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奔向火焰
我只希望，也只相信，劳伦斯能够安全回来。他此刻正在那边打仗。如果他能成功，肯定能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如果不能，唉，我都不敢去想！
——1917年11月11日，戴维•霍格思给妻子的信[1]
以前他们在巴勒斯坦见过好几次。那时，亚伦•亚伦森是一位著名科学家，是农学界的先驱；而威廉•耶鲁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地区代表。现在是1917年9月，两人的履历表都已经增添了很多内容。亚伦森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而耶鲁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特工。但耶魯并不知道，或者至少目前还不知道，亚伦•亚伦森还是中东最大的间谍网之一的总指挥。亚伦森并不知道，威廉•耶鲁除去含糊的头衔之外，实质上也是个间谍。所以，两人于9月25日在巴黎的会面有着一种特別小心谨慎的性质。
亚伦森于四天前抵达法国首都，努力要搞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前往伦敦。为了这个目的，他先去拜访了自己的老恩主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亚伦森知道，罗思柴尔德男爵在犹太人与英法政府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后角色。但亚伦森大失所望。
“我向他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兴趣盎然地听着，”亚伦森在一封信中告诉自己的弟弟亚历克斯，“并且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回答了。但他不许我涉及某些话题，自己也不愿意谈这避话题，所以我没办法从他那里打听到任何我想知道的信息……他和我们一样感到，如果英国统治着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能成就大业，但目前一切都还说不准，所以他不能多说。”[2]
马克•赛克斯也到了巴黎，亚伦森和他的谈话比较顺利一些。两人在9月23日作了一番长谈，次日上午又谈了一次。“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亚伦森告诉弟弟，“并且告诉我，我们有许多敌人。大多数对手都是我们的同胞，这对我们的组织很危险。”
显然，赛克斯到巴黎找亚伦森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扮演和事佬。英国战时内阁又一次开始就是否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问题进行辩论，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意见一致。这意味着必须消除亚伦森和哈伊姆•魏茨曼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之间的持续摩擦。赛克斯解释说，亚伦森在9月中旬给魏茨曼的气势汹汹的信就像“魏茨曼的眼中钉”。
坦率地说，亚伦森才不管这么多呢。他对弟弟傲慢地表示：“马克·赛克斯恳求我与他们言归于好，要我答应不要和他们吵架。他说，我应当听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话。我告诉他，我去伦敦不是为了吵架，而是教导他们错在哪儿，教他们如何好好做事。如果他们肯接受，万事大吉；如果他们不肯，那我就自行其是。”
威廉•耶鲁在伦敦的调查中或许已经了解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痕，但这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之间，以及英国领导层内部不同阵营之间的更公开化的斗争相比，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耶鲁在巴黎找亚伦森谈话是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他就要失望了。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最终会报告给在华盛顿的利兰•哈里森：亚伦森“目前并不希望看到犹太人自治，或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说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危害极大。他希望英国、美国或者国际共管当局来控制巴勒斯坦”[3]。耶鲁还报告称，亚伦森在伦敦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还要继续前往美国，拜访那些有影响的美国犹太人，来推动自己的主张。让这一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耶鲁在伦敦的时候见过亚伦森的一个亲密盟友，一个叫作杰克•莫塞里的商人。莫塞里虽然赞扬了亚伦森的敏锐洞见，却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政府，并以希伯来语为其官方语言。耶鲁在巴黎的几次会谈之后前往开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无疑比以前更加糊涂了。
但他还有一项别的使命。亚伦森不知是忘记了耶鲁是个特工，还是因为他特别容易轻信别人，将一封给弟弟亚历克斯的信托付给了这个美国人，让他送到开罗。这封信除了最基本的保密措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之外，没有加密。就在这封非常不谨慎的信里，亚伦森详细记录了他与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和马克•赛克斯的会谈，并概括了他对伦敦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谈判当前状况知晓的全部情况。
但这位间谍首领写的还不止这么多。除了一一指名道姓地列举“我们在开罗的英国军队当局里的朋友”，并要求将情况通报他们之外，亚伦森还指示弟弟对即将抵达埃及的法国政客乔治一皮科进行监视。他写道：“帕斯卡尔（亚伦森在开罗的主要助手）会告诉你如何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亚伦森甚至向弟弟提了关于如何对付威廉•耶鲁的建议：“尽可能和他打成一片，对他仔细观察，因为你能从他那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尤其是埃及发生的事件。”[4]
这一切对耶鲁和他代表的机构都有极大价值。美国政府已经得知英国在考虑犹太人家园问题，但从威尔逊总统往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英国人的辩论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肯定也不知道马克•赛克斯在幕后扮演的角色。亚伦•亚伦森将这样一份文件交给威廉•耶鲁，着实是马大哈，但亚伦森非常幸运。作为情报人员，耶鲁确实打算将信拆开，翻译出来，然后才发给亚历克斯•亚伦森。但他毕竟是间谍游戏的新手，显然不知道这种事情往往是有高度时效性的。他将亚伦森的信翻译出来并发往国务院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了。到那时，他揣在怀里将近三个月的大多数爆炸性信息都已经过时了。
在1917年的中东，飞机还是个稀罕事物。所以在10月12日被派去亚喀巴接劳伦斯少校的那架飞机印证了他的使命的重大意义。在阿里什等待他的那些人的身份也能说明他的任务的重要性：艾伦比将军、克莱顿将军，以及劳伦斯在牛津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他现在是阿拉伯局名义上的局长。劳伦斯的飞行耗时90分钟——在1917年，飞机的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100英里多一点——他刚下飞机，就得知了自己被招来的原因。
艾伦比对土耳其防线的攻势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10月28日，也就是两周多一点之后。他的攻势将与阿奇博尔德•默里的两次失败的努力大不相同。为了迷惑土耳其人，英军将先对加沙进行三天的炮火准备——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面攻击的经典前奏——随后进攻加沙以东30英里处防御薄弱得多的贝尔谢巴。占领贝尔谢巴及其关键性的水井之后，英军将向北方和西方推迸，切断巴勒斯坦内陆到加沙的补给线。如果一切顺利，在加沙掘壕据守的土耳其军队要么会惨遭合围，要么会主动撤退以避免被围。劳伦斯的问题是，阿拉伯起义军如何能协助此次大战役。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贝尔谢巴计划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的简单。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一位将军的首要战术考虑就是水源，默里缺乏想象力的正面进攻加沙的战术主要就是为了尽快获得土耳其战线后方的水源。但这个需求也使得默里的努力成了孤注一掷——决不能在沙漠战场上闲荡，寄希望于战果逐渐增加——所以他失败了。作为对比，艾伦比的部队在占领贝尔谢巴的水井之后就能有条不紊地逼近加沙；他的作战计划规定，攻势将持续至少一周。这个计划的缺陷是——也就是它的简单造成的后果——英军的步步为营也给了土耳其人重整旗鼓的时间。艾伦比的希冀显然更大，但成功的攻势或许仅仅意味着能够在巴勒斯坦两南部取得一个立足点，仅此而已；不要求直冲海岸，或者直捣耶路撒冷。
所以，很难确定阿拉伯人在这场战役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要求他们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补给线，那么他们的进攻目标就应当是叙利亚中部的铁路枢纽城镇德拉。从德拉有一条铁路支线从汉志铁路分叉出来，向西延伸，构成了土耳其人进出战区的主要生命线。另外，劳伦斯从自己6月份在叙利亚各地的侦察中得知，德拉地区有成千上万的部落族人愿意参加起义。但另一方面，如果英军仅仅在巴勒斯坦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位于德拉西南方120英里处），而部落族人在德拉大规模起事的话，这些部落族人就会惨遭土耳其人屠戮。
而集结在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也爱莫能助。坦率地说——尽管劳伦斯在阿里什对这个问题很可能并没有向上级坦率——亚喀巴的局势非常糟糕。两个多月以来，聚集在那里的阿拉伯部队一直在等待英军进攻巴勒斯坦南部的消息，一旦攻势发动，他们将深入叙利亚腹地。这个漫长等待造成了越来越恶化的后勤噩梦。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港口百无聊赖，需要从埃及运来越来越多的补给物资来为其提供装备和口粮，还需要越来越多的英国黄金为其发饷，这又吸引来了更多的新兵。局势非常糟糕，到10月初，亚喀巴周围山地的草已经被骆驼和马吃得一干二净，于是需要动用运输船从埃及运送草料。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爆发了霍乱，不得不实施隔离检疫，于是整个补给系统几乎瘫痪，或许害处更大的是，这种停滞状态对亚喀巴的士气造成了极大打击，起义军战士当中开始弥漫一种低沉的情绪。情绪最阴郁的要算费萨尔本人。北上的计划耽搁得越来越久，他确信为阿拉伯事业夺取叙利亚的机遇已经付之东流，因此陷入了一种越来越深的抑郁。在他比较愤慨的时候，甚至指控英国人故意造成了这种停滞局面，以便将叙利亚交给法国人[5]。饱受困扰的乔伊斯少校承担了费萨尔的大部分抱怨，劳伦斯也不得不常常在会见埃米尔时对他好言安抚一番。为了让大家感到正取得进展，或许还是为了暂时逃离这个凄凉城镇，劳伦斯继续越过山岭袭击敌人——指示他前往阿里什的命令传来时，他刚刚从一次袭击火车的战斗返回——但这些袭击与他三个月前在开罗阐述的宏大设想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许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劳伦斯感到，让阿拉伯人为即将展开的攻势做出某种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在阿里什构思出了一个新计划。
除了攻击德拉之外，还有一个地方能够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铁路支线。那是在德拉以西15英里处，铁路线在通过崎岖的雅莫科峡谷时要通过几座高架桥。如果能摧毁其中一座桥梁，效果是一样的。这样的行动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按照“传统”的袭击火车的战术来进行，由一支高度机动的小分队执行，打了就跑。
但与传统袭占火车的战术的相似点仅此而已。雅莫科峡谷离亚喀巴有200多英里远，而且是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从亚喀巴出发的部队将通过一个陌生的环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土耳其巡逻队和与土耳其结盟的当地部落的牺牲品。如果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这些危险只会翻倍。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只能依靠自己，英军或其他起义军都与他们相隔太远，爱莫能助。
考虑到这些问题，劳伦斯对计划作了修改：他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就像他在攻克亚喀巴时做的那样，他将带领一支精挑细选的小分队，但愿能够足智多谋和低调，避免被敌人发现，然后沿途招募需要的更多兵员。行动结束后，在当地招募的人就可以各自返回自己的村庄，而劳伦斯一行人可以分散开来，寻找避难所[6]。
在阿里什听到这个计划的那些人都认为，劳伦斯的想法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自杀任务。而且对这些人来说，劳伦斯并非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士兵，而是一个朋友、弟子和令他们仰慕的青年。但是战争形势实在太紧迫了。
到1917年10月中旬，协约国的战争努力在各处都是千疮百孔。在前一个夏季，法国军队爆发了许多哗变，整个团的士兵拒绝进入战壕的屠杀场；这场危机已经克服了，但法国军队仍然颓唐不已、精神委顿。在东线，德军又一次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这是垂死挣扎的克伦斯基政权的最后一次绝望狂赌；在这个10月底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将夺取政权，与德国媾和。在南线，意大利军队进攻伊松佐河谷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攻势都被奥地利军队挫败，并且即将在科巴里德战役中惨败。自7月31日以来，英军在西线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冷酷无情、惨无人道的名声一直在增长，因为他继续坚持甚至比之前在索姆河更加徒劳无益的攻势。到11月初，帕森达勒战役终于被叫停，此时已有7万名英军士兵丧命在泥泞的田野中，相当于每前进2英寸的距离就要死一个人。
在这大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小小地推动一下战争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少价值？哪怕是吉尔伯特•克莱顿在一年前描述的“几乎不可或缺的”[7]一个人。如果劳伦斯太勇敢，或者愚蠢，或者稀里糊涂地要试一试雅莫科峡谷，司令部里没有人会努力劝说他不要冒险。艾伦比将军得知此事后，下令在11月5、6或7日夜间执行此计划。
根据民间传说，毁灭他们的是一只鸽子。
自战争初期以来，英军就在西线用信鸽传递消息。1917年夏季，开罗方面有人想到，不妨用信鸽来维持与巴勒斯坦的N1LI组织的联络。在纸面上，这个想法有很多优点。有了信鸽，就不用从埃及派出间谍船，这些间谍船的航行险象环生，而且经常遇到麻烦——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遇猛烈风暴；而且还可以消除间谍与其联络人之间面对面接头造成的安全风险。用信鸽的话，关键的情报还能更快地送递英军战线由于要将线人的情报先送到阿特利特，然后等待间谍船，所以开罗收到NILI组织的情报时，往往已经晚了五六周。
但信鸽令人大失所望。在7月的一次试验中，放飞的六只信鸽中只有一只飞过了100英里的路程，抵达西奈的英军指挥部。但在8月30日，萨拉•亚伦森在绝望中还是放飞了信鸽。到此时，“马纳杰姆”号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在阿特利特靠岸了（亚伦森并不知道，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拒绝给从间谍船游泳上岸的人员加薪到每月30英镑）[8]。她急于和英国人重新建立联系，于是将加密信息放入小金属盒内，将盒子缚在几只信鸽的腿上，然后将它们放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在四天后又放飞了两只鸽子。
萨拉•亚伦森对信鸽一直不是很有信心。9月4口，她到海边游泳的时候，她的疑虑被证实了。附近水箱上站着她前一天放飞的一只信鸽，暴露秘密的金属盒还捆在它的腿上。很快就传来了消息，雅法的一名土耳其指挥它截获了一只携带信息的信鸽，尽管土耳其当局显然还无法破译密码或者确定信鸽的来源，但他们确信巴勒斯坦沿海某地有一个间谍网在运作[9]。
9月中旬又传来消息，纳曼•贝尔坎德在西奈被捕。贝尔坎德是NILI组织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主要情报人员，他在试图前往英军战线途中被抓获。土耳其人怀疑他是间谍，先是在贝尔谢巴对他毒刑拷打，然后将他押往大马士革，进行更详细的审讯。贝尔坎德被捕之后，萨拉•亚伦森和NILI组织的其他人员担心，他们的组织被破获，土耳其人来抓他们只是时间问题。济赫龙雅各布的其他居民早就对城镇和邻近的阿特利特发生的事情起了疑心，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忧。9月18日，济赫龙雅各布的治理委员会传唤萨拉•亚伦森来开会，质问了她的“不洁净”的工作。
据说，他们是这样告诉她的：“今天我们不想再听你的解释了，你只要回答一个字，要正确的答案：你要承诺停止这种逾越了一切界限的事情……如果你想干间谍工作，就离开犹太人的领土和疆域，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吧。”[10]
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马纳杰姆”号终于在9月22日返回了。英国当局得知陆地上的情况之后，立刻安排一艘停泊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商船（足够运载愿意离开的所有居民）前往巴勒斯坦。9月25日夜间，这艘船出现在了济赫龙雅各布海岸。
但在此之前，萨拉•亚伦森和她的同志们似乎恢复了决心。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坚信贝尔坎德不会出卖他们——毕竟他被捕已经将近两周，土耳其人还没来逮捕他们——但更是担心NILI组织总部的人突然消失之后，其他地方的间谍会怎么办。于是只有两个人，一位母亲和她的幼子，登上了救援船。萨拉的助手们建议她也登船撤走，她坚定不移地答道：“我要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离开。”[11]她打算等待“马纳杰姆”号下一次到达（计划是10月12日），在此之前她要判断一下局势。
但NIU组织的间谍们似乎还没考虑到，土耳其当局如此懈怠，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解释。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都对5月份协约国利用雅法犹太人遭“清洗”的假新闻大搞宣传取得的成功震惊不已。德国人也知道，英国政府在考虑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借此争取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支持：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也正在焦急地想办法来吸引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尽管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都在流传巴勒斯坦犹太人间谍网的消息——因为纳曼•贝尔坎德招供了——但德国人严厉地警告他们的土耳其盟友，不到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12]。德国人在1917年秋季建议说，把一群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抓起来毒刑拷打没什么问题，但对巴勒斯坦犹太人要小心处置。
9月底，土耳其人获得了最后一条关键线索这不是由于迷途的信鸽暴露了犹太间谍网，也不是因为纳曼•贝尔坎德的招供，而是由于英国情报人员自己的错误。据驻叙利亚的一位土耳其情报主管在战后说，破获NILI组织的缘由是在巴勒斯坦海岸抓获了两名阿拉伯间谍。严刑拷打之下，这两人招供说，他们是从一艘英国间谍船上登陆的，并且航行途中船上还有犹太间谍。这些犹太间谍比他们先下船,是在阿特利特的农业研究站附近登陆的[13]。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萨拉•亚伦森和她的主要副手约瑟夫•利申斯基最近搬到了离阿特利特9英里远的济赫龙雅各布。10月2日夜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土耳其士兵包围了这个定居点。士兵和秘密警察已经把阿特利特翻了个底朝天，根据一份包含十几人的名单，在次日早上开始抓人。最早一批被捕的人当中就有萨拉•亚伦森和她的父亲埃弗拉伊姆以及弟弟兹维。土耳其人最希望逮捕的“幕后首恶”约瑟夫•利申斯基却迅速脱身；1917年的土耳其人颇有大男子主义，显然从未想到，真正的“首恶”其实是个女人。
为了避免招致德国人的怒火，土耳其人对犹太人的处置特别小心谨慎。但恰怡是这种小心谨慎现在转变成了变态，把他们在济赫龙雅各布的行动变成了一场慢镜头的恐怖节目。在“讯问”的第一天，士兵们毒打了萨拉•亚伦森的父亲和兄弟，命令他们招供利申斯基的下落，但没有碰她本人。次日上午，形势急剧恶化。埃弗拉伊姆•亚伦森和兹维•亚伦森以及其他一些犯人被带到中央广场，多次遭到鞭笞。土耳其人希望能借此迫使仍然藏匿在逃的人自首。土耳其人对萨拉在前一天冷若冰霜的顽强反抗恼羞成怒，对她进行了特別残忍的折磨。她被捆在自家（位于济赫龙的主要街道）的门柱上，被鞭笞和用棍棒殴打。但她仍然不肯招供，据说甚至还嘲讽给她上刑的人，直到失去知觉。
土耳其人通缉名单上仍然在逃的人听到自己亲属遭受折磨的惨叫声，不堪忍受，一个个自首了。或者他们是被出卖的，因为随着恐怖气氛蔓延开，济赫龙雅各布的人们陷人了一场集体的癫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对那些长期以来反对NILI组织活动的人，现在是时候向土耳其人表忠心并且清算旧账了。土耳其人抓捕更多的人并对其毒刑拷打的时候，四个歇斯底里的泼妇在大街上奔来跑去，在每一个新的受害者遭到土耳其人鞭笞的时候欢呼雀跃，甚至自己上去殴打被逮捕的人，放声大骂。”[14]
利申斯基依然踪迹全无，土耳其当局决定更进一步。土耳其指挥官把定居点的治理委员会传唤来，威胁说，如果不交出利申斯基，就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为了加强威胁的力度，他还宣布，次日上午要将所有被收监的人——一共大约70人——押往拿撒勒的警察总局，作进一步的“讯问”。另外还要将济赫龙的17名随机挑选的长老一起押走，如果利申斯基投降，就将他们释放，如果没有投降，长老们就要一起受苦。到下午，济赫龙的居民们在挖地三尺地搜寻利申斯基，而治理委员会则悬赏缉拿他[15]。
第二天，即10月5日，星期五，苦难终于迎来了悲惨的结局。犯人们被装上车押往拿撒勒的时候，浑身血污、遍体鳞伤的萨拉·亚伦森要求换件干净衣服再上路。她被带到自己家中，被允许独自一人走进浴室。她在那里匆匆写下了给尚未被捕的NILI组织成员的最后一封信。然后她取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早就藏在小壁橱内的左轮手枪，饮弹自尽。
但萨拉•亚伦森遭受的折磨还没有了断。子弹严重击伤了她的口腔，切断了她的脊髓，但没有击中脑部。一连四天，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只有德国天主教修女照顾她，最后终于在10月9日早上死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她在当天被安葬在济赫龙公墓，寿衣就是从家中取来的蚊帐。她享年只有27岁[16]。
10月12日夜间，也就是萨拉辞世三天之后，“马纳杰姆”号按照原计划出现在了阿特利特海岸。亚历克斯•亚伦森就在船上。他从纽约返回中东，在亚伦在欧洲期间主管NILI组织的开罗办公室。他带来了兄长发来的消息。
10月1日，亚伦•亚伦森从巴黎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哈伊姆•魏茨曼，与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取得了至少是暂时的和解。促成和解的主要因素是，魏茨曼认可了NILI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一封电报中对其大加赞赏，这份电报将会被分发给NILI组织的成员们。他写道：“我们在尽最大努力，确保巴勒斯坦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你 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前景光明。望诸君坚定勇敢，静候以色列的救赎。”[17]
亚历克斯•亚伦森携带着这份电报在当晚抵达阿特利特，但那里没有人迎接他。
劳伦斯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他陷入了一种安静的沮丧。他的老导师戴维•崔格思在10月中旬在阿里什司令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状态不佳，”霍格思后来在给阿拉伯局的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说起他曾经信心满怀的阿拉伯未来，相当绝望。”[18]
其他人，包括劳伦斯自己，更早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我在这场游戏里撑不了多久了，”9月，在袭击穆多瓦拉的火车之后，他向好友爱德华•利兹吐露心声，“我神经衰弱，精气神也消耗殆尽。这两样东西，对人来讲都是多多益善。”[19]
在阿里什的会议之后，他这种新萌发的感情上的脆弱越来越严重。乔治•劳埃德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能够目睹劳伦斯的这种情绪变化。劳埃德也是一位来到中东的贵族“业余政治家”，相貌英俊，毕业于剑桥大学，拥有从男爵头衔，还是个保守党议员，于1914年底被招募到斯图尔特•纽科姆在开罗的军事情报单位。劳埃德很快就受不了纽科姆严厉的领导风格，于是调走了，但在此之前，他与这个小办公室的一位比他年轻9岁的同事结下了友谊，那就是T. E.劳伦斯。
和战时的很多其他英国贵族一样，劳埃德也经常改换工作和岗位，流动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在前线司令部待过，也在议会委员会做过办公室工作——但至少他的某些任务会让他定期来到中东。他有银行的背景，所以在1916年秋季在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后被调来研究侯赛因国王政权的财政状况。他关于汉志经济——汉志其实根本没有经济可言——的综合报告中包含了对爱德华•布雷蒙的计划（建立一个奥斯曼一法国银行）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计划被废止[20]。
但到了1917年秋季，劳埃德受困于后方基地，忙于文书工作，一心想重返前线。9月底，他写信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列举了他认为自己或许能有所贡献的地区。尤其是他记起了自己在开罗军事情报办公室的那位已经成了传奇的老同事。“我想，由于我和劳伦斯的私人关系，我对他会很有帮助。”劳埃德写道，“他工作过于劳累，一定也是高度紧张。我确实认为，如果他要留在一线继续担任要职，一定需要志趣相投的其他白人的真正伙伴关系和慰藉。我绝不可能尝试取得领导地位。我甚至根本没有所需的资质。但劳伦斯以他的奇怪方式，对我非常喜爱，如果他在作‘惊险表演’的时候喜欢有我陪着他，我相信，我或许能够帮助他坚持下去。”[21]
权且不说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个要求也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位贵族和议会现任议员居然甘当陪衬，去扮演桑丘•潘沙，来辅佐劳伦斯这个堂吉诃德。克莱顿同意了这个建议，安排立刻将劳埃德调到他那里。10月15日，劳伦斯从阿里什返回的时候，劳埃德已经在亚喀巴等他了。
一连几天，在劳伦斯为前往雅莫科的长途跋涉做准备的同时，两位朋友互相叙旧、交换消息。据劳埃德的观察，劳伦斯的计划有着非常突出的临时拼凑的色彩。除了数量极少的阿拉伯战士作为骨干外，劳伦斯的随行人员还包括一个印度陆军的机枪组和一个名叫伍德的英国中尉军官。伍德是个爆破专家，之前在西线头部中弹，现在还处于康复阶段。劳伦斯打算在北上的漫长旅途中绕开人口稠密地区，从叙利亚东部的氏族中招募新兵，并集合阿布德•卡德尔（一位阿尔及利亚流亡者，自阿拉伯起义爆发以来就一直是起义军一分子）的追随者，而他的族人就居住在雅莫科地区。攻击结束之后，招募来的当地人就各自回家，而从亚喀巴来的人则分散转移，避免必然到来的土耳其追兵的搜捕。另外，还安排劳埃德陪伴劳伦斯完成至少最初几天，也是比较安全的几天的路程。
10月20日，劳埃德向克莱顿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劳伦斯的这些计划，以及他自己对亚喀巴形势的第一印象。在一段标为“私人”的附笔中，他的活泼口吻突然发生了变化：“劳伦斯身体相当健康，但因为自己面前任务的巨大风险和重大意义而深感忧郁。昨夜他向我敞开了心靡，告诉我，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发掘，还有很多民族要去援助，如果现在就丢掉性命就太可怕了。因为他感到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感到，他或许能够完成雅莫科的任务，但几乎没有机会能够逃出生天。我努力鼓舞他，但他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22]
在那个年代，两个男人之间很少会交换如此情真意切的信息，更不用说是在一封军事电报中了。乔治•劳埃德这么写，或许是希望克莱顿能够取消此次行动。如果他真是这么打算的，很快就受到了当头一棒。克莱顿在答复中承认自己对劳伦斯也“非常担忧”，但说，考虑到劳伦斯任务的重大，他的心情这么沉重也不足为奇。“他有一颗雄狮的心，但即便如此，压力也太大了。”克莱顿承认道，“他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会尽快把他撤下来，不要继续让他冒险，但时间还没到，因为现在需要他。”[23]
青年土耳其党政权竭尽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全力，以盛大华丽的仪式热烈欢迎了埃及的前任赫迪夫——阿拔斯•希里米二世。10月底的一天下午，这位名义上统治埃及的奥斯曼君主的火车驶入君士坦丁堡的西尔凯吉车站时，迎接他的除了招展的彩旗彩带和荣誉卫兵之外，还有一大群达官贵人。恭候的人群中包括希里米的老友和共谋者库尔特•普吕弗博士。德国间谍大师和觊觎埃及王位者重拾他们的旧交情，又一次涉足了一场阴谋。
土耳其人投靠同盟国阵营、加入战争之后，英国人废黜了希里米——基钦纳将他称为“邪恶的小赫迪夫”，这个说法令人难忘。希里米从此开始浪迹天涯的流亡生活，最终來到了瑞士。但希里米是个天生的阴谋家，而且他在瑞士有的是时间。在随后的三年中，他不知疲倦地与战争的双方谈判，希望能够在战后夺回自己的王位。他可真是广撒网，双方都知道他在和另一方协商。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从来对希里米没有过什么好感，他在瑞士的拙劣手段更是火上浇油；他们鄙夷地拒绝了他的每一个提议。
但到了1916年，德国人对阿拔斯•希里米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不知是出于支持老朋友的江湖义气——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误以为希里米在埃及并非孤家寡人，而是有人支持，德国人坚定地相信，等打赢战争之后，被废黜的赫迪夫就是他们在埃及的代理人。德国人不断鼓励希里米和君士坦丁堡政权握手言和，这番努力终于在这年10月开花结果，希里米驾临土耳其首都。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普吕弗和前任赫迪夫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一同设计了埃及的未来：希里米将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重登王位，恢复先前的荣光。两人关系极其密切，而且柏林方面高度重视他们在埃及的未来代理人，很快普吕弗就几乎变成了希里米的专职指导者。他们的联盟在下一年中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两个人构建着空中楼阁的梦幻，而真实世界就在他们周围燃起熊熊大火、轰然崩塌。
10月24日，他们出发了。乔治•劳埃德很快就理解了是什么让劳伦斯对深入沙漠腹地的旅行心醉神迷：这是一种进入超凡脱俗世界的感觉，时间仿佛静止了。“往隘道去的风景极其壮美，”劳埃德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两侧都是400英尺高的犬牙交错的玄武岩和花岗岩，月光照耀在我们面庞上。”[24]他写道，陪伴他们的那位阿拉伯谢赫“带着两三名比亚沙奴隶，骑行在我们前头，就像是现代的萨拉丁出征迎敌”。
北上的旅途在最初几天很轻松。两个朋友在瓦迪鲁姆群山的盛景中行进时，探讨着中东战略，幻想着战后在阿拉伯半岛来一番大旅行。“我们打算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豢养一批奴隶，”劳埃德记述道，“还要有一匹骆驼专门用来运书，我们还要去朱夫和博瑞达，整天讨论沙漠政治。”劳伦斯轻松自如，甚至谈了一点自己的家庭和在牛津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卡尔基米什的欢乐时光。劳埃德早已习惯了劳伦斯的沉默寡言，看到他“侃侃而谈”，不禁吃了一惊。
但令人不安的元素已经在旅途中出现。阿尔及利亚流亡者阿布德•卡德尔许诺要带劳伦斯去找他在雅莫科地区的族人，但在途中不断与其他人发生冲突。另一个麻烦人物是英国爆破专家伍德中尉。他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夜晚在黑暗中迷了路，后来就一直闷闷不乐、满腹怨气，很少与两位英国同胞谈话，只是抱怨旅途的艰辛。
这让劳埃德愈发担忧，因为由于从埃及来的补给线又一次瘫痪，劳伦斯在目标地域将不得不做一些风险极大的随机应变，而且一旦出事，就需要伍德来接替他。[25]
在阿里什的时候，劳伦斯向克莱顿索要1000码的新研发出来的轻型双股电缆，用来将葛里炸药同电雷管连接起来。有了这么长的电缆，爆破组就能远远地引爆雅莫科大桥，以及预备一些材料来进行第二次破坏。但被送到亚喀巴的只有500码的旧式单股电缆。因为需要将电缆叠成双股，所以劳伦斯离起爆地点的距离最多就只有250码。而且他很有可能在安置炸药的时候遭到敌人射击。劳伦斯希望能够偷偷将炸药安放在大桥的下主梁上，而不引起桥上土耳其哨兵的注意，但他还是设计了一个备用方案，即让其他人在周边山地上开枪，转移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如果劳伦斯在这过程中死亡——这绝非不可能——就必须由伍德接替他完成任务。
但这样假设的前提是，他们能够招募到足够多的人马。因为劳伦斯已经发现，人们对加入他的队伍非常不热情。劳埃德后来在给克莱顿的信中说，“只要能拦截火车，让阿拉伯人对它大加抢劫，就能暂时贏得他们的忠诚”，而这恰恰是劳伦斯以往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他们眼中，他是劳伦斯，伟大的劫掠者，超级突袭者，真正的、唯一的一种战争的真正的领袖。他也从来没有忘记，他能够统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给他们带来战利品。”[26]劳伦斯为雅莫科行动招兵买马的时候，一旦解释说自己的目标不是火车，而是大桥时，对方的兴趣就迅速烟消云散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英国军官当中，劳伦斯已经臝得了真正的“印第安人侦察兵”的美誉，被认为拥有一种在沙漠中来去自如、如鱼得水的神奇本领。乔治•劳埃德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两次，他们在夜间行进时迷失了方向。在第二次迷路时，劳伦斯坚持要朝着猎户座的方向走，认为这样就能回到正途，不料接近了土耳其军队的一座营地。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劳埃德在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他成功的概率比乍看上去要高得多。”
但事实上，劳伦斯顺利完成此次任务的希望甚至比劳埃德设想的还要渺茫。离开亚喀巴不久之前，有人向劳伦斯发出警告，称阿布德•卡德尔是个叛徒，已经被土耳其人收买了。劳伦斯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劳埃德。这或许是因为，发出警告的人是劳伦斯在汉志的老对手——爱德华•布雷蒙。
事实上，这位法国上校在最近几个月里经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他对阿拉伯起义的态度：这或许是由于他终于得知《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将会确保法国得到叙利亚，或许是因为他认识到，不能阻止的事情就需要去支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1917年秋季，帝国主义者布雷蒙已经遏制了自己在该地区阻挠英国政策的一贯作风，转而积极地向阿拉伯人输送法国武器和经济援助。劳伦斯当然知道老对手的这个变化，但或许是由于仍然相信法国人都是奸佞之徒，或许是决心无视越来越多的危险迹象，不管怎样都一定要继续前进，他选择对布雷蒙关于阿布德•卡德尔的警告充耳不闻[27]。但如果说布雷蒙的警告有错，错在他不知道这个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是近期被收买的。早在1914年11月，库尔特•普吕弗就见过阿布德•卡德尔，坚信他对德国一土耳其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28]。
如此之多的凶险征兆接踵而至，劳伦斯却置之不理，这表明了他听天由命的无奈心态，似乎他知道在这次行动中，他自己的生命无足轻重。劳埃德在与他一同行进的途中看到了他这种心态的迹象。有一次，劳伦斯阐述道，因为阿拉伯人从来不知道《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内情，因此无须遵守它；他们占领了叙利亚之后，或许能缔造自己的命运。劳伦斯透露说，他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就是为了这项事业，或者，就像劳埃德手写的对这次非同寻常谈话的记录那样，“劳伦斯不是在为英王陛下的政府工作，而是在为谢里夫（侯赛因）工作”[29]。
离开亚喀巴四天之后，10月28日晚，两位朋友坐下来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很快接近了真正危险的地域、不能回头的地点，而劳埃德对劳伦斯的“惊险表演”的担忧越来越深。劳埃德之前多次提议留下来陪伴劳伦斯，这次又再次提出。劳伦斯向他表示感谢，但是解释说，“他感到，让不是爆破专家的人员加入，只会给他自己带来风险”。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让劳埃德返回的更有利的理由，这是一个植根于自己必死无疑信念的愿望。“他希望我返回英国，”劳埃德在日记中写道，“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可能会被白厅毁掉，他认为我能挽救他的事业。”[30]
次日下午，两位朋友挥手言别，劳埃德调头返回亚喀巴，劳伦斯继续向雅莫科进发。
1917年10月底，威廉•耶鲁终于抵达开罗，与将担任他的联络人的美国外交官取得了联系。这个外交官名叫查尔斯•克纳本斯修，是个无精打采、倦怠懒散的年轻人，拥有“美国外交部代办”的模糊头衔。考虑到英国情报网络在开罗无孔不入，两人很快得出结论，耶鲁应当多多少少公开地去找英国当局。“否则，”克纳本斯修向国务院报告道，“他们的间谍肯定会发现他的独立活动，这会引起对我方不利的猜疑。”[31]于是，两个美国人请求尽早觐见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第二天，他们的愿望就实现了。耶鲁和克纳本斯修穿上自己最好的夏季西服，前往温盖特的官邸，那是尼罗河畔的一座红色砂岩豪宅。
对雷金纳德•温盖特来说，让又一个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开罗四处游荡，既是好事，也有不利之处。一方面，由于美国已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英国官员有义务与美国人建立互信和团结友好的关系，哪怕是在中东这样的美国根本不打算出兵的地区。另外，高级专员向美围人示好也有自己的隐蔽动机。他考虑到英国在该地区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政治泥沼——与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秘密协定，还要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誓许愿——温盖特越来越相信，美国或许能 够帮助英国从这个泥沼中全身而退。就在耶鲁抵达开罗几天之前，温盖特向颇为惊恐的克纳本斯修表示，或许巴勒斯坦地区需要再一次重新洗牌，或许在战后不应当由阿拉伯人或法国人或多国或犹太复国主义者来控制中东，甚至不应当由英国控制，或许美国人愿意涉足此地、一试身手[32]。温盖特可以依靠克纳本斯修将这些试探的话以积极的色彩传达给美国国务院——克纳本斯修的太太是英国人，他本人非常亲英——但耶鲁或许也是个有益的附会的声音。
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和一个新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打交道，温盖特和在开罗的所有知道威廉•耶鲁背景的人无疑都希望，最好这个人不要是耶鲁。部分原因是，各个级别的英国官员都对耶鲁的老东家——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非常憎恶。在战争初期，英国人多次拦截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船企图绕过英国的海上封锁线、向德国人输送石油。外交上的呼吁也没有多少帮助，最终英国人扣押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船只，才真正打击了这种行为。但也只是打击了一点而已。就在这年夏天，也就是美国正式对德宣战的时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西的代表还向德国人销售石油，被抓了个现行。此人在为自己辩护时，居然温和地解释说.生意就是生意，如果他不向敌人卖石油，他的竞争对手肯定会的[33]。威廉•耶鲁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冷血的利欲熏心的公司文化，这让英国人很难对他有信心。
耶鲁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具体服务就更不能让人放心了。在开罗的英国人深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前任代表刚刚在敌境腹地作为受保护的中立国公民生活了两年，即使伦敦对耶鲁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传来的情报表示感激，作战一线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开罗的英军高层不能忘记，敌占巴勒斯坦最好的一条公路（耶路撒冷——贝尔谢巴公路，它是土耳其军队通往加沙前线的补给生命线，而英军两次在那里惨败）的大部分都是由标准石油公司在1914年修建的，而且威廉•耶鲁就是这项工程的主管。
因此，在温盖特与耶鲁的第一次温和友善的会晤之后不久，耶鲁又回来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这让温盖特左右为难。这位美国国务院特工不知从哪里得知了《阿拉伯公报》的存在，这是阿拉伯局从中东各地搜集的原始和绝密情报的每周汇编。《阿拉伯公报》高度敏感，发放范围仅限于大英帝国政界和军界的不到30名最高级官员，以及协约国政府的仅仅3名代表。威廉•耶鲁现在也要看《阿拉伯公报》。
温盖特斟酌再三，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附加了一个典型英国式的条件。耶鲁可以自己阅读《阿拉伯公报》，但必须以荣誉起誓，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绝不直接引用它的内容。
毋庸置疑，这样的安排如果是针对欧洲高雅的军官阶层成员，一定是很好的，但从事后之明来看，高级专员对威廉•耶鲁背景的偏见或许应当更多一些才对。他刚刚把英国在中东最具时效性的秘密拱手交给人类历史上最掠夺成性的企业之一的前雇员，而威廉•耶鲁倒并不打算引用《阿拉伯公报》，而是要全套照搬。
耶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循环逻辑的妙招为自己辩护：“英国人给我的信息不是给我个人的，因为我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名特工。如果我要执行政府雇用我去执行的任务，我就必须将自己获得的信息传达给国务院……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一定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强加的条件是没有效力的。因此，在我判断有这样做的必要时，就毫不犹豫地引用《阿拉伯公报》中的信息。”[34]
耶鲁承认自己的逻辑可能有个漏洞——毕竟，外国官员要“理解”他的情况，必须先知晓他的情况才行——但耶鲁对此也有个顺手的借口；如果说他的美国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变了质，这肯定是由于“我和欧洲及东方的官员一起生活、与其打交道已经有四年之久”。
但这个年轻的美国特工身上还有一些东西是雷金纳德•温盖特没有理解的。威廉•耶鲁并不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前雇员。他实际上是从公司“休假”的，所以还能继续领到战前薪水的一半。如果开罗的英国官员开始对他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起了疑心，也不大可能发现真相，因为耶鲁已经安排好，让他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工资支票寄给他的母亲，存在纽约。[35]在随后几个月内，当耶鲁浏览《阿拉伯公报》和其他所有到他手边的英国机密情报时，还会仔细地寻找提及石油的文字。
1917年10月31日，亚伦•亚伦森和哈伊姆•魏茨曼在白厅的英国内阁会议室的前厅等候着。他们是应马克•赛克斯邀请前来的，有幸最先听取英国领导层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最新的决策结果。
等了许久，内殿的大门终于打开，春风满面的马克•赛克斯走了出来。“魏茨曼博士，”他宣布，“生了个男孩。”[36]
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随后被带进内阁会议室，去面见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和政府的其他一些高官。他们刚刚批准了一份已经酝酿了6个月的关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未来地位的声明文本。这过程的艰险曲折，以及许多英国高官对该问题仍然抱有的深深的保留意见，体现在声明发布的奇特方式上：外交大臣贝尔福将笔迹潦草、似乎是即兴写出的仅仅三句话交给了英国金融家沃尔特·罗思柴尔德。
最重要的一个从句是：“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竭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37]
这份手写的简短讯息很快就将以《贝尔福宣言》的名字闻名于世，从中将产生一个巨大争议，困扰世界一直到今天。但对亚伦•亚伦森来说，这是实现他的重建以色列国家的梦想的第一步，为了这项事业，他和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同胞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亚伦森还不知道这些牺牲将会多么沉重。在白厅的这个欢庆日子里，他和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人都还不知道，3周前在济赫龙雅各布发生了多么丑恶的事情。
11月初，对吉尔伯特•克莱顿、戴维•霍格思和其他一些在埃及的英国军官来说，有一个烦人的问题开始侵入他们沸腾般激动不已的大脑：劳伦斯在哪里？
艾伦比将军的攻势就像钟表一样严格按照计划顺利展开。英国骑兵将贝尔谢巴周围的土耳其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在10月31日上午冲进了这座沙漠城镇，随后继续推进。到11月7日，加沙的土耳其驻军的增援路线被切断，面临很快被合围的危险，于是他们放弃了战壕工事，匆匆沿海岸北撤20英里。由于天气恶劣，英军未能乘胜追击，但现在他们已经突破了巴勒斯坦的第一道也是最强大的一道防线。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次胜利的余晖也开始黯淡，那些在阿里什与劳伦斯一起进行战略筹划的人越来越为雅莫科持续的沉默感到不安。11月12日，克莱顿向已经返回亚喀巴的乔治•劳埃德吐露心声：“我心急如焚地等待劳伦斯的消息。”[38]
当天，劳伦斯和他的队伍正在雅莫科以东约80英里处，希望能在这次事事不顺的行动中取得至少是一点点成绩。与劳埃德分别几天之后，劳伦斯抵达了沙漠堡垒村庄阿兹拉克，但发现他希望招募的塞拉欣族人不愿意加入他。主要原因是他们非常不信任阿布德•卡德尔，也怀疑他是叛徒。在劳伦斯激情洋溢的讲话的感召下，部落族人们终于加入了行动，但在前往雅莫科的途中，阿布德•卡德尔突然销声匿迹，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时，他正奔向一个土耳其人控制的城镇。但劳伦斯仍然不愿回头。
尽管挫折接二连三，他还是仅差一点就成功了。11月7日夜间，劳伦斯和他的爆破组抵达了西哈布山处的铁路桥，就在一名土耳其哨兵的鼻子底下拖运葛里炸药走下峡谷，这时突然有人的步枪掉落到岩石上。六七名土耳其卫兵被声响惊动，冲出哨所，开始向四面八方疯狂地胡乩射击。负责搬运葛里炸药的搬运工得知这种炸药被子弹击中就会起爆之后，当即将炸药丢进溪涧，逃往安全地带。劳伦斯别无选择，只得也跟了上去。
战争中的人最为迷信，即便是最坚信纯粹理性的人现在也该决定，雅莫科袭击小组应当立刻停手，能活这么久已经是福气了，赶紧逃命才是要务。但劳伦斯似乎中了魔，一心要从这次行动中取得至少是一星半点儿的成功。他决定再伏击一次火车。
但要这么做，承担的风险就更大了。他的队伍粮食奇缺，于是他命令部分成员离开。其中包括印度机枪手们，这意味着，即便袭击火车能够成功，袭击者也没有重武器的保护。另外，由于在稚莫科大桥丢失了大量电缆，现在炸火车的人起爆的时候离起爆点就只有50码远。承担这个任务的人将是劳伦斯。
他选择的袭击地点是安曼以南汉志铁路主干线在米尼菲尔村外的一段偏僻的铁轨。劳伦斯蹲伏在一座小灌木丛后，隐藏好自己的起爆器，但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铁轨。他起初试图炸毁一列长长的运兵火车。对他自己以及藏在附近冲沟中的60名部下来说非常幸运的是，电缆失灵了——一旦起爆，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土耳其士兵一定会将他们尽数屠戮——在万分痛苦的几分钟内，劳伦斯不得不忍受着缓缓经过的列车上土耳其士兵困惑的凝视，有时还强作笑颜地向他们挥手示好[39]。
次日，劳伦斯成功袭击了另一列较小的运兵火车，在这次袭击中他的生存概率也不高。他的位置离起爆点太近，爆炸的冲击波将他掀翻飞出好远——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被摧毁的火车头的很大一部分直接砸在了起爆器装置上，而片刻之前这起爆器还在他的两膝之间。劳伦斯精神恍惚地挣扎着站起身来，看到自己的衬衫成了碎布片，血从左臂滴下来。烟尘散尽后，他看到自己面前是“一个人的上半身，被严重烫伤，冒着烟”，下半身被炸飞了50码远。
“我感到逃跑的时候到了，”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但我行动起来的时候，发现己的右脚剧痛无比，于是我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头还因为爆炸的冲击而昏昏沉沉。走起來之后，昏沉的感觉就开始消退，我蹒跚地向高处山谷走去，阿拉伯人正从那里向拥挤的车厢射击。”
劳伦斯跌跌撞撞地走向安全处时，火车上的土耳其士兵向他瞄准射击——但打得不准；据他自己说，至少有五发子弹擦伤了他，“其中有些擦得很深，很不舒服”。他走的时候还处于恍惚状态，于是唱起一首古老歌曲来鼓励自己继续前进：“哦，但愿那不曾发生过。”
在10个月前攻打沃季赫的时候，曾有一名英国军官不肯等待被围困的土耳其驻军投降，而是带领一支突击队登陆，导致约20名阿拉伯人死亡。劳伦斯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对那次战斗评论道：“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的行动，或者射击，或者伤亡，不仅仅是浪费，而是罪孽……我们的起义军不是像士兵那样的材料，而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信任我们的领导。我们不是来指挥他们的，而是应他们邀请来的。我们的战士都是志愿兵——普通人、当地人、亲属——所以每个人的死亡都会给起义军中的很多人带来悲痛。”[40]
在米尼菲尔，劳伦斯以区区60人的兵力，敢于挑战约400人的土耳其部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一些部下甚至没有武器，只能向瘫痪的火车投掷石块，很快就有约20名起义军战士被击倒在地，包括被派到铁轨处营救劳伦斯的7人。劳伦斯对英国军官在沃季赫行为的批评与他自己在米尼菲尔的所作所为之间有着莫大矛盾，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在过了残酷的10个月之后，他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了。
“次日，”他如此记载米尼菲尔战斗的后续，“我们来到阿兹拉克，受到热烈欢迎。我们还——上帝宽恕我们吧——吹嘘自己打了胜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