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的重建
三十年战争使日耳曼的人口由2000万锐减到1350万。血腥污染过的土地，虽然于一年内复原了，可是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女人过剩，男人则严重的缺乏。志得意满的王公贵族们面对这种人种上的危机，只得回到古老的一夫多妻制。1650年2月，在纽伦堡（Nuremberg）举行的法兰哥尼亚会议（Congress of Franconia），采取一项断然的措施：
未满60岁的男子不得进入修道院……教士和代理牧师（如果没有授职的话），以及所有宗教机构里的信徒可以结婚……每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太太；每个男人可以经由劝导和教士的告诫，来顺应这件事。
未婚妇女必须纳税。不久之后，新生的人口渐渐平衡了性别上的差异；太太们也想独自占有一位丈夫。人口迅速的恢复，使得日耳曼在1700年又回到2000万的人口。马格德堡（Magdeburg）重新兴建；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也由郡主们重加整修；汉堡和不来梅比以前更显得壮丽。不过，工业和商业要经过100年的调养，才能回复16世纪的水平。瑞典和荷兰控制着奥德河（Oder）、易北河（Elbe）和莱茵河口，以及海洋口岸，这使得内陆运输相对地缓慢下来。中产阶级没落了，城市如今不再受商人的操纵，而由各地区的王公或法定人员统筹管理。
这场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力。法国打垮了她，也打败了帝国的盟友西班牙。日耳曼诸侯反而比皇帝更有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法庭和币制，可以自由拟定外交策略，与非日耳曼国家结盟，甚至是违反帝国的利益。此时拥有独立自主的诸侯有200位之多，有63个教会邦由罗马天主教的大教主、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统治，51个“自由城市”由皇帝治理，并且只限于名誉范围。法国眼见日耳曼的分崩离析，不禁在旁暗自窃笑。
勃兰登堡侯爵是帝国衰微的象征，也是新帝国崛起的表示。远离皇帝，面对着瑞典和排山倒海的斯拉夫人，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了解，他们这样小的国家，必须依赖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求取生存。早在第10世纪，“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沿着易北河建造了“萨克森的北方防线”，作为抵抗斯拉夫人侵犯的据点。他摧毁斯拉夫族的文德族（Slavil Wends）的堡垒和首都勃兰堡（勃兰登堡的名字即由此而起），把他们驱回奥德河。几世纪以来，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领土，便在日耳曼和斯拉夫手里不停地数易其主。霍亨索伦族的腓特烈，在14111417年间把它买下来，并且在帝国议会里获得赞成票，这使得大选侯在历史上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从那时候起，霍氏家族便统治着勃兰登堡，一直到它变成普鲁士，而普鲁士则延续到威廉二世（WilliamⅡ）于1918年退位为止。从来很少有家族能够如此长久，并且和国家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或者为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扩展，如此热切而有力地效命过。在约翰·西吉斯蒙德选侯（Elector John Sigismund，1608—1619年）统治下，勃兰登堡获得西方的克利夫公国（duchy of Cleve）和东方的东普鲁士公国，因此，选侯早已拥有普鲁士王国的主要轮廓。最后的一位家族成员，便是乔治·威廉选侯（Elector of George William，16191640年）；他在三十年战争中的优柔寡断，给予瑞典大军攻打勃兰登堡的机会；乡野和城市被抢劫一空，柏林遍地荒野，工业几乎毁于一旦。大选侯的人口，由60万减为21万。承袭了这一片荒废（1640年），腓特烈·威廉在他48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复员和扩展；这项奇迹，使他赢得同代人的赞佩，尊称他为“大选侯”。没有他，腓特烈大帝（诚如他自己承认的）的种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
他于20岁开始掌权——他是一位敢于打破权威的英俊、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他在虔诚和教养之下长大，且在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完成教育。在俄国彼得大帝之前，他早就钦佩荷兰民族，羡慕他们的坚忍和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后来，他引进了几千个荷兰人，定居繁殖于他那片人口荒凉的国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里，他得到东部波美拉尼亚、明登（Minden）和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主教区，以及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继承权，他把1680年所得到的这些权益私自留下一块，虽然分散，但却足以构成一个王国的领域；早在1654年，他的首席大臣华德克的乔治腓特烈伯爵（Count George Frederik of Waldeck），便着手使所有日耳曼联合在霍亨索伦家族领导之下的计划。腓特烈·威廉便是继续执行这项计划的人物。当萨克森“强人”奥古斯都改信天主教而变成波兰国王的时候，便为日耳曼的新教领袖地位铺了路——瑞典势力除外。
1648年的和约，使日耳曼一些最主要的据点受到瑞典军队的控制，而且，瑞典以参加三十年战争的牺牲和胜利，要求领导日耳曼的新教徒。一个半边受到压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如何才能发展强壮到与瑞典对抗，或是制止萨克森的统一支配？腓特烈·威廉以计划和意志分头着手这件要事，而这些正是身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其次借税捐和法国的贷款来厚植国本，这是政治家的第二条件；然后，以金钱训练一支新军，这是他的第三步骤。到了1656年，他便拥有欧洲第一支常备军——10.8万个随时备战的充员军士。为了这项措施，他说服各个组成邦，每年“纳贡”给柏林的中央政府；以这些财力，他在省际议会里便成为经济上的独立势力；并且，他组成了一个当时政治和知识发展水平中最富实际的政府——绝对而中央化的统治。他允许贵族免缴直接税，但是，要求他们的儿子必须以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军队服役或纳入官僚系统里以较高的阶级服务。这些“初级人员”起初拒绝这种服务，然而，他供给他们漂亮的制服和高尚的社会地位，把他们训练得干练、有荣耀感，并且启发及养成他们的团队精神，以取代对旧王室的封建性效忠，使军队属于政府，而不再是领主私人的。这些军队和社会的力量，使得腓特烈大帝能够独自对抗近半个欧洲；也为德国后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铺路。
腓特烈·威廉缺乏一项本能——也就是瑞典国王们的军事天分。将近20年之久，他在瑞典与波兰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的冲突中，闪烁不定，纯粹只靠外交来保全自己。不过，一旦查理十一侵犯勃兰登堡，腓特烈·威廉的军队便能及时在费尔贝林（1675年）打败瑞军；这场胜仗使他赢得“大选侯”的尊号，结果，虽然受到浮动政策和有限资源的限制，他仍然为国家增加了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和行政上的改革。在他的推动下，贵族改善耕作方法，并且扩大开垦他们的园地。他大量种植桑树，发展了一种新兴的丝织工业。他要求农民在结婚以前必须种植12棵树，以阻止森林的滥伐。他建造腓特烈·威廉运河，以连接奥德河和施普雷河（Spree）。当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之后，大选侯马上宣布《波茨坦诏令》（Edict of Potsdam，1685年11月），邀请那些被排斥的胡格诺派教徒前往勃兰登堡——普鲁士定居；他派遣工作人员资助他们的迁徙；他们一共来了2万多人，为普鲁士的工业助上一臂之力，且为普鲁士军队增加了5个兵团。腓特烈·威廉像他的子孙腓特烈大帝一样，辛勤埋首于国家行政，为后来的彼得大帝和18世纪的“开明专制”建立一项原则：统治者必须是国家的忠实仆人。他知道宗教的不宽容是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大阻碍，因此，他允许老百姓信奉路德教派，而自己仍然信守加尔文教派。这项措施使他在日耳曼声名大噪。除此之外，他还给予天主教、惟一神派教和犹太教的信仰自由。
他死于1688年，享年68岁。遗嘱把全国土地割给儿子们，这将破坏统一的结合。然而，他的继承人另加修改，仍然维持中央化的权力。腓特烈三世参加抗法，深得利奥波德皇帝的欢心，为了这次行动和他的8000人马，利奥波德颁给他普鲁士王（König in Preussen）的尊荣。1701年1月18日，他在柯尼希山加冕为腓特烈一世；从此普鲁士便迈向通往俾斯麦（Bismarck）和日耳曼联合的路线。
腓特烈成立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是他平生的一大荣耀；另一项值得称贺的事迹是他赞助第二位夫人推动柏林文艺活动的努力。索菲娅·夏洛特为汉诺威选侯夫人索菲娅女伯爵的女儿，被誉为是日耳曼有史以来最漂亮且最聪明的女人。她曾在巴黎居留甚久，后来带给柏林宫廷一种诱人的文化气息和魅力。经由她和莱布尼兹的鼓励，腓特烈设立了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此举使他名留青史。他也为她在以她为名的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附近，建造赫赫有名的堡垒式行宫。在此地举行的沙龙座谈会，经常聚集一些科学家、哲学家、自由思想者、耶稣会教士以及路德教派教士。她喜欢参加他们之间的辩论，经常争辩到夜晚而未见倦容。在那儿，她的表姨，英国卡罗琳皇后（Queeu Caroline of England）饱受熏陶，后来还把这些学问和艺术气息介绍到英国，引起当地的文化变迁。在她临死之际（如果我们相信她的孙子腓特烈大帝的话），她拒绝天主教和新教的解脱仪式，她告诉教士说，她会在宁静中慢慢死去，心中充满好奇，而不是期待或恐惧。现在，她说，她将会满足于事物本源的探索，“这些源流，甚至莱布尼兹也不能对我说明其中消息”。除此之外，她还向那位喜好排场的丈夫劝解说，她的死“使他有机会，给我一个隆重的埋葬”。索菲娅·夏洛特是17世纪到18世纪改造日耳曼的妇女中，最富性格和教养的一位女性。
柏林宫廷，在300多个消耗帝国财经的附属国中，只有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差可比拟。“强人”奥古斯塔斯以腓特烈奥古斯塔斯一世选侯的身份统治萨克森（16941733年），留给欧洲一大群的私生子，其中比较有名气的要算马·萨古斯（Maréchal de Saxe）；他使他的国都成为“日耳曼最美丽的城市”，也是小型艺术的胜地。可是，萨克森人民对他的信仰改变，他在波兰战争中耗费的金钱和人力，以及宫廷的奢侈浪费等等深感不满。
汉诺威选侯在这段期间以保护莱布尼兹和兼领英国而留名史籍。1658年退位的夏洛特公主，也就是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波希米亚皇后）的女儿索菲娅，嫁给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Ernest Augustus），后来成为汉诺威选侯；她的博学曾使丈夫相当难堪；她精通五种语言，很少拼错，并且比英国大使懂得更多的英国历史；有一段时期，她在汉诺威主持一个由学者和哲学家组成的沙龙座谈；不过，她的注意力放在为儿子乔治争取英国王位上头；她身上有着皇家血统，因为她永远不会忘怀她是詹姆士一世的孙女。1701年英国议会承认索菲娅的继统，并且要求“她的子孙必须是清教徒”，她很乐意看到儿子成为乔治一世，不过，却不喜欢媳妇索菲娅·多萝西娅（Sophia Dorothea）成为未来的皇后。因此，她盼望他们的婚姻产生裂痕。乔治疑心太太与柯尼希斯马克的菲利普公爵（Count Philipp von Königsmarck）有染，于是将他杀死，并与多萝西娅离婚，把她从1694年监禁到1726年她死去为止。同时陶瓦格选侯夫人（Electress Dowager）于1714年6月逝世，享年84岁，正好是英国王冠落到她儿子头上的2个月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