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
在基督教世界因为政治和神学问题而引起的内部冲突之中，某些有远见的人因为上帝在基督教和回教之间更大的斗争中采取的中立态度而惴惴不安。回教信仰曾被从西班牙逐出，但是回教世界仍然广大。它包括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和印度北部（Northern India）。的确，这是一个属于德里（Delhi）的光辉的回教莫卧儿王朝的时代。它拥有阿富汗（Afghanistan）、大部的中亚（Central Asia）和全部的伊朗（Iran），这时期的波斯艺术将呈现它最后的余晖。波斯以西回教的领域就是奥斯曼或称土耳其帝国，当时在面积上能与之颉颃的只有西班牙帝国。它继续紧握黑海的整个海岸线，控制多瑙（Danube）、第聂伯、第聂斯特（Dniester）诸河的河口，又帮助它的同盟者——鞑靼诸汗（Tatar khans）——控制克里米亚和顿河（the Don）河口。它包含亚美尼亚、小亚细亚（Asia Minor）、叙利亚、阿拉伯，也就是整个近东。在那里它掌握了上古和中古世界中最著名的都市：巴比伦（Babylon）、尼尼微、巴格达（Baghdad）、大马士革（Damascus）、安提阿、塔尔苏斯（Tarsus）、士麦拿、尼西亚（Nicaea）、麦加（Me-cca）和耶路撒冷（Jerusalem）。那里，在回教徒的允许下，基督徒可以前往基督之墓礼拜。在东地中海中，它拥有塞浦路斯、罗得斯（Rhodes）、克里特等大岛。在北非，回教的势力占压倒性优势，从红海（the Red Sea）到大西洋（the Atlantic）：埃及（Egypt）是由回教苏丹所指定的总督统治；的黎波里（Tripoli）、突尼西亚（Tunisia）、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由当地的回教王朝治理，他们对于苏丹顺服的程度，和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成反比。这是摩洛哥萨阿迪（Saadian）王朝（15501668年）的极盛时代，当时它的首都马拉喀什（Marrakech）商旅云集、艺品耀眼。在欧洲，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从达达尼尔海峡经希腊（通常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巴尔干半岛诸国[the Balkans]）和匈牙利直抵维也纳近郊100英里的地方；经过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威尼斯的大门；经过波士尼亚（Bosnia）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然后只要跃过亚得里亚海即进入罗马教皇的意大利。在那里以及在被包围的维也纳，主要的争论不在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而在于基督教和回教之间。在回教四面包围之中，基督教世界仍过着一种四分五裂的生活。
不论回教深入西方多远，它仍保持着东方的本质。君士坦丁堡是开在欧洲的一扇窗户，但是奥斯曼的根深植于亚洲，因而不容许骄傲的土耳其人模仿西方的一切。在回教领域的某些部分，沙漠或热带地方的炎热耗损了人们的活力。渺无人烟的辽阔距离阻碍了贸易的进行。这些地方的人们不像西欧人那样汲汲营利，他们过着固定的农耕生活，非常易于满足。回教缺少演变的手工艺品，品质精妙，但是需要时间以及鉴赏力去品玩，而且不作大规模的生产。回教徒穿越沙漠的商旅队是坚忍可佩的，但是他们无法和那些利用水路进入印度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的贸易船队竞争。然而，地中海沿岸有些港口如士麦拿是由船运货以及商旅队的货物在此交换而繁荣的。回教教义在战争时激励人们趋向充满希望的勇敢，但在平时却导人于消极的宿命论，它用苦行僧人的舞蹈和神秘的梦引诱人们。虽然回教兴起的初期，在科学上曾有伟大的成就，但现在它迫使哲学成为浮夸而无内容的教条。回教学者——那些博学的神学家，他们以《可兰经》（the Koran）为基础，写出回教徒的法律——将回教儿童塑造成忠诚固守回教正统的典型，而且努力防止“理性时代”在回教领域中抬头。在那里，宗教在和哲学之间的冲突中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除此之外，那个宗教在夺自基督徒的土地上，轻易地赢得人们的信仰。在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之中，东方基督教会仍然设有总主教，但是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却急剧降低。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和埃及的科普特（Copt）人仍然相信基督教，但是一般而论，在亚洲、非洲和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大部分的民众改信了回教。理由或许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继续信仰基督教，将不能担任公职，他们要付出重税以代替兵役，而且每10个儿子中，他们要献出一个做军队或官吏的回教士兵（Moslem Janissary）。
另一方面，回教领域中的基督徒所享受到的宗教宽容，不是任何一个基督教君主根据回教徒在基督教国家中的情形所能梦想得到的。例如在士麦拿，回教徒有15座清真寺，基督徒有7座教堂，犹太教徒有7座聚会所。在土耳其及巴尔干诸国中，希腊东正教教堂由土耳其当局下令保护，禁止在他们礼拜时被伤害。佩皮斯（Pepys）认为大部分匈牙利人顺从土耳其人，是由于在奥斯曼统治之下较在天主教诸帝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对异端基督徒来说，这自然也是实情。“匈牙利和川索凡尼亚境内的加尔文派信徒以及后一国家中的唯一神教派信徒，”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爵士记载说，“宁愿顺服土耳其人而不愿落入宗教狂热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手……西利西亚（Silesia）的新教徒们以羡慕的目光遥望着土耳其，而且将乐于以臣服于回教统治的代价换取宗教上的自由。”更惊人的是，对于现代希腊史一流权威的基督徒的意见：
很多具有高度才能和德行的希腊人，深感于回教徒的优越，以致他们虽然逃脱被当做进贡的孩子送进苏丹的家庭，但是他们自愿对穆罕默德效忠。在导致这些信仰转变的因素中，奥斯曼社会卓越的道德，至少和个人野心占有同等的分量。
这个17世纪土耳其人的“道德优越”是很难评定的，塔韦尼埃（Tavernier）——他在1631年至1633年，1638年至1643年以及以后的时间，曾在回教地域中旅行和经商——后来报道说：“土耳其遍地盗贼，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路上拦劫商旅。”土耳其人以他们沉静的德行闻名，但是同样一个宗教，在平时将他们驯服得静若处女，在和“非教徒”的战争中却激烈地放任他们。奴役被俘的基督徒是被允许的，同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基督徒土地上，有土耳其人专为捕捉奴隶而作的袭击。但是，无论在数目和残忍程度上，土耳其的奴隶买卖都较基督徒在非洲大肆搜捕奴隶袭击逊色得多。虽然性关系通常限于有秩序的多妻制度之中，但回教世界性的放纵显然多于基督教世界。土耳其社会中几乎清一色地全为男性，又因为家庭之外不允许男女结交，因此回教徒们在同性恋的关系中找寻伴侣，这种同性恋有精神的也有肉体的。女性的同性恋则泛滥于深闺之中。
在一个少数重要的人口之中，是一种虽受限制然而活跃的知识生活。17世纪土耳其欧洲部分中受教育的人数，或许高于基督教世界，从哈吉·哈里发（Hajj Khalifah）编纂的一本书目（1648年）中，超过2.5万册图书是用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文字写的，我们可以判断著作的丰富。数以百计的卷册是关于神学、法学、科学、医学、修辞学、传记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史学家中著名的是艾哈迈德·穆罕默德（Ahmed ibn Muhammad），他的《西班牙回教王朝史》（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of Spain）是这本《世界文明史》经常参考的书籍之一，他主要是以艾尔·马卡里（Al Maqqari）之名为世人所熟知。这个名字来自他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故居村落。他作品的大部分是由较早的故事改写或删节而成，但它仍是表现那个时代的一部上乘佳作，不仅叙述了政治和战争，而且涉及道德、法律、女人、音乐、文学和医学，并用生动的细节和富有人性的逸事赋予记录以生命。
几乎每一位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写诗，而（和日本一样）统治者则热衷于竞技。梅米特·苏莱曼·奥格洛（Mehmet Suleiman Oglou），他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做弗朱利（Fuzuli），完成当时最优美的情诗，这些诗在现有的拙劣英译本中，声韵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巴格达的少女们热情、温柔、肌肤滑润、羞怯而亲切，直到她们披上嫁衣。马穆德·阿布都·巴齐（Mahmud Abdu’l Baqi，卒于1600年），是土耳其人中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曾是伟大的苏莱曼所宠爱的歌者。他的资助者死后，他又继续歌唱了34年。内费·埃尔祖鲁姆（Nefi Erzurum，卒于1635年）善写尖锐的讽刺诗，其中一首想必涉及上帝阿拉，因为当穆拉德四世（Murad Ⅳ）正在读那首诗时，这位国王的脚下突然响起一声霹雳。因此，那位苏丹将诗集撕碎，且将诗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不久他又被召回，但是他另一首讽刺诗刺伤了国务大臣拜拉姆·帕沙（Beyram Pasha），被处以死刑。
土耳其人的艺术仍然产生杰作，艾哈迈德一世（Ahmed Ⅰ）的清真寺建于1610年，它的尖塔俯视着整个首都，包括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一系列隆起的圆顶，内部粗大而刻有凹槽的柱列和它那嵌镶细工做成的拱门，上面庄严地写着回教文字，而且装饰得闪烁耀眼。5年以后艾哈迈德把可爱的耶尼·瓦利德—加米西（Yeni Validè -Jamissi）清真寺献给他宠爱的妻子。这时期大马士革也加建了两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而在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那位技艺超群的建筑师西南（Sinan）——他曾经设计苏莱曼清真寺，为塞利姆二世建造了一座庙宇，其中有些行列高过君士坦丁堡城中所有的建筑。
没有一个文明在制造艺术碑砖方面超过回教人，例如那些在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中的或者更美丽的点缀在靠近圣索菲亚教堂（St.Sophia’s）的塞利姆二世之墓进口处的那些瓷砖：在蓝、绿、红色枝叶丛中，点缀着一束束白色或蓝色的花朵。真正的花也不可能比这些图案更美，而且没有这种耐久性。在这个时代伊兹尼克（Iznik）地方——在这里，13个世纪之前，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曾经主持那个确定基督徒信条的历史性会议——以出产彩色艳丽的瓷砖而著名，有一些令人心折的样品，现在陈列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土耳其的袖珍画像术仿自波斯，这一方面的情形下面不久将会谈到。人们对书法的评价是如此之高（据说米尔·伊迈德[Mir Imad]的一行手迹，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可卖一块金币），以至于1728年以前，土耳其境内的书籍没有一本是印的。纺织方面土耳其人也是波斯人的学生，但在产品精良方面他们并不逊色。土耳其地毯在质地精良、设计的错综以及色彩的富丽等方面或许不及波斯所产，但它们在这种艺术的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15世纪时，土耳其的地毯已在西方赢得声誉，因为我们在曼泰尼亚以及其后的平图里基奥（Pinturicchio）、帕里斯·波登（Paris Bordone）、霍尔拜因诸人的绘画中看到它们。很多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厦中铺有土耳其地毯，甚至以吃苦著称的克伦威尔也拥有22条，同时我们发现在描绘路易十四生活的戈布林挂毡之中它们再度出现。西方人从此知道东方除了枪炮之外更有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