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化的意大利
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知道，频频种植、年年利用的土地可以借休耕或是耕而不作，来恢复它的肥沃。意大利经过文艺复兴的滋养，也暂时闲散下来。她的丰富活力分散到较为宁静的部位，好像是养精蓄锐，为新的收获季而准备一般。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意大利在这个及以后的世纪里——介于贝尔尼尼（Bernini）和拿破仑之间——能够出现像她的黄金时代那样丰富的成果。我们再度的来观察她，如果能在充满光辉历史的城市里，品嗅出表明那种生活方式未曾忘却的细微声响，我们也就该感到满意了。
当然，她还是信奉天主教，这是她的灵魂的一部分，一旦剔除，她的精神便显得贫乏无力。富人剥削穷人，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员和拟定法律的当然人选；富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穷人如果多得一些，他们便不会听话，到处闹事。女人，除了她的美丽外表，都要饱受男人和人种上的歧视。在这种情形下，下层阶级和较弱的性别，只好在教会的服务中得到若干慰藉。他们借信持苍天的明判来忍受这些不人道的待遇；他们所犯的喧吵和不合教义的肉欲之罪，都能很快地为他们所供养的善心教士和僧侣们所宽恕；平常的日子，他们劳累困苦，只能在庆祝保护神的假日里得到短暂的释放。这些神祇和慈悲为怀的圣母，传达上帝的福音，将来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地狱的煎熬；教会的赦免，将可减少他们在炼狱的期限；在不久的未来，他们将可进入一个乐园——甚至比意大利更漂亮——在那儿，没有地主、税捐、什一税、苦役、战争、悲惨，也没有痛苦。
因此，他们生来便带有耐心、幽默，并且赞美教士的正确无误；这些教士每年至少吸收了全国1/3的收入。他们敬爱教堂，把它当做生活奋斗中的和平岛。他们以骄傲而不是怨恨的眼光，来观赏圣彼得教堂和梵蒂冈的壮丽，这些建筑是他们的金钱和技术苦心建造的；它们在感情上更属于穷人，并且，就第一位使徒的归宿，或是基督徒的母国，上帝仆人中的仆人来说，它们并不显得过分的华丽。如果圣父批评教会，那只是想阻止笨蛋破坏在宗教信仰上建立道德大厦的企图，同时也是想保存从劳役的散文中凝结出一首英雄史诗的信心。
此时意大利的宗教裁判，可以说是较合人道。最有名的受害者，为一名西班牙教士——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他生于萨拉戈沙（Saragossa），住在罗马。1675年，他出版一本《精神指引》（Guida Spirituale）。在这本书里，他说奉献上帝和教会虽然有助于走进更高的宗教境界，可是，崇拜者本身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不必经由教士的沟通和仪式的劝诱。他进一步说，一个相信自己能够从道德的罪恶中解脱的虔信者，不必经过教士的告解就可正当地获得赦免。莫利诺斯的指引，特别吸引妇女。她们有好几百人——包括博尔盖塞公主（Princess Borghese）和克里斯蒂娜皇后——纷纷前来请教，敬赠礼物。许多修女采取一种新的清修主义，抛弃念珠，带着骄傲与上帝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些意大利的主教抱怨这股运动降低了教会的服务和奉献；他们请求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压抑他。耶稣会教士和圣方济修会的修道士也纷纷起来指责莫利诺斯，说他重视信心更甚于“工作”，这简直是清教徒的行径。教皇起初还护卫他，可是等到1685年，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就下令逮捕他，顺便捉去了将近100位信徒。由来往书信的劝解中，莫利诺斯得到将近4000克朗。我们可以由他被捉那天所收到的邮资，共计23个克朗来判断与他通信的人数。
提讯犯人之后，裁判所起草一连串的罪状：主要是莫利诺斯鼓励对圣像和宗教意象的隔离，破坏了与上帝沟通的宁静；他阻止人们发誓或进入宗教的秩序里；并且，他教导门生相信，即使与上帝合一也可能是一种罪过。也许是因为受不了监禁、拷问或附带的恐惧，他终于俯首承认破坏宗教意象的罪恶，并且阻止那些他认为不恰当的人以宗教的理由发誓；他承认许多年来，一直与两位女人发生最丑恶的关系；然而，他并不“因为这些罪过而感到消沉，相反的，他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因此，他“觉得与上帝更接近了一步”。裁判所从莫利诺斯的著作、书信或忏悔中，找出68条罪证，并且在1687年9月3日要他公开受审。群众围集过来要求烧死他，不过，裁判所宁愿他终身监禁。1697年他终于死于狱中。
当我们读到弥尔顿的14行诗《念故皮德蒙特的马萨西》（On the Late Massacher in Piedmont）时，对于亚平宁半岛的“异端”们将会更加同情。介于萨沃伊的皮德蒙特和法国多菲内（Dauphine）两地之间的山谷中，住着沃杜瓦人。他们是华尔多教派的子孙，历经宗教改革而残留下来，在法律和政府的不断骚扰中飘荡，仍然保持着新教的信仰。1655年萨沃伊大公查理·伊曼纽尔二世（Charles Emmanuel Ⅱ）与路易十四合组联军来强迫这些沃杜瓦人改变信仰。他们的屠杀，引起克伦威尔的愤慨，要求马扎然下令制止。然而，等到护国主与枢机主教相继逝世之后，又重新掀起了这种迫害。《南特诏书》撤销之后，法国继续全力驱逐新教徒。沃杜瓦人取得赦免的诺言后，放下武器。然后，在赤手空拳毫无防备中，一共有3万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弱在内，惨遭屠杀（1686年）。残存下来的人，允许他们迁徙到日内瓦边界。有一位后来成为萨沃伊大公的艾玛都斯二世（Victor Amadeus），觉得自己处在纷乱的政治漩涡中，不仅不能联合法国，而且要反过来对抗他。因此，他邀请沃杜瓦人重返旧居（1696年）。他们来了之后，卖命为他效忠，终于被准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来崇拜未知世界。
穷人，即使在教皇国，也跟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的穷。教廷像其他政府一样，向它的教民课以重税，然而却永远感到财绌力竭，不够分配。萨凯蒂（Sacchetti）枢机主教曾经向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663年）警告说，收税员已经逼使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那些没有银钱、丝麻或家具来满足收税员的贫苦人家，将来只得出卖自己，来缴纳教廷所规定的负担”。枢机主教也抱怨教廷上下的贪污现象，判决的无理，申诉案件的延宕，以及对那些越级申诉者所加诸的残暴行为。“这些压迫，”萨凯蒂说，“曾经迫害过埃及的以色列子民，人并不是用剑就可征服的，因为他只能忍受于教皇国这些人的遭遇，反而更不如叙利亚或非洲的奴隶们，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惨剧，而不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呢？”漠视大众普遍的贫苦，许多与教皇或主教有关的贵族，每年还是会从教会的预算中得到一笔丰硕的收入。
这段期间的教皇，既没有庇护五世（Pius Ⅴ）的修道经验，也没像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Ⅴ）那样的行政能力；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些好人，软弱得无法克服周围人类的弱点，或是坐视各种陋规横行，腐化教会的行政。也许，是由于人性的弱点无法在这么广大的制度里保持清洁吧。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是一个生活完美而富于原则的人。他曾经设法缓和税捐，监督贪婪的贵族对教会财政的剥削，以及努力维持教皇国的秩序和法律，从维拉斯凯（Velázquez）的眼光看来，他具有权力性格的倾向；不过，他却允许其他人为他理政，并且让他那野心勃勃而贪财如命的弟媳梅达京妮（Olimpia Maidalchini）左右他的人事和政策。大主教和大臣们在她面前垂头肃立，而她也借他们的贡物顿成暴富，然而，当英诺森死去的时候，她却抱歉地说她穷得付不起他的丧葬费。
在选举继任教皇的秘密会议里，据说有一位红衣主教大喊道：“这次我们要选一个诚实的人。”结果他们找到法比奥·志奇（Fabio Chigi）这个人，他便是亚历山大七世（16551667年在位）。他尽力扫除教会行政的腐化和延宕；他把直系侄子放逐到锡耶纳（Siena）；减少公债。然而，周围过多的腐化，使他不胜其烦，无法制止。到后来他只好妥协，让他的侄子们重返罗马，并任以重要的职位，其中一位不久便成暴富。权力于是由亚历山大疲惫的手中转交给红衣主教，后者逐渐要求掌握更大的教会法权。有一位贵族夸言说，红衣主教业已取代专制君主的权力，而此项权力是特伦特会议时给予教皇的。
等到克莱门特九世（Clement Ⅸ，16671669年在位）上任时，又与族阀展开一场火并。他允许亲戚负有某些特权，不过却拒绝给予任何职位。来自皮斯托雅（Pistoria）的上百位父老乡亲，满怀信心地前来求助，他严加拒绝，他们便加以冷嘲热讽。我们又可看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具有同样的人性弱点，而人们也就是周围罪恶的主要来源。新任教皇是一位和平公正之士。他的前任不堪路易十四的敦促，下令与詹森派教士为难，而克莱门特却努力讲求教会内部的绥靖。可惜他在任只有两年便逝世，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
克莱门特十世（16701676年在位）继位时已届80高龄。他把行政工作交给红衣主教（如其所愿），不过，对自己的职责却能够一丝不苟。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年在位），据信奉新教的兰克（Ranke）的说法，是一位“知耻知病的人……他的性情温文尔雅”，情操高尚，倾向改革。他撤销公证人“学院”，这个学院据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者说，“入学许可通常都要贿赂”。他取消许多无用的职位、特权和赦免权，首次平衡许多年来未能做到的预算，并且建立财政上的信用，教廷得以三分利息向外借债。“他是一位具有美德的人，”伏尔泰写道，“是一位聪明的教皇，差劲的神学家，一位勇敢、果决而有操守的王侯。”他白费力气地协助詹姆士二世从事天主教在英伦的努力。他谴责路易十四对胡格诺派教徒的残暴行为，“人，必须引导他走入神殿，”他说，“而不是用胁迫手段来达到此项目的。”他对于这一位在法国权逼教会的骄傲国王，一如英国亨利八世所为一般，毫无怜爱的理由。为了减少罗马的罪恶，英诺森十一世取消大使馆政治庇护的权利，路易坚持保有这项权利，争执要扩大到大使官邸附近。1687年，他的使臣率军来加强这份要求。教皇非难使节，并且在圣路易（St.-Louis）教堂附近严加监视。路易要求公开会谈，把教皇囚禁在法国，并且减少阿维尼翁（Avignon）的地域。此地自1348年以来，一直是属于教皇的。英诺森十一世只得协助信奉新教的奥朗日大公威廉三世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让英国进入对抗法国的联盟。他靠着莱布尼兹的协助，努力沟通使天主教和新教重合；他向日耳曼地区的大学让步妥协。有一位英国人称他是“一位信仰新教的教皇”。
英诺森十一世壮志未酬身先死；在下几任教皇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Ⅷ，16891691年在位）和英诺森十二世（16911700年在位）任期内，法国大使终于取消庇护权，阿维尼翁重回教廷的怀抱；法国教士由对国王的效忠改向教皇，并且“大同盟”也回到对抗法国的均势。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克莱门特十一世（17001721年在位）发觉自己处在欧洲两大尖锐对立的集团中间。他所发散的影响力，有时倾向这边，有时转向另一边。到后来，各国君主们各自做主——甚至是教皇属地西西里和萨迪尼亚（Sardinia）也不再征求他的同意。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也以同样的态度漠视英诺森十一世的抗议。民族主义的强化，导致了教皇权力的衰退，同时，科学的成长也加速了世俗化，因而降低了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