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短兵相接
汉志战争的双方是德尔维希①和正规军——而我们站在德尔维希那边。
——T. E.劳伦斯，1916年11月3日[1]
①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凋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德尔维希可以集体生活，也可以在俗；云游四方的德尔维希叫作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瑞分子，但该运动已持续至今。
为了排解在红海南下的炎热而漫长旅途中的无聊时光，“喇嘛”号的军官们在1916年10月15日下午组织了一场手枪射击比赛。这是他们从苏伊士港起航后的第二天。海上风平浪静，于是他们在这艘改装商船的一根栏杆上摆放了一些瓶子，然后在较远的另一根栏杆处轮流开枪，尝试把这些瓶子打碎。
“喇嘛”号上最重要的乘客，驻埃及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并不喜欢这场射击比赛。午饭后他有些懒散，原打算睡个午觉，但在这枪声中实在无法入眠，尤其是当军官们开始试射一支缴获的土耳其黑火药步枪的时候。“枪声简直像一门18磅大炮的炮声，”斯托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返程时不乘这艘船，而是随便拦住任何一艘北上的船只。”[2]
射击比赛成绩最突出的人当中就有斯托尔斯的旅伴T. E.劳伦斯。他在卡尔基米什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靶，已经成了神射手。除了劳伦斯喜好玩枪之外，斯托尔斯还是挺高兴能和他一起旅行的。东方文化秘书在前两次在红海南下前往吉达①的旅途中，已经因为缺少有趣的旅伴而抓狂。[3]在这次旅途中，“超级大脑”劳伦斯已经为他细致地讲解了波雷费密码，这是一种聪明灵巧的密码系统，建立起来容易，破解却极难。而且，就像他们在开罗的老习惯一样，两人的其他时间主要用来讨论古典文学和艺术。
①红海的主要港口，今属沙特阿拉伯，也是该国的外交都城。它的名字（意思是“女祖先”或“祖母”）取自当地的哀娃墓。1928年哀娃墓被沙特政府摧毁，吉达一直是穆斯林朝觐者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入口。以前属于土耳其，1916年被迫割让给英国。1925年被穆斯林领袖伊本•沙特占据，1927年被并入沙特阿拉伯。
和斯托尔斯前两次去吉达一样，10月的这番旅行也是为了阿拉伯起义，现在起义已经有四个多月时间了。东方文化秘书在起义前英国政府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艰难谈判中扮演了主要交流渠道的作用，现在已经短兵相接，他自然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但到1916年10月，阿拉伯起义很快接近了一个危机时刻，它还能坚持多久是罗纳德•斯托尔斯和其他人忧心忡忡的问题。
外界得知起义爆发的方式恰恰说明了它的组织乏力、草率鲁莽。斯托尔斯6月份第一次前往阿拉伯半岛的时候得知了此事。
麦加偷偷传出的密文显示，已经延误许久的起义终于被定为于6月16日开始，于是斯托尔斯在6月1日从苏丹动身，渡海前往吉达，准备去见埃米尔的次子阿卜杜拉。起义展开之后，阿卜杜拉将担任起义军的主要指挥官。但是阿卜杜拉踪迹全无。斯托尔斯派遣一名信使前往麦加，要求阿卜杜拉尽快到海岸来相见，随后四天内 就乘坐一艘英国战舰在阿拉伯海岸线上游弋，寻找土耳其或阿拉伯军事行动的迹象。各个沉闷的港口小镇显得愈发催人入睡了。
6月5日，信使终于带着阿卜杜拉的信从麦加回来了。“致最高贵和可敬的斯托尔斯先生，”信中写道，“非常遗憾，因为有急事在身，我无法亲自前来与您会面，所以我的弟弟会给您送来所有消息[4]这个弟弟是20岁的扎伊德，侯赛因四个儿子中最年轻的一个。斯托尔斯被要求前往萨米玛（吉达以南的一个海岸小村），扎伊德将在次日早上到达那里。斯托尔斯对这变故非常恼火，但有件奇特的事情让他的怒火平息下来：信使说，起义时间从6月16日提前到了6月10日。东方文化秘书早就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会严格遵守时间表，但是他很难想起时间被提前的先例。
但在次早上，他见到扎伊德的时候，对方似乎并无紧迫感，尽管修订过的起义发动时间已经是区区四天之后了。这个神秘莫测的年轻人领着斯托尔斯走进他搭在海滩上的帐篷，和他聊天打趣了很长时间，一名仆人则在旁边准备咖啡。上了咖啡之后，扎伊德交给斯托尔斯一封他父亲的“写得非常糟糕”的信，详细描述了他的起义计划，并且索要价值7万英镑的黄金来资助起义军。斯托尔斯追问侯赛因的儿子，他们具体打算如何打败敌人，却发现，战术考虑还在最原始的阶段。“我们会勒令土耳其人投降，”扎伊德答道，“如果他们不肯，将打死他们。”
东方文化秘书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躁。几个月来英国人一直在向侯赛因输送黄金和枪支，斯托尔斯听对方的宏图大略——不曾有过任何付诸现实的尝试——也听了差不多这么久。他和其他英国联络人已经多次告诉侯赛因，在起义爆发之前不会再提供任何资金。斯托尔斯在萨米玛海滩上重申了这个决定，这时扎伊德终于吐露了一点有趣的新闻：“我很高兴地向您宣布，起义已经于昨天在麦地那开始了。”
斯托尔斯立刻把扎伊德和他的主要副手带到等待着的战舰上，在后舰桥上匆匆为他们准备了早餐，然后他和陪同他从开罗前来的两名军事情报官员向年轻的谢赫追问细节。斯托尔斯向开罗汇报了这个消息，快速地写了一封给侯赛因和阿卜杜拉的祝贺信，然后搜罗了手头所有能够鼓舞起义军领袖的东西：战舰保险箱内价值1万英镑的黄金；给侯赛因家族的两个吸烟大王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的五箱香烟；并许诺在一周之内送来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船员们在红海的市场买了一只小沙漠羚羊当作战舰的吉祥物。此刻这只小羚羊就走来走去，时而用角顶一顶客人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时而吃着散落在甲板上的香烟，给这个重大时刻增添了一分家庭气息。[5]
汉志地区的战线要过一段时间才明晰起来。侯赛因的起义军在最初几天借助突然袭击，很快制服了麦加的少量土耳其部队，并在英国海军舰炮的支援下占领了重要港口吉达。在塔伊夫（侯赛因的“夏季首都”，位于麦加以南的群山中），阿卜杜拉的战士们占领了城镇，而将约300名土耳其驻军隔离在防守严密的堡垒内。但在汉志的最大城市麦地那，局势不容乐观。在那里，起义军得知在麦加的同志迅速得胜，大受鼓舞，迎头撞上了规模更大、防守更巩固的土耳其军队，惨遭机枪和炮火屠杀。起义已经一个月了，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僵局，侯赛因的部队牢牢控制着麦加和吉达，以及南部几座较小的海滨城镇，而土耳其人同样稳固地占据着铁路终端城市麦地那（在麦加以北150英里处）和红海北段的滨海城镇。
从政治角度看，开罗和伦敦都对阿拉伯起义的消息欢呼雀跃。在加里波利和库特的惨败之后，中东总算有了点好消息。最关键的是，侯赛因既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所的监管人，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受尊重的领袖之一，他与君士坦丁堡的决裂让英国人放了心——土耳其人和德国人要搞的泛伊斯兰圣战基本上是完蛋了。
但从军事角度，英国的反应要模棱两可得多。显然，如果阿拉伯起义军能够成功地将大批土耳其军队牵制在阿拉伯半岛，就有助于英军右翼向巴勒斯坦发动攻势，开罗方面正在筹划这样的攻势。但另一方面，汉志的起义并没有激发更广泛的阿拉伯起义——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就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侯赛因的部队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反攻会非常脆弱，而且起义军目前为止的表现时好时坏，不大可能抵挡得住。如果那样的话，英国在埃及的远征军的部队和物资就要被送去援助起义军，而此时这支远征军的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死死地控制住每一点资源，为他的巴勒斯坦攻势做准备。[6]
但如果出兵援助起义军，风险会更大，可能会将英国军方高层最有政治眼光的人士所赞扬的阿拉伯起义变成他们最恐怖的噩梦。这是因为，根据《古兰经》的教诲，不仅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绝对不允许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军人涉足，而且整个汉志也是如此，只不过禁止的程度低一些。罗纳德•斯托尔斯在6月份首次前往阿拉伯半岛时就体会到了这个禁令，当时扎伊德拒绝让与斯托尔斯一同前来的两名军事情报官员一起上岸，而只允许东方文化秘书独自前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侯赛因利用经文中的含糊之处制造了一点自由空间，允许极少数英国后勤军官在海滨城镇拉比格执行补给任务，但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在海岸活动。如果允许他们进入内陆，更不要说邀请成建制的英国基督徒士兵前来，就会正中土耳其宣传家的下怀，所有参与的人都会难逃厄运：侯赛因不仅会被奥斯曼帝国视为乱臣贼子，还会被整个伊斯兰世界看作叛徒；而英国的帝国主义的、十字军式的意图会暴露在义愤填膺的伊斯兰世界眼前。
有鉴于这个窘境，英国努力在边缘活动，通过拉比格向汉志起义军输送武器和黄金，同时尽量寻找穆斯林部队——主要是埃及人，还有少数投诚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来训练起义军，并形成一个小型的地面军事存在。但这肯定远远不够，随着1916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起义军的组织混乱越来越暴露无遗，土耳其军队发动反攻的形势也越来越紧迫。在开罗和伦敦，希望更大规模介入的人和敦促小心行事的人之间的辩论也越来越紧张。埃米尔侯赛因自己对局势也没有什么帮助。一直到秋季，他自己一个人就在进行同样的辩论[7]，根据前线形势的最新变化，时而拒绝让非穆斯林部队参战，时而恳求立刻派出所有可动部队支援他；他往往会转到中间立场，即请求开罗让非穆斯林部队随时待命，等待干预的时机。
但到10月份，如此优柔寡断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得到了铁路送来的援兵，比起义开始时还要强大，而且最近重创了侯赛因的第三子费萨尔率领的一支起义军进攻部队。费萨尔的战士们撤进了山里。有很清楚的迹象表明，土耳其人打算从麦地那出征，将起义军拦腰斩断，同时夺回麦加。为了应对这个危机，同时也是由于他的儿子们在各条战线不断告急，侯赛因终于同意在汉志部署英国军队。
罗纳德•斯托尔斯第三次到吉达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作为对侯赛因求援的回应，尽管默里将军在开罗大发牢骚，伦敦的英国战争委员会还是同意派遣一个旅的英军到汉志——齐装满员兵力是约5000人——以及一队飞机。对东方文化秘书来说，传递佳音的机会，再加上与T. E.劳伦斯一起旅行的愉快，至少是部分地弥补了他对这些乏味旅行，以及吉达镇本身越来越深的反感。
劳伦斯对几个月来阿拉伯起义在英国军方高层中引发的激烈辩论非常了解。他这么熟知内情，既是因为他是开罗情报机构的成员——他从伊拉克返回后不到两周，起义就爆发了，也是由于他和斯托尔斯私交甚笃。但他的专业领域是叙利亚事务，所以一直处在这些筹划之外。事实上，他在10月份同斯托尔斯一起登上“喇嘛”号之前，他对汉志事务的贡献非常平淡无奇：邮票。
在阿拉伯起义的最初日子里，土耳其对其完全报以沉默，斯托尔斯想到了发行“汉志共和国”邮票的主意，这能够有效地向全世界宣示，汉志已经与奥斯曼帝国一刀两断，而且这个手段成本低廉。他请埃米尔侯赛因提供一个合适的、符合伊斯兰风格的设计，但侯赛因交出的草图却酷似一座英国灯塔，效果非常诡异。于是，斯托尔斯找他的最精通阿拉伯文化的朋友劳伦斯帮忙，两人在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悠闲地逛了一个下午，寻找合适的主题。斯托尔斯记述道，“很快我就发现，劳伦斯原本就懂得，或者当即学会了一整套邮票设计制作和三色印刷工艺，”[8]于是东方文化秘书指派他的朋友来负责邮票的制作。
设计邮票那段时间恰好也是劳伦斯特别艰难的一段时光。自抵达开罗以来，他和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萨沃伊饭店的小小政治情报单位的其他怪人们在编制上隶属于常驻埃及的军队，劳伦斯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因为否则他就会隶属于默里将军的埃及远征军（这支“常备军”的任务是进攻土耳其人）这台笨重而等级森严的机器。但在这年夏天，由于一次机构重组——英国在开罗的当局在战时搞过六七次机构重组，每次都造成了极大混乱——劳伦斯被调到了埃及远征军下属的一个情报单位。更糟糕的是，这次调动让劳伦斯受到一位他非常蔑视的指挥官的领导，而且他还得离开开罗，前往苏伊士运河上死气沉沉的港口城镇伊斯梅利亚。劳伦斯立刻申请调回“唐突鬼”（萨沃伊饭店的情报单位很清楚自己在军事官僚机构中的声誉，于是给自己挑了这个名字），但当即遭到拒绝。劳伦斯写道：“在一些友善的暗示下，我理解到，这是为了让我远离阿拉伯事务。”
但劳伦斯非常足智多谋，他将自己比较突出的一个性格特点善加利用：特别能烦人。他写道，在和伊斯梅利亚的新同事相处时，“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他们灌输，他们在情报工作（这根本不难！）上是多么无知和效率低下，并且摆出酸腐文人的姿态迸一步招惹他们，好为人师地纠正他们的报告中的萧伯纳式的分裂不定式和同义反复。”[9]
这一招奏效了。1916年9月末，劳伦斯得知罗纳德•斯托尔斯即将前往吉达，于是请了10天假。对他咬牙切齿的上级们爽快地准了假。于是，劳伦斯以罗纳德•斯托尔斯的随行人员的身份，而并不具有官方身份，第一次起航前往阿拉伯半岛。[10]
10月16日黎明后不久，“喇嘛”号驶入了吉达港的宽阔海湾，驶向远处海岸上有防护的码头。在晨光中，劳伦斯只能看到这座城镇房屋间的光与影，而城镇的远方是“绵延不绝、平坦无垠、炫目的沙漠”。轮船接近锚地时，他感受到了大多数从海上接近阿拉伯半岛的人必然会经历的震撼，清凉的海风猛然撞上了陆地上吹来的热风。劳伦斯写道，在这一瞬间，“阿拉伯半岛的炽热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打得我们张口结舌”。[11]
这是一次尴尬的会谈，英国人以其特有的礼貌掩盖了双方的分歧。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在上午九点多下了“喇嘛”号，穿越吉达的狭窄街道，很快来到了英国领事馆所在的优雅的三层小楼，在那里受到了常驻此地的英国官员西里尔•威尔逊中校的迎接。威尔逊将客人们带到凉爽而有百叶窗遮蔽因而非常宜人的会客室——这时还不到10点，但吉达刷着石灰的房屋已经放射出刺眼的热光——并命令佣人准备点心饮料。
威尔逊身材颀长，蓄着大胡子，是个职业军官，以前曾在英属苏丹政府任职。罗纳德•斯托尔斯与威尔逊是老交情，但对他的看法却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改观。他觉得威尔逊沉闷无聊又暴躁易怒，有点歇斯底里——他曾这样描述威尔逊：“顶多就是个省级行政人员的料，更高的职位就不行了”[12]——所以完全不能胜任他自7月以来担任的要职——英国驻埃米尔侯赛因的汉志“政府”的代表。事实上，斯托尔斯在开罗没有极力反对威尔逊担任这个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他非常害怕，如果威尔逊被撤职，他自己或许会被派到吉达接替他。[13]
而威尔逊对东方文化秘书的这些拜访似乎颇为怨恨，尤其是埃米尔侯赛因及其使节对斯托尔斯毕恭毕敬，而他威尔逊却要在一线承担英国政策的所有苦差，极具挫败感，还无人感激。
威尔逊和劳伦斯之间也有些过节。几个月前，这位中校在开罗看到劳伦斯穿着军服却头戴阿拉伯头饰，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但我们的情报军官将威尔逊批评他军容不整的训诫当成了耳旁风，因为他来到领事馆门前时军服湿透、邋里邋遢。
但是，会客室里的人都是英国人，所以他们不会将这种摩擦表达出来，甚至根本不予承认。斯托尔斯和威尔逊佯作同僚的亲切，讨论着汉志局势和当天的日程安排。根据阿拉伯习俗，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去拜见谢赫阿卜杜拉——他驻扎在城外4英里处——当晚再在领事馆进行更正式的会晤。两位高官把劳伦斯丢下自由活动，在将近中午的时候骑马前往阿卜杜拉的营地。
但三人在下午早些时候在领事馆再次聚首时，听到的却是不愉快的消息。开罗发来的电报宣称，战争委员会在考虑再三之后，决定召回原定在近期派往拉比格的一个旅的英军部队和飞机队伍。雪上加霜的是，战争委员会还命令，斯托尔斯在“喇嘛”号上携带的原定付给阿卜杜拉的价值1万英镑的黄金暂时不得动用。斯托尔斯和威尔逊上午拜访阿卜杜拉的时候，受到了阿拉伯式的盛情款待，现在他们都很害怕谢赫当晚对领事馆的访问。
五点多一点的时候，阿卜杜拉在衣着华丽的宫廷扈从和奴隶的簇拥下来到了领事馆。劳伦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生性特别快活的人——或许由于阿卜杜拉前不久在塔伊夫城打了场胜仗，该城长期抵抗的土耳其驻军终于投降，所以他格外高兴——有点奢侈纵欲的样子。这位谢赫虽然还不到35岁，面庞已经颇为肥胖，带有纵情享乐的印迹。他的快活没有维持多久。这次会议没有通常的那种长时间的寒暄打趣，阿卜杜拉和他的主要副乎们刚在领事馆会客室坐定，威尔逊就开始大声朗读开罗来的电报，斯托尔斯将其翻译为阿拉伯语。阿卜杜拉仔细听着，面容坚忍，难以揣测。
读完之后，阿卜杜拉开始为自己申辩，斯托尔斯则解释说，自己在军事问题上没有任何权力，希望借此阻止谈话往那个方向发展。其实就是斯托尔斯在1914年写下了给侯赛因的秘密提议，所以他这么说实在太假了。室内的英国人第一次体验到了阿卜杜拉的脾气。“抱歉，”他打断了斯托尔斯的话，“就是你的信，你的信息让我们的这件事情开端的，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甚至在开始之前就知道。”
斯托尔斯和他的两位同胞受到这番责备，哑口无言了。他们的客人则滔滔不绝地描述汉志当前严重的局势，以及英国人对造成这种严重局面应当负主要责任。“他对双方谈判的历史作了相当准确的总结，”斯托尔斯在日记中懊悔地写道，“多次引用了英王陛下政府的诺言，即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帮助阿拉伯人。”
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阿卜杜拉列举了他当前的所有困难，斯托尔斯和威尔逊则许诺，他们虽然能力有限，但一定会竭尽所能，让政府高层收回最新的决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谢赫不得不去做他显然希望避免的事情：打电话给他父亲，汇报最新的进展。领事馆的电话被送来，拨通了埃米尔侯赛因的私人专线“麦加一号”。
让斯托尔斯意外的是，埃米尔似乎对这件失望之事颇为冷静和从容，再次声明了自己对英国伙伴的绝对信任，以及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的信心。阿卜杜拉当晚离开领事馆的时候，决定次日早上再来会晤。而他的英国东道主们，就像斯托尔斯说的那样，“对他无比景仰，对自己则十分鄙夷”。[14]
T. E.劳伦斯在这场漫长而紧张的会议中说话很少，或许一句话也没说。部分原因是很明显的：他在这里并没有官方的身份；在这种关系微妙的会议上，如果他末经邀请就唐突地发表意见，就违反了外交常规，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行为。与此同时，这种置身事外的疏离感让劳伦斯得以对阿卜杜拉进行密切研究，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装模作样，对他进行观察和批评”。[15]
埃米尔侯赛因是阿拉伯起义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阿卜杜拉则是无可争议的前线统帅。这一点对参与汉志事务的英国军官和外交官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讨论。阿卜杜拉是侯赛因最信任的儿子。1914年，侯赛因派遣他到开罗试探英国人对他的分离主义计划的态度；阿卜杜拉指挥了攻克塔伊夫的战役，还代表整个家族与英国顾问们谈判。
劳伦斯虽然是第一次见到阿卜杜拉，却已经产生了疑虑。虽然会谈的气氛非常严肃，他却感到阿卜杜拉有种“持续的欢快”，虽然有着精明政治家的风度，但却不一定表里如一，而且野心极大。还不止这些。劳伦斯对此前4个月从汉志传出的情报作了仔细研读，希望找到起义在振奋人心的开端之后却陷入惨淡僵局的原因。他的结论是，起义的核心缺少真正的领袖，“不是智识，不是判断力，不是政治智慧，而是能够点燃沙漠的激情火焰”。起义需要的是一位先知。在领事馆的这次会议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阿卜杜拉太审慎，太冷静，太幽默，不可能成为先知，尤其是那种历史上在革命中取胜的武装先知”。
劳伦斯如果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的高级同僚们，肯定会得到这样嗤之以鼻的回答：谁会关心你的想法？但劳伦斯没有吐露这些思绪。早在10月16日，他抵达阿拉伯半岛还不到半天的时候，就已经在为阿拉伯起义设计一个新航向，而且他自己要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他对这个角色的设定如下（从不同角度看，他这番话要么是深刻的自信不疑，要么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极度傲慢）：“为起义寻找尚不为人知的主宰灵魂，并测量他将起义推进到我为之设想的目标的能力。”要达到这些目的，劳伦斯需要秘密行事，不动声色、悄无声息地寻找机会来促成他自己的计划。在和阿卜杜拉的会议上，劳伦斯找到了他的第一个机会，在次日早上他就会尝试利用这个机会。
但1916年10月16日这漫长的一天还没有结束。在它告终之前，劳伦斯还将会遇到另一个对汉志影响极大的人物，此人将会从反面进一步推动劳伦斯为自己设定的使命的清晰成形。
在法国驻吉达代表团驻地的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爱德华•布雷蒙上校举起他的香槟酒杯，向他的英国客人们祝酒。“我刚听说，”他宣称，“我的男性亲属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战争中死伤的一位，也负了重伤。我有责任，也很荣幸地向协约国祝酒，并且告诉大家，我和英国人打交道是多么愉快。”
10月16日晚的这个动人时刻给罗纳德•斯托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话语中没有法国式的夸耀自负，这是很惊人的。于是我举杯祝他的表弟早日康复，祝法国代表团的事业蒸蒸日上。”[16]
47岁的布雷蒙颇有些心宽体胖，是法国帝国主义战士的典范，对袓国的伟大和祖国的“文明教化使命”——将法国文明和文化传播给世界上的落后民族——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他的军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法国的北非属地服役，先是阿尔及利亚，然后是摩洛哥，对镇压叛乱部落很有经验，被公认为非常规作战的专家。他虽然没有平步青云，但也是稳步上升：摩洛哥港警察总长、法国驻摩洛哥军事代表团副团长、拉巴特城行政长官。[1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布雷蒙被召回法国，匆匆送上前线。 在战争恐怖的第一个月里，和很多法国军官一样，布雷蒙在前线的日子只有几天时间。在比利时前线率军作战时，他胸部中弹。康复之后，他被任命为第64步兵团团长。随后两年时间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袍和男性亲属接二连三地在西线的残杀中倒下。1916年夏天，阿拉伯起义爆发后，他得到了脱离西线杀场的机会。法国国防部决定向阿拉伯地区派遣一个小型的军事代表团，认为布雷蒙——“土著战争的专家、法属北非的老将——是领导这个代表团的最佳人选。
其实，布雷蒙上校是绝佳人选的原因远远不止是他在穆斯林世界的丰富经验。和中东战场的很多其他行动一样，法国驻汉志代表团也有一个秘密使命，而这个使命需要狡猾奸诈和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好在爱德华•布雷蒙就是这样一个人。
鼓励阿拉伯人发动起义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英国人在操作，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有着狼子野心的法国领导层得知此事后大为惶恐。以成文形式规定法国对中东的权利主张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签署之后，法国人的担忧缓和了一些，但阿拉伯起义爆发后法国人又高度紧张起来。且不谈协约国之间信誓旦旦的盟友关系，法国人根本就不信任他们的英国盟友能够信守关于中东的诺言；汉志起义释放出了一支革命力量，将来英国人就是想控制住它，恐怕也无能为力。法国人提议向该地区派遣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以保护自己将来对中东的权利主张，并监视当地局势的发展。英国人礼貌但是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这让法国人更是惊恐万分。伦敦的解释是，汉志局势瞬息万变、非常微妙，如果在此刻派遣另一支外国军队，只会让事情更复杂棘手。
于是法国人改用特洛伊木马的策略。1916年8月在布雷蒙上校指挥下从马赛港起航的200人的军事单位的官方称呼是“法国驻埃及军事代表团”。虽然这些法国军人打算在埃及做些什么是个很大的疑问，但英国人还是不好将最亲密盟友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拒之门外。布雷蒙上校对自己使命的解释是：促进法国领地——主要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朝觐者前往麦加的哈只。英国的陆海军已经在为成千上万寻求前往麦加朝觐的埃及和印度穆斯林提供保护，所以也不好反对布雷蒙的幌子。
法国人计划的最后一步非常大胆，即便是英国人，虽然不太情愿，也得表示赞赏。9月中旬，布雷蒙陪同一批摩洛哥朝觐者来到吉达，在那里登陆之后挑选并租赁了一座足够气派的房子[19]，宣布法国军事代表团抵达了汉志。他旋即向法国外交部发了电报，敦促建立常驻侯赛因政府的外交使团。外交部批准这项建议后，法国在阿拉伯半岛就有了正式的军事和外交存在，而且从技术上将与英国等量齐观，伦敦也只得接受这个既成事实。毕竟巴黎方面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是两个伟大盟国在平等基础上携手勾画本地区未来的良机，能够加强两国永久的友谊。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在10月中旬抵达吉达后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布雷蒙的狡黠还远远不止是建立驻汉志代表团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体现在代表团的目标上。正如他于10月16日在法国领事馆的宴会上所说的那样，他在汉志的公开使命是表达法国对阿拉伯起义的支持，并摸清法国能够如何支援起义。但他的秘密任务却是努力遏制起义的规模，避免起义和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理想蔓延到法国垂涎的那些阿拉伯地区。布雷蒙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个方便利索的计划，虽然这计划极其玩世不恭。
当晚，他向英国客人们解释说，最重要的是不能允许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只要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还撑得住，只要阿拉伯人将资源和鲜血集中投入到攻打麦地那的战役中，就能将起义安全地遏制在汉志境内。他警告说，一旦麦地那陷落，阿拉伯人自然会将注意力转向北方，从土耳其铁蹄下解放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同胞，这将会不可避免地抵触英法在各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20]
这想法有些冷血，但却是一条简单而聪明的战略：虽然帮助外国起义取得成功向来是件困难的事情，但让它失败却简单得多。
但在法国领事馆的宴会上，布雷蒙上校的设想却是建立在至少两个极大的误解之上的。首先是，他认为英法两国有必要共谋来支援阿拉伯起义，暗地里却对其进行破坏。如果布雷蒙知道《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内容——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对阿拉伯起义的未来发展一定会乐观得多。但在法国只有极少数政府高官才知道《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存在，而受命保卫法国在中东利益的中层军事和外交官员并不知悉这个秘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派遣到阿拉伯半岛担任法国利益的一线守护者的布雷蒙也被蒙在鼓里。[21]
布雷蒙的第二个误解是，当晚他向英国客人吐露心迹的时候，他以为这些英国人都是他的朋友，或至少是志同道合的帝国主义者。但这些人不是他的朋友，坐在餐桌旁很少开口说话的那个年轻的英国上尉对他尤其没有好感。布雷蒙很快就会发现，T. E.劳伦斯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另外，现在是劳伦斯占上风。在法国领事馆，布雷蒙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而劳伦斯却缄口不言。
次日上午10点左右，阿卜杜拉骑着一匹白色母马，在一大群奴隶引领之下，来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庭院。他比昨天严肃得多，在会客室坐定之后就解释了一番。他刚收到了弟弟费萨尔的电报。费萨尔此时在拉比格以北的山区营地，前一天下午有两架土耳其飞机轰炸了他的营地；轰炸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让贝都因部落族人惊恐万状，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这种机器。这条消息非常有针对性，因为恰恰就在土耳其飞机来的这天，英国人取消了向阿拉伯半岛派遣飞机的计划。
劳伦斯的回应是，不必为了土耳其的这番炫耀武力而惊慌失措。“土耳其飞机的寿命很少超过四五天。”[22]他轻松地解释道。
或许就在这一刻，阿卜杜拉才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劳伦斯，因为劳伦斯在前一天只是个背景人物。当他们谈到在中东的各支土耳其军队的部署位置时，他就更加密切地注意劳伦斯了。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说：“我们说到叙利亚、切尔卡西亚、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名时，劳伦斯当即就说出土耳其的哪些部队部署在哪些地方，最后阿卜杜拉惊愕地转向我说：‘这个人无所不知，难道是神吗？’”
斯托尔斯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朋友在这天上午的惊人表现归结于幸运的巧合，因为劳伦斯在开罗的地图室有过很多辛勤劳动。或许的确如此，或许劳伦斯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管怎么样，结果是相同的，劳伦斯有了推动自己计划的平台。
他向阿卜杜拉解释说，英国方面援助阿拉伯起义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缺乏可靠的把握。目前需要一名客观的观察者，既能直接向英军高层进言并受到重视，也能对局势——拉比格港的补给渠道的问题和北方山区费萨尔部队的后勤需求——做一个综合的报告。由于时间紧迫，劳伦斯毛遂自荐去承担这一使命。
这是个无伤大雅的建议，阿卜杜拉当即表示同意，并提议在劳伦斯抵达拉比格之后，立即安排费萨尔从山区南下与他会面。劳伦斯礼貌地表示了反时。他需要亲自深入内陆评估局势，所以必须是他去找费萨尔，而不是让费萨尔来找他。当时对非穆斯林在内陆旅行还有限制，所以他这个要求是很大胆的。即便是两次见过费萨尔、深得埃米尔侯赛因尊重的西里尔•威尔逊也只被允许在港口城镇停留，等待费萨尔驾临。
斯托尔斯也为劳伦斯摇旗呐喊，阿卜杜拉渐渐被争取了过来——当前阿拉伯人的紧张局势显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更难对付的侯赛因手中。正如阿卜杜拉预想的那样，在打电话到麦加向他父亲提出这个建议时，他的态度模棱两可，于是斯托尔斯接过了电话听筒。
“斯托尔斯口若悬河地说起阿拉伯语的样子令人叹为观止，”劳伦斯回忆道，“也能教导所有在世的英国人，如何对付满腹狐疑或不情愿的东方人。要想抵抗他超过几分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次他也称心如愿了。”
但他们贏得的只是有限的胜利。侯赛因只是同意让劳伦斯前往拉比格与他的长子阿里见面；如果阿里“认为合适”，才会安排劳伦斯继续去见费萨尔。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阿里以谨小慎微闻名，对谨慎的人来说，默认的回答就是“不行”。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决心等阿卜杜拉当晚到英国领事馆用餐时再努力推动此事。
在晚宴上，斯托尔斯和劳伦斯敦促阿卜杜拉向阿里和费萨尔各写一封正式的介绍信，认为这样能够大大增加劳伦斯获许进入内陆的几率。据劳伦斯说，阿卜杜拉起初不愿意这么做，但在电话上得到父亲批准后，终于写信“指示阿里尽快为我准备坐骑，并安排可靠的人送我去费萨尔的营地”。
10月19日清晨，“喇嘛”号抵达拉比格港。劳伦斯站在码头上向调头返回埃及的“喇嘛”号挥手道别，这景象将永远镌刻在罗纳德•斯托尔斯心中。劳伦斯的阿拉伯冒险拉开了帷幕。
劳伦斯对阿里的预感完全正确。侯赛因的长子接过阿卜杜拉转达他父亲允许这位年轻的英国陆军上尉进入内陆的信时，一时间张口结舌。但和侯赛因的其他儿子一样，阿里对父亲也是绝对忠诚，于是只得同意，开始为劳伦斯的旅途做准备。
小小的拉比格港坐落在一片广阔沙漠的边缘，默默无闻，看上去毫不引人注目，更不要说是争夺阿拉伯半岛的战争的关键所在了。但是拉比格位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中间，是连接这两座圣城的“朝觐之路”——其实只是由石堆界碑标注出来的骆驼道——的一个关键中转站，也就是说，任何企图南下收复麦加的土耳其军队都必然经过这里。拉比格也是英国从埃及运来的给养和武器的运输中转站，这些物资将会被分发给在内陆作战的起义军，但往往就在半途中销声匿迹了。
拉比格不是个宜人的所在，但劳伦斯在那里待了两天半，有机会见到埃米尔侯赛因的另外两个儿子，并对他们做了一番性格分析，就像在吉达对阿卜杜拉的研究一样。
巧合的是，侯赛因的幼子扎伊德前不久也来到了拉比格，帮助阿里解决补给线的问题。扎伊德和侯赛因的另外三个儿子并非一母所出，时年20岁，英俊潇洒，继承了他的土耳其母亲的白皙面貌和柔和的面部线条。他虽然很聪明，但年纪太轻，而且外貌不似阿拉伯人，即便有领导才能也不大可能成为起义军领袖，况且他也没有这种才华。“他喜欢骑马闲逛和搞恶作剧，”劳伦斯写道，“幽默风趣，或许比他的兄长们更性格平稳，因为他没有那么冲动。他很害羞。”[23]
劳伦斯第一次见到阿里时的气氛虽然很紧张，但很快对他有了好感。“他的风度高贵而令人倾慕，但非常直截了当，”他写道，“在我看来，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绅士，兢兢业业。”但侯赛因的长子有种忧伤、疲惫的神情，皮肤灰黄，“嘴角下垂，悲哀”[24]，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37岁）老得多。劳伦斯感到阿里没什么明显的雄心壮志，容易受到身边更有活力的人的影响，这绝不是天然领袖的特征。但劳伦斯在阿里和阿卜杜拉之间仍然更喜欢前者，并说，“如果费萨尔也算不得先知的话，那么让阿里领导起义，也会很好”[25]。或许如此，但那也只是将就凑合，所以劳伦斯对会见费萨尔充满了期待。
他在10月21日夜间出发去见费萨尔。阿里对劳伦斯的旅程高度关注，因为长达100英里的跋涉中途要经过由敌视起义军的部落控制的地区，所以对劳伦斯的动身和目的地严格保密，甚至不告诉最亲信的心腹家奴。他挑选了两名最受信任的副手来担任劳伦斯的向导。这两名向导是父子，按照贝都因人无须言明的法律，他们为了保护客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阿里还指示三人绕开沿途的所有居民点，尽可能在夜间行进，还让劳伦斯在军服之上戴着阿拉伯头饰，以在月光下尽可能显得像是阿拉伯人。
虽然有着潜在危险，劳伦斯出发不久之后注意力就转移到了更平庸的事情上来。在萨沃伊饭店坐办公室两年之后再次开始骑骆驼是非常痛苦的。骆驼的脊柱非常突出和狭窄，就在皮肤表层之下，所以骑骆驼和骑马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更像是坐在不停摇晃的金属杆上。对没有经验的新骑手来说，哪怕是最好的贝都因鞍具——其实也只是铺着毯子的木头和皮革框架——也只能稍稍减轻骑乘的疼痛。新骑手很少能不间歇地忍耐超过两三个小时，但劳伦斯在此次旅途中没有这样的奢侈；他要一口气骑乘大约30个小时，其间只能短暂地休息两次。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他曾经表现出的超强耐力——骑自行车漫游法国、在叙利亚的1200英里长途跋涉——以及见到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尚未谋面的最后一个的希望，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设想的战争的“先知”。
虽然身体非常痛苦——或者正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劳伦斯在骑行过程中在军用的小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途经地区的地形地貌。他涉足的土地只有少数异邦人曾经目睹，它深深浸淫于一种数千年中改变甚少的沙漠文化中，与他熟悉的叙利亚的共同点很少，因此非常让人晕头转向。在叙利亚，他曾养成了一种业余爱好，就是研究部族和部落的复杂结构，以及决定着它们相互关系的复杂规则，但在阿拉伯半岛，一切规则都有着更丰富的层次，也更为严格。
“在阿拉伯半岛，每一座山峰，每一座谷地都有着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写道，“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土地，主人会迅速地捍卫自己家族或部族的权利。甚至水井和树木都各有其主，主人允许大家各取所需、自由地砍树枝当柴火或者饮水，但是谁要是试图将水井和树木占为己有，就会立刻遭到阻止……沙漠的居民维持着一种疯狂的共产主义，大自然和各种元素供所有的友好人士自由使用，满足其需求，仅此而已。”[26]
在叙利亚，越轨逾矩的代价往往是驱逐，或者是赔偿一只羊；在干枯严酷的阿拉伯半岛，犯罪的惩罚是死亡。
劳伦斯虽然还只是个业余的人类学家，但已经在从军人的视角观察汉志的地形地貌：哪里能找得到水源，军队走哪条路线最为有利。就这样，他偶然发现了英国军队的紧急预案的一个严重漏洞。
在准备拉比格的防御——也就是麦加的防御时，起义军的英国军事顾问们根据道路和水源的位置推测出了土耳其人最有可能采纳的路径，并相应地建造了警戒哨所。但在前往费萨尔营地的途中，劳伦斯发现了两条英军的任何地图上都不曾出现的季节性水道，进攻的土耳其军队可以利用这些水道，从意想不到的方向进攻拉比格，或者完全绕过这个港口城镇，直接攻打麦加。英国顾问到拉比格已经3个月了，怎么依旧对这些水道一无所知？当地的阿拉伯人肯定知道这些水道的存在，为什么没有发出警告？很简单，因为英国人被限制在海岸线上，对周边环境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想不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而既然没有这样的问题，阿拉伯人自然也不知道英国人在担心哪些东西，也想不到主动提供这些信息。在劳伦斯看来，这一方面突出了让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联合起来并肩作战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侯赛因禁止非信徒深入内陆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管派遣多少英国军队，只要他们被隔离在海岸上，就好比是被蒙上了双目，无法探测危险。[27]
10月23日下午早些时候，劳伦斯一行绕过了一座高高的峭壁，抵达了翠绿的撒弗拉山谷，前不久在麦地那城外损兵折将的费萨尔起义军就集结在这里。他们溯流而上，劳伦斯开始看到山麓村庄间散布着武装人员的小营地，这些营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后几乎覆盖了每一寸土地。
最后他们来到有约100户人家的哈姆拉村，在一座低矮长屋前停下。一名配有长剑的奴隶在那里站岗。劳伦斯下了骆驼，被带进内庭，看到一名男子站在远处的门口。“他身材颀长，有如石柱，”他写道，“非常瘦削，身穿白色丝质长袍，褐色头巾配有光彩夺目的绯红色和金黄色细绳。他的眼皮耷拉着；与他身体的奇特、沉静的警惕相比，他的黑胡须和没有血色的面庞就像是一副面具。”
这人就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劳伦斯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感到，这就是我来阿拉伯半岛寻觅的那个人，那个将给阿拉伯起义带来全副荣光的人。”
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但两人最初的会面并不愉快。劳伦斯被领进屋，室内除了费萨尔还有十几名参加起义的部落酋长。屋里光线很暗，地上铺着地毯。费萨尔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有着宫廷式的优雅。他感谢劳伦斯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见他。这番开场白之后，他开始严肃地讨论自己最近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
在侯赛因的几个儿子当中，费萨尔和他的追随者自起义爆发以来承担了最多的战斗，但是收到的补给和资助却最少。他向客人解释说，前不久，他的部队在麦地那郊外的比尔阿巴斯几乎到了一场大胜利的边缘。但是他们没有火炮来对抗土耳其人的炮火，部队被击溃和打散了。部队的残部——很多人脱离起义军，各自回家了——现在和他扎营在哈姆拉的安全地带，坐等土耳其人的下一步棋。情况就是这样。费萨尔指出，他的人马如果能得到适当的补给和武装，就大有可为，但如果当前的局面继续下去，每一盎司的物资都要向英国人苦苦索要，而且大部分物资根本就送不到前线，那么起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土耳其人从麦地那的要塞出动已经迫在眉睫，到那时费萨尔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困守山区，要么且战且退地撤往麦加。第一个选择意味着渐渐灭亡，第二个选择则将带来迅速的土崩瓦解，因为就像比尔阿巴斯战败之后那样，他的很多追随者会拒绝逃到离自己部落地区那么远的地方，而是自行回家。
劳伦斯一边听，一边仔细地揣摩费萨尔，寻找能够昭示他性格的线索，以及他得以主宰挤在室内这些人的奥妙所在。“他情绪多变，”劳伦斯写道，“有时神采飞扬、斗志高昂，有时却灰心丧气，而此刻是疲惫万分。他虽然只有31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俊秀的黑眼睛有些斜，布满血丝，凹陷的两腮有很多皱纹，显得思绪万千……他身材高大、优雅而遒劲有力，步态极美，头部和肩膀极具王者之风。他当然深知自己的威仪，在公共场合主要是靠手势动作来发号施令。”
或许正是因为费萨尔非常疲惫，他比他的兄弟们都更为坦率地讲到了阿拉伯人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不信任，这不信任表现在侯赛因与斯托尔斯和麦克马洪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以及将英国顾问限制在海岸上的做法。费萨尔问道，既然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英国人从来不会因为善心而帮助别人，那么这一次想从汉志得到什么？就像其他很多英国军官对侯赛因家族的其他成员做的那样，劳伦斯在哈姆拉的这座光线黯淡的屋子里耐心地向费萨尔保证，英国在汉志绝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费萨尔指出，英国在吞并苏丹之前也是这么发誓赌咒的，所以这个保证没有多少价值。
他们的谈话荆棘丛生，持续到晚餐。第二天早上6点半，费萨尔来到劳伦斯的帐篷，又开始谈话。在这些商谈中，劳伦斯感到侯赛因的第三子“蛮不讲理”，但他说话时的激情洋溢和言辞背后的铁一般的决心深深吸引了劳伦斯。这种激情在阿卜杜拉和阿里身上都是找不到的，劳伦斯越来越相信，费萨尔就是他寻觅的领袖。
当天，劳伦斯在起义军营地转悠了几个小时，和遇见的人聊天，更加坚定了对费萨尔的信心。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起义军包含了五花八门的许多部落。在桀骛不驯的阿拉伯半岛，很少有人能够把他所在的小地区的诸多部落和氏族联合起来，但在撒弗拉绿洲却聚集着来自汉志西部几乎所有部落群体的大约6000人，离自己的家园有足足两周旅途之遥。更了不起的是，这支部队仅仅在一周前还被土耳其人击溃过，但仍然士气高涨，对最终胜利的信心仍然毫不动摇。将他们团结起来，鼓舞了这种信心的人就是费萨尔。
劳伦斯在撒弗拉绿洲待了仅仅24小时多一点之后，于当晚来到费萨尔的指挥部，向他辞行。两人的道别比先前的谈话要友好一些，费萨尔感谢劳伦斯前来，而劳伦斯表达了模糊的希望：或许他的旅程能够有些益处。随后，他骑上一匹新骆驼，在14名武士护卫下，前往距离最近的由起义军控制的红海港口延布，在那里登上一艘英国船只返回埃及。他急于回到埃及，因为他现在已经坚信不疑，费萨尔•伊本•侯赛内就是他要找的先知。“比我们希望的好得多，”他写道，“我们的步履艰难的事业甚至不配有这么好的希望。我这次旅行的目标已经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