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一些 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19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轻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可见郝延平的《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刘凤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