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衰败(166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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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的西班牙仍然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最大帝国。她统治了荷兰南部、萨迪尼亚、西西里、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公国以及美洲南北的广大领土。可是,她却没有足够的海军和军力来控制这些广散地区的商业和主权。花费巨大的无敌舰队为英国(1588年)和荷兰(1639年)相继打败。她的军队在罗克鲁瓦(Rocroi,1643年)和朗斯(Lens,1648年)之役里溃不成军;她的外交,在《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下,默认了法国的胜利。她的经济,主要依赖美洲的黄金和银块,然而运输却时时遭受荷兰或英国舰队的阻挠。她的依赖进口黄金以及人民对贸易的漠视,阻塞了商业和工业的进展。大多数西班牙的商品都以外国船只运送。西班牙船只航行西、美之间的次数,1700年的总数比1600年减少了将近75%。手工业品由英国和荷兰进口,一部分利用出口酒、油、铁或毛线来抵消逆差;贸易因系以黄金交易,因此美洲黄金充其量只是经过西葡,便又转到英、法和联合行省的手中。科尔多瓦(Cordova)和巴伦西亚(Valencia)一度以手艺闻名,如今明显而急速地枯萎了。回教徒的叛变破坏了农耕,而货币的不稳也扰乱了财政。道路奇差无比,运输条件尚在原始阶段,这使得沿海或通商口岸可以购买比本土出产还要便宜的各种物资,甚至包括谷物在内。苛捐杂税,包括14%的买卖税,用来维持保护上帝的各种防范措施。生活水准普遍低下,使得无数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家园、商店,最后连国家也抛弃不顾了。婴儿死亡率极高,硬性地限制着家庭比例,几千几百的男女,纷纷成为单身的和尚或尼姑;其他数以千计的人则设法逃到远方。塞维尔(Seville)、托莱多(Toledo)、布尔戈斯(Burgos)和塞哥维亚(Segovia)丧失了部分人口,到了17世纪,马德里由40万减为20万。西班牙逐渐丧失它的黄金之源了。

在贫穷肆意横行之际,上层阶级却不断地搜刮和挥霍他们的财富。长久以来,贵族们一直靠剥削土著或进口财物而致富,又以工业或商业的投资持盈保泰;他们彼此以珠宝和珍贵金属竞富,住室力求华美,家居则力求奢侈。艾瓦(Alva)公爵有7200个金银器皿和9600具银器;斯蒂利亚诺(Stigliano)亲王以黄金和珊瑚为妻子镶造金椅,重得无法使用。教会在赤贫包围中也仍然保持富有,甚至是更加富有。圣地亚哥(Santiago)大主教曾经想用纯银建造教堂;被否决之后,退而以大理石来建造。人民的血汗成为上帝的财富和荣耀的源泉。

“宗教裁判所”权威仍在,甚至比政府还吃得开。公开焚烧的判决(Autos-da-fé)比以前少了,不过,那也是因为异端被烧得差不多的缘故。英国天主教徒的无所不为,根本不能和西班牙新教徒遭受的迫害相比。克伦威尔不能保护那儿的英商。英国大使馆中信奉新教徒的仆人,于1691年遭受裁判所的逮捕;同年,大使馆的英国牧师尸体被当地人挖出后加以鞭笞。改信的犹太人仍然以非法集结犹太集会的罪名,惨遭焚烧之痛。在马约尔卡(Majorca)的裁判所,在一次简单的调查中所获得的财富,建造了一所美丽的教堂。老百姓们很喜欢观看燃烧的烈火,虽然有许多贵族曾经多方劝阻,也终归无效。1680年,查理二世表示想要亲临焚烧场时,马德里的工匠们便自动为他建造一座圆形观赏台;在工作中他们彼此敦促,尽快地要把它完成;那真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劳役。查理和年轻的太太双双穿着庄严礼服到场。120人被判刑,其中21个被判死刑,在大广场(Plaza Major)一地的火锅内行刑;那是西班牙史上焚烧死刑犯最壮观的一次;有一本308页的书专门描述和批评这次事件。1696年,查理组成大会议(Junta Magna)来监察裁判所的荒谬;它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许多罪恶;可是裁判所主席,却劝请国王打消这份可怕的误证;1701年,当菲利普五世想看时,便找不到样本了。裁判所自此步步为营,借此减少一些风雨。

教会想利用赞助艺术的手段来赎回它的财富,维持信仰的力量。1667年莫索(Francisco de Herrera el Mozo)设计了萨拉戈沙的第二间教堂,称做柱堂,夸称它的柱子是圣母由天上传下来的。巴洛克的建筑如今也来到西班牙;几乎在一夜之间,西班牙由哥特式的幽暗进展到雕刻的华丽。

此时的大师是丘里格拉(José Churriguera),有一阵子丘里格拉这个名字成为西班牙巴洛克式艺术的代名词。1665年生于萨拉曼卡(Salamanca),他把旺盛的精力表现在建筑、雕刻、收藏和绘画上。23岁时来到马德里,参加玛丽亚·路易莎皇后棺架的设计比赛,他那种复杂的结构,系以美妙的尖柱和混杂的蛇腹构成,配以骨架、交叉骨和头骨;这种形式为他赢得获胜的本钱。大约在1690年,他回到萨拉曼卡,花费10年苦功来装饰教堂,建造圣埃斯特万(San Esteban)教堂的大祭坛以及市议会的豪华大厅。晚年,在马德里设计了圣汤玛斯(San Tomás)教堂的轮廓,临死之际(1725年),他把工作交给两个儿子赫罗尼莫(Gerónimo)和尼古拉斯(Nicolás);可惜在施工期间,工程倒塌,压死了许多工人和朝圣者,后来有一个类似丘里格拉式的形式也传到墨西哥而建了些北美最可爱的建筑物。

雕刻自然是西班牙精神的一项有力的表现。有时候,这种力量是来自一种奇异的写实,例如在“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ist)或其他几位严肃的圣者身上,便可嗅出这种风格。巴利亚多利德博物馆供放着两座圣·保罗头像的雕塑。禁坛仍然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形式。彼得·罗丹(Pedro Roldan)刻过教会的大教堂以及塞维尔的《德拉·卡里达医院》(Hospital de la Caridad);他的女儿路易莎·罗丹(Luisa Roldana)是西班牙杰出的女雕刻家,曾经在加的斯(Cadiz)教堂刻过围绕Nuestra Seйora de las Augustias的一群人像——《圣丹》(Our Lady of the Sorrows)。佩德罗·德·梅纳(Pedro de Mena)以他的裸体像(西班牙极少见的艺术)、圣母以及马拉加(Málaga)教堂的正堂而闻名一时;他在塞维尔教堂的圣弗朗西斯科雕像,是雕刻的最美好的西班牙式作品之一。17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候,这份艺术也随之衰落了。格子充满装饰品,机械性地装配头、眼和嘴;徒然乱加真的头发和衣物、色彩,是为符合大众的想像和口味。

西班牙绘画史上的大师是过去了,但是仍有些优秀的大师,卡雷尼奥(Juan Carreйo de Miranda)继承维拉斯凯(Velázquez)为宫廷画师,几乎与他同样的受到爱戴;他是一位崇尚中庸、温文尔雅的人;全神贯注于工作,时常忘记起居作息的秩序。他所作的查理二世画像以及宫廷的作品,深得新王的赞赏,特颁以武士,且获得圣地亚哥十字奖章,不过,卡雷尼奥拒绝这种名过于实的奖赏。此时马德里传出“蜂蜜瓶”的笑话。乌但德(Gregorio Utande)是一位寒微画家,曾经要求以100金币的代价来替卡迈里修女会绘像;他们以为此人要求过高,不过,却同意由卡雷尼奥来决定可否。在卡雷尼奥耳闻此事之前,乌但德先送他一瓶蜂蜜,请他修改画像。结果此计得逞,果像果然改进了不少。当僧侣叫卡雷尼奥加以评价时,他颇为震惊地拒绝了;不过,有一位三流画家评它有200金币的价格;这个秘密后来在付款之后才传开来。

卡雷尼奥在晚年时,把工作交给继承人之一科埃略(Claudio Coello),在他的敦促之下,科埃略夜以继日地苦干,画出不同风格的效果。卡雷尼奥表示嘉许,推荐他临摹皇家画廊里有关蒂希安、鲁本斯和凡·戴克等人的作品。这种经验帮助科埃略走向成熟。到了1684年,也就是卡雷尼奥死前一年,科埃略被任为国王的画师;他以Sagrada Forma一画受到全国的赞赏;它表现了为查理二世的祭坛所奉献的“圣饼”。在这幅画背后有个传说,充分表现了西班牙人的性情。在一场与荷兰的争战中(故事如是说),有一块圣饼为可恶的加尔文教派教徒踏碎脚下,圣饼便四下迸出血液,感化了一位异教徒;剩余的饼被小心地持往维也纳,献给菲利普二世作为礼物,此后,它总是按时拿出来展览,总是流满鲜血,震慑了朝圣者的心。科埃略的画便是表现国王和机要大臣虔诚地跪在这块圣饼前面的神情;将近半百个人像出现在这幅画上,而且几乎把每个人都刻得惟妙惟肖,呈现出一种壮观的深度。花费两年时间把它完成之后,科埃略变成全城上下一致公认的大师。6年之后(1692年),意大利来的卢卡·焦尔达诺令他黯然失色;卢卡立刻成为重塑埃斯科里亚尔的主要人物。科埃略完成他的部分之后,便搁笔不干了。乔丹诺抵达一年之后,科埃略便死了,享年五十有一;死时,满怀落寞和羡嫉的心情。

在塞维尔出现戈雅(Goya)之前,西班牙画史上最后一位大师里耳(Juan de Valdes Leal)像科埃略一样,也是葡萄牙出身而在西班牙长大。在科尔多瓦停留数年之后,他便前往塞维尔向缪利罗(Murillo)的领导地位挑战;由于他的骄傲,使他不屑于为他的赞助人描述圣母玛利亚的神韵。他绘《圣母升天日》(Assumption)的圣母像,可是,他的内心和笔力却使他忽视生活的快乐,而直接绘出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把圣安东尼看到漂亮的女人之后的骇异逼真地描绘出来。在《迷茫的眼神》(In Ictu Oculi)这幅画里,他把死亡比做扑灭生命蜡火的骨架,在他的幻想里表示了在地上的喧闹里寻求地上财富和荣耀的工具——书本、武器、主教的法冠、国王的王冠以及一大串的金羊毛。在这个理念下,里耳描写了一处充满尸体、骨骼和头骨的停尸冢,有一双手垂放其间,一端象征一位武士,另一端则象征着主教的标志;其中之一标明为Nimas(即不再的意思),另一端写着Nimeuos(不够的意思)——教外人士和教会人物都想知道上帝的位置。缪利罗看过这两幅画的第一部分之后,向巴尔德斯(Valdés)说:“老兄,这幅画不掩着鼻子是不能看的。”——这可能是嘉许画家的写实,也可能是一位健康心灵者对颓废艺术的反应。

颓废成为当时生活的象征,没有一位大文豪推崇它,也没有任何伟大的戏剧以它为舞台。大学在荒谬和贫困中摇摇欲坠;此时,在萨拉曼卡的注册学生人数,由7800人降为2076人。在宗教裁判所和《查禁书目》(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的限制下,所有使教会厌恶的文学作品消失殆尽。有一个世纪之久,西班牙隐蔽地躲过了欧洲各种心灵上的运动;而人们颓废的迹象却可由王统的衰败看出。

查理二世以4岁幼龄即位(1665年),在他就任期间,国家在形式上是由他的母亲玛丽安娜(Mariana)王后掌管,而实质上,却先后由她的耶稣会神父尼塔尔(Johannes Eberhard Nithard)以及她的情人巴伦苏埃拉(Fernando Valenzuela)接管国政,于是暴乱迭起;而奥地利另一位有能力的大臣唐(Don Juan of Austria),也因为就任过短,不足以抵制败坏的风气。1677年年方16岁的国王亲自掌政也抵不住这股衰败风气。也许哈布斯堡王室长期的近亲通婚,早已腐化了他的身体和心灵。查理的颚部突出得无法咬嚼;他的舌头大得无法听出他的话语。10岁以前,一直把他当做手中婴儿般来调养。他几乎不会认字、读书,所受教育太少;而迷信和传说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中。有一位西班牙大史家把他描述为“病态、低能而高度迷信”。他相信“自己为恶魔附身,是周围人物玩弄野心的对象”。“结过两次婚”,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根本不能生育”。35岁以前,他便显出短小、癫痫、衰败,并且秃头透顶;经常总是徘徊在死亡边缘,可是却苟延残喘地挣扎下去,徒然扰乱基督世界的视听。

西班牙的分裂如今成为欧洲的一出悲剧。除了课税、通货以及美洲金矿的挖掘之外,政府几乎已到破产边缘,根本付不起债务,甚至到后来连国王本身也要设法省吃俭用。行政官僚在不发饷的情况下贪污腐败不堪。贫穷逼使穷人抢劫面包;集结的贫民到处抢掠、杀人;将近两万个乞丐,聚集在马德里的街头。警察因为领不到薪俸,也纷纷加入罪犯的行列。

在喧嚣、混乱和孤立之下,这位衰弱、半身不遂的国王面临死亡的威胁,急于寻找另一位继承者。他的权力在理论上是绝对的;他的一行字词,即可传播到整个帝国,包括四大洲、奥地利或法国。他的母亲为奥地利请命,可是被拒了,也回绝了那位日耳曼太太的提议。法国大使向他提醒,路易十四娶西班牙太太时的珠宝尚未给付;因此,她的继承权也被取消了;路易为他自己的权利请命,并且用他的权力来加强声势,如果查理忽略这些权利,欧洲便要陷入混战,而西班牙将被撕裂成碎片。查理在不堪重负之下崩溃了;他哭泣,并且抱怨有些巫婆把厄运带给他。在他聆听一群大臣辩论的时候,突然放声大哭,说他要吃面包。

1700年9月,查理终于走到人生尽头。在围绕的人群中,只有托莱多(Toledo)大主教获得接近。他日以继夜地陪伴昏迷状态的国王,不断地向他提醒,只有路易十四才有保持西班牙完整的权力,并且可以把这项权力作为保护天主教会的有力保证。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在路易的催促下,劝告查理让位给法国。最后查理大叫一声,终于签字,把他的领土全部送给菲利普·安茹大公,也就是法国国王的曾孙(1700年10月3日)。11月1日查理逝世,享年三十有九,可是看起来却像是80岁的老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命数,终于在战争的阴影下走向夕阳残晖的斜暮里。


葡萄牙(1640—1700)查理一世和他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