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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马
对任何可能会为我所关心的人们，我希望他们承受苦难、孤寂、病痛、虐待、羞辱——我希望他们经历深刻的自我鄙夷，受自我怀疑的折磨，饱尝被征服的悲惨：我对他们没有怜悯，因为我所希望他们承受的，是唯一可以检测出一个人是否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他能否忍耐——的东西。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1888
1888年9月20日，尼采最后一次离开他位于锡尔斯—马利亚的居所，前往都灵。他此时情绪昂扬，工作效率也高得出奇。他在这个意大利城市中表现出的兴奋活跃状态——我拒绝称之为“狂躁”，越来越频繁地夹杂了一种怪异的成分，这吸引了他的邻居和朋友们的注意。我毫不怀疑，如果他独自一人身在锡尔斯—马利亚的话，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有人察觉到这些心理上的太阳雨。但无论这算好事还是坏事，在都灵，他的身旁有一些同伴，而这些同伴发现这段时间里他的性情多变，难以理解。
1888年，他开始在信件末尾处署名“狄奥尼索斯”，而接下来的那年，他又开始使用“被钉十字架者”这个名字。对此，他于1889年新年过后几天写给朋友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道：“根本上说，我是历史上的每一个名字。”他最为异常的时刻一般出现在连续工作很久之后——写作一系列自传性的小册子直到深夜，在这些小册子中他探讨了狄奥尼索斯式的创造力、基督教的缺陷，以及历史无可避免的觉醒。与此同时，他也在与自己的过去搏斗，最主要的是与他早已疏远的“精神父亲”理查德·瓦格纳阴魂不散的幽灵搏斗。实际上，在他居留都灵期间，他一直频繁不断地坐到钢琴旁，凭着记忆弹奏瓦格纳的音乐。他经常弹着弹着就开始用手肘猛砸键盘，这让他的房东苦不堪言。不过，这些本来都没什么不可原谅的，如果没有发生后来那次灾难性的过分出名的关于马的事件的话。
在我们的旅程行将结束时，我很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尼采的生命是如何结束的。
那天，恩加丁山谷天气晴好。贝卡之前在林居下方的山脚下见到过一群马，现在她想要过去摸摸它们。我完全能理解她想这样做的想法。那些马儿都足有十八掌高，丰姿挺秀，优雅庄严，有超凡出尘之态。她一点都没有害怕，沿着我的背脊爬上肩头，央求着我：“再走近一点儿，爸爸。”我谨慎地向前走了几步，让她的小手抓到了深色的马鬃。那匹马全身几乎没有动，只是蹄子迈了一下，差点把我的脚骨踩折。
贝卡是个可爱的孩子——在我眼中，是孩子中最可爱的：温柔友善，性情平和，活泼而充满好奇心，这些都和她的母亲如此相像。她伸出右手从下往上抚摸马儿的耳朵，又把左手伸到它的脖子下面抱住。仅仅是看着这一幕，就足够美好到让人哭泣了，但是我并没有流泪。贝卡想要骑马，我花了好几分钟才说服她，坐在马身后拉着的车子上几乎和骑马一样好。我们全家下午要乘马车游览菲克斯山谷。经历了菲多茨山谷的那次未遂的旅行之后，卡罗尔和我一致认为，对于徒步远足来说贝卡还是太小了，而开汽车进山又是被禁止的。于是我们决定坐马车。尼采很可能不会赞成，但只要我们想全家一起出游，这就是唯一的选择。
那条高高的通向冰川的山路很狭窄，只能供一个或至多两个挨得紧紧的登山者同时通行。走在这条路上，有时需要经过几个大角度的转弯，有时需要跳下瀑布，还时时需要当心踩到松动的石头——在昏暗的光线下，这条路无比凶险。相比之下，通向菲克斯山谷的那条大路就宽阔平坦得多了。贝卡和车夫并排坐在车前，车夫懒洋洋地在两匹马儿的头顶晃动着长长的马鞭。卡罗尔和我单独坐在马车后座，尽情享受着美景，同时惊异于孩子能这么快地长大。
阿多诺也曾在这里行走过。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光顾林居，并在六十几岁的时候写下了《出锡尔斯—马利亚记》。这是一篇关于尼采和他的村庄的文章，最初于1966年10月以笔记的形式发表在德国的一份大众刊物上。阿多诺在文章中记录了他与他的哲学家同伴赫伯特·马尔库塞一同探访锡尔斯的经历。这两个年近七十的男子，是抱着某种“朝圣”的目的前来的，他们徒步进入了菲克斯山谷，想要到这里追随尼采的脚步，希望能找到些什么东西。但我无法想象他们会走那条高处的山路。他们这次旅行只是对尼采的徒步旅行的一次相形见绌的复制。而我们的这次就更不够格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尼采在都灵凭着记忆演奏瓦格纳的那些日子里，可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阿多诺解释说：“只有通过模仿其他人，一个人（a human being）才得以成为一个（a human）。”这话可能在描述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至少在这个案例里，真相令人感到痛苦沮丧。他继续写道：“在今天，有‘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只剩下了一种意义，那就是映射出自我的难堪，和意识到自我的无力——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抬头看向贝卡和那个手持鞭子的车夫。一开始他看上去似乎根本没有在使用鞭子，但一两分钟后，我就注意到他有时会压低手腕，让鞭梢轻轻扫过马儿起伏的背脊，特别是在山路上爬坡的时候。他一这样做，两匹牲畜就会立刻加快脚步。察觉到这点后我悚然心惊，担心贝卡也意识到，马儿所表现出来的驯顺完全系于对施暴的恐惧。谢天谢地，她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一时间我想起了雷、尼采和莎乐美三人在卢塞恩摆拍的那张超现实主义的照片，其中女子持鞭，而两个男人戴着挽具匍匐于前。当我们缓慢地爬上又一个山坡时，鞭子又轻轻扫在了两匹马的身上。一个动物为什么能察觉到这样的触碰？它们之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才会发展出如此的敏感？
我们慢慢到达了一定的海拔高度，将延绵的山谷甩在了身后。在我们上方的则是我前些天走过的那条山路，从现在的位置看去，它仅仅是划过绿色山坡的一条棕黑色的细线。我知道不久它就会从视野里完全消失。从那里，你可以俯视远处的菲克斯山谷中的小村庄。阿多诺也曾写到过散布在谷底的这些村落：从高处——实际上要从极高处欣赏它们才是最恰当的。从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那些村落就像是被某只灵巧的大手布置在那里的一般，它们似乎没有坚实的地基，可以被移来动去。在那些有着宏伟想象力的人的眼中，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许诺了快乐的玩具，可以被随意处置。身在高处就是会让人产生这种感觉。尼采称之为“距离的悲怆”（pathos of distance）。或许，这种感情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从极高处向下望去时，油然而生的那种壮丽荣耀之感，但这种视域也仅仅是暂时性的。“无限可能”之感转瞬即逝。而一个人在力求寻觅更好、更宽广、更全面的视野时，他到达的位置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高山反应。同时也越可能在想要回到海拔更低处的时候，遭遇巨大困难。
当他们不在菲克斯山谷附近游逛时，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就去拜访锡尔斯—马利亚仅有的那几个仍然记得尼采本人的村民。其中有一位名叫佐思的年长店主，当哲学家来到镇上隐居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他记得，无论天气如何，尼采都会随身带一把红色的阳伞，以保护他敏感的头部不受风吹日晒。而佐思和村里的其他男孩会偷偷往他的伞里夹鹅卵石，这样他一撑开伞，石子就会纷纷掉在他的头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最真诚的试图保护自己的努力每次都反过来给自己造成伤害。据佐思说，尼采会追着孩子们跑，但从来都没抓到过，也没伤害过他们。我只能假定在这些时刻他认命了，接受了自己注定是个在所有方向上都遭到打击的人。
车子慢下来了，贝卡发出一阵清亮的笑声。20岁的公马卢奇，也是我所见过的最高大的马儿之一，踉跄着走了几步，然后拉了一坨马粪。据我们的女儿说，那坨马粪体积特别大，而且当时的情景非常滑稽。马粪落进了挂在它挽具背面的一个打了蜡的粗麻袋里。很显然，对于通往菲克斯的道路的清洁程度有着某种规定。卢奇还没有拉完，于是它停下脚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大多数马都可以一边大步行进，一边排便，但卢奇不愿意这样做。它停顿的时间有点久了。车夫的鞭子轻轻落到了它的身上。接着，鞭子再一次落了下来，这次就不那么轻了。不管怎样，卢奇算是拉完了。一匹被迫日复一日背着自己的粪便拉车，同时还挨着鞭子的牲畜——我想不到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同情了。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梦到自己目击了一匹马被活活打死。他自然而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上前拥抱亲吻那匹可怜的马儿，用身体为它挡住那醉醺醺的施暴者抽下来的鞭子。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境在尼采身上变成了现实。1889年1月3日早上，他在都灵的卡洛·阿尔贝托广场上抱住了一匹马。据传，他接下来就瘫倒在地，失去了意识。尼采想要保护那匹马儿免受车夫的鞭打，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被长年累月侵袭着他的一系列身体、精神和哲学上的压力击倒。卡里尼亚诺宫巴洛克风格的正立面——启蒙与颓废的标志物高高矗立在他的面前，他一下子垮掉了。人们通常认为这就是标志着尼采彻底崩溃的那个点，大多数学者认为，他在他生命中余下的11年里，再也没能恢复神智。许多讨论尼采哲学的书也都言尽于他在都灵的这次与马的宿命相遇之处。然而，这些说法却都略显虚假或薄弱：他们将眼神移开的地方，恰恰是尼采会敦促人们格外专注警惕之处。他后期对于颓废的研究让他懂得，在考察衰退和自我毁灭时，人应该更有耐心。衰退和自毁的过程通常要比人想象的长，而我们需要特别保持眼目清明，才能捕捉到事物完全消失的那一刻。
尼采生命的最后十年揭示了许多事情：它告诉我们生命本身比哲学更长久，人真的可以在梦境和幻想中活下去，生活和故事是无法分开的，衰退经常被视作一种需要被掩盖的丑事，在正确的时候死掉是生命最大的挑战，而疯狂和深刻之间的界限，只是群山中一条若隐若现、最终消失了的淡淡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