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非时代的波斯（1567—1722）
让我们细查萨非王朝自塔马斯普一世之死（1576年）到它结束（1722年）的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能为适应欧洲纪年而加以分割的文化发展。好几位西方旅行者留给我们对这一时期波斯富有启示的报告：佩德罗·泰克西拉1600年时在波斯；耶稣会神父丘辛斯基（Kiusinski），他从1702年到1722年居住在伊斯法罕，并写过一本《波斯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eveolution of Persia），这书包含整个的萨非王朝时代；让·塔韦尼埃详细描述他在土耳其、波斯、印度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旅行（16311668年）；让·查尔丁也以10卷的篇幅记述他从1664年到1677年停留在波斯的情形。虽然曾在波斯湾附近遭到阿拉伯地方的热风，但查尔丁深深爱上了伊朗。夏天，他宁愿住在伊斯法罕而不愿住在巴黎，并且发现“波斯的空气如此美妙而清新”。他写道：“我自己既不能忘记它，也无法使我不对每一个人提起它。”他认为晴朗的波斯天空影响波斯艺术走向光泽和色彩的明艳，也给予波斯人身心方面一种愉快的影响。[1]他相信波斯人因为与佐治亚（Georgia）及高加索山区的居民混合而受益，这两个地区的人民，他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勇敢的——但是还及不上波斯马漂亮。
这个一度是许多珠光宝气教主和曼妙诗人家乡的人间乐土，被毁于莫卧儿人的入侵。政府的崩溃，生命源泉运河的被忽视和淤塞，商道的改变，从西方欧洲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道的发现，使波斯商业萧条。然而，有些商业从陆上的那些河流移向波斯湾。1515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上首要的港口霍尔木兹（Hormuz），他们控制该港达一个世纪之久。但在1622年，波斯王阿拔斯的军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协助下，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阿拔斯又在附近的班达·阿拔斯（Bandar Abbas）地方设立了另外一处商业补给站，该地商务的发展，资助了在他统治期间的艺术和繁华。商旅队仍然通过波斯由西方前往东方，给沿途的那些城市留下一些财富。泰克西拉描述阿勒坡是一座拥有2.6万房屋的城市——很多房屋是用精制的石块建成的，其中有一些连王子也能住——城中的居民有回教徒、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城中有清洁而宽敞的公共浴室，有好几条街是用大理石石板铺砌的。
大部分的工业仍然处在手工业阶段——中古的、费力的、精巧的、缓慢的，但是阿勒坡拥有一家缫丝工厂，而全境都种有烟草。根据查尔丁的记载，波斯人对吸烟有一套过滤的方法：他们将烟在水中捞一下，因此“清除了烟草中油质和粗劣的品质”。吸烟成为波斯人的一种生活必需，“他们宁可不吃晚饭，也不能没有烟斗”。但波斯王阿拔斯却是一个例外，他鄙视那个习惯，而尝试用一个恶作剧的方法去纠正他的朝臣们。他命人将马粪晒干代替烟草，放在他臣子们盛烟叶的容器中，向他们解释这是哈马丹总督送给他的一种名贵烟草。他们吸食那种“烟草”，并且极力赞美它。“它闻起来就像1000朵花那么香。”一位客人发誓道。“那该死的药。”阿拔斯王喊道：“它的味道竟和马粪没有分别。”
任何有天赋才能和懂得礼貌的人，都可能在那位波斯王的宫廷中得到一个位置，那里没有天生的贵族。所有阶级以及男女两性的衣着，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件长可及膝的外袍，窄袖、宽的腰带（有时候用有花的丝绸制成），袍下穿一件绸质或棉质的衬衣，裤管在脚踝的地方束紧，头上缠一块头巾。妇女们“衣着非常华美”，塔韦尼埃写道，而“和男子们差别甚小……她们和男人一样穿着裤子”。妇女们居住在深闺之中，很少离开她们的家，即使离家她们也很少前行。那里有三种性别。很多情诗是由男人写给男孩子们的，而阿拔斯宫廷之中的一个英国人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看见“美少年们身穿锦织背心，头裹灿烂华丽的头巾，足踏精选的凉鞋，他们卷曲的头发在两肩之上摇摆，有着灵活的眼睛和红润的双颊”。
查尔丁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波斯人口的减少，并且将原因归于：
第一，波斯人有一种不幸的爱好，即违反自然和两性均发生关系。
第二，那个国家的过度纵欲（性的自由）。当地的妇女很早便开始生养孩子，而且只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并且她们一过30岁，就被认为老朽。男人同样在非常年轻时就接近女人，并且过度纵欲，以至于虽然他们个人得到享受，因此不能有更多小孩。而且绝大多数的妇女想办法堕胎，服用阻止胎儿生长的药物，因为（当）她们怀孕3至4个月时，丈夫们即开始沉迷于其他的女人，原因是他们认为在女人怀孕期中和她同眠，是一件猥亵不礼貌的事。
尽管实行多妻制度，妓女仍然很多。虽然穆罕默德的法律禁酒，但酗酒仍很普遍。咖啡店很多，所以那种植物的欧洲名字得自于阿拉伯文中的卡洼（Qahwah）。身体的清洁较语言的洁净更普遍，浴室甚多，而且有时加以艺术的装饰，但是污渎猥亵却所在多有。塔韦尼埃称他们为“伟大的伪装者和奉承者”，而查尔丁的记述是他们极喜欢欺骗，但是他接下去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民族”，宽容而殷勤，具有“最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最柔顺的脾气，最伶俐的……口齿……总而言之，是东方最文明的民族”。他们喜欢音乐，他们的诗人经常吟唱他们所写的诗。
我们可以从波斯诗人在德里的莫卧儿人宫廷之中所受到的欢迎来判断他们的杰出，但是这个时期的波斯诗人没有一个能找到一位费兹杰拉德，将他们的作品传达到西方人的耳中。我们知道16世纪最杰出的波斯诗人是设拉子（Shiraz）地方的乌尔费（Urfi），他认为他自己至少要超过萨迪，但是我们这些乡巴佬谁曾听说过他？他的诗比他的人更受欢迎，下面是我们从那些跑来欣赏他重病的“朋友们”之中采摘出来的：
我的身体已病重如此，
我那能言善道的朋友们似传道者站满床沿。
一人用手抚须并引颈前望，
他说：“天啊，天啊，时运不常，
为人不当用心于污浊的浮名、金钱，
今日谁见贾姆希德（Jamshid）帝国，又谁闻亚历山大之名？”
另一人引袖揾泪眼，出以悲语柔声：
“命乎，命乎，人人必经此永离之路，
你我均为路上行者，而韶光催人行速。”
更一人巧言道：
“镇定，镇定，莫使烦乱扰君心，
我但愿能集君诗文，
抄写校正之后，我将附序篇首，
恰似盛珠之椟，证明珠为君有。”
祈求我主，佑我康复，
你将见我以何等盛怒倾诸此等伪善者之头。
乌尔费在韵文方面的对手是伊斯法罕城的萨伊布（Saib）。他追求时髦迁居到德里，就像当时法国和佛兰德斯的艺术家迁往罗马一样。但是两年以后他回到伊斯法罕，成为波斯王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的桂冠诗人。他有点像一位哲学家，写了不少富于隽永智慧的片断：
所有信教与不信教之言最后归诸一途，
梦本相同而解释各有千秋……
治疗世上一切不快的良药是忽视它，
清醒者乃沉醉睡梦中人……
浪花不知大海的底蕴，
暂生者如何了解永恒……
复活节给我唯一的困惑是，
那复活者将必须再面对人脸。
如果波斯诗的音乐困惑着我们，对萨非时代艺术的欣赏应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能了解的语言。那些经过2000年的演化，最后在伊朗形成的技术、手法和韵味，现在在建筑、陶器、装饰画、书法、木刻、金工、纺织、挂毡以及地毯等艺术中，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些艺品是今日世界各处博物馆中珍品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提到这时期中最好的建筑物是在阿拔斯一世时代的伊斯法罕城中。阿拔斯二世在该城中建立了阿什拉宫（the Talar Ashraf，1642年），而在萨非王朝的晚期，波斯王休塞恩（Husein）又在该城中建立了波斯王母后学院（the College of the Mother of the Shah）——这所学院曾被寇松勋爵（Lord Curzon）列为“波斯境内最堂皇的遗迹之一”。但其他的城市也有值得骄傲的新建筑方面的成就：设拉子地方的马德拉萨清真寺（Madrasa-i-Khan）、麦什赫德地方克瓦亚·拉比（Kwaja Rabi）的巨墓、尼沙普尔地方现在虽被毁坏，但仍有可爱的卡达姆·加（Qadam-Gah）的神龛以及埃里温地方的蓝色清真寺。
波斯王阿拔斯一世在伊斯法罕城建立了一座美术学校，该校学生必须临摹名画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临摹时构图的美观和线条的精细远较主题和形象重要。现在——显然是在欧洲的影响之下——俗世画家们逸出正统的回教习俗，他们作画时以人物为画中主题。这个结果和意大利的情形正好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风景最初是被忽略的，然后偶然用之作为背景，再后来（或许由于个人主义在反宗教革命[Counter Reformation]之下衰微），风景的地位超过了人物。但在回教的绘画之中，人物最初是被排除的，然后偶然被允许在画中出现，但是只有在较后的阶段（或许由于个人主义随着财富而增加），人物才在构图之中占有主要的位置。因此在《放鹰者》一画中，一位穿绿衣的贵族，腕上停留一只老鹰，衬着极小以金色花卉构成的背景。而在《坐在花园中的诗人》（The Poet Seated in a Garden）一画中，每一细节都流露出典型的波斯优雅。另一项改革是发展壁画，关于这方面，我们已在伊斯法罕的宫殿建筑群中看到一个例子。但是绘画大师们主要仍致力于《可兰经》的装饰，或为古典文学像费尔达西的《帝王之画》（Shahnrma），或萨迪的《蔷薇园》（Gulistan）等作插图，后面这本书由巴格达的马拉纳·哈桑（Mawlana Hasan）以液体黄金绘图装饰。
萨非王朝中叶以后，绘画上最有成就的人是里萨·阿巴西（Riza-i-Abbasi），他将波斯王阿拔斯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以感谢王室对他的资助。有很长时间，他的声望超过比赫扎德（Bihzad）。他死后，绘画的艺术随之衰落，他构图之中的感受性和精微性逐渐流为过度的颓废。正当此时，受中国影响的波斯风格，转而影响到莫卧儿人宫廷之中的人像中，甚至影响及于他们的建筑。格鲁塞特（Grousset）认为塔·马哈尔（the Taj Mahal）只“不过是伊斯法罕艺术中一个新的篇章”。
书法在波斯仍然是一项主要的艺术，伊迈德因为他一丝不苟的古卷抄本几乎和里萨·阿巴西的画像一样受到波斯王阿拔斯的钟爱。书籍之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内容，更由于它们的形式，一个美丽的封面所给予人视觉和触觉的快感，实不亚于一只精致花瓶。艺术家们在他们设计的封面上签名，和在他们所绘的画上签名一样感到骄傲，因此17世纪早期的一个烫金皮质封面上被题着“穆罕迈德·萨利·塔比里兹（Muhammud Salih Tabrizi）的作品”，一个帕皮埃马切（papiermãché）做的封面用漆绘图，上面签着“艾里·里萨”（Ali Riza），日期是1713年。两个封面都美得诱人。
在波斯的城市中，除了圆形屋顶外，要算那铺在圆形屋顶之上的彩绘瓦片最惹人注目，而它们的年代使我们惊奇于陶器艺术竟能使如此明艳的色彩保持这么久远。这种用火烧上釉使颜色经久不退的方法，是波斯的一项古老的技术，阿黑门尼德·苏珊（Achaemenid Susa）时代（公元前400年）上釉的瓦片在技术上已臻完美。他们将金、银、铜以及其他金属的合金熔合，以做成更富光泽的色彩，尤其对宝石红和蓝绿两种色彩效果更佳，而第二次煅烧增加陶土和釉的硬度以对抗几百年的日晒雨淋。亚美尼亚人或许是雇用波斯的陶器工人制造他们住于朱尔发地方基督教堂上的瓦——这些瓦片都设计得和图画一样精美。更美的是陈列在科沃基安（Kevorkian）艺术品收集馆中的彩绘瓦片，它们都属于17世纪下半叶伊斯法罕城的成品。
在伊斯法罕，加珊（Kashan）以及其他地方的陶器工人，继续制造有光泽的陶器——瓶子、碗、花瓶、盘子、细颈水壶、茶杯等——在釉下面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画在各种不同的衬底上。作镶嵌细工用的法国彩陶，成为清真寺和宫廷之中覆盖墙壁最受欢迎的材料。波斯王阿拔斯进口中国的瓷器，他的陶工们尝试仿制，但是却缺乏那种瓷土和技术。也是在阿拔斯的激励之下，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工人们意图制造能媲美威尼斯的玻璃。金工在雕镂和嵌镶铜器方面特别擅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所保存的一件1579年的波斯烛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列宁格勒的赫米泰奇珍藏馆中有一把金制的军刀刀鞘，其上嵌有大的、精工琢磨的绿宝石。
纺织是一项主要的工业和艺术。数以千计的图案设计工、织工和染色工占着伊斯法罕城中一大部分。他们的产品形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使波斯以缎子、天鹅绒、人造丝、刺绣和丝绸而举世闻名。阿拔斯想赐给臣下一件特殊礼物时，他经常选择波斯纺织中的杰出作品。“他如此赠出的衣衫难以数计”，查尔丁记录着。庆典时，这位波斯王和他的朝臣们在正式场合穿着的丝绸和织锦，其美丽对查尔丁来说，是欧洲任何宫廷服装所不及的。“染色的艺术，”他写道，“在波斯似乎较在欧洲更进步，它们的色泽牢固鲜艳得多，而不会很快地就退色。”加珊的天鹅绒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可与之匹敌者，有些碎片现在珍藏在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各地的博物馆中。基督徒军队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1683年）时，他们所获得战利品之一，是一张由丝绸天鹅绒织成浮花锦缎的地毯，显然是波斯王阿拔斯时伊斯法罕城的制品。
波斯的织品在设计和织造地毯中达到它们的顶点，而波斯王阿拔斯时代，这种艺术在伊朗大放异彩。一张地毯对波斯人来说几乎和他的衣着同样需要。17世纪时托马斯·赫伯特记叙说：“他们房屋中除了地毯和一些铜器之外，几乎没有家产和家具……他们在地上吃饭，盘着腿坐在地毯上，好像裁缝一般。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缝地毯，而整个的居屋或房间……全部铺有地毯。”现在地毯的颜色趋向于深红和葡萄酒的红色，但为了中和这种色彩上的过分浓艳，图案的设计是平静的，也许正由于它符合逻辑的一些基本主题。这可能是几何形的，且变化无穷，因而美化了欧几里得。更常见的设计图案是花卉，眼睛所见是富丽而规则的排列，一个波斯花园的得意产品——花朵插在花瓶中，或稀松地散置着，或者是诉诸想象而非视觉的花朵，点缀着松散而优美蔓草式花卉与几何图形并用的图饰。有时候花园本身也是设计的好材料：大树、灌木、花床以及流水，都被演化成几何图形。或者图案置于一个大奖牌式的装饰中间，两端都垂有饰物，或者它可能呈现动物在嬉戏或追逐时的状态。
随之而来的是大劳动量和耐心：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交互编织，并将彩色的羊毛式丝质小结缝入经线之中，以便形成“堆”（pile）和图案，一平方英寸的面积可能需要1200个小结，也就是说一块23平方英尺的地毯中有9000万个小结。奴隶制度似乎已被织进这种艺术之中，但工作者却因为自己工作的正确和技巧，将散乱无序的材料变成整个工作中一个和谐有序而有系统的部分而感到自傲。这种地毯在波斯、阿富汗、高加索等境内10个以上的地毯中心从事制造，用来装饰王宫、清真寺和家庭以及用作赠送权贵式友人的珍贵礼物。
波斯地毯和波斯装饰画在16、17世纪时经过一个相似的发展：它们在“云”或其他图案设计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转而影响到土耳其和印度的艺术，而它们同样在萨非王朝时达到它们的极盛期。一直到1790年，波斯地毯的生产建立在一个重量的基础上，匆促的设计和编织，为的是供应一个较大而较不苛求的市场的需要，这个市场主要是欧洲的。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仍有一些不寻常的产品，它们无论在结构、彩色和设计各方面，仍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
这就是波斯，这就是回教，在他们力量和艺术最后灿烂时期的情形——这是一个和我们西方有着深刻不同的文明，而且不时怀着轻侮的敌意，他们指责我们是多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讥笑我们女性至上的一夫一妻制度，有时候蜂拥而来打倒我们的大门。当巨大的辩论尚停留在回教徒和基督徒之间，而未达到达尔文和基督之间时，我们不可能期望了解这个文明和钦佩它的艺术。文化上的竞争还没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竞争已经停止流血，而现在它们在交互影响的渗透下互相混合。东方采用了我们的工业和军备而“西化”，西方厌倦了财富和战争而追求内在的安宁。或许我们将要帮助东方消弭贫穷和迷信，而东方将帮助我们达成哲学上的谦逊和艺术上的精妙。东就是西，而西就是东，不久这对双生的孩子就将晤面。
尼德兰的反抗斗争中，新教徒的狂热分子发动了反对教堂的捣毁圣像运动（1566年8月）
威廉一世（William I），又称沉默者威廉，是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在17世纪初对荷兰共和国的战争中，西班牙军事指挥官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未能摧毁荷兰人的军事力量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奥兰治亲王莫里斯（Maurice，Prince of Orange），收复了大量的尼德兰领土，这些胜利在尼德兰历史记载中被描述为“围定园地”，这部分地区后来成为联合省共和国
1651年尼德兰总议会的“大会”在海牙开会，荷兰省巩固了其领导权
莫里斯和腓特烈·亨利（Frederick Henry）在维勒肯堡（Valkenburg）的良马市集上。亨利是莫里斯的同父异母兄弟，和莫里斯一样，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擅长攻坚作战
维特（Johan de Witt） 是共和国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卓越领导人，他以高超的外交手腕争取了荷兰发展的外部环境，恢复了国家财政，扩展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商业优势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院子挤满了富裕的投资者。在整个17世纪，荷兰近乎垄断了欧洲贸易和海运，它所拥有的资金多得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出路
与经济繁荣相配合的是尼德兰在文化上的发展，公民社会广泛的爱好和赞助将艺术尤其是绘画推向顶峰
《愉快的伙伴》（The Merry Company）（哈尔斯Frans Hals，1617），画中人物开始显示出荷兰中产阶级特有的自我满足神气
《微笑骑兵》（The Laughing Cavalier）（哈尔斯Frans Hals，1624），哈尔斯代表作品，也是西方美术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
《伦勃朗自画像》（1659）
《夜巡》（伦勃朗Rembrandt，1642）。《夜巡》的确切题目应该是《弗朗兹·班宁·柯克上尉的民兵队》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1632年的吕岑（Lutzen）战役，瑞典军队大获全胜，但古斯塔夫二世在率领骑兵冲锋时阵亡
俄国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的创始人米哈伊尔（Michael）在缙绅会议上。米哈伊尔利用缙绅会议作为民众谘询机构，设法使俄国摆脱困境
基督教国家联军对奥斯曼帝国的海战——莱潘托之战（Battle of Lepanto）
一幅表现三十年战争惨烈的版画
《屠杀婴儿》（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普桑Nicolas Poussin，1630—1631）。这幅画具有比较深刻的道德意义，是对惨烈的三十年战争的反映
《庆祝（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三十年战争最后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和约使瑞典、法国及其盟友得到大片领土，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确认德意志诸侯的主权
丹麦天文学家蒂丘·布拉赫在哥本哈根外海的赫维恩岛建立了一座天堂城，设有好几座天文台
后来因为空间不够，蒂丘又在附近建造了第二个天文台星堡（Stjerneborg，意为“星之城堡”）
蒂丘所作的天文观测可能是望远镜发明前最精确的，这些观测使欧洲人终于接受了哥白尼体系，并成为17世纪天文学改革的基础
1660年版的《和谐大宇宙》的扉页上的天文学家
把地球看成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体系（Ptolemaic system）模型
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模型
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有几项突出贡献的义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
《生病的小孩》（梅曲Gabriel Metsu，1664）。科学在进步，公共卫生在改善，但是疾病对人类还是最重要的威胁
牙医正在给一位女子检查牙齿。17世纪之前，看牙齿还是理发师的事
炼金术士的实验室
正在工作的炼金术士。制金是欧洲炼金术的主要和唯一目标，包括牛顿在内的一些科学家都曾进行过炼金实验。这些实验为化学积累了大量知识
鲁本斯的《四哲人》（The Four Philosophers）。17世纪的哲学家不再讨论教宗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荷兰人文主义者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发表的法学巨著《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Rene Descartes）
笛卡尔在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宫廷。据说，22岁的克里斯蒂娜执意要53岁的笛卡尔每天清晨5时起床为她讲授哲学
[1]比较：西塞罗（De fato，7）谓“雅典的清洁空气”，那“据说对雅典心智的敏锐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