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论述19世纪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的书籍数量很多。可是，这类著作的绝大部分是传教士们自己写的，所以不难理解，其总的观点就是传教士们所持的观点。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使用中文资料，并从中国史的角度认真考察基督教的传教会。这一节书目介绍的主旨在于评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写的主要书目和研究指南来说，最合适的工作起点是参看卢茨所编《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一书中有注释的“对辅助读物的几点意见”。此书未收录两篇有价值的作品，一本是马钱特编的《英伦三岛派往中国的新教差会档案与记事索引，1796—1914年》，另一本是怀利编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附他们的出版物与讣告一览》。怀利的著作收录了新教在清帝国最初60年活动时期传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对之作了概述。论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间三百多起冲突（教案）的中文文献全部收在吴盛德和陈增辉合编的《教案史料编目》一书中。
尽管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从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仍是全面概述传教事业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赖德烈是从写传教史这一有利地位出发来探讨他的论题，他没有使用中文资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见也表现在许多地方。虽然如此，他的论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据。而且总的来看是非常客观的，有一部规模类似的日文著作（虽然仅以清朝为限）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国方面能写出一部综述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著作来。
由非当事人对19世纪中国的新、旧教传教运动进行的认真研究，现在刚处于开始阶段。魏景星的《1842—185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一书，探讨了整个条约时期，并且广泛使用了中国官方文献以及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档案。有两篇短的著作对新教传教主张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传教士在19世纪中国为武力作的辩解》（载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和福赛思的《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1895—1905）》。近年来对新教事业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传教士的生活和经历。这方面的几个例子可参看《中国论文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以及小海亚特的《19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
新教与传教士对太平军叛乱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特别在西方史学家们中间是这样。这方面的开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对太平军叛乱的思想影响》。中国学者们所写少数几部着重论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简又文的权威作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2卷和第3卷中，载有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译文。
近些年来，对于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起的破坏作用展开了广泛研究。最先论述19世纪后半叶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和李恩涵的《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台北《清华学报》1967年12月号）。
总理衙门关于1860—1871年间教案的档案，已分作两辑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辑有三大卷。总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参看张贵永等编《教务教案档》。关于同治时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论述，见以下三部书：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1860—1870年》、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和费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7年第20卷）。卡尔森在他的《1847—1880年的福州传教士》一书中考察了福州地区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摩擦。有许多对个别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见《中国论文集》。韦尔利的《1891—1900年的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矢泽利彦的《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载《近代中国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1960年第4期），都对1891年长江流域的骚乱作了考察。关于共产党人对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反基督教运动的看法，可见李时岳的《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从19世纪中叶中国教徒的角度对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观察，可见贝奈特和刘广京的《中国谚语中的基督教：1868—1870年时期林乐知和早期的〈教会新报〉》（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
基督教传教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关于以医学、教育和救荒为重点的简要介绍和分析，见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载《中国论文集》1963年第17期，转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博尔的《作为救灾官员和国家改革倡导者的李提摩太》一书，对李提摩太的救济饥荒和预防饥荒措施做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国与新教的教育自治》一书，对基督教在教育领域中的活动作了概述。卢茨的《中国与基督教所办书院一百年》一书，对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评述。
许多著作谈到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贡献，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第二版）。基督教传教士的戒（鸦片）烟活动常常是和教会医院联合进行的，探讨这个问题的书有贝蒂的《新教传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载《中国论文集》1969年，22A）。斯宾士在《1830—1910年美国的传教活动》一文（收于鲍尔斯等编的《中国的医学和社会》）中提出，研究传教士在医学方面的活动可以加深对晚清社会内部动态的了解。
关于新教参与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这方面影响的有两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载《长老会历史杂志》1971年冬季号，第49卷第4期）和《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载《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4月号）。贝奈特的《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19世纪的中国》一书，探讨了傅兰雅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所起的促进作用。
研究1890年前人基督教的中国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改革家》（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最先研究新教传教士著作（尤其是《万国公报》）对19世纪90年代改革运动之影响的作品，有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陈启云的《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962年第16期），研究了传教士对一位改革领袖所起影响。
共产党人在评价传教士对晚清改革运动之影响时，强调文化帝国主义这一主题，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即其一例。
（陈书梅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