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
伏尔泰觉得更难去喜欢孟德斯鸠，因为在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一般被认为是在18世纪最伟大的知识作品。该书在作者59岁时问世，那是集作者50年的经验，40年的研究与20年的写作所累积而成的一部作品。
查理·路易·德·塞孔德·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生在拉布雷德（La Brède）地方，在蒙田家乡波尔多附近，时为1689年1月18日。他幽默地夸称他是那些哥特人的后代，这些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就在各地建立王国与自由”。无论如何，就刀剑或朝服而言，他都属于贵族阶级，他父亲是吉耶纳（Guienne）地区的首席法官，而他母亲更带来拉布雷德的城堡及属领地作为嫁妆。当他出生时，有个乞丐出现在城堡门口，而被带进城堡并且给予食物，同时拜为这个新出生婴孩的教父，据说是希望孟德斯鸠永远不要忘记穷人。他3岁以前由村妇奶育。11岁上瑞伊（Juilly）地方的圣乐学院，该地距巴黎大约20英里。16岁回到波尔多研究法律，而在19岁那年得到了法律学位。
他父亲的逝世（1713年）留给年仅24岁的他大笔的产业与相当的钱财，他也常常提到“我的属地”与“我的附庸”，我们也将发现，他非常坚定地支持封建制度。在他父亲去世一年后，他被选入波尔多议会担任议员与郡长职务。1716年，他那用钱买到议会议长职位的叔父，将财产与职位全都赠送给他。而后，孟德斯鸠辩护官职的出售乃是“王国中的一项好制度，因为它可以让一些担任该种职位世家的子弟，不会单纯置身事外而承担这一职位”。他虽然担任着议长职位，但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他经常做实验，并且呈给波尔多学院一些有关物理学与生理学的论文，更计划完成“地球地质史”。他从未着手写这部著作，但是他搜集的许多资料却逼出《论法的精神》一书。
当他以著作中最出色的作品震慑了摄政期间巴黎的情绪与耳朵之际，他才32岁。1721年他写成这本《波斯人信札》时，他并未署名，为的是书中包括一些为郡守所不能写的东西。他也许是采取1684年乔万尼·马拉纳（Giovanni Marana）所著《大王的间谍》（L'espion du Grand Seigneur）一书之情节，在该书里，一个想象的土耳其间谍，在一些吸引人的猥亵语的穿插中，向苏丹报告欧洲基督徒的荒谬信念与行为，以及他们信仰教义与实际之间的有趣抑或残酷的对比。另一由东方人眼光形容西方文明的类似的手法，早已见于艾迪生的《旁观者》（Spectator）一书；查理·杜弗雷斯尼（Charles Dufresny）在他《严肃与轻松的娱乐》一书里也涉及巴黎的一位暹罗人之评论；尼古拉·古德威勒（Nicolas Gueudeville）则假借一位美洲印第安人来观察法国的习俗。加朗（Antoine Galland，译按：1645—1715年，法国东方问题专家及翻译家）在1704—1714年翻译的《一千零一夜》（Mille et une Nuits），使得法国人增加他们对回教徒生活的兴趣，因此有了让·夏尔丹与让·塔韦尼耶的旅行见闻。自1721年3月直到同年7月，土耳其大使把他那种异国情趣的服饰与举止介绍给巴黎。巴黎已经为《波斯人信札》一书预备好了。在短短一年内，这本书便卖了8版之多。
孟德斯鸠假借两个旅行在法国的波斯人里卡（Rica）与乌斯贝克（Usbek）所写的信札，以及他们在伊斯法罕（Isfahan，伊朗中西部之一座城市）的通讯来描写法国。这些信件，不仅暴露出法国人的缺点与偏见，同时也通过这些作家，揭露了东方行为与信念的荒谬，讪笑这些缺点之余，读者也就满怀优雅的情绪去接受他们自己的可笑事实。这本书因为只是轻轻点到问题，谁会因为这些不知不觉的警句，这些包着锡箔的轻轻刺戮而触怒起来呢？其次，某些信描写着乌斯贝克在伊斯法罕后宫的妻媵那种诱人的信任。他最宠爱的那位名叫扎基（Zachi）的女人，在信中告诉她是多么向往着他的热情。而里卡也描写一位回教妇女对于天堂的观念，认为在天堂里每一个好妇人的闺房里都有着好多俊逸健壮的男人。在这些地方，孟德斯鸠让自己尽情地描述法国在大摄政期间那种放荡不羁的时尚。
只有在这段继承未定的空位期间，《波斯人信札》中政治与宗教上的异端邪说，才能逃过官方的责难。路易十四已死，而新王还只是个小孩，摄政大公又是非常大量而快乐的一个人，这时候，孟德斯鸠可以让他的波斯人嘲笑一个魔术师君主之让人民相信纸就是金钱（约翰·洛的体制刚刚崩溃）。他也揭露了宫廷的贪污情形，花费浩大的贵族之懒惰，以及国家财政的一塌糊涂。他也能够赞扬希腊与罗马的那些古共和国，以及荷兰与瑞士的现代共和国。乌斯贝克说：“王国实在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它总是会腐化到专制的制度。”（在以下可以见到另外一种看法。）
在第11到第14封信里，乌斯贝克以描述特罗格罗蒂特（Troglodytes）族的故事来阐明人性与政府的问题。就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与亚里士多德之言，他认为他们乃是穴居在非洲的阿拉伯后裔。Troglodytes 本意为穴居人。按字义解，是那些自己掘洞住在里面的人，一如我们的政治反对者。
乌斯贝克的穴居人，厌烦政府的干涉，杀了有思想的法官，而住在一种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天堂里。在这种情况中，每一个卖主都在利用顾客的需要，而抬高产品的价格；当一个强者抢了一个弱者的妻子，也没有法律或法官可以向之申诉；谋杀、奸淫与抢劫等罪刑，除了私人武力报复外，别无制裁之道。当住在高地的居民受到旱灾之苦时，低地的居民便眼睁睁地看着前者饿死；而当低地居民受到水灾之苦时，高地的居民也反过来看着低地居民饿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部落很快就死尽了。只有两家人因为移民而活下去，这两家间彼此互相帮助，并以宗教与道德教育他们的子女，并且“自视如一家人，两家的牲畜几乎都混杂在一起”。但是当他们子孙繁衍，多得无能光凭风俗以治理他们时，他们便选择了一位国王，同时遵循法律规范。乌斯贝克的结论是：政府是必需的，但如果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间，不根据一种道德关系，那么政府的效用，将无法实现。
在《波斯人信札》里有关宗教上的异端说法，较政治方面的更要让人吃惊。依据里卡的观察，黑人认为上帝是黑皮肤的，而魔鬼才是白颜色的。他又认为（如同Xenophanes）如果以三角形来谈论神学的话，则上帝宁取三个边与三个锐角。乌斯贝克也对另外一个叫做教皇的魔术师的权力感到讶异，这个魔术师竟然劝人相信面包不是面包，酒也不是酒，并且“成千样的东西具备同一性质”。他更嘲笑耶稣教派与詹森教派间的冲突，他更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感到恐惧，在那儿，“苦修僧侣（多米尼加僧侣）焚烧人就像焚烧稻草一样”。他也对玫瑰经与宗教法衣感到好笑。乌斯贝克怀疑天主教国家在与基督教国家人民竞争之中，究竟能再存在多久？按照他的想法，天主教的禁止离婚，修女与教士的独身，都将阻碍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各国人民的增加（20世纪的爱尔兰就是一例）。依照这个速率，他估计，天主教在欧洲将不会再超过500年。当1721年时，依照孟德斯鸠的想法，欧洲的人民几乎只是罗马帝国时代人数的1/10，并认为欧洲人民将会继续减少，而美洲的黑奴，也终将会很快地死光。尤有甚者，这些懒惰而公认为节约的教士，“他们手中几乎掌握了全国所有的财富。他们是贪吝的一群人，永远榨取而从不施舍，他们永远存积收入而贪求资本。这些钱就如瘫痪一般地无用，既不能继续流通，也不能用于商业、工业或制造业”。乌斯贝克对于那些信奉基督而不信奉阿拉与穆罕默德的欧洲之愚昧异教徒似乎全都注定下地狱这一思想，感到困惑。但是他还具有一些希望，认为这些基督徒终究会因为改变信奉回教而得到拯救。
乌斯贝克在一个很明显的寓言里考虑了1685年撤销的亨利四世宽容的南特（Nantes，位于法国西北部的一座城市）赦令：
米尔扎（Mirza），你知道苏莱曼苏丹（Shah Suleiman，1496？1566年。本处隐指路易十四）的一些阁臣，设想出强迫那些波斯的亚美利亚人（隐指法国该时期的新教徒胡格诺派教徒）出境抑或信仰回教（隐指天主教），这是基于一种想法：只要我们国家内部杂有这些异教徒，我们的帝国便将继续被玷污……我们那些热诚的回教徒之处斩格贝尔（Gheber）族人，使得那些亚美利亚人成群结队地逃往印度群岛，而让波斯失去那些工作如此勤快的人……对于那些抱着偏激成见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继续做，就是完全摧毁了勤劳，而帝国（隐指在1713年的法国）也随之衰落，甚至那个他们想增进的宗教，也同样地随之衰微不振。
如果公正的讨论被允许的话，米尔扎我不能说一个国家内有好几个宗教不是件好事……尽管历史上充满了宗教战争，但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繁多而形成，而是人们不能宽容的精神认为自己的宗教至上者所激起的。
《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些观念，对我们现在来说，似乎是陈词滥调，但是这些意见在当时被提出，乃是关系作者生死的问题——或者至少为拘禁或放逐。现在这些观念所以显得平庸，乃是因为我们已经赢取了争取发表意见的自由。由于《波斯人信札》开了一个先例，在该书发表13年之后，伏尔泰乃得再发表他的《英国人的信札》（Lettres sur les Anglais）一书，在法国的余烬上高竖了一把英国的火炬，这两本书揭开了启蒙时代的幕。孟德斯鸠与他的自由之所以能不因他的书本而毁灭，主要是因为他本人是个贵族，以及摄政大公之宽容。即使这样，他也不敢承认是他所著，因为在普遍的称赞之中，也杂着一些反对的声音。
那位自己以后批评政府的阿尔让松认为“这些意见乃是一个聪明人所能轻易地想出，但是一个谨慎的人，永远不会让它们被印出来”。而那位小心的马里沃也附和道：“对于这些问题，一个人必须节用他的智慧。”孟德斯鸠自己回忆道：“当我获得一般公众某种程度的称赞时，我却失去了那些官职阶级的赞扬，并还受到了成千的侮蔑。”
不管怎样，他到了巴黎来啜饮着他在社会上与沙龙界的美名。唐森夫人、朗贝尔侯爵夫人与杜德芳侯爵夫人都开门迎迓。他的太太被留在拉布雷德老家，对他来说，与那些巴黎的高贵妇人发生恋情是没什么困难的。不过他目标放得很高，放在那自1723年就担任首相的波旁公爵的妹妹玛丽·安妮（Marie Anne de Bourbon）身上。为了玛丽，我们知道他作了一首散文诗——“勒唐普勒·德·格里德”（“Le Temple de Gnide”，1725年），整篇充溢着狂热的慕爱之情。为了涂饰诗中的放荡之处，他诡称是从一首希腊诗翻译而来，因而得到皇家的允许，予以出版。他放出话来，尤其是利用杜巴利，想能进入学院，但是国王以他不是个巴黎居民而加以拒绝了。于是他匆匆赶回波尔多，辞掉那里的议会主席职位（1726年），重返巴黎，而在1728年加入了那四十不朽院士（Forty Immortals）之林。
同年4月，他开始为期3年的旅行，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莱茵地区、荷兰与英国各地。他从1729年7月在英国，一直停留到1731年8月，为期18个月。在英国，他与查斯特菲尔德以及其他一些贵族结交，并且被选入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 of London），更主动加入国际互助会（Freemasonry），他又受到乔治二世以及卡罗琳王后的接见，也曾出席议会，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心目中的不列颠宪法。就像伏尔泰一样，他也带着一股羡慕自由之心情回到法国，然而因接触到政府的实际难题而变得冷静。他退休回到了拉布雷德老家，将他原有的围地，改换为英国的花园，除了偶尔到巴黎之外，他全心全力投注在占去他以后一生的研究与写作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