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
在这半世纪以来伦敦的剧院做了些什么？它们主要是芝瑞巷（Drury Lane，自1733年始）和可汶园（Covent Garden）剧院；在林肯郡的客栈场（Inn Fields）和善人场（Goodman's Fields）有小型剧场；干草市场（Haymarket）有喜剧的小型戏院（Little Theatre），歌剧的陛下戏院（His Majesty's Theatre）；大体来说，伦敦拥有比巴黎多两倍的剧院。表演在下午6时开始。自王权复兴时代起观众已改变了品味；“社交圈”如今已自戏剧退到歌剧。偏爱或有钱的听众仍坐在舞台边。“池座”与楼座几乎可容纳2000人；在那儿中等阶级占优势，且以其掌声决定戏剧的接纳与优劣；从此中产阶级展开了与浪漫主题不断上升的竞争。女人扮演着所有女性的角色，且振奋起男性的精神；就此开始了著名女伶人如凯蒂·克莱夫（Kitty Clive）与佩格·沃芬顿（Peg Woffington）的全盛时代——贺加斯将其入画，而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将其编入小说中。
“演员的第一、重大、主要的情绪，”加里克道，“是在进食。”他们喜欢在剧中添加性爱。菲尔丁的亚当斯牧师道：“除了艾迪生的戏剧，与斯蒂尔的《羞怯的爱人》（Conscious Lovers）外，我从未听说任何剧本适合基督徒阅读。”然而，菲尔丁自己创作淫秽的喜剧。伏尔泰描述英国的剧院为“不正经”。约翰·伯纳德爵士于1735年时诉请下院对剧院稽查，声称“英国现在过于沉溺于淫荡与懒散的消遣中……意大利阉人与女子之薪资竟与财政大臣的一样多，这震惊了全欧洲”。不道德的布景与台词依然未见改善，但是菲尔丁与盖伊将剧院当成政治讽刺诗的工具，攻击罗伯特·华尔波尔与乔治二世时，一位阁员，一向容忍着敌对，透过议会通过了许可法案（1737年），指示宫内大臣严格执行戏剧演出的授可。于1843年修正之此法案，一直是英国的法律，但非常宽容地实施着。
在《百科全书》里狄德罗偏离其道赞赏了1731年作于伦敦的一出剧《伦敦商人》（London Merchant）。此剧吸引了狄德罗，因它标示了中等阶级的悲剧之首次引入英国剧场。法国古典剧已确立了悲剧属于贵族的原则，若降格至中产阶级之布景，将丧失社会地位与尊严。乔治·利洛（George Lillo）作了双重冒险，他将悲剧带入商人家中，而且以散文写出。梭罗古（Thorowgood）这位诚实的生意人，主张“我们职业的尊严”，且确信“就如商人之名绝对贬抑不了绅士，它同样也绝不排斥他”。这是一位商人的学徒因一位诱人的娼妓而堕落的情节，主题饰以道德的训诫并卷入感伤中。它受到中等阶级的喝彩，他们欣喜地看到它的高洁与理想展示在英国舞台上。狄德罗悦纳它，且在介绍本国悲剧与中产阶级运动中仿效它。莱辛（Lessing）在《莎拉·桑普森小姐》（Miss Sara Sampson，1755年）剧中采用它的语调。中等阶级在文学正如在政治上显露了锋芒。
在苏格兰，约翰·休谟使戏剧即将盛行。他因写作且出版《道格拉斯》（Douglas，1756年），当时最成功的悲剧，触怒了他的教师同事。约翰的堂兄大卫·休谟，在激情奔放中几乎不成其为怀疑论的哲学家，欢呼他为“索福克勒斯与拉西纳真正的门徒”，他很可能“及时为英国剧场野蛮的非难辩护”。加里克拒绝此剧时，休谟、凯姆斯爵士（Lord Kames）——即亨利·休谟，与苏格兰教士中的“稳健派”安排它在爱丁堡演出，大卫还充当售票员。此事件对约翰·休谟与休谟全家，以及对苏格兰其余地方来说是一大胜利，因为约翰·休谟已将古老的苏格兰民歌改变为带给苏格兰人双眸愉悦眼泪的爱国剧。我们必除去苏格兰教会之爱丁堡长老会，它抨击霍谟为衣冠禽兽，且提醒他“基督教堂一直以舞台剧和演员供娱乐的见解不利于宗教与道德”。亚历山大·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对约翰·休谟与另一位牧师参加演出的控告正式提出了。大卫·休谟澎湃着血缘情分，将他的《四大论文》（Four Dissertations）献给他的堂弟，且写了篇激烈偏激的诉状。约翰辞去牧师职，到了伦敦，促成他的《道格拉斯》上演，以佩格·沃芬顿领女性首衔（1757年），在那儿也赢了场胜利。苏格兰人聚集来喝彩。在伦敦首映结束时一位苏格兰人叫嚷：“噢，呸！弟兄们，你们认为你们当今的莎士比亚如何？”这剧今日看来已如艾迪生的《卡多》般沉寂了，当时却时演时辍达一个世纪之久。1784年西登斯（Siddons）夫人在爱丁堡演出时，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大会不得不错开她公演的日子，以安排所有重要的事。这段时期伦敦剧场最令人欢欣的成功在于《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约翰·盖伊刚开始时是一名商人的学徒，不久升为克拉伦登（Clarendon）伯爵的秘书，再成为史克瑞勃洛斯俱乐部（Scriblerus Club）最有活力的会员之一。蒲柏描述他为：
举止文雅，感情温和；
机智的成人，单纯的小孩；
以自然的幽默缓和了善良的愤怒，
立即转为喜悦并讽刺了年岁。
1716年盖伊以《琐趣或漫步街头的艺术》（Trivia，or 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扬名。马车车轮碾在铺石地上的轰隆声，以鞭子和腔调驱策着马的车夫，负载着鱼往比林门（Billingsgate）的少女，“帕尔马尔”街花哨的姑娘倚在情人臂弯里的宁静，街道上迂回前行的路人，以“令人不察的手指使你的口袋轻巧”的文雅小偷，“以友善的灯光教导你蹒跚的步伐正确踩踏”，并导引你回自家门口的魁梧巡夜人：《琐趣》对那些愿意看到1716年伦敦的人提供了所有这些与更多的事物。
1720年盖伊的《诗集》（Poems）出版了，带给他预约金1000镑；这些钱他在南海公司的破产中损失了。蒲柏与其他人援助他，但1728年他以《乞丐的歌剧》重新崛起。引言介绍了乞儿，乞儿介绍了歌剧。此剧以培岑唱的一首歌谣展开，他（就像乔纳森·怀尔）揭发偷儿以装作守法（当他们拒绝供应他时），但他实际上是个赃品掮客。他称自己为诚实的人，因为“所有职业彼此流换”，且为贪财而变动。由于他的女儿波丽与一位勇敢、英俊的强盗马奇斯队长（Captain Macheath）恋爱或许结婚的事实，他的事务被搞得一团糟。这事妨碍了他利用他女儿的魅力以驾驭买主、卖主与官员。培岑夫人恢复其信心：
为何我们的波丽必须，实实在在的，不同于她的性别，只爱她的丈夫，而且为何我们波丽的婚姻，不同于所有人的观察，使得她较少被其他男人追求？所有男人在爱情上是小偷，更喜欢属于别人财产的女人。
然而，培岑夫人警告其女儿：
你知道，波丽，我并不抨击你以商业方式玩弄顾客，或泄露个秘密等等；但若我发现你扮演了傻子，且结了婚，你这个女人，我将割断你的喉咙。
波丽在歌谣中为其婚姻辩解：
爱情可被劝告所支配吗？
丘比特会服从我们母亲吗？
虽然我的心如冰般冻结，
在他热情下已溶化了。
他吻我时，抱得好亲密，
它那么甜蜜我想必已顺从；
我想最安全最妥善的
就是结婚，但唯恐你责骂。
培岑激怒了；他怕马奇斯杀他，而他的太太通过波丽继承他们的财产。他设计将马奇斯出卖给国法，让他稳当地吊死。马奇斯出现了，以压力安慰波丽，且保证从此他将只纳一妻：
我的心无拘无束
像蜜蜂般漫游，
直至波丽回报我的热情；
我啜饮每一朵花儿，
我每小时都在转变，
但这儿每朵花结成一体。
她恳求他发誓若被放逐，他将带她一起走。他发誓道：“有什么力量……能使我离开你？你很可能从朝臣处移走养老金，律师处移走诉讼费，镜子上移走美丽的人儿。”然后他们加入动人的二重奏中：
他·我若被安置在格陵兰的土地上，
以我的臂膀拥抱着我的情人，
温暖于永恒的严寒中，
半年之夜将很快度过。
她·我若被卖到印度的土地上，
火般的白昼终了后不久，
我可嘲笑闷热的辛劳，
依靠在我爱人胸膛上时。
他·我将终日爱你，
她·每日亲吻嬉戏，
他·与我在一起你将喜爱漂泊，
她·越过山丘，到遥远的地方。
她告诉他，她的父亲计划将他提交给国法，她悲伤地嘱咐他暂时逃避。他离去了，但停在一间酒馆内给他的帮手一些抢劫的指示。他们离去时他与酒馆的女人跳舞戏耍；培岑早已贿赂她背叛他；她爱抚他时偷走了他的枪，然后召来了警官；下场布景中他下入纽盖特狱中。那儿波丽与他其中一位太太为了他而争论。他们释放他，但他再度被捕而且送上了绞架。途中他以一首歌安慰他的女人：
那么再会了，吾爱——亲爱的爱人们，再会了！
我满足地死去——这对你们较好。
此刻结束了我们余年的争吵，
以此方式，很快地，我取悦了所有的妻子。
乞儿——作者现在出现了，骄傲着让罪恶遭到应得的惩罚，如在所有高尚的剧中一般。但一位演员抗议道“歌剧应快乐地结束”（习俗是怎么样的改变了！）。乞儿屈服了，从一陷阱中将马奇斯救出，给他波丽而造成另一个陷阱。所有的人围着这对跳舞，而队长不禁怀疑他是否遭到了比死更坏的命运。
盖伊幸运地得到约翰·佩普施（Johann Pepusch），一位住在英国的德国作曲家的效劳。佩普施从古英国风中挑选了盖伊的民歌音乐，结果令人难以抗拒。虽有腐化与虚伪的讽刺，在林肯郡的客栈场剧院中（1728年1月4日）参加首演的观众反应热烈。此剧连演了69天，真是史无前例；它在英国主要市镇上演了很久；直到今天它仍在两个大陆上公演，且拍成我们时代中最令人愉快的影片之一。扮演波丽的女演员成了放荡的纨绔子弟的目标与沙龙里的宠儿；她的自传与照片大量售出；她的歌曲被写在扇上；她与一位公爵结婚了。但一位高教牧师（High Churchman）抨击盖伊让强盗成为英雄，而且不受惩罚地离去。盖伊试着以波丽之名制作一部续集时，宫内大臣拒绝批准。盖伊将其出版了，它销得极好，且从《乞丐的歌剧》所得之款可喜地增加（如一句富于机智的措辞所言），此剧使盖伊富有，使剧院经理里奇（Rich）愉快。胜利后4年，疝痛带走了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