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关于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中国本国史，现在还没有人用哪一种语言写出能使人满意的著作。这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因为我们对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这种倾向：即或者想促进对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时期的研究，或者想促进研究这些制度对于西方挑战的反应。因此对这个重要时期，即晚清帝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时期，没有多加研究。因此，要写出重要历史著作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这个时期必须从它在漫长的清代历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写了两篇出色的综合性论文，表述了他对清代中期总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2月号）；第二篇是《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一书的第九章。另一篇关于清代前半期的综合性论文是小韦克曼的《1683—1839年鼎盛时期的清帝国》（载克劳利编的《近代东亚论文集》）。有两部标准的中国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书对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为有用；一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此书包括大量从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细节，还有引自“外史”的许多趣闻轶事。铃木中正论述白莲教叛乱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导地位，它们已在这一章的注释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种文字所写的专题参考论著，可查阅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一书。
在大量中国宫廷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对19世纪末档案的整理工作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有关19世纪早期史的基本资料仍然是《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权威性的文献集。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一书对这些资料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对于原始资料最有价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综合性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皇朝政典类纂》这部政务大全，编者是席裕福，其中广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们的出处。
官方政策的发展可以通过一些官方文件汇编和各种类书来探索，但研究地方社会的情况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县以上皆有方志），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见于用宫廷档案编成的两部奏疏汇编：一部是罗振玉编的《皇清奏议》，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书的续编，即王云五编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这些奏议显然抄录自清代宫廷，虽然它们是为了作为范例（思想的和文学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对于详细了解地方情况有着巨大价值。
除非我们能够弄清楚官方文献背后的一整套非正规的关系，否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将依然是肤浅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利用传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是标准的英文参考书，其中包括有文献参考目录。然而，恒慕义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主要官员和一些有影响的或德高望重的学者绅士。威尔金森著《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传记书中，最有用的是钱仪吉编的《碑传集》和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徵》。后一部书的每一人的传记一般收有国史馆编的官方传记和来源于其他史料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传记。前一部书只包括私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记述，都有出处。比起《国朝耆献类徵》来，《碑传集》往往对每一个人收有更多的记述。这两部书最好是合起来使用，虽然许多材料是重复的。《碑传集》完成于1826年，后来又编写了《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和《碑传集补》（闵尔昌编）。没有收在这些重要集子中的个人传记常常可见于清史馆编的《清史列传》。这部书只对每个作传对象登一篇官方传记。对私人所写传记探本求源，除了可以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以外，还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结合这些非正式结构的有用的初步线索。
在所谓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历史和政治的丰富的、基本上尚未被发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举的七部书是这类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横香室主人编的《清朝野史大观》，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110多种资料（有些资料由编者在前言中列举）和编者本人的回忆，但均无出处。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类钞》（十二卷），徐珂编，分为92类，每类按年为序编成。此书内容已被编入佐伯富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中。裘匡庐（裘毓麟）编的《清代轶闻》，共分7类，如名人、宫闱琐谈、外交关系及太平军叛乱等，这些资料均无出处。编者提供了“几百部”参考书的一部分书目。欧阳绍熙所编《清谭》，分为宫廷事务、军事问题、外交关系、自然灾害和权贵等类。在有些情况下，编者给个别条目注明了资料来源。姚永朴编的《旧闻随笔》，对只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们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编的《春冰室野乘》则未予分类，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曾在其他资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谭》）中出现过的著名轶事。
在这类书中，最后一部分受到较多注意和尊重的资料是满人昭梿亲王的《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续录》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对嘉庆年间的观察。他的观察是了解和珅年间和嘉庆初年的有价值的史料。这两本书的内容1954年已被编入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随笔索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