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实证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法国的实证主义：孔德
1．精神状况
十九世纪上半期，为了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法国的各派势力展开了较量。这一时期的几个最主要的阶段是：拿破仑于1815年彻底失败，1830年和1848年法国革命，1852年路易·拿破仑改法兰西为帝国并称帝。政治上的极右组织形成了反动的和复辟的势力，他们企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企图承袭革命前的教会和君主专制统治。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形成了中间势力，为了捍卫革命的果实，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和巩固第三等级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与左右两面的势力进行斗争。右面是反动的复辟势力，左面是处于上升时期的第四等级的那些在西欧工业化时代开始提出自己的社会要求的心怀不满的广大群众，
在哲学思想中，也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倾向。法国的浪漫派在精神生活方面是与政治上的右翼势力相适应的，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政治上的反动势力的审美趣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德·梅斯特里（1754—1821），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严重地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它背离了天主教传统，因此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弗朗索瓦·皮埃尔·梅因·德·比朗（1766—1824）代表着哲学思想上的中间派。左派势力的要求首先以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空想社会主义是与卡尔·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而言的。最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克罗德·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夏尔·傅立叶（1772—1837）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1809—1865）。
这一时期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首先是圣西门伯爵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奥古斯特·孔德。他的思想世界，或者确切地说，他的思想的出发点是属于左派势力的，因为孔德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发展过程，在某些方面，他是站在社会的中间阵线上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思想出发点是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截然不同的。
2．孔德的生平和著作
奥古斯特·孔德于1798年出生在蒙佩里埃的一个正统的天主教职员家庭里，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自己将来的人生计划了然于胸。他草拟并发表了《为重新组织社会的必要的科学工作计划》（1822），但是外部的社会状况使得他的这项计划的实施变得极为困难。尚在1824年他就已经在他的《实证哲学体系》中首次将他的思想详尽地公之于众，但是，一场精神疾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并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开始在私人圈子里讲授他的思想体系。他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得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但是不久之后便又失去了它。一直到死（他死于1857年），他都是依靠作私人数学教师挣来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不过主要还是依靠那些崇拜他的朋友和门徒的接济，其中就有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孔德在1830至1842年间创作了他系统的和重要的六卷本著作《实证哲学教程》。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的精神状况重又陷入了危机之中，并且他的婚姻关系也破裂了，这时，他结识了一个名叫克罗蒂尔德·冯·沃克斯的女人，她把他从这种悲惨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不过，与她的紧密关系促使孔德的思想发生了持续的转变，过去的那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现在又发现了心灵和感情的力量。孔德的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如《关于建立人类宗教的社会学论文》（1851—1854年）和《实证主义的基督教教义问答》（1857年）等。我们下面对孔德的重要思想的阐述将基于前面提到的他的六卷本着作。
3．实证主义原则
孔德所采用的实证主义这个名称就已经表明，他是摒弃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的原则就是从实在的、确实的和“实证的”东西出发，它排斥一切虚妄的、无用的、不确定的形而上学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实证的”和确定的东西呢？现象！实证主义把哲学和一切科学都限定在现象世界之内。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首先，我们必须接受那个以现象的形式而存在的既定现实；其次，我们要遵照一定的原则对这个既定现实进行整理；再次，我们要根据已经认识到的规律去预见未来，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Savoir pour prevoir! （为了预见而求知！）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弗朗西斯·培根也持这样的观点，孔德就把他尊为自己的伟大导师。
追问一个事实的“本质”或追问它的“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并考察这个事实与其他事实之间的关系。人们试图确定某个事实之所以产生的条件，并根据类推法把两个类似的事实相互联系起来。在前一方面，我们把那种恒常不变的关系称为概念，在后一方面，我们则称之为规律。
那么“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孔德提出这一问题。比如说，重力是什么？“尽管人们试图确切地知道，宇宙间的这种引力以及地球上的物体的重力究竟为何物，但是，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人物们也只能是用一个东西去解释另一个东西，他们要么说，引力只是一种普遍的重力，要么说，重力只是地球的引力。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这样的权衡……没有人要求再往前走一步。”[1]
这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同时又是令人沮丧的结论，他把从洛克到康德的所有认识论理论家们的努力无情地否定了。positiv这个词在德语和法语中都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称实在的东西是positiv，其反面是非实在的；我们也称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是positiv，其反面是无益的和无用的；此外，确凿无疑的确定的东西我们也称之为positiv。如孔德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以上的三种含义对实证主义来说都是适合的。实证主义不仅遵循实在的既定事实，不仅遵循社会的实用性原则，实证主义还遵循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原则，它与过去的那些形而上学的无休止的争吵是格格不入的。
4．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
实证主义给哲学赋予了新鲜的内容，这就是孔德的三阶段论。他认为，人类的思想发展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不管是就单个人的思想而言，还是就整个人类的思想而言都是如此。根据孔德的理论，“我们所有的认识都要依次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阶段，或曰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曰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曰实证阶段”[2]。
在神学阶段，人类的精神试图探索万物的内在本性、最初原因和最后目的，一言以蔽之，人们相信能够获得绝对的知识，于是人们就去追求这种绝对的知识并自以为能够拥有它。人们不是根据模拟推理的原则解释事物的真正的变化过程，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事物的每一个变化过程的背后都存在一种特殊的生命意志。
神学阶段本身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在最原始的阶段，人认为每一个客体都是有生命和灵魂的（泛灵论）；在第二阶段，人把万物及其变化都归因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一个主宰的神灵——海神、火神、风神等等（多神崇拜）。在神学阶段的最高阶段，人用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取代了众多单个的神，于是便产生了一神论。
形而上学阶段只是神学阶段的一个变相。在这一阶段，人们用抽象的力量、概念和实体代替了超自然的（众神的）力量。如果人们能够认为所有单独的实体都是一个唯一的可称之为“自然”的普遍实体的造物并视其为一切个别现象的根源，那么，在这里也就达到了一神论的最高阶段。
在第三阶段，即在实证阶段，人们终于认识到，一切意欲获得绝对的——不管是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知识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他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隐藏于各种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取而代之，通过观察和运用理性思考，他努力去认识存在于既定现实中的内在规律性。在实证阶段，“解释”也就只意味着，从个别现象中推导出普遍规律。如果人们在这一阶段能够用一个唯一的实在解释所有的个别现象，那么，孔德理想中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也就实现了。（比如万有引力理论，比如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
首先，这种三阶段论适用于人类的整个思想的发展。其次，它也适用于每个人的个体发展。“我们每个人回忆自己的历史时，岂不记得自己在主要的看法方面，曾经相继经过三个阶段，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吗？”[3]
再次，它也适用于个别科学门类。所有的科学最初都充斥着神学概念，后来又被形而上学的思辨所统治，最终便达到了成熟的实证科学阶段。
5．科学的阶梯结构
哲学的任务及其功用
如果考察一下孔德的所有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明显地带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法国精神所独有的特点。在孔德的眼里，哲学与科学在地位和任务方面是没有区别的。个别科学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当科学进入纯粹科学的实证阶段，科学的细致划分就变得尤其必要和有用。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还存在某种高于个别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在实证阶段，我们会发现，知识的过于专业化则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的世界观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完整体系。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并不是从这种科学的分工再倒退回从前的那种状态——科学的分工对于知识的进步是非常必要的——而是要进一步完善这种科学的分工方式，也就是把对一般原理的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领域。因此，（实证）哲学的任务就是将各个特殊领域内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应用于一般理论的研究之中。
这样一种实证哲学也是能够澄清我们思维的逻辑规律的唯一工具。它将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提供必要的基础。因为，普及教育的前提不应该是对个别科学的专门研究，而应该是对所有个别科学的综合研究。此外，这种知识的综合反过来也会促进个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些问题需要通过许多个别学科的专业人士的共同合作才能解决，这里就是他们的活动场所。最终，这种实证哲学还可以消除存在于不同观点之间混乱无序的精神状态，并且还能够为社会的理性的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避免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我们可将这种特点称为法国思想中百科全书式的特征。在德国，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哲学思想几乎始终都是按照一个方向发展的，也就是把哲学研究的任务和范围限定在个别科学之外。英国的思想则是始终以人的外在和内在经验为依据的，因而它自然就更接近心理学。在法国，人们通常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时代的所有科学知识综合到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培尔和伏尔泰的词典以及法国的大百科全书作为例证。
科学的分类
若想合理地划分科学的门类，我们就必须按照科学研究的事实和现象进行自然分类。但是，所有可被观察的事物的变化过程都是有局限性的，每一个类别的科学研究又构成了另一个类别的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的排列顺序是由从简单到复杂这个规律所决定的，因为越简单越一般的规律，其适用的范围就越广泛。
所有的事物首先可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显然，只有当我们认识了无机物以后，才能去研究有机物，因为在生物体中显露出了无机世界的所有化学变化过程。
对无机物的研究又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天文学的任务就是观察宇宙的一般的发展过程。物理学和化学的任务则是观察地球上的无机物的变化过程。其中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应该比化学先行一步，因为化学变化要比物理变化错综复杂得多，化学是以物理学为前提的，反过来就行不通。
在有机界也存在两种情况的划分。首先存在着生物个体的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是在不同的生物种属之间发生的，而且生物种属之间的发展变化要更为复杂。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从研究个别生物入手。这也是生物学的任务。对生物种属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则是社会学的任务——孔德的科学就是建基于其上的。社会学这个词也是孔德首创的，它由拉丁语societas和希腊语logos两部分组成。在孔德看来，社会学是科学的阶梯结构中的顶峰。只有当排列在它前面的科学门类发展到相应的成熟阶段时，社会学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至此为止，我们会发现还缺少两门科学：数学和心理学。它们的位置应该在何处呢？如同在笛卡尔和牛顿那里一样，孔德也认为，数学是整个哲学的基础。数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抽象数学（或分析数学）与具体数学（几何学和力学）都应该居于整个科学的阶梯结构的首位。数学原理是最简单、最一般和最抽象的，并且它不依赖于其他任何科学门类。在孔德的科学分类中，没有心理学的位置。他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种心理科学。因为，虽然人的心灵能够观察其他事物的发展变化，但是心灵却不能观察自己。或许他的情欲倒是更容易被观察到，因为人身上负责情欲的感官和负责思想的感官是不同的。在思想的时候，观察的感官与被观察物必须保持一致——那么所谓的观察又能从何谈起呢？如果我们想认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形式和方式，我们就必须在实际应用中研究它，在它被用于个别科学的过程中去研究它。
在孔德看来，存在如下的科学类别：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
6．社会、国家和伦理思想
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中，孔德都可以从以往所取得的辉煌的科学成就中获得理论依据，但是，社会学是他的首创。因此，社会学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他的主要著作的第四卷至第六卷研究的内容就是社会学。孔德非常成功地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体系，这门学科通过他并在他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孔德的著作中已经孕育了构成后来社会学的观念、原理和方法的萌芽。孔德把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事实、社会存在的规律和社会秩序，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的演化和进步。
孔德的社会学同时也是历史哲学。孔德和黑格尔一样也占有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将它们纳入他的体系之中，孔德的三阶段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形式上也有某些相近之处。虽然孔德在晚年几乎不再阅读别人写的书籍，但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所以他以前读过的书也已经足够他用了。
孔德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容除了国家、法律和社会的发展之外，还有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他的三阶段论在这里又得到了应用。每个思想的阶段都与某个社会形态相对应。社会中对神权的信仰对应于神学阶段，封建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宗教信仰的衰败时期对应于思想的形而上学阶段，在社会中它表现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就是它的前奏，它标志着形而上学战胜了神学。实证阶段的使命就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社会新秩序。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将不再是对超自然的神的信仰或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原理的信仰，而是专业人士或专家们的理性的科学认识。实证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建议将是国家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准则，他们将掌握国家的教育权利。政府将不再负责国家的经济事务，这项任务将由银行家、商人、企业家和农民组成的经济学专家委员会来承担。因为工业劳动组织作为实证阶段的社会形态是与神学阶段的封建主义相适应的。科学和经济将是未来社会中主导势力。
在革命的过渡时期，个体的利益高于全体的普遍的利益，在实证阶段，全体的普遍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由此我们接近了孔德的伦理学以及他的后期著作中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够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科学的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超个体的社会和历史关系中，个体服从全体是非常必要的。
只有当上述的认识能够被普遍接受，只有当个体甘愿为全体做出牺牲，只有当利他主义成为人的行为准则，那么，实证哲学所追求的那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不过，个体不应该仅仅为某一个国家或集体而献身，而应该为全体人类而献身，孔德把这一理想提升为一种宗教崇拜。这是一种对人类的顶礼膜拜，这种新的人类宗教在外在形式上与宗教迷信有些雷同，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这是一种纯粹的天主教教义，只是没有基督而已。”它的基本原则就是：“爱是原则，秩序是基础，进步是目的。”
首先，孔德对他所创立的社会学产生了影响，此外，他还对法国的历史写作产生了影响。在哲学方面，英国受他的影响较大，我们下面就讨论英国的实证哲学。
二、英国的实证哲学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中世纪至洛克和休谟的英国思想的特点，那么我们对于孔德的实证哲学在英国引起的反响比在他自己的国家大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弗朗西斯·培根极力主张，人的一切知识应该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目的是征服自然；洛克的经验主义，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和一切以实践为先的思想，还有英国民族性格中固有的那种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厌恶以及英国人的讲求实际的理性思想，这一切都为孔德的实证哲学被英国接受创造了适宜的精神条件。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虽然英国也参与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但是，与法国不同，英国的哲学发展并没有受欧洲大陆革命浪潮的多少影响。不管怎么说，启蒙运动在英国并没有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彻底变革。像爱德蒙·伯克（1729—1797）这样的政治活动家批评革命是“具有破坏性的实验……祖辈们的全部智慧加起来或许总比如今的几个哲学家们的思想更具真理性”。伯克对德国的改革家施泰因男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思想的发展幅度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大，因为，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精神氛围相对较为宽容。虽然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居于领先地位，而且由此带来的社会弊端和矛盾最先也是在英国尖锐地突现了出来，但是日益增强的左派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以英国的经济体制为蓝本的，但是英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不宣扬革命，而是试图将社会进步的思想融合进旧有的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之中，这也是直到二十世纪为止英国社会主义的特点。
之所以说英国为孔德思想的传播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还因为在孔德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位与孔德的思想比较接近的思想家，他就是边沁，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实证主义者穆勒和斯宾塞是他们的直接后继者。下面我们将只讨论英国的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是这一时期英国思想的主要代表，而以威廉·汉密尔顿（1788—1856）、托马斯·格林（1836—1882）和亨利·西季威克（1838—1900）为代表的反潮流我们就略过不提了。
1．边沁和穆勒
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理性的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的思想如出一辙。“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子的格言，边沁的格言和他并无二致。边沁的学说是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哲学（Utilitarismus），而且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如果我们为人类的行为设想一个普遍有效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也确实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个目的也就只能是，最大程度上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满足。边沁称这个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他必须认识到，如果他自己的追求同时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那么这对他自己也是最为有利的。
边沁和孔德的思想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身上汇合到了一起。穆勒在三岁时就已开始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十岁时学习微分学，十二岁时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十七岁时建立了一个“功利主义协会”，不久之后便开始了他辉煌的记者生涯。可是，当他二十岁的时候，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他的健康状况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穆勒战胜了疾病，很快他就恢复如初，并开始钻研孔德的哲学，关于孔德哲学他写了一本书。穆勒终生都衣食无忧，不过他也非常乐于为别人慷慨解囊，这一点他和孔德以及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他的同时代人斯宾塞非常相像。穆勒后来还担任过一些政治职务，他曾经是下议院议员。
穆勒的主要哲学著作是《演绎与归纳逻辑体系》（1843年）。由于斯宾塞和穆勒的哲学非常相近，而且斯宾塞的影响超过了穆勒，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地讨论穆勒的思想体系了。我们只强调他做出突出贡献的部分。
穆勒主要是试图为实证主义提供一种坚实的心理学、逻辑学和认识论基础。对他来说，心理学是基础科学并且也是哲学的基础。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的事实，也就研究我们的感觉世界及其相互联系。逻辑学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偶然的观念联系与那些持久的、合乎规律的观念联系区别开来。因为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所以归纳逻辑就是唯一可靠的认识方式。穆勒主要发展了归纳逻辑法。
在穆勒那里，自然科学从人文科学中分离了出来，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德国，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穆勒把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都划入人文科学的范畴，他把历史学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就是说，他向历史学提出了精确性的要求。
在伦理学方面，穆勒试图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寻找一种个体与全体之间的平衡。他是从心理学角度观察问题的。人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快乐，而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有价值的”。准确地说，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并不是那个物质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它而带来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由于某个特定的对象通常具有产生快乐的作用，所以我们就通过联想以为这个对象本身是有价值的。所谓“有价值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对道德行为的判断，严格说来是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的，它是可变的并且取决于人的具体经验。
穆勒也是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论自由》（1857年）。穆勒在其中倾向于一种维护个体自由的社会主义。
2．斯宾塞
达尔文与进化论
十九世纪中期，一种普遍进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始酝酿，黑格尔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开始对个别科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为生物学，而且也为地质学开拓出了崭新的视野。不过对于哲学以及一般的社会意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还是生物学的发展。生物科学成为十九世纪下半期对哲学思想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背景，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斯宾塞和尼采都受其影响，这与一个世纪前心理学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穆勒产生的影响非常类似，在这之前数学也曾经对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其他思想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4]
英国人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第一位将生物进化的思想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人，他的主要著作是《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由来》（1874年）。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以生物可变性（变异性）、遗传和繁衍后代等生物学事实为依据的。生物之间为了自我繁衍便展开了“生存的竞争”，那些由于不利的个性特征而在斗争中失败的物种则不可能继续繁殖后代并逐渐走向灭绝。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他们通过把自己的优良特征遗传给后代而使种群得以保持。在漫长的时空演化过程中，在自然选择的条件下，生物的种、属和科等便形成了。尤其是，生物会以这种方式从较低级的形式逐渐发展为较高级的形式。人类就是从低级的形式逐渐发展成今天的这种高级生物的。
不言而喻，即使这一理论只是作为一种或然性的假设，它的重要意义也远远超出了生物科学的领域。譬如，这一理论所持的观点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万物的宗教学说是截然相反的。进化论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的合目的性也可以通过因果机械论的方式加以解释：最能适应生存条件的有机物也就最适宜存活和繁殖，并通过自然选择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进化，而那些不能很好地适应生存条件的“不适宜生存的”物种就会被逐渐淘汰。
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及其传播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后期人类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进化”成了一个富有魔力的词，人们以为用它可以揭开所有难解之谜的谜底。达尔文进化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仅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进化原理，而且还把实际的生物进化过程用非常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样的一种印象的影响下，进化论思想开始左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而且各门学科也通过它开始相互接近起来。我们在这里再简短地考察一下英国的进化论与黑格尔的进化论的不同之处。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自然中的进化只能是一种理念的变化发展——撇开不谈，那么，黑格尔的进化思想与英国进化论还存在如下区别：在黑格尔那里，进化是一个辩证的飞跃过程，它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动不居的革命性进程；在英国人的那里，进化是一个不易被觉察到的渐变过程。我们会发现，英国的社会状况及其发展也是这样的一个渐变过程。
达尔文的最著名的德国学生就是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他的普及性哲学著作《宇宙之谜》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海克尔在书中对“二元论”的基督教世界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在自然与神之间，在物质与意识之间树立起了一道屏障；他信奉的是一元论，认为人并不是与自然对立的或优于自然的，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上帝和世界是一回事，因此他的这种思想也可被称为泛神论。他试图用真、善、美的理想取代上帝、自由和永生的理念。
今日流行的所谓生物发生基本规律这个概念就是从海克尔那里来的：个体发生是对种系发生的一种简要表达，也就是说，单个生物从胚细胞到一个完整个体的形成的进化过程就是它的祖先从原初进化至今的整个过程的缩影。
歌德、黑格尔和孔德就个体的精神发展也说过同样的话。
斯宾塞的生平和著作
赫伯特·斯宾塞于1820年出生在德比郡，他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直到三十岁以前，他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哲学。他曾经做过钟表设计师、铁路及桥梁勘测者和工程师，设计出无数的新发明。他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在实践过程中，他的头脑中慢慢地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事实。此外，他还做过记者，做过一段时间《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这样，他就能够与时代的精神潮流保持着较为紧密地接触。
在他的《人口论》和《进化假说》中，斯宾塞——比达尔文早许多年！——表达了进化思想，并且对后来通过达尔文主义而闻名于世的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产生了影响。在他的《心理学原理》（1855年发表，同样在达尔文之前，因为达尔文是在1858年才首次将他的研究成果在林奈学会上公开的）中，斯宾塞就把进化原理运用到了人的精神发展方面。他指出，人的直觉形式及其思想范畴是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他与创立于二十世纪的“进化认识论”中的思想非常接近（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对此加以详细讨论）。随后他又写了一篇论文《进步的规律及其原因》，在其中他也将进化的思想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发展原则。
当斯宾塞于1858年把他此前发表的那些即兴之作概括地通览了一遍之后，他的那些原则的统一性就不由自主地在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显现出来。当他与此同时也了解到达尔文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决定写作一系列著作，在其中，他要把进化论的思想应用于所有的现象世界，不仅应用于生物学，而且还应用于天文学、地理学、社会和政治史以及伦理学和美学，他要向人们阐述从原始混沌到人类高度文明的宇宙整体的演化过程。在他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之后，并且还有众多的朋友以及追随者预先订购他将要写出的著作，他认为在经济上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保障，于是他就开始着手他的工作了。但是，首批著作问世以后却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以至于许多原来的订单被纷纷取消了，斯宾塞的经济来源以及他的勇气终于枯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慷慨解囊使斯宾塞重新振作了起来，后来他还受到美国朋友的帮助，这样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并将这工作坚持到底，直到他最后完成了他的十卷本的重要著作《综合哲学体系》（1862—1896）为止。他立即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书很畅销，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甚至开始获得经济收益。斯宾塞经历了声誉鹊起的巅峰和无人问津的低谷，他于1903年去世。
斯宾塞的性格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之中。斯宾塞终生过着独身生活。在他身上既没有一点儿诗意的气息，也没有英国人特有的那种幽默感。他离群索居，除了他的几个朋友之外，他很少与外界接触。当他不得不接待难以推辞的来访者时，他会事先堵上自己的耳朵，然后泰然自若地静听他们的发言。他对事物的非凡的理解力是与某种固执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思想中一般只接受那些能够支持他的理论的事实。他很少去阅读别人写的科学著作。
在政治上，斯宾塞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说，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会同时去冒犯所有的党派。
由于斯宾塞是一个哲学上的无师自通者，他的著作的外在特征表明，他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把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表达清楚。他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另一个原因是，斯宾塞有一段时间曾经是一位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他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自但丁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5]
进化的规律
斯宾塞在他的综合哲学的第一卷中阐释了他的体系的一般基础，这首先是对实证哲学所作的重新解释，他采用的方式和孔德类似。斯宾塞指出，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都以同样的方式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无神论者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它的存在没有任何原因，有神论者则认为，宇宙是神创造的，这两种答案都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接受的。什么是“物质”？物质能否被任意地和无穷地分割？我们对一个物质对象的真正“实质”究竟能够认识多少？我们的思想说到底只是在我们与既有的现象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超越现象世界获得最终的绝对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把那些不可能认识的东西放到一边，去认识那些我们能够认识的东西，也就是去认识那个显现于我们眼前的现象世界。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加以系统地完善。
或许这是一种富有说服力的实证主义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却引起了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哲学家们的不满，所以，当这套书的第一卷刚一出版，就遭到了他们的愤怒攻击。
为了系统地完善对世界的认识，哲学需要一种统一的原则。物理学的一般原理，如能量守恒定律、运动的持续性、自然规律的恒定性以及我们在自然中随处可见的运动的节奏，等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力的守恒这个一般原理那里。但是，这是一种静力学原理，它解释不了自然中的生成和消失的永恒变化。进化规律就是现实的动力学原理，斯宾塞对进化下的定义是：“进化是物质的集结，在这种集结的同时伴随着无休止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由相对不确定的、分散的同质状态过渡到相对确定的、凝聚的异质状态，而其间所消耗的运动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化。”[6]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用斯宾塞自己的话来解释吧：“宇宙中的星体从原始云中诞生，地球上的海洋和山脉的形成，化学元素通过植物的转化，有机物通过人的转化，胚胎中的心脏的形成，出生后骨骼的生长，感觉和记忆与人的认识和思维的结合，人的认识与科学和哲学的结合，由家庭发展为氏族、部落、城市、国家和‘世界联盟’，这一切都是物质的集结，由分裂的部分聚合到一起，成为团体和整体。这种聚合当然会伴随着个别部分的轻微骚动，比如国家的权力增强以后必然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事物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形成起保护作用的关系网，并且对整个生命产生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形成形式和功能的较大的确定性。原始宇宙云是无定形的、模糊的，但是在其中却能形成椭圆形的行星轨道，形成轮廓清晰的山脉，形成各种形式和特征的生物体，等等。聚合在一起的物质的各个部分不仅是由物质的自然本性和功能所定的，而且也根据其自然本性和功能相互区别开来。原始宇宙云是同质的，就是说，它们是由相同的微粒组成的；但是很快它们就会分别变成气态的、液态的和固态的物质材料；地球上绿草茵茵，白雪皑皑，还有碧水潺潺的江河湖海；成长中的生命从相对同质的原生质中形成生物的各种不同的器官，如消化器官、生殖器官、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地球上的原始语言逐渐发展成五花八门的地方语言；一种单一的科学发展为上百种科学门类；一个国家的民间诗歌发展成上千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人的个性不断发展并且性格各异，每个种族和民族也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7]
除了这个聚合过程之外，还存在一种相反的过程，它由聚合走向分散，由复杂走向单一，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但是由于同质的物质的不稳定性，因此很快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过程。
这些例子已经概略地表明，斯宾塞是如何把他的原理运用到个别科学中去的，而且是按照他的排列顺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斯宾塞的心理学是一种虽然篇幅非常庞大，但是在细节上却很容易引起争议的尝试，他是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角度考察人类的思想活动的，我们略过他这方面的内容，目的是再去了解一下他的社会哲学和伦理学。
人类社会
斯宾塞对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其创立者孔德。叙述性的历史著作只能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原材料，这种科学研究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摆在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面前的困难并不比其他科学少，甚至比其他科学的困难更多，因为人类社会在一切现象中是最为复杂的。斯宾塞在写作他的系统的社会学著作以前首先就搜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作为依据，他把这些用于以后研究的材料也分为八卷单独公开发表了。
斯宾塞将社会比做一个有机体，认为一般的进化原则也适用于社会这个有机体，之后他又专心致志地研究人类的精神领域，特别是宗教。他指出，根据聚合的原则，人的原始鬼神信仰（多神教）也会逐渐发展并融合为一种统一的一神教信仰。
宗教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居中心地位，主要是因为人的外部生存环境恶劣造成的，比如长期处于不安和恐惧之中。在野蛮的社会中主要就是战乱，只要人类社会中充满暴力抢劫，缺乏正常的生活秩序，那么公共生活就是混乱不安的。国家绝对的强力统治，明显的阶级划分，父系社会中家族长老的绝对权威以及妇女的从属地位，这些都是黩武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变化并不在于表面的不同国家体制的更迭，不管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统治，还是民主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用和平的和工业化的社会形态逐渐取代暴力的和战争的野蛮社会形态。国家的专制制度和军人统治应该消失，种种社会限制应该松动，个人自由和民主应该占据统治地位，妇女应该获得解放。随着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人类的兴趣也逐渐远离宗教而转向世俗生活。
在斯宾塞看来，英国在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走在了所有国家的前列。法国和德国还仍然被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困缚，所以他们仍然把大部分公共资金用于军备竞赛，而不是用于对工业和商业的促进。
在斯宾塞眼里，社会主义也属于陈旧的专制主义社会形态。在这里，斯宾塞暗指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他指出，在这样的一种福利国家中，存在着两种危险：第一，倘使国家按需分配社会的劳动果实而不是按劳分配，这样就会违背自然竞争的原则，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在几代人之内社会就会走向衰落。第二，如果国家试图在所有细节上控制极为错综复杂的经济有机体，这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的瘫痪和政府极端的官僚主义——虽然按照供需原则进行自我调控并不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但是这至少能够保障经济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如果是这样，那么国家经济就会出现一种前景暗淡的僵滞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斯宾塞警告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按照个人意志行事的国家领袖就不会遇到全体工人的联合抵抗，他们的权利就会不受限制地不断膨胀并最终达到专横跋扈的地步……如果劳动者的领导地位被官僚阶层所取代，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会怎么领导呢？我们不会得到满意的答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级，为了养活他们，人民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等他们的政权巩固以后，他们会比过去的任何一个贵族统治更为嚣张。”[8]由于害怕他极力推崇的个人自由会丧失，斯宾塞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极力称赞的英国社会中存在的明显的社会弊端也不是视若无睹的，因此他就试图在自由和社会计划的必要性之间寻找一种中庸之道，也就是在同业协作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组合。这样，全体成员就都有参与决定权，在此基础上，强制性的合作就过渡为如下状况，不再是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应该服从个人利益，并且人们将不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在伦理学研究中，斯宾塞拿出大量的事实用以证明，道德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中是不同的。在军国主义的社会中，好战的德行是被称赞的，但是在工业社会中，在民族的福利不是依赖抢掠和征服而是依赖社会生产率的社会中，这种德行则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日耳曼征服者的那种好战的德行的残渣余孽对于建立一个自由与和平的欧洲构成了巨大的阻碍。
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的职责就是保障社会公正。为了维护他的自由权利，斯宾塞从来都不会麻痹大意，他觉得每一项国家法律都是对他的自由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侵犯。他对国家机构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他从来都不把自己的手稿托付给邮局，而总是亲自送去印刷。强调个人自由与斯宾塞在伦理学方面所倡导的sacro egoismo（神圣利己主义）是相一致的。个体追求自己的幸福——在社会允许的限度内，也就是在权利均等的条件下——必须以全体的幸福为先决条件。
评价
一种如此包罗万象的体系在细节上必然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我们在这里对此暂且不去理会。如果对斯宾塞做一个整体评价，那么我们会发现他有两个观点存在比较突出的弱点。
首先是他的自然观。斯宾塞坚决反对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独断主义，但是他自己的哲学也是一种独断主义，而且从根本上说，他的哲学存在的缺陷并不比前两者少。如果想建立一个哲学体系，我们就必须清楚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是不可认识的，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和斯宾塞那样简单地对此加以判断。斯宾塞并没有牢记他自己所崇拜的同乡弗朗西斯·培根对哲学家提出的忠告，也就是应该特别注意那些与自己的理论相违背的事实。斯宾塞对于事实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但是他首先不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而是立即就把它们纳入他的进化论的框架之中。
其次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他对当代社会状况的评价。在细节上暴露出来的所有缺陷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在斯宾塞生活和写作的时代，由于英国处于和欧洲大陆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所以当时英国的政治状况比较稳定。这就促使他相信工业社会的和平特征。此外，由于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军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扩张，这使得当时的英国形成了自由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促使他相信，每一种形式的国家侵略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和有害的。斯宾塞怀着一种乐观主义态度相信，工业时代是和平进步的。但是其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工业国家也是可以变成军国主义的。
斯宾塞并没有认识到，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矛盾也是非常尖锐的，在自由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对社会下层的剥削程度一点也不比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剥削程度小。我们下面将讨论卡尔·马克思，他特别关注阶级剥削现象并以此作为他的思想认识的出发点。为此我们必须先返回德国，并对黑格尔去世以后德国的社会状况加以考察。
三、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和德国唯物主义的出现
1．精神状况
我们已经指出过，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具有两面性，它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革命的一面。对黑格尔自己来说，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自己的哲学已经达到终结，这也就表示，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德国的社会发展开始出现停止或倒退的迹象。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只是暂时被掩盖和遏制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有可能会重新爆发出来，同样，在哲学思想方面看似达到的最终统一也会被新的矛盾对立打破。
此外，个别科学的迅猛发展——不管是人文科学领域，还是黑格尔自己并不能驾轻就熟的自然科学领域——迫切要求人们对近乎一统天下的黑格尔哲学加以修正。最终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个别科学开始强烈地对抗来自黑格尔以及哲学本身的精神压制。
黑格尔的反对派一方面来自所谓的历史学派或浪漫派，我们可称之为“右翼反对派”。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学家萨韦尼和历史学家兰克，他们反对黑格尔把一切历史现象——社会、法律、国家——都看作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的观点。兰克说，“历史中的每个时代都是直接面向上帝的”。这种观点与浪漫主义的观念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只是对上帝的一个侧面的表达形式。历史学家们当然也很在行地看到，黑格尔非常轻视纯粹的历史事实，他认为历史事实本身没有多少内在价值，在他那里，一切都必须服从他的目的论的框架，整个历史发展都会走向一个最终目的。
在黑格尔学派内部也形成了一个右翼，即保守的老年黑格尔学派，他们极力维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保守和落后的方面，为历史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特殊地位而辩护。
黑格尔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来自“左翼”，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精密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自然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的有罗伯特·迈耶和赫姆霍尔茨，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纯粹的事实，与此相适应，人们也越来越轻视哲学的和宗教的抽象推论。连同对宗教的怀疑和敌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也开始抬头。
另一个出发点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两种因素最终合到一起，唯物主义成为左派哲学。
在黑格尔学派内部也形成了一个“左翼”[9]，他们立即就远远地偏离了黑格尔，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右翼是相似的，但是与右翼不同的是，左翼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原则中的合理成分，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左翼代表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2．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
围绕宗教问题展开的矛盾冲突首先通过两个人的著作而公开化了，他们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两位思想家的个人命运极其相似，他们都由于自己的思想观点而被排斥在正常的学术生活之外，他们都离群索居，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都以黑格尔为出发点，不同的是，施特劳斯终其一生并没有完全与黑格尔决裂，在政治观点上他甚至更倾向于黑格尔右派，而费尔巴哈从一开始就与黑格尔彻底决裂了。
他们两人的著作在德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所波及的面非常广，而且对德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场争论之所以一触即发，是因为它也受到针对宗教传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冲击，就如同我们在一百年前的法国，即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所看到的那样。其不同之处仅在于，首先，德国的资产阶级到了现在才开始致力于他们的迟到的且不太成功的1848年革命，因此也就推迟了冲突的爆发时间；其次，用于攻击宗教的思想武器——不管是哲学的还是语文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在此期间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犀利了。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是神学家，他的第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是《耶稣传》（1835年）。他利用历史批判的论据对基督教信仰展开了攻击。他指出，基督教福音书是没有历史真实性的，它们是神话，是文学创作，因此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施特劳斯的第二部著作《发展中的基督教信仰及其与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年）也同样对基督教教义的细节展开了批判。在他的第三部著作《新旧信仰》（1872年）中，施特劳斯极力主张一种泛神论。对于“我们还是基督徒吗？”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而对于“我们还有宗教吗？”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不过这是一种信仰进步和文明的乐观主义的尘世宗教。宇宙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面对宇宙我们应该怀着一种无限信赖和绝对谦卑恭顺的感情，我们也可称之为“宗教情感”。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一个著名法学家的儿子，他首先利用心理学这一工具对宗教展开了批判。他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宗教本质讲演录》（这是在1848年革命那年应海德堡大学生之邀所作的系列讲座），以及《神谱》（1857年）。
费尔巴哈从人的本性，即人的利己主义和渴望幸福的观念出发，来说明宗教的起源。“人信仰上帝，不仅仅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幻想力和情感，还由于他对幸福的渴望……他自己实现不了但又渴望实现的愿望，他就让上帝去帮助他实现，从根本上说，上帝就是人的真实愿望的变相表达……如果人没有愿望的话，即使他有想象力和情感，也不可能有宗教和神灵。人有多少不同的愿望，就会有多少不同的神灵，人的愿望各不相同，就像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一样。”
因为大自然为人的愿望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所以，人为了使自己感到满足，他就在盲目的自然本性之上为自己设想一种爱护人的人格化的东西，它可以保护人免遭伤害并帮助人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在上天的保护下闲庭漫步，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可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当人遭受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的袭击时，他又会变得多么绝望和无助啊！”
但是，企图在一种幻想的宗教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只是人类的天真的梦想。人必须从中幡然猛醒，并且开始通过现实中的实际行动去实现他在宗教中只能依靠幻想才能实现的愿望，这是一种美好的、幸福的、摆脱了自然的野蛮和盲目的偶然性的自由状态。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修养和文化制服自然。
费尔巴哈并没有参与1848年革命，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革命是一种没有头脑和毫无结果的行为。他觉得自己是几百年之后才会产生影响的一场革命的同盟者。“问题不再是上帝的存在与否，而是人的存在与否；问题不再是上帝是否与我们在一起，而是我们人类能否相互平等；问题不再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坚持正义，而是人如何在人面前坚持正义；问题不再是我们如何向上帝供奉圣餐，而是我们该如何养活自己；问题不再是我们该如何服从上帝和国王的意志，而是该如何服从人自己的意志。”[10]
四、马克思
1．生平和著作
卡尔·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父亲是律师，也是一个犹太教徒，卡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同全家改信了新教。年轻的马克思先是在波恩大学读法律，后来又转至柏林大学，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他的博士论文（耶拿1840/1841年）就是关于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无可争辩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死后，德国哲学的状况与亚里士多德死后希腊哲学的状况非常相似。哲学发展到这样一个最高的而且看似已经到达终结的阶段，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已经初露端倪。
可是，马克思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因为那时他已经明显地倾向于黑格尔左派，所以他非常向往的学术生涯的大门就向他关闭了。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执政以后（1840年），德国就出现了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成了一名记者，并于1842年升任科隆一家左翼资产阶级民主刊物《莱因报》的主编。当局对该报的持续不断地审查迫使马克思辞去了这一职位。他决定流亡，在此以前他与年轻的女友燕妮·冯·维斯特法伦结了婚，她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后来成了普鲁士的内政部长。
马克思首先在巴黎生活，并在那里出版了《德法年鉴》。在该刊的第一期上，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右派哲学批判》一文。在巴黎，马克思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生，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盟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是一个纺织厂厂主的儿子，和马克思一样，起初他也是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后来成了马克思最亲密的合作者。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马克思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中才得以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由于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追逼，马克思从巴黎辗转前往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讨论费尔巴哈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思想。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德国思想家马克斯·施蒂纳（1806—1856）的学说。施蒂纳在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极力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作辩解。此外，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还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展开辩论，马克思用《哲学的贫困》（1847年）讽刺性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期间主要还是比以前更积极地投入到国际政治运动之中去了。他们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受其委托，他们撰写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书。
德国的1848年革命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迁往科隆，他们在这里主编《新莱因报》长达一年之久。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送上了法庭，后又获释，但是重新遭到驱逐。他返回巴黎，但是继续遭到驱逐，不得不前往伦敦。他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最后去世。
记者生涯和现实政治把马克思带到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之中，于是，他就开始系统地研究国民经济学。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的第一项伟大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的思想内容后来又写进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在1867年才最后完成这本著作。在此期间，所谓的第一国际成立了。马克思是这一组织的精神领袖。第一国际的组织工作以及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得马克思不可能再继续完成另外两卷书的写作。马克思于1883年在伦敦去世。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2．黑格尔与马克思
辩证唯物主义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在这里我们只考察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而不考察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后来，这个体系经过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法国的革命思想特别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相互融合，这样，欧洲思想的三大主流就在马克思那里汇合到了一起。
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搞清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才被发现的马克思的一篇文章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国民经济学与哲学》。[11]
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我们可简述如下：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他又在其中补充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内容，他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在马克思看来，他这是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重新再颠倒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在辩证法中发现了革命的原则，其基本思想就是：世界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东西的集合体，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存在最终的和绝对的东西，而只有不断地生成和消亡。马克思最伟大的学生列宁将这个辩证发展过程描述如下：“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针对某一物体的，或在某一现象、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的……若干特征。”[12][13]
这种辩证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搬过来的，但是，马克思并不像黑格尔那样用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解释这个辩证发展过程，而是用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解释它。我们知道，在费希特那里，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一切，看上去只是思想主体创造的“非我”；在黑格尔那里，我们所称之为“自然”的一切，只是显现为“他在”状态的理念。对黑格尔来说，理念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存在，物质只是理念的显现形式。马克思认为，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所有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本原的东西？物质是精神的产物呢（唯心主义）还是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呢（唯物主义）？马克思用下面的话表明了他的立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15]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直接承袭费尔巴哈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对他们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旧的唯物主义是非辩证的和静态的，因而是非历史的。它没有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辩证的能动性，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发展现象。第二，旧的唯物主义太过抽象，他们离开人的社会关系而孤立地看待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人的社会生活中去，而且不仅仅在理论上认识社会或解释社会，而且还要在实践上改造社会！
我们还要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耽搁一下，因为这对于系统而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特别明确地表现在上面提到的那一篇长期不为人知的关于国民经济学与哲学的文章里。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样，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心里酝酿着这个思想，只是在《资本论》里才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思想。
自我异化与自我实现
人不应该被看作是抽象的东西，而应该被作为具体的生物看待，就是说，人是处在社会环境里的生物，而且人尤其是劳动的生物。人是“自我生产的动物”，黑格尔其实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所特别赞赏的。[16]但是，由于黑格尔从理想主义的观念出发，认为一切都是理念的自我活动，因此，劳动对他来说也只是抽象的思维活动，而不是感性对象意义上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恰恰是使人“自我异化”的那个东西。在劳动中，人创造一种异己的东西，他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这种异己的东西不仅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还会控制人并阻碍人实现其真正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自由。这首先表现在国家现象中，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当然目的。这与人类社会的真正理想是相矛盾的，因为国家不应该是一种与人相对立的陌生的官僚机构，而应该帮助人实现其自我价值并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民主”。
这个思想成为马克思后来全部著作的基础，它分为三个辩证发展阶段：
（1）认识：认识人类集体的真正理想；认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
（2）批判：在人类集体理想方面和人的真正使命方面衡量社会现实。批判的任务就在于，指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并努力克服这些矛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3）行动：理想与现实必须协调一致，理想必须转移到现实中去，马克思称之为“通过实现理想而扬弃哲学”。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理想被抛弃以后会重新返回自身，但是与此同时还遗留下一个被理想所抛弃的现实。自我异化的扬弃并非在“理想中”实现，而是在现实中实现。如果这个扬弃得以实现，那么作为与现实相脱离的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所以，哲学通过理想的实现将会被扬弃并在这种扬弃中实现自我。
在进一步考察上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之前，我们还想做一点补充说明，在哲学出发点上，显然马克思不仅仅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其中还隐藏着很多黑格尔的成分：
（1）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受一种统一的原则支配的并且不断走向一个最终目标的发展过程。
（2）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真正变为现实的东西也是“合理的”，即是说，它表达了整个过程的必然的发展阶段。
（3）虽然马克思用现实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现实世界，但是，就如同两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研究者所说的那样，[17]马克思还心怀“一种理想的信仰，他相信理想和现实以及理性和现实最终会达到真正的和完全的统一。”
3．历史唯物主义
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这意味着什么呢？列宁说：“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18][19]这就是说：对唯物主义来说，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人的思想意识只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同样，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存在就是唯一的现实。社会意识——观念、理论、观点等等——只是社会现实的映射。如果想认识社会生活中起促进作用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去考虑那些观念和理论，因为它们只是现实的映像，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我们必须寻找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那么，哪些是社会生活中真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物质的”基础呢？当然，外部的地理条件以及人口的增长和密度都属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的某个特定时期，为什么恰好是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占主导地位。
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
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有两种因素相互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其中包括原材料、生产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思想涉及自然力以及用于改造自然所需的物质工具，简言之，也就是涉及人与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关系。
人类并不是只作为孤立的个体改造自然，毋宁说他们始终是协同作战的。因此，他们是处于一种特定的处境和关系之中的。这种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概括地称之为生产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财产占有关系是相一致的。
从整体上看，生产方式永远都不会是静止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总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新的生产资料的开发，特别是取决于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生产力的改变也总是需要劳动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即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迟早都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否则，生产过程将会受到阻碍，就会出现危机。但是，这种适应最终必然会发生。
在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便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都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这整个体系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在每一个社会阶段都是这种情况，生产力、土地和机器等都是被社会的某个个人或团体所占有。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主宰着他的奴隶们的生死命运，他可以任意地剥削奴隶们的劳动。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并且以农奴制度的形式占有劳动者的使用权。农业和手工业中生产力的进步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为复杂的生产过程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智力，而且劳动者也有必要对于生产本身产生一定的兴趣。剥削的程度并没有因此而减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中，制造者单独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在这里是“自由的”，他的“自由”有双重含义：他的人身是独立的，但是他也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像出卖商品那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业的发展需要一群智慧的自由雇佣劳动者，这里也仍然存在剥削。
因此，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如《共产党宣言》的篇首所言。
在人类社会中，除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外的一切政治的或法律的关系和秩序、观念、理论、艺术、哲学以及宗教，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或缓慢，或迅速。因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斗争只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上升时期阶级的进步的意识形态会与统治阶级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展开斗争。
4．资本论
为了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预见其未来的发展，马克思观察了自己那个时代周围的社会秩序，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他把他的研究结果写进了《资本论》。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细致地讨论他这部内容广博且比较艰涩难懂的著作中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马克思是如何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去的。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的现象似乎是过于简单化了，对他来说，好像基本上只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只拥有劳动力并被资本家剥削的无产阶级。剥削是通过所谓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工人用他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他只能拿到有限的工资。他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也就刚好是资本家用以雇用他作为劳动力所需的费用。因为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他也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这样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经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征兆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迅猛增长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了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工人聚集在庞大的企业里，这个生产过程带有一种社会化特征，它因而危及自己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础。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特征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统一必须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通过剥夺私有财产才能得以实现，在此以前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个人所有，现在它应该归社会所有。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革命，因此，在无产阶级完成这项任务之后将不会再用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来代替旧的阶级斗争。由于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所有，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和剥削。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无阶级的社会状况。所以马克思认为，他在实践上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和促进这场革命，就是要联合和教育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5．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的思想对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们就不必多说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的“逆向”社会主义（至少在欧洲大陆是如此，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秩序；另一个是通过1917年俄国革命在苏联获得政权的革命的共产主义，它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形式经历了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的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发展过程。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补充，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了俄国的特殊国情中，另一方面，他又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当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已经取得胜利以后，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的过程中以及苏联与其周遭环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共产主义形式。随着斯大林的去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历了一场新的思想运动，这首先是由于苏联的政治氛围已经告别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僵化的统治而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另一方面是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的影响。
马克思首次认识到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首次认识到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这个事实，以及它对于文化和思想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马克思的反对者也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伟大的和不可磨灭的。
就像在所有新的伟大思想认识那里经常发生的那样，马克思也被自己这个思想认识完全支配了，他把这个思想认识作为解释世界的唯一依据。如果撇开人们在认识论上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提出的异议不谈——每一种其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也都遭受到了同样的批评，马克思的认识并没有错，只是把这种认识提升为一种唯一决定性的和绝对化了的世界观则会引起人们的异议——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批判的主要观点仍然有以下几种：第一，如果我们把人类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尤其是宗教和艺术只是看作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映射，这是不合适的，未免过于武断；第二，这种认识的片面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敌视也加剧了这种片面性的程度——也使他只看到实施彻底的革命颠覆活动这唯一的一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乐观主义的信念出发，认为这种革命颠覆活动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足以消除人类的自私自利和剥削现象；第三，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还会接着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里的发展状况。
[1] Auguste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deutsche gekürzte Ausgabe »Die Soziologie«, hg. von Fr. Blaschke, Leipzig 1933, S. 5.
[2] Ebda., S. 2.
[3] Ebda., S. 3.
[4] Vgl. Durant, Denker, S. 339.
[5] Ebda., S. 382.
[6] Ebda., S. 350.
[7] Ebda., S. 350 f.
[8] Nach Durant, S. 365 f.
[9] 即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为施特劳斯（1808—1847）、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爱德加·鲍威尔（1820—1886）和马克斯·施蒂纳（1806—1856）。
[10] Ludwig Feuerbach, Schluß des Vorworts zur Gesamtausgabe seiner Werke, hier zit. nach der Ausgabe der Vorlesungen »Das Wesen der Religion«, hg. von Heinrich Schmidt, Leipzig, Kröners Taschenausgabe, Bd. VI, S. 27.
[11] Abgedruckt in: 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hg. von S. Landshut und J. P. Maver, Leipzig 1932, S. 283 ff.
[12] W. I. Lenin: Karl Marx, Eine Einführung in den Marxismus, 3. Aufl. Berlin 1946, S. 11 f.
[13]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第57页。
[14] Karl Marx, Das Kapital, Nachwort zur 2. Auflage (1873), in der Ausgabe von Benedikt Kautsky, Leipzig 1929, S. 10.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一版，第24页。
[16] Marx, 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 Ausg. Landshut-Mayer, S. 328.
[17] Landshut-Mayer, Einleitung zu demin Anm. 10 genannten Werk, S. XXXV.
[18] Lenin, Karl Marx, S. 12.
[19] 《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