判断该文件的作者们是“骗子……绝望的激进派以嘲笑来改造教会”。1537年4月20日，保罗任命了4位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卡拉法、西莫内塔（Simonetta）、吉努西（Ghinucci）——去改造达塔利亚（Dataria），它是教会法庭的一个部门，已因授予特赦、恩惠、特权、特典和圣职而腐败异常，而该等权力是保留给教皇之权力。此种作为需要勇气，因达塔利亚每年贡献5万杜卡特给教皇——几约其收入之半。行动立即引起了官员及其家属之痛苦的叫嚣；他们抱怨罗马生活费太高，并宣称若他们被束缚于法律之许可范围内，则他们的家庭将迅即匮乏不堪。保罗谨慎地进行；然而，阿林德尔书告莫罗内（Morone）（1540年4月27日），“改革的工作忙碌地在进行”。12月13日保罗召集了居住在罗马的80位大主教及主教，并敕令他们回到他们的辖区。又一次发生了许多的反对意见。莫罗内警告教皇急迫地执行此项命令可能会驱使一些主教，回到目前新教徒占优势之地，去加入路德派。这的确发生在某几种事件之中。不久保罗在帝国政治中丧失了他自己，而将其改革留诸其继任者。
内在的改革运动获胜于它的领导者卡拉法膺选为保罗四世（1555年）。僧侣们未获正式的许可及明显的需要而离开他们的修道院被命令立即回去。1558年8月22日晚上，教皇命令关闭罗马所有之城门，并逮捕所有游荡的教士；相似的做法在整个教皇国内施行，一些触犯者被处罚做划船苦工。修道院不再供给不在的官吏之岁收。主教及方丈们若非确实在教庭法院有固定之工作皆被请求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否则丧失他们的收入。双重圣俸是被禁止的。教廷法院所有的部门被命令减少他们的支出。并消除任命圣职时任何买卖职位以图利之嫌疑。虽已如此削减了他本身的收入，保罗又作进一步的牺牲，终止为确认大主教地位之付款。几通教皇敕令针对放高利贷者、优伶及娼妓；淫乱则处死。丹尼尔·达·沃尔特拉（Daniele da Volterra）被训示去衣遮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较显著的解析的容貌；罗马目前采取了一种外在的虔敬与道德不相适宜的气氛，在意大利——其外较不明显——教会改革了她的教士与她的道德，同时使她的教条仍光荣地存在。该改革来得很晚，但当它来临时它是真诚与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