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中产阶级现在在国家里已经强大起来，除了那些需要家世显赫才能担当的部长职位以外，其余的空缺皆由中产阶级填满。他们乃是整个官僚政治的主干，经济界的自然淘汰，削锐了他们的机智。他们远较那些未经驱策、懒散不堪、无所作为的贵族子孙要熟练与能干得多。在地方议会与政府中的朝服贵族，无论就出身与性格而言，都属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治理自治村、40个行省，控制国防、供应、交通各部，照管矿场、道路、桥梁、河流、运渠与港口。贵族虽然充任军队中的将军，但是他们在战场中却遵照着巴黎那些中产军师的策划。19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政府形态早在18世纪就已具备了雏形。
法国政府一般虽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政府，但它也有若干严重的缺点。它是过分的中央集权，势力弥漫而细琐，以至于扼杀了地方的主动与活力，而且在命令与报告的下达与上呈间耗费了过多的时间。与英国相比较，法国政府太过于窒息专利。人民聚会遭受禁止，除掉细微的地方事务，一概不举行人民投票，更没有制衡王权的议会存在。路易十五以忽视政府而改进政府。他授权各部长可以发布封口信件（译按：尤指逮捕密令），但此一权力时常被滥用。有时候，这类“封口信件”的确也可以由于免于行政程序的琐碎（官样文章）而加速政府的行动。路易十四的一封密封信件在1680年建立了法兰西喜剧院；有些密封信件不经过可能暴露私人悲痛的公开审判，而即席下令拘禁一个卑鄙分子，以拯救一个家庭的名誉；而有些此类信件，像伏尔泰第二回之留在巴士底狱，可以阻止一个可以被原谅的愚人完成他的愚行。有好几个案例，是应一位感到失望的父亲（就像那年老的米拉波[Mirabeau]）之要求，借以教训一个不驯服的儿子。这些监禁都温和而短暂。但是也有些极为残酷的情形，就像诗人代佛日（Desforges）因指责政府把詹姆斯二世之孙爱德华逐出法国而被禁闭在铁笼6年的案子。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位一般而言尚称正确的格里姆（Grimm）的话，法国政府对莫里斯·德·萨克斯（Maurice de Saxe）在战场上的胜利感激得居然向诗人查理士·法瓦尔（Charles Favart）送了一纸封口信件，而要他将太太列入萨克斯妾侍的名单。平民对贵族的任何侵犯以及对政府的任何大批评，都可能惹到一纸封口信件，而在无审判与明白理由下被拘禁。这些独断的命令在18世纪逐渐惹起普遍的不满。
法国法律之迟缓，一如其行政之进步。省与省之间，法律俱不相同，使得人们追忆往昔各省份的隔离与自主。在法国不同的区域，一共有350种不相同的法律体系。柯尔伯曾未成功地试图依照1670年的刑事法来系统化并确定法国的法律，但即使他的法典也是含糊不清的混合着中古与现代，日耳曼与罗马以及宗教与民事的各种法规。新的法律经常在国王需要的时刻制定，通常经过内阁大臣的催促，而只匆匆检查其是否与现行法律一致，即可成立。处在特殊场所与情况的公民，很难发现法律为何物。
刑法在各郡由骑马的警察执行，而在大都会里则由市警执行。巴黎的警察是由阿尔让松精明地加以组织与训练而成。他不但养育一些闻名的儿子，而且自1697到1718年担任副警察总监，因为他貌似恶魔而赢得了“凶神”的绰号。但不论如何，他是巴黎罪犯的克星，因为他知道罪犯的巢穴与伎俩；然而，圣西蒙向我们肯定地说，他“充满着人性”——是《悲惨世界》之前的一位朱贝尔（Joubert，译按：1754—1824年，为法国散文家与道德家）。
被捕的嫌疑犯在审判前遭受拘禁，其情况与服刑者几乎全然相同。他可能像让·卡拉斯（Jean Calas）一样，经年累月地被加以锁链及遭受精神折磨，处身污垢而日受疾病威胁。如果他想逃亡，则财产将遭没收；如果被控以重罪，则将不允许与律师联系。那时既无人身保护令，也无陪审团审判。证人分别私下受讯。如果法官相信嫌疑犯有罪而无足够证据予以定罪，则法官得加拷问，迫使承认。此一司法拷供在路易十五时代，在次数与严苛上虽已没落，但直到1780年仍为法国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刑罚自罚金到肢解身体，无一不足。商业上的欺诈，通常处以枷刑；偷窃及其他小罪则当他们被绑在车尾游街示众时予以鞭笞；如果是仆人偷窃，则可能被处以死刑，但是雇主很少诉用此条法律。被处以发往战舰充任划手之刑已在1748年正式废除。依法当处死刑的包括许多不同的罪行，其中有行妖术、亵渎神圣、乱伦、同性恋行为与兽行。砍头与火刑已不复通用，但是处死可借拖拉肢解受刑者，抑或把罪犯横缚绑在车轮上，而以一支铁棒断其四肢以加重残忍的程度。我们听说：“人们，尤其是巴黎人，总是高兴地期待着死刑的执行。”
司法机构几乎也与法律同样复杂。在各乡区，有数以千计的封建法庭来执行地方法律，这些法院乃由封主任命的法官予以主持，它们仅能处理轻微案件，而不能处以高过低额罚金的任何罪刑，并且还可上诉。但是农民发现，与贵族对打而欲胜诉，既难且贵。在这些封主法院之上的则是监护与执事法庭（庄园管家在法庭中可代表主人）。许多城镇还有社区法院，在这些较低法院之上的是主席法院（Presidenl Courts），执行皇家法律，国王也可为特别目的任命特别法庭。教会在宗教法庭依宗教法审判教士。律师蜂拥围绕着各级法院，而从法国人之热衷诉讼中牟利。法国的13个主要城市都设地方议会（Parlements），其中包括法官，而充当这些城市与其邻近区域的最高法庭，巴黎的地方议会，即包括了几近法国1/3的区域。每一个地方议会都声称，除非他通过、接受并予登记国王与政府的诏令，否则不能成为法律。王家国务会议从不承认此一声明，却经常允许地方有抗辩权。法国历史的阴沉部分，即常牵涉到这些地方议会与国王间的争论。
处于巴黎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是各部大臣与朝廷，所有各部大臣合起来构成国务会议，朝廷则由各部大臣加上那些贵族、教士、抑或提拔给国王的杰出平民以及这些朝臣的助手、仆从组成。严格的外交礼节显出每一个朝臣的地位、资格、优先权、特权与责任；一项繁复而详尽的礼节法典减少了摩擦，却加重了几百位傲慢忌妒的个人性命之负担。大事铺张的各种庆典缓和了宫廷例行公事的单调，并使得朝廷弥漫着一种不可缺少的神秘。朝廷中最受喜爱的娱乐是闲谈、吃喝、赌博、打猎与通奸。据那不勒斯大使报告：“在法国，人民9/10死于饥饿，而剩下的1/10则死于不消化。”赌博输赢之大，令人咋舌。为偿还债务，朝臣们将他们在朝廷的影响力出售给喊价最高的人。如果不用相当数目的金钱贿赂某些廷臣，则没有人能得到一个官职或是特权。几乎每个朝臣都有个情妇，而他们每个人的太太也都有位情夫。没有人妒恨国王的情妇。贵族只是抱怨皇上没有奸污他们的女儿，使他们感觉荣幸，而只携位平民女子蓬帕杜尔夫人同寝。
路易十五虽然在1723年正式继位，但那时他仅13岁，因此他将行政权交给波旁公爵。图卢兹伯爵是路易十四的合法子裔，曾被考虑担当此一执政位置，但终遭拒斥，理由是“太过于诚实而无法成为一个好大臣”。“公爵先生”本人是个善意人物，他尽力减缓人民的贫困，想以官方限定的价格与工资来达到此一目的，但是供求率击败他这种希望。他企图对各阶级征收2%的所得税，但遭到教士的反对而阴谋使他去位。他允许情妇杜巴利（de Prie）侯爵夫人太多的势力，她虽然精明，但其智慧远不如本身的美貌。她费心安排了路易十五与玛丽·莱什奇·恩思卡之间的婚姻，希望这位年轻的王后受其护养，但不久王后就失去了她的影响。杜巴利夫人喜爱伏尔泰，而疏远教士，并且促使公爵攻击那位曾推荐他做国王首相的主教老师，但是国王崇敬与信任他的老师远过于国内其他任何一人。
福勒里（André Hercule de Fleury）在1698年就被任命为弗雷瑞斯（Fréjus）主教，而在1715年更充任王室教师。很快地，他对这位孩童的心灵有了支配性的影响。福勒里主教高而英俊，惟性情懦弱、慈爱，他有点懒散，从不追逐命运，然而好运自来。米什莱与圣伯夫相信身为王家教师的福勒里，以其无忧无虑的放纵，削弱了这位年轻国王的性格，并且训导他偏爱耶稣会教徒。但本身并非是教士朋友的伏尔泰，无论福勒里之为王室教师或部会大臣，都十分予以看重：
福勒里致力于塑造他学生的心灵，以让其养成办事守密与廉洁的习性，也在宫廷的匆迫骚动及国王未成年期间，维系了大摄政期的仁慈与赢得民众的敬爱。他从未自夸任何服务国家的功绩，也从未埋怨他人，或是加入宫廷里的煽动与诡诈……他私自努力于促使自己了解法国本身的事务与法国在海外的利益。总而言之，他行为的缜密周到与性情的温和，使得全法国都盼望着他担当行政部门的首领。
当福勒里明了了他在政策决定方面的持续影响力激怒了波旁公爵，甚至建议国王解雇他时，他并不企图继续在职，而只静静地退避到巴黎郊区伊西（Issy）的萨尔普辛斯（Sulpicians）修道院（1725年12月18日）。然而路易十五却命令波旁公爵请求福勒里返回宫廷，福勒里也就应命回来。1726年6月11日，为回应宫廷人员、教士与公众明显的愿望，路易十五突然命令波旁公爵“退到尚蒂伊（Chantilly）地方，等待其他命令”。杜巴利侯爵夫人也被遣送到她自己在诺曼底的城堡里。在那儿，厌世的侯爵夫人在1727年毒杀了自己。
欲退反进的福勒里，并没有担任政府官职；相反，他劝服国王宣布，自此以后，国王将行亲政。然而路易十五却宁可狩猎与赌博，到1726年6月11日，福勒里除掉名称上之外，变成综揽全权的首相。他那时已经73岁，许多野心勃勃的人盼望着他早死，然而，他治理法国却达17年之久。
他并未忘记他是位僧侣。1726年10月8日，他取消了与教士相关的2%的税额，而教士则以500万利维尔捐给政府作为回报。福勒里又要求教士支持他戴上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使他在国务会议时高于各公爵之上，结果如愿以偿（11月5日），而他再也不隐瞒他统治法国的这桩事实。
朝臣震惊的是，他虽居高位，但态度仍如未掌权时一样谦虚，他几乎过着一种近乎吝啬的简单生活。他颇满足于权力的实质，而不希图附属于权力的其他东西。伏尔泰曾这样记载：“他的擢升并未使他在态度上有任何改变，每个人都吃惊地发现，他们的首相是最奔波，而同时又是最无心眷恋的朝臣。”而亨利·马丁（Henri Martin）也曾说：“他虽是我们部会大臣中的首相，然而他却活得俭朴，死得贫穷。”“他是完美无缺地诚恳，且从不滥用他的地位。”“他也远较他的属从更能容忍。”他和蔼地处置伏尔泰，并假装没看见新教徒私自举行的仪典；惟对于詹森派教徒，却不能给予任何的容忍。
他不仅以优游的方式处理政策的决定与政府的行政业务，他还以明察秋毫的判断去选择助手，并且以坚定与礼貌来支使他们。在福勒里之下，亨利·弗朗索瓦·达盖索（Henri Franois d'Aguessau）继续他自1727年到1751年长期改革与编纂法律的工作；而菲利贝特·奥里（Philibert Orry）则恢复国家在财政方面的秩序与安定。他始终避免战争，直到统治王族的野心迫使他参战为止。他长期使法国维持和平，让法国在经济方面再度恢复活力。他如此的成就似乎事先证明了不久以后重农学派的说法，即管理愈少愈好。他保证制止物价膨胀，结果实现了诺言，国内与国外的贸易都迅速地扩张，财税收入也日益上升。以断然的俭省花费国币，同时制止宫廷宴会的浪费，他因而能够取消各阶级2%的所得税，以及降低使农民负上重荷的财产税。对于市镇居民，他把选举自己官吏的权利还给各市镇。在他个人正直的例证下，宫廷中的道德勉强地获得改进。
与这些政绩相反的，乃是一些重要缺点的抬头。他让那些农民总监在不受政府干涉下继续包揽税务的征收。为了推进那些由地方监督官设想而出的广大之道路修建计划，他乃建立强迫劳役的制度，在此一制度下，农民工作时除了食物外别无任何报酬。他又为贵族子弟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校，但他却忽略海军的修护与发展，其过于不智的俭省，则使法国的商业与殖民事业不久即受到英国舰队的摆布。他过于愚蠢地相信他自己能够使得法国与英国和平相处。
罗伯特·华尔波尔主掌英国大政一日，这位枢机主教的和平政策便能畅行一日。这两个人虽然在道德与性格上各走一端，然都认为和平可行。然而，在1733年，他的外交顾问曾劝说他进行一项半情愿的企图，那就是替换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拉斯·莱什奇尼斯基（Stanislas Leszczyniski）之在波兰王位。但莱什奇尼斯基正提倡修正波兰宪法，并建立一强大政府，然而俄国与奥地利却宁愿见到波兰因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而残缺不振，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俄、奥两国最初将莱什奇尼斯基从华沙赶出，而后又使之逃出但泽（Danzig）。福勒里不愿惹起重要冲突，乃劝告莱什奇尼斯基退避到南锡（Nancy）与吕纳维尔（Lunéville）而为名义的“洛林国王”。这并全非是灾难，莱什奇尼斯基同意在自己逝世后，将大部分是法国居民的洛林地区转给法国。在1766年，此项转交乃正式完成。
福勒里以88岁的高龄，犹以其逐渐衰颓的精力，努力促使法国不介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然而他的努力，却被一个女子破坏无遗。温蒂米尔（Vintimille）侯爵夫人内瑟（Félicitéde Nesle），斯时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她对贝勒·伊斯勒伯爵言听计从，该伯爵就是那位精于偷盗公款而最后被路易十四免职的尼古拉·富凯（Nicolas Fouquet）之孙儿。贝勒·伊斯勒伯爵告诉温蒂米尔侯爵夫人说，福勒里是个老傻瓜，又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1712—1786年）现正进攻那位年轻的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年），这不啻是肢解奥帝国的天赐良机，法国一定要加入腓特烈二世的行动，而分享战利品。美丽的侯爵夫人因而向她的国王情人弹唱这些曲调，她敦促国王应从那胆怯的主教手中取回控制的缰绳，而使得法国再度光荣。福勒里乃吁求国王勿采取贝勒·伊斯勒的计划，因为其全不与法国的光荣与利益相符。首先英国就不能坐视奥地利被摧毁而任凭法国具有威胁性地坐大，因此法国必然要连带地与英国作战，而法国与英国一直和平相处的情势将受到破坏。路易十五不顾福勒里的劝告，而于1741年6月7日向奥地利宣战。到11月25日贝勒·伊斯勒即攻陷了布拉格（Prague），此时，整个法国几乎都同意伯爵的看法，认为福勒里的确是一个老傻瓜。
战争开始一年之后，诡诈的腓特烈大帝就背弃了法国，而与奥地利签订一项秘密停战协定。奥地利军队开进波希米亚（Bohemia），并且开始包围布拉格。那支已经受到怀有敌意的人民骚扰而由贝勒·伊斯勒率领的2万人军队，其被迫投降已只是个时间问题。1742年7月11日，福勒里向奥地利司令官冯·柯尼塞格（Von Knigsegg）伯爵提出一项屈辱的请求，祈使奥地利对法国在布拉格的守军能有较和缓的条件。他如此写着：“很多人都知道，我对我们所采取的决议是如何的反对，我实在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同意的。”冯·柯尼塞格将这封信呈送给玛利亚·特蕾莎女王，女王随即将此封信公布于世。法国的一支军队虽被派往拯救贝勒·伊斯勒伯爵的军队，然而此支军队一直未能抵达。到1742年12月，贝勒·伊斯勒伯爵抛弃了他的6000病患与伤残的队伍，而领导他的主要部队冲出布拉格到达埃格尔（Eger）边境。然而这一逃亡发生在冬日严寒的气候里，需行越过绵延百余英里的山区或沼泽之地，处处均为冰雪覆盖，并且布满了敌人的偷袭。1.4万个攻出布拉格的法国军士，便有1.2万个在途中丧命。整个法国对此一耻辱不幸的光荣获救者给予欢呼。福勒里放弃他的部长职位，并退休到伊西地方，他在1743年1月29日以90岁之高龄去世。
路易十五宣布，自此以后，他将是他自己的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