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
塞缪尔·约翰逊轻视始于家谱而终于葬礼的传记文学。但是他在使他成名的《蒲柏传记》的开头告诉我们说：“亚历山大·蒲柏生于1688年5月12日，其父母之名位，从来不详。”蒲柏的父亲是亚麻商，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其后退休，居住在靠近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的宾费尔德（Binfield）一地。蒲柏双亲皆是罗马天主教徒。蒲柏出生之年，正值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 Ⅱ）被废之年。英王詹姆斯二世之被废，粉碎了天主教徒欲图取消反天主教法律的希望。蒲柏的母亲温馨地照顾着她这唯一的孩子。蒲柏从母亲那儿遗传来头疾，从父亲那儿传来佝偻症，始终长不过4.5英尺。
他早年的教育得自天主教牧师，牧师们的教育他使他精通拉丁文，其次为希腊文。另外还有些家庭老师教他学习法文与意大利文。当他因为宗教的缘故被阻于大学门外，也因而难能就业时，他自己便在家里研读书籍。他驼背的身材以及脆弱的身体使他无法从事于比较活跃的事业。他的父母乃听任他耽于诗歌的写作。他告诉我们道：
仍是孩提，未为成名的笨瓜时，
我嗫嚅着诗韵，因为诗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2岁那年，他瞥见戏剧家德莱登在威尔咖啡屋（Will's Coffeehouse）司祭，这种光景激起他对于文学的狂热。16岁时，他写作了一些田园诗，诗的手抄本流传当时，赢得了令人沉醉的喝彩。1709年他的田园诗被采纳出版了。尔后，在1711年，以他23岁所得到的全部成熟智慧，以《论批评》一诗震惊了伦敦的才子们。这篇诗甚至在警告作家们：
学浅事属危险；
深深啜饮，否则切莫体尝（缪斯的）诗泉。
他以权威的定论立下了文学艺术的规则。在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作品《诗的艺术》（Art poetica）及布瓦洛的作品《诗的艺术》（Art Poétique）被奇妙地消化为富于常识的744行诗章，其中时时出现单音节字，像：
思念屡屡，却从未如是完美地表达出来。
这位青年具有讽刺诗的写作才能，将丰富的智慧缩成一行，并押以韵脚。他从德莱登处学得作诗的方法，而其理论却源自布瓦洛。由于有暇整理诗文，他接受了使诗的形式完美，一如酒杯比所盛的酒更为珍贵的古典理论。他虽然表白对于天主教的信心，但仍信奉布瓦洛信条，主张文学应为理性之适宜修饰。“自然”不错，但须是被人驯服的自然；情感不错，但须是受过智识锻炼的情感。有什么东西能比古代的诗人与演说家的实例更能引导这种有节制而刻凿过的艺术？他们决心合乎理性，决心使得每一件作品中的每一部分，有条不紊地融入和谐的整体之中。这儿是经由意大利、法国，经由彼特拉克与皮埃尔·高乃依，而今经由蒲柏征服英国的古典传统，这正如伏尔泰经由艾迪生的加图（Cato）作品而征服了莎士比亚，也如古典建筑之经由帕拉迪奥（Palladio）及塞利奥（Serlio），经由佩罗（Perrault）及雷恩（Wren）而以稳健的三角顶与平静的廊柱而凌驾在哥特式的幻化与崇高之上。这便形成了这位年轻诗人在“完美的批评家”中的古典意向的概念：
何人何德，天赐禀赋，乐教而不好学？
不因好恶，而怀成见；
既不暗晦固执，也不盲目执持；
虽然饱学，有教养，虽然有教养，诚挚；
勇而不乱，威而不猛，
但能放怀指出朋友过错，
并且欣然称赞敌人功勋？
趣味严核而无限，
了然书册与人心；
谈吐慷慨，虚怀若谷；
乐于赞扬，以理为伍？
有一些批评家为这首诗欢呼，从这位年方23的青年来衡量美德。艾迪生自信是这首诗歌诵的对象，他在其《旁观者》（Spectator）第253号中致予珍贵的喝彩，但旋即在笔战中被忘得一干二净。另一位诗人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阿庇乌斯与弗吉尼亚》（Appius and Virginia）戏剧的作者，自认在蒲柏不慎的字里行间遭到轻侮：
阿庇乌斯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感到赧颜，
他用威胁的眼光凝视，令人战栗，
正像在古老的锦毡上凶恶的暴君。
丹尼斯因而以《评论批评与讽刺》（Reflections，Critical and Satirical，1711年）作为还击。他在蒲柏的思想及字眼里找出真正的瑕疵，然后作为有趣的讽刺材料。他描写蒲柏为一丑陋的伪君子，形似爱神手持的弓或是驼背的蟾蜍。他庆幸蒲柏不是生长在古典的希腊，否则将因生来畸形而被遗弃。蒲柏吮舐伤口，静候时机。
他以出版《劫发记》（Rape of the Lock，1712年）而旋告成功，这本书虽然坦率地模仿布瓦洛的《经台吟》（Le Lutrin，1674年），但一般认为，这部书较布瓦洛的作品更为出色。罗伯特·彼得（Robert Petre）为了向阿拉贝拉·弗莫尔夫人（Mrs.Arabella Fermor）示爱，因而剪走了她一撮秀发逃走。随后，劫发者与被劫者之间冷却了一阵。有一位约翰·卡吕尔（John Caryll）先生建议蒲柏假如诗人可以将这段经过以幽默的诗文叙述，并将之赠送弗莫尔夫人的话，她的嗔怒必会软化。蒲柏如言做了。弗莫尔夫人原谅了罗伯特，并同意出版这首诗。随后，蒲柏不顾艾迪生的劝告，加了一些淑女、生活于火中之精灵以及美艳的水神、地精，增扩、填塞而为模拟英雄诗。这种“低空的轻装民团”迎合了当代的癖好。经过修订后的《劫发记》，除了丹尼斯以外，人人都喻为成功的杰作。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曾经反对人们之恭维蒲柏对于女神的温柔描述，但这时他也停止了反对的运动。所有蒲柏诗体的巧妙措辞，以及他的意象与词句的层出不穷，使得诗人有如贝琳达（Belinda）头发上的宝玉一般放出异彩。他以女性的知识来描写一位仙女为女主角涂脂抹粉以迎接爱情之战，他也以近似讽刺的语调描绘出她那时代的重要事端：
不论美女[贝琳达——阿拉贝拉]会否违犯狄安娜（Diana）贞洁的律法；
或是脆薄的瓷瓶沾有瑕疵；
或玷污她的名誉，她簇新的锦缎；
忘却她的恳求，或是迟误了化装舞会，
或是在舞会里失落了她的芳心，或项链……
贝琳达参与了在汉普顿宫廷（Hampton Court）显贵的茶会与赌博，在这个地方
一语名誉落。
诗人以他的才艺重叙牌局。当贝琳达低身啜饮时，健美的男爵剪下了她的秀发，逃遁无踪（这种抑扬格的律动清新动人），她深感愤怒，进而追寻并找着了他，将一口鼻烟喷在他的脸上：
忽然间，泪眼滂沱，
高耸的屋宇反响到他的鼻子。
这时，地精、体态轻盈之少女、火中之精灵，全都剪下这撮头发，予以拉曳，留下光耀的云彩，直到苍穹，忽而变成一颗彗星，比贝拉尼斯（Berenice）的头发还要闪耀。
这一切欢悦了伦敦的爵爷与淑女，俱乐部与咖啡屋。蒲柏发觉自己被欢呼为英国最聪智的诗人，其他所有的诗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他以疲惫枯燥的诗描写温莎森林（1713年），丝毫没有增高名声。在1714年得胜的维新党员，也未曾忘怀蒲柏在那首诗中为没落的前朝揭露他对天主教的同情。但是到了1717年，他又重振英名，获得观众的垂青。他将埃洛伊兹（Héloïse）及阿贝拉尔（Abélard）寓言似的通信用对句加以刻凿，埃洛伊兹自禁于尼庵里祝福去势的“阿贝拉尔”蔑视教会与国家的律法而重回她的怀抱：
来吧！如果你不惧怕，像你这般娇媚！
抗辩上帝，辩驳我心；
来吧！用沉沦的眼睛一瞥，
抹去天际每一丝光明的意念，
飞奔驰骋，从圣地攫取我，
助朋友们一臂之力，并将我从我主处夺走吧！
继而，她又以另外一种语气对他说：
不，逃离我，远至天涯海角，
升起阿尔卑斯山隔离我们！深海翻滚在我们之间！
啊！不要来，不要写信，连想也不要想到我，
亦无须你分担我为你悲痛情谊之万一。
但是她仍然深信，在她临终之时，他会悄至身旁，并不因为他是她的爱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牧师：
愿你站立在神圣的教袍下，
庄严的蜡烛在你手中战栗，
呈现十字架于我双睁的眼前，
即刻教训我，并知悉我之死亡。
蒲柏像当代的每一位诗人一样，梦想着写出一首英雄诗。他曾在12岁那年写过一篇，后来，在研读荷马的作品时，灵机一动，他认为可以将《伊利亚特》翻成似乎是他天生的语言之“双韵英雄诗”。他曾询及朋友，他们赞成了他的看法。其中一位朋友乔纳森·斯威夫特，将蒲柏介绍给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博林布鲁克以及其他政府首脑，希望能帮他找个维生的闲缺。这桩事没有成功，他转而从事争取预约，庶几维持这位新亚历山大扬威特洛伊一地。策略性地置身在谋官者与政府阁部之间，斯威夫特宣称：“英格兰最佳诗人是蒲柏先生，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已从事于翻译荷马的诗成英文诗，为此，他希望他们全部订阅，因为我需要有1000基尼的钱，作者才愿意将书付印。”蒲柏建议将《伊利亚特》分成4开本6册出版，每套价6基尼（约值180美元）。虽然价钱昂贵，仍普受热爱，订户多得书商伯纳德·林托特（Bernard Lintot）同意每册付给蒲柏200英镑，并且免费供给他许多本书，用以应付向他订阅的读者，有575户订阅户共购买了654套书，蒲柏译《伊利亚特》一书赚了5320英镑（大约14.896万美元）。英国历史上没有一位作家到那时为止能获取这么一笔庞大数目的金钱。第1册书包括4篇章，在1715年出版。它遭到了预期不到的竞争，因在同日，托马斯·狄克勒（Thomas Tickell）翻译的第一章也出版了。艾迪生赞美狄克勒的诗，蒲柏认为这其实是艾迪生的诗，他认为与他同时出版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于是他又将艾迪生列为敌人之一。
如果学识是唯一的考验，则蒲柏的翻译便不甚值得赞美。他并没有非常好的希腊文知识，而需借助学术的帮助；他以校对早期的翻译，并以拿手的抑扬格五音步的对句，重新组织而完成大部分的作品。当时尚存的希腊文学巨子本特雷（Bentley）批评得好：“蒲柏先生，这是一首好诗，但您不能称它为荷马之作。”对韵诗与其押韵的鼓音、对称的语句、子句以及对照格，阻滞了希腊六音步诗快捷而澎湃的形式。然而，在那些奇妙傲立的诗句里却有一股前进的宏伟以及语言之泉源。这些优点胜过了本特雷的微词，这一译作遂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而普受欢迎。约翰逊言道：“这是世上仅见最高贵的译诗。”托马斯·格雷声称，没有别的译文可以与之比拟。直到济慈（Keats）窥视了查普曼的荷马，以及华兹华斯（Wordsworth）之将英国奥古斯丁古典时代愉悦许多人的那种繁文矫饰的格调，呵为一场瘟疫之前，英国的评价，即如此这般。
蒲柏的《伊利亚特》在1715—1720年出版。其成功招来满门竞争的书商。书商中有一人要求蒲柏编纂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无视于他与莎翁聪智、艺术之罅隙冲突而愚蠢地同意了。他不耐辛劳地从事于这趣味不合的工作；结果于1725年出版，不久他便为当代莎翁泰斗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驳斥为不称其职。蒲柏乃在《愚人志》（The Dunciad,1742年）作品中将他钉上了十字架。
同时，林托特怂恿他翻译5卷《奥德赛》（Odyssey），给他每卷100英镑的代价，当时订约了819套书。但如今，他已缺乏年轻与需要的激励，厌于撰砌对句诗。他将一半的工作委诸两位剑桥学者，他们不久就学会模拟蒲柏的格调。蒲柏曾预告订户他将聘用助手代劳，但在出版《奥德赛》（1725—1726年）——远逊于他的《伊利亚特》——时，他只承认24本中的5本为助手之作，其实他们已翻译了12本。他付给他们770英镑，自己净得3500英镑，直觉到他以他的英名推销了这本书。这两部翻译使他经济独立。他曾说，现在要“感谢荷马”使他能“生活兴旺而不用投靠当今之诸侯王公”。1718年在特威肯汉（Twickenham）地方购置了一栋别墅，有一座5亩的花园斜伸至泰晤士河。他将花园设计成“自然”的格调，避免他行诗作对的古典规律。他说：“一株树是比穿着冠冕礼服的王子更为贵丽的东西。”他从房舍掘了一条地道穿过纷杂的公路而通入花园。这个“洞室”，他巧妙地饰以贝壳、琉璃、珊瑚、化石、镜子与方尖碑。在那凉爽的隐庐里，他款待许多闻名的朋友——斯威夫特、盖伊、康格里夫、博林布鲁克、阿巴思诺特（Arbuthnot）、蒙塔古夫人、卡罗琳公主以及伏尔泰。蒙塔古夫人是他的邻居，住在他们俩所谓的特威特南（Twitnam）。博林布鲁克就住在附近的道利（Dawley），离伦敦只有2英里远，可驾轻舟摇荡于泰晤士河上，更近处则有里士满（Richmond）地方的贵族宫廷、汉普顿宫廷及奇乌植物园（Kew）。
阿巴思诺特博士的《英国民族史》（History of John Bull，1712年）赋予英格兰性格与英名。他加入斯威夫特、康格里夫、盖伊以及蒲柏诸人有名的斯克来布勒俱乐部（Scriblerus Club，1713—1715年），致力于谈笑嘲弄各种夸口与愚谬。他们所谈笑的对象都被增添在蒲柏日渐膨胀的敌人之列。蒲柏与蒙塔古夫人有着半真实半文学的罗曼史，后来却成死敌。斯威夫特有时与蒲柏一起，如在出版《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年）时，两个互相交换恨世观以及显示他们在互相维护之下的体贴之一些书信。蒲柏之结识博林布鲁克大约始于1713年，他们渐渐发展成为哲学上彼此的卫士，他们全力互相恭维。蒲柏说：“我认真地认为在这伟人的身上一定孕育着什么东西？这东西似乎被从高一等的天体错置在此。”而博林布鲁克在蒲柏临死前亦曾言道：“我认识他这30个年头，因他的爱而感到自傲。”其实，他那时已哽咽难言了。
传统与有时是自己笔下所描写的好争、诡诈、卑鄙而虚荣的这位诗人，一定有某些可爱之处，我们应该常常记住，他因他的体型缺陷而终日感到羞辱是可以原谅的。他早年时有姣好的脸孔，欢愉的个性。仅仅他眼神的生机就可使其脸孔经常吸引着人。但是，随着他的长大，脊背的弯曲也愈来愈甚而增痛苦。他曾描述自己是“一双长脚与长臂的活生小巧的生物，如果说他是一只蜘蛛，一点也不是他恶邪的表征，远处看他会误认他为一座小风车”。（这令我们忆起可怜的斯卡龙[Scarron]）。在用餐时，他为了与人并坐，必须像孩子一样，用高椅支撑。他几乎经常需要侍候。若没有人随侍，他不能自己上床或起床，不能自己穿卸衣服，也难以维持身体的洁净。起床时，他需要仆人将他套在硬挺的帆布束身里，才能自行坐起。他的腿纤细得需要穿上3双袜子借以增加厚度并保暖。他对寒冷相当敏感，因此，他在粗暖的麻布制成的衬衫内穿上“一种毛皮束衣”。他几乎不能领略健康的热力。巴瑟斯特公爵（Bathurst）说他一个星期有4天头疼，其他3天则害病，理查森能够绘出这么一幅精明而敏锐的蒲柏肖像真可叹为奇迹。但是在鲁比亚克（Roubillac）的雕像中，我们可以看见折磨心灵的那种弯曲的身子。
我们难以寄望这样一个人能够脾气温善、彬彬有礼、欢愉仁慈。他一如其他残疾者一般，变得容易动怒、跋扈、忧闷。他难得抿嘴一笑。他虽然没有任何身体的吸引力，却为自己的地位、知识而感到骄傲。像一只软弱或伤残的动物，也像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他变得规避、诡谲而狡诈。他迅即学会撒谎，甚至欺蒙朋友。他谄媚贵人，但不屑写作欺媚的文辞。他勇于拒绝其所轻视的政府所赐予的一笔养老金。
在私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蒲柏某些可贵的气质。斯威夫特称之为“我所认识或听到的最尽职守的人儿”，对母亲之孝道是他困扰的精神中最为纯洁而持久的情操。他在母亲91岁高龄那年写道，母亲每天的陪伴，使他无感于缺乏家庭其他的亲爱。他的性道德实际胜于言辩。他的身体不适于私通，但其口舌与文笔可能代为满足。他写给他心目中的两位女士的信也放荡得只有娼妓才能忍受。但其中有一位马莎·布朗特（Martha Blount），向这位羸弱的诗人表现出热情，而被误传为私通。1730年，他描述她是“这15年来，我每天与之消磨三四小时的朋友”。在他早临的老年，他变得依赖着她的热爱而生活着，他也遗留给她几近全部的实质财产。
由于经常自觉于身体的缺陷，他对于批评他性格或诗的每一个字都会倍感锐利。这是个充满着复仇火焰的文学论战之时代。蒲柏以滥骂还滥骂，有时文辞甚至不宜付梓。1728年，他将他的文敌与批评他的人齐集在他的诗栏里，然后在他最有力而难驯的作品里乱射其愤怒之箭。这部作品是匿名的，但是整个富于文学气息的伦敦城，却从作品的风格中看出作者的真名。步德莱登的作品《马克·弗雷诺》（Mac Flecknoe，1682年）艰苦的路途之后，蒲柏的“愚人”呼叫文丐街的文士是以西奥博尔德为国王的笨拙宫廷（Court of Dullness）的愚人之首。他哀悼雷恩及盖伊之死，哀悼斯威夫特过着爱尔兰式的流亡（Hiberniating exile）。斯威夫特临死前，在都柏林教堂就像“洞中被毒的老鼠”一般。至于其他诸人，他只视他们为唯利是图、毫不雅致的庸才。西奥博尔德、丹尼斯、布莱克莫尔、奥斯本（Osborne）、柯尔（Curll）、西伯（Cibber）、奥尔德米克森（Oldmixon）、斯梅德利（Smedley）、阿诺尔（Arnall）等人陆续受到批评、嘲骂与污秽的报酬。诗人，也许以这个无能的属性，对于脏秽倒具有才分。
经由诗人萨维奇的口中吐露，在后来的版本中，蒲柏愉快地说道，在初版的那一天，一群作家如何围攻书商，用暴力威胁书商不准他出版这部诗。这又使得大众如何更加贪得这本书，又如何一版接一版地销售一空；又这些受害者如何组成俱乐部协商报复之道，以及烧毁其小蜡像。丹尼斯的儿子携了棍棒准备殴打蒲柏，但被巴瑟斯特公爵劝阻。从此，蒲柏在散步时随身携带两支手枪以及大犬。有好几位受害者以出版小册子应战。他及朋友们遂着手（1730年）创办《文丐杂志》，继续抗战。1742年，他又出版《愚人志》的第4册。在书中，渴求新对手的他，对于学究与自由思想家，旋复展开攻击。这些人夸口道：
我们尊贵地取道高耸的第一大道，
直至我们怀疑上帝时，理性便趋没落，
让“自然”仍旧依附他的计划；
尽我们所能远离他……
或是一跳跳出他所有的戒律；
使神成为人们的形象，而人为最后因；
发现美德褊狭，鄙视所有关系；
端凭自我，天为我生；
一切不似我理性矗然确切，
一切不似灵魂与意志之可疑。
显然，蒲柏业已深入哲学，不仅只与博林布鲁克研习。休谟具有消解力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1739年问世，在《愚人志》第4册出版前3年。有些迹象显示这位子爵业已将沙夫茨伯利的自然神论传给这位诗人，而更益之以世界的智慧。博林布鲁克说，你的讽刺文及琐屑的作品已经足够了，将你的诗才转向神圣的哲学吧！沃顿（Joseph Warton）说道：“巴瑟斯特公爵一再向我保证，他已详阅了博林布鲁克手抄的整卷《论人》（On Man）一文，并还汲取了蒲柏行将谱成诗文与阐明的一连串命题。”蒲柏似乎已经写成这些文字，甚而使用了这位贵族怀疑论者特殊的语词，但他加上了他基督教残存的一些信念。因此，他发刊《论人》一文，1733年2月发刊第一书。是年稍后又发表了第二书与第三书，1734年发表了第四书。不久，这些作品被译成法文，许多法国人欢呼其为一部结合诗与哲学的最灿烂作品。
今日，这篇文章主要是以人人知晓的诗行而传之于世。让我们公平对待蒲柏，而在他艺术与思想的背景里看看那些诗行。他以顿呼博林布鲁克起首写道：
觉醒吧！我的圣约翰，
将一切鄙事留给各国王低贱的野心与骄矜。
让我们（因为生命除了仅只环顾周遭，继而逝世以外，
鲜能多添一些什么）自由翱翔在人类的这一切戏幕之上；
一座宏伟的迷宫，而非没有计划……
让我们一齐战胜这广阔的园地，
该笑的笑，该坦率的坦率，
但向人类辨明上帝之路。
当然，这是莱布尼兹的《神圣论》及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回响。蒲柏接着警惕哲儒们不能幻想或假装了解——“能够以偏概全吗？”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理性有限，而我们的未来不可知：
你的暴乱注定了这只羔羊今日流血，
它若有你的理性，它会蹦跳游玩吗？
它欢悦至终，啃吃如花之食物，
吮舐刚刚举起流它鲜血之手。
这里蕴藏着隐秘的悲观主义，希望只能经由无知而存在：
谦恭地寄望，那么，用战栗的羽翼翱翔；
等候一代大师，崇爱死亡与上帝，
他给予你何种将来的福分，非你所能知，
但给你那丝希望成为你现下的祝福。
希望在人的胸怀里永远跳跃，
人类绝非现在，而是经常将行有福。
我们看不出生命显然不公的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大自然并非仅只为人而设。上帝的安排是万物为万物而非仅是万物为我。蒲柏描写“庞大的生物连锁”存在最低等动物中，经人类、天使而到上帝之间，他信守这个神圣的秩序，而不论其如何隐秘而不为人所知：
所有的自然只不过是艺术，为你所不晓；
所有的命运、方向为你所不见；
所有的不调，谐和难以了解；
所有的事物有部分邪恶，但普遍善良，
虽然骄纵，在犯错的理性之轻视中，
有个真理明晰易晓，不论什么，什么便对。
第一课知性的谦逊，而后是帕斯卡（Pascal）的庄严回响：
了解你自己，勿推上帝窥视，
人类的适当研究范围就是人类自己。
在这中段的地峡上摆上，
一种阴郁聪智，鲁莽伟大的生物……
真理的唯一裁判，抛入无穷的错误之中；
世界的荣耀、嘲笑与难解之谜！
在这些人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同意说“行动的源泉——自爱——支配着灵魂”，这里，理性也需要参与指挥，平衡我们的感情，以免使我们蹈入恶境，因为
罪恶是如此骇人的怪物，
它虽为人所憎恨，却无法避免碰到；
但若经常碰到，熟悉其面目，
先而忍受，而后怜悯，最后则予拥抱。
这些情欲虽然都是自爱的模式，却是天造地设的一部分，可能会归于甚至对我们盲目的幻想有益的终结。因此肉欲延续了种族，相互的利益形成了社会。虽然国王、教条曾经用人血玷污过历史，但是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乃是显然的益处：
政府的形式且让愚人去争执，
管理最善者即是最好的政府，
信仰的各种形态，且让粗率的狂热者去争斗，
凡生命在正途者，必然不错。
《论人》一文第四书讨论到幸福，作者极力与善相比拟。如果好人遭遇不幸，恶人有时腾达，这是因为：
宇宙之因，
非以部分，而以一般法则运行；
神主宰全盘，但留下部分予自然法则与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中有些人埋怨财产不均是不幸的来源，但是阶级的区分却为政府所需：
秩序是天上第一法则，这正说明
有些人是，而且该是比其他人伟大。
这不像6月天气一般的明朗，但对（或去掉对字）博林布鲁克子爵还能说些什么呢？虽然自然与天赋的不平等，但幸福是平均分配的。穷人有如帝王一般快乐，富有的恶人并不见得快乐，他们拥抱自己的所得，却深感世人的轻蔑。正义的人虽身处不公，仍然有一颗平和的心灵。
《论人》最先给我们的感触是其无比简洁的文体。蒲柏说：“我选择诗体，因为我发觉我能够比用散文更简要地把它们（观念）表达出来。”没有人——甚至莎士比亚——能比得上蒲柏，在一个小房间里搜集无限的财富——至少可观的意义。在此652对句诗中比《新约·圣经》以外的任何相同范围的文学更富有可资纪念的诗句。蒲柏知道他的限度，他清楚地否认思想的独创。他打算用节略艺术来重新厘清自然神教与乐观哲学，结果成功了。在这首诗里，他至少暂时抛开他的天主教教义。他把上帝仅作第一因看待，上帝并未施展“特殊的神力”去帮助善人避免恶人的诈骗。在这一体系里，既没奇迹，也没天主赐予的《圣经》，堕落的亚当或赎罪的基督，只有一个对天堂的模糊希望，但没有言及地狱。
许多批评家攻击这篇诗为赋上诗韵的人文主义。“人类适当的研究对象乃是人类本身”，解释了人文主义某一层面的意义，并且似乎凿沉了一切的神学。这篇《论人》一诗译成法文之际，立刻受到一位瑞士籍牧师克劳萨斯之攻击，后者辩称，蒲柏已将上帝弃置在本欲对人类辩明上帝之道的一首诗里的侧轨之上。除了有影响力的威廉·沃伯顿以外，没人前来为蒲柏辩护，以抗拒这种外国的攻击。这篇诗，担保了未来的主教，是一无瑕基督徒虔诚的作品。为了平息教士的愤怒，蒲柏于1738年出版了一篇可爱的赞美诗《宇宙的祷者》（Universal Prayer）。正统之士并不十分满意，但风暴平息了。在欧洲大陆上《论人》一文受到夸张的欢迎。“依我看来，”伏尔泰评论道，“此为以任何文字所曾写出之最卓越、最有益、最高尚的教诲诗。”
1735年蒲柏以《致艾布斯诺特博士书》（Epistle to Dr.Arbuthnot）为一册讽刺诗作序，为其生活与作品辩护，因而树立了更多的敌人。这就是著名的描绘艾迪生为阿提库斯（Atticus），以及残酷的揭发双性的哈维爵士（Lord Harvey），他曾犯过错称蒲柏“如其心般冷酷，如其生般卑贱”。蒲柏在显示诗人最好与最坏的诗行中将他描摹成史泼洛斯（Sporus）：
什么？那丝样的东西，
史泼洛斯，那只不过是驴奶的白乳？
讽刺或意指，啊呀！史泼洛斯可感觉到
谁在车轮上粉碎一只蝴蝶？
我来扑走这只镀金翅膀的小虫，
这着色的脏孩子，发臭又刺人……
他是否说着文饰的无助，
提词人呼吸时，傀儡尖声大叫；
又或，在夏娃耳边，亲密的蟾蜍，
半吐沫，半毒液，到处乱喷，
在双关语，或政治，或故事，或谎言上，
或怨恨，或猥亵，或脚韵，或咒骂，
他的智力一如跷跷板，在这与那间，
一下高，一下低，一下控制着，一下放弃了，
他本身就是个可厌的对比。
两栖的东西啊！扮演着任一角色，
浅陋的头，或败坏的心，
梳妆台边的花花公子，餐桌边的谄媚者，
一会绊倒一位淑女，一会傲视一位爵爷。
蒲柏颇以其敏于如此暗算为傲——
不错，我骄傲；我理当骄傲地看到
人啊，不畏上帝，却畏惧我。
他宽恕他的怨恨因为时代为愚昧的胜利所威胁，需要一只毒蝎来刺激知觉。但1743年他推断自己被打败了。在《愚人志》最后修订本中，他绘出一幅强有力的画面——多恩以米尔顿式的语调预感宗教、道德、秩序和艺术陷入普遍的黑暗与衰颓中。鲁钝女神，高高在上，对着垂死的世界打着哈欠：
她来了！她来了！黑貂皮的宝座看着
原始的黑夜与古老的纷乱！
在她跟前，想象的镀金云朵衰退，
所有变幻不定的彩虹消逝……
一颗接着一颗，在可怕的美狄亚（Medea）压力下，
令人发晕的星星消失于天上的原野……
在可觉察她的逼近中，秘密，
技巧地离去，一切便入黑了。
望着潜伏的真理逃向她古老的洞穴，
高如山的诡辩堆叠在她头上！
哲学，过去倚靠着天堂，
退缩到她另一个动机，不再存在了。
形而上学的物理（科学）乞求自卫（对抗休谟？），
而形而上学要求理性的支援（洛克？）！
望着奥秘飞向数学（牛顿？）！
徒劳啊！它们凝视着，晕眩了，叫嚣着，消隐了。
宗教赧颜着遮掩她的圣火，
不知道道德死去……
看啊，你那可怕的帝国，纷乱！恢复了；
光在你那不存在的字前消灭；
你的手，伟大的叛徒首领，降下帷幕吧，
让宇宙的黑暗埋葬一切。
也许他错把己身的颓废误为宇宙的衰败。55岁时他已濒于垂暮之年了。水肿使他不良于行，哮喘使他难以呼吸。1744年5月6日，他陷入精神狂乱中，从此他不时发作。有一次他表达了来生的信心。一位天主教友问他是否需唤来一位教士，蒲柏答道：“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但也对，谢谢你提醒我。”他死于5月30日，“那么平静”（若我们可信任约翰逊的话）“使得随侍不能辨识他去世的正确时间”。身为天主教徒，他没有资格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葬在特威肯汉双亲墓旁。
他是位绅士吗？不。他詈骂之怨恨分担了毒化18世纪前半英国的文学气氛。他肉体上的痛苦产生了尖酸刻薄，剥夺他被覆在仁慈上的力量。他是位天才吗？当然。不在于思想，那是他借来的，而在于形式，他以其型格使之完美。萨克里称他：“世上仅见的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以言词之巧妙，措辞之精练，箴言之丰富，他遂成为当代的典范。法国人甚至接纳他为那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伏尔泰敬重他，并且在《谈人》（Discours sur l'homme）一文中模仿他。30年来——比任何一位诗人还长——他是英国韵诗的权威，并且30多年来他是英国游唱诗的典范，一直到华兹华斯宣示了另一时代的来临。
对今日我辈，虽在闲暇时匆度，蒲柏之呆板裁成，或升降“有如一跷跷板”的双行体诗，具有一潜藏的美德，周期性地以隽语激励我们。甚至辉煌的《论人》一文仅在音步与押韵上是诗，它的技巧太露痕迹。这位艺术家已忘了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劝告以隐藏他的技巧。他也忘了贺拉斯关于一位诗人必须在表达之前先有感情的警告。蒲柏察觉了，但多半蔑视与恶言相向。他缺乏对高贵举动或女性优雅的美感。他的想象力在对陈旧思想寻求适当，尖刻、浓缩的字句中枯竭了，无法获得理想的形式以激励伟大的诗人与哲学家。唯有他的怨恨增添其翼。
他保持了英国“奥古斯都时代”主要的诗象征——此时代的范围可以以其一生（1688—1744年）立界限。英国精神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与伟大时代的法国戏剧不断茁长的亲密关系；贵族政治——阶级统治大众——在言词、举止、文雅的字汇和自若的态度上之影响力；伊丽莎白时代的奢浮与清教徒似的与上帝交谈后理性与现实的反应；复辟时代法国规范之移转至英国；科学与哲学之新声望；所有这些在贺拉斯与布瓦洛的古典规则下共同带来英诗盛行的形式。一个批评的时代继踵了空想的时代。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侵犯且润饰了散文；如今在文艺全盛时代的英国，散文贬降且褪色了诗。在英国语言上此“新古典”文学的征象亦好亦坏：它给予新的精确，明晰与优雅；它丧失了伊丽莎白时代语言的活气、力量与亲切。原有独特的、奔放的个性与表现屈服于添加的秩序，迫使了生活上的一致与文学上的格式。青年成了中年。
这新古典风格仅表现了英国生活的一部分；对反叛、伤感，或理想的爱情它已无余裕。甚至当蒲柏全盛时，有许多英国诗人呐喊着反对造作与论理，从理性转向自然，并在感情、惊奇、想象、忧思、悲望上找到了发泄。正当英国古典时代的巅峰时期，浪漫运动肇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