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史密斯的《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分析了19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尔敏1973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19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1878年）、马克·贝尔（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19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年）《1862—189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有关清朝对陕甘回民作战的最佳著作。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朱文长不得不使用关于回民的间接材料。中国的著名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在《回民起义》一书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陕甘回民之手的两份简短的文献。朱文长的著作又被徐中约1968年的《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一文所充实，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过强制各省解缴“协饷”，从1868年至1884年新疆设行省时止，已经为西北的征战花费了大量资源。对中国沿海自强运动的研究通常都忽视了从这一亚洲腹地的角度来看问题。
对日益赞同1840—1894年沿海防务的舆论，王家俭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论》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鲜、日本和中华帝国》一书着重谈到了李鸿章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对日本之窥测朝鲜有所警惕。罗林森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一书中鲜明生动地描述了李鸿章创建海军活动的艰苦和灾难。慈禧太后挥霍海防专款兴建颐和园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献材料加以论证。梁嘉彬（1975年）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负有责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则刚刚开始探索造成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日益衰败的宫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资料中，至少有两种法文材料（黎贡德和爱尔明加）记述了1885年3月末中国在谅山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英国观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国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日本战时定期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仍然是对甲午战争最详尽的记载，它比由参谋本部在1904—1917年或由海军司令部在1905年编写的正史更有价值。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关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方面的军事史可以推荐给读者。
有关新疆和台湾边疆地区的著作，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编写的《亚洲的枢纽：中国的新疆和亚洲腹地边疆与俄国》一书，仍然是对这块沃土、各少数民族集团、英俄竞争以及俄国通过中国汉人进行间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评述。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后，中国行政管理上的软弱无力。伦纳德·戈登编的《台湾：中国地方史之研究》是简明扼要地介绍19世纪台湾情况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是一部大陆人的历史，它还对开发这个岛屿的早期移民推崇备至。
有关1860—1894年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的其他著作，可见本书上卷关于第十章书目文献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