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日本人是什么人？
在现代世界强国中，文化和环境最别具一格的要数日本。日本人的语言起源是语言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世界的主要语言中，只有日语与其他语言的亲缘关系尚不明确。日本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于何时从何处来到日本，他们独特的语言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关乎日本人的自我形象，也关系到他们在其他族群心目中的形象。日本的优势越发明显，与各邻国之间关系微妙，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去除长久以来的迷思，找到真正的答案。
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上一版中对日本着墨甚少，这是书中最重要的地理缺漏。在上一版出版后，关于日本人的基因和语言起源，我收集到一些新的信息。现在，我鼓起勇气来验证日本是否符合我所构建的整体框架。
寻找答案很困难，因为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一方面，日本人在生物学方面并不是很独特，他们在外貌和基因方面和其他东亚人特别是韩国人非常相似。正如日本人自己喜欢强调的，他们在文化上和生物学上相当同质：日本不同地区的人口之间相差无几，只有日本最北边岛屿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大不一样。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日本人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才从东亚大陆来到日本，取代了原住民阿伊努人。但另一方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日语和东亚大陆上的某种语言就该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就像英语与其他日耳曼语言那样，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公元6世纪才从欧洲大陆出发，征服了英格兰。证据显示，日语大概是一门古老的语言，而日本人的起源又比较晚，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呢？
目前有四种相互矛盾的理论，在不同国家的流行程度各不相同。在日本最流行的观点是，日本人由古代冰河时期的一批人进化而来，这批人在公元前20000年以前就住在日本了。日本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是，日本人是骑在马背上的中亚游牧民族的后裔，他们在公元4世纪穿过朝鲜半岛征服了日本，但这群人断然不是朝鲜人。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日本人是朝鲜移民的后裔，他们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携带稻作农业到达日本，这一理论得到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韩国人的支持，但在日本各界不受欢迎。最后一种理论认为，也可能是以上三种理论中提及的族群融合后形成了现代的日本人。
如果其他民族的起源也有类似的疑问，我们可以冷静地讨论，但有关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我们就不能这么处理了。和大多数非欧洲国家不同，19世纪晚期，日本人既能打破孤立，步入工业化社会，又能保持政治独立和民族文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如今，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日本人关心自己的传统是否能够维持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愿意相信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独一无二，是经由独特而复杂的过程发展而来的。承认日语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关系，似乎都有损于他们的文化身份。
直到1946年，日本学校还在讲授基于日本最早史书（公元712—720年）的历史神话。据说，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父神伊奘诺尊的左眼诞生，后来派孙子琼琼杵尊下凡九州岛，迎娶一个大地之神。琼琼杵尊有曾孙神武，神武在一只光华四射的神鸟的帮助下击败敌人，于公元前660年成为日本的初代天皇。为了填补公元前660年至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日本天皇之间的空白，这些史书又杜撰出13位天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裕仁天皇终于向日本国民宣告，自己并不是神的后裔，日本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做出阐释时不得不以此为据。尽管如今他们解读的自由度变大了，但限制仍然存在。日本最重要的考古遗址——158座建造于公元300年到686年之间的大型古坟，据说里面埋葬着古代的天皇和皇室成员——仍然归宫内厅所有。这些古坟被禁止挖掘，理由是这是亵渎——还可能揭示出人们不愿看到的日本皇室起源的真相（比如来自朝鲜半岛？）。
美国的考古遗存是与大多数现代美国没有关系的族群（美洲土著）留下的，而在日本，无论发掘出的遗存有多古老，人们都认为它们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留下的。因此，考古学在日本得到了庞大的预算支持，其公众关注度也非常之高，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每年，日本考古学家挖掘的古迹超过1万处，雇用的野外工作人员多达5万名。在日本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因而比在整个中国发现的多20倍。关于发掘的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上电视、登上大报的头版。考古学家一心想要证明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在遥远的古代到达日本的，因此，他们在发掘报告中强调，日本的古代居民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人种大有不同，但与今天的日本人极为相似。例如，考古学家在介绍一处具有2 000年历史的遗址时，会着重介绍遗址的垃圾坑，意思是，现代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清洁卫生，他们的祖先在古时候就很讲究了。
理性探讨日本的考古学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日本人对历史的解读影响着他们当下的行为。在东亚的各个民族当中，谁把文化传给了谁，谁在文化上高人一等，谁对谁的土地拥有历史主权？例如，有大量的考古证据显示，公元300年到700年，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有人员及物品的往来。日本人对此的解读是，日本在当时征服了朝鲜，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了日本；而韩国人对此的解读是，朝鲜人征服了日本，日本皇室的缔造者是来自朝鲜的人。
因此，当日本在1910年派遣军队到朝鲜并将其占领时，日本的军方领导人称这次吞并“恢复了古代的合法秩序”。在接下来的35年里，日本军方势力试图根除朝鲜的文化，在学校中用日语替代朝鲜语教学。朝鲜家庭就算在日本生活好几代，也很难获得日本国籍。日本的“鼻冢”依然埋着2万个从朝鲜人脸上割下的鼻子，它们作为16世纪时日本占领朝鲜的战利品被带了回来。难怪今天对日本人的厌恶充斥着韩国上下，对韩国人的歧视在日本也广泛存在。
看似晦涩的考古学争议可能会引发激烈的争端，一个例子是最有名的史前日本考古遗物：公元5世纪的江田船山古坟大刀，它被奉为国宝并陈列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这把铁刀上刻有银质汉字铭文，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文字样本之一，内容涉及一位国王、一个随从和一个名叫“张安”的朝鲜书吏。其中有几个汉字缺损、生锈或遗失，因而只能猜测。一直以来，日本学者认为遗失的汉字指的是8世纪日本史书中记载的反正天皇（又称瑞齿别天皇）。然而，1966年，朝鲜历史学家金松荣（Kim Sokhyong，音译）指出，遗失的汉字其实指的是百济国王盖卤王，那位官吏是当时占领日本部分地区的一名百济国诸侯，这一观点震惊了日本学者。那么，所谓的“古代的合法秩序”究竟是什么呢？
如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经济强国，它们戴着浸染虚假神话和真实历史暴行的有色眼镜，隔着对马海峡互相审视。如果这两个重要的民族无法找到共同立场，那么东亚则前景堪忧。正确了解日本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如何与关联密切的朝鲜民族分道扬镳，对于找到共同立场至关重要。
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理解日本独特文化的起点。首先，日本的地理位置看起来与英国高度相似，它们都是欧亚大陆边缘的大型群岛，只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但是，两国在细节上的差异不容小觑：日本比英国更大，离欧亚大陆更远。日本的国土面积为14.6万平方英里，比英国的国土面积大一半，差不多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样大。英国距离法国海岸线只有22英里，而日本到亚洲大陆最近一点（韩国）的距离为110英里，到俄罗斯本土的距离为180英里，到中国大陆的距离为460英里。
或许正因如此，英国在整个历史上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要比日本与亚洲大陆的联系密切得多。例如，自基督时代以来，英国共遭遇了四次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而日本一次也没有（除非朝鲜确实征服过史前日本）。反过来，公元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的每个世纪，英国军队都在欧洲大陆上杀伐过，而在19世纪末之前，亚洲大陆上几乎没出现过日本军队，除了史前时期和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出兵朝鲜。可见，由于地理位置细节的差异，日本比英国更加孤立，在文化上也比英国更加独特。
至于气候，日本每年的降雨量多达160英尺，是世界上最湿润的温带国家。此外，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盛行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降雨集中在作物成长的夏季。雨水充沛与夏季降雨两者相结合，使日本成为温带地区农作物生产力最高的国家。加上大量河流从潮湿的山脉流向倾斜的低地平原，日本一半的农田都用于高产的劳动密集型灌溉稻作农业。日本80%的土地由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山地组成，只有14%的土地是农田，这些农田每平方英里可养活的人口密度，是英国相同面积的土地养活的人口密度的8倍。事实上，按照可用耕地面积的比例来说，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主要社会。
日本的高降雨量还保证了树木被砍伐后能快速再生。尽管数千年来生活着密集的人口，日本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郁郁葱葱，因为日本70%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0%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反过来说，森林密布意味着缺乏天然的草原或牧场。传统上，日本唯一大规模饲养的肉用动物是猪；绵羊和山羊从未被重视过，养牛是为了拉犁拉车而不是肉用。日本饲养的牛一直是少数富人的奢侈食材，售价高达每磅100美元。
日本的森林树种因纬度和海拔而异：在南部低海拔地区是常绿阔叶林，在中部地区是落叶阔叶林，在北部和高海拔地区是针叶林。对于史前人类而言，最富饶的森林是落叶阔叶林，因为里面生长着大量可食用的坚果，比如核桃、栗子、马栗、橡实和山毛榉坚果。与日本的森林一样，日本的水域也格外富饶。湖泊、河流、内海、西边的日本海以及东边的太平洋盛产各种鱼类，比如鲑鱼、鳟鱼、金枪鱼、沙丁鱼、鲭鱼、鲱鱼和鳕鱼。现在，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国、进口国和消费国。日本的水域还盛产蛤蜊和牡蛎等贝类、螃蟹、虾和小龙虾，以及可食用的海藻。我们将会看到，土地、淡水和海洋的物产丰富是日本史前史的关键。
在我们分析考古学证据之前，先来看一看来自生物学、语言学、早期的肖像以及历史记载的证据。这四种常见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这正是造成日本人的起源充满争议的原因。
从西南到东北，日本的四大岛屿分别是九州、四国、本州（第一大岛）和北海道。在19世纪末日本人大规模迁徙至北海道之前，北海道（以及本州北部）的主要居民是阿伊努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农业发展有限，而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另外三座岛屿。从基因、骨骼和外貌的角度，日本人与其他东亚人，包括中国北方人口、西伯利亚东部人口，特别是朝鲜人非常相似。就连我的日本朋友和朝鲜朋友都说，他们有时候光看外貌也很难判断一个人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
至于阿伊努人，因为他们的外貌很独特，所以关于其起源和亲缘关系的文章比关于其他任何族群的都多。阿伊努男性胡须浓密，比其他人种体毛旺盛，加上一些另外的基因特征，比如指纹纹型和耳垢类型，通常阿伊努人被归为高加索人（所谓的白色人种）。他们通过某种方式穿过欧亚大陆向东迁徙，最后在日本落脚。尽管如此，从总体的基因组成来讲，阿伊努人还是与其他东亚人有所关联，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冲绳人。也许他们独特的外貌和相对少数的基因有关，这种基因是在他们从亚洲大陆迁徙至日本列岛孤立生活后，通过性选择产生的。阿伊努人独特的外貌、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和日本人并不独特的外貌、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经常被用来支持这种简单的看法：阿伊努人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日本原住民的后裔，而日本人是比较晚近的时候才从亚洲大陆来的征服者。
但是，这个观点很难和日本语言的独特性互相调和，所有人都认同日语与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都没有（像法语和西班牙语那种）紧密的关联。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许多学者认为日语是亚洲阿尔泰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阿尔泰语系包括土耳其语、蒙古语和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语，韩语也经常被认为是阿尔泰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并且在这个语系中，日语和韩语的关联最密切。但是，日语和韩语的相似之处仅限于一般的语法特征和大约15%的基本词汇，而不像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在语法和词汇细节上有共同特征。法语和西班牙语分化的时间距今不超过2 000年，如果认为日语和韩语多少有一些亲缘关系，那么根据两种语言15%的共同词汇可以推断，它们至少在5 000年前就开始分化了。至于阿伊努语，它的亲缘关系完全不明确，它可能和日语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除了生物学和语言学，关于日本人起源的第三类证据来自古代的肖像。现存最早的日本居民的肖像是被称为“埴轮”的雕塑，它们被竖立在具有约1 500年历史的古坟周围。尤其从它们的眼型来看，这些雕塑所刻画的无疑是（现代日本人或韩国人那种）东亚人。它们和胡须浓密的阿伊努人丝毫不像。如果日本人确实在北海道南部取代了阿伊努人，那么这必然发生在公元500年之前。1615年，日本在北海道设立商栈。之后，他们对待北海道阿伊努人与美国白人对待美洲土著的行径如出一辙。阿伊努人遭到征服，被聚集在一起赶到保留区，被迫为商栈劳作，被赶出日本农民想要的土地，反抗者遭到杀害。日本于1869年吞并北海道后，日本的学校教师不遗余力地抹除阿伊努人的文化和语言。今天，阿伊努语基本消亡，可能也没有纯正的阿伊努人存活下来。
关于日本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中国古代的史书，因为中国先发明了文字，文字在很久以后才传到了朝鲜或日本。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313年，中国占领了朝鲜的一处定居地并与日本互通使节。在后来中国对形形色色的“东夷人”的记述中，日本被称为“倭国”，据说其居民分为100多个部族，相互之间斗争激烈。在公元700年以前，只有少数朝鲜铭文或日本铭文被保存下来，但在公元712年到720年之间，大量史书在日本完成，在朝鲜则稍晚。这些日本史书和朝鲜史书声称记录的是更早时期的历史，但美化、合法化统治家族的杜撰明显且随处可见，比如在日本的记载中，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尽管如此，这些史书足以表明朝鲜对日本具有不小的影响，中国也通过朝鲜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日本输入了佛教、文字、冶金、各种技艺和官僚管理方法。史书中还有大量关于在日本的朝鲜人和在朝鲜的日本人的记载——被日本史学家和韩国史学家分别解读为本国曾经征服对方的证据。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人的祖先早在他们有文字之前就到了日本。从生物学特征看，他们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才到日本的，而他们的语言似乎显示他们至少在5 000年前就已经到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现在来看考古学证据。我们将看到古代的日本社会有多么不同寻常。
现在，日本大部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被浅海环绕。这些浅海在冰期是干地，很多海水被冰封于冰川之中，海平面比现在的高度要低大约500英尺。在那些时期，一座大陆桥跨过现在是库页岛的地方，连接着日本最北部的岛屿北海道与俄罗斯本土；另一座大陆桥跨过现在是对马海峡的地方，将日本最南部岛屿九州与朝鲜半岛南部相连；日本的各大岛屿之间相互连接；现在是黄海和东海的大部分区域曾是中国大陆的陆地延伸部分。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早在船只发明之前的大陆桥时期，哺乳动物就从亚洲大陆来到日本，其中不仅有现代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还有古代的人类。日本北部的古代石器与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古代石器十分相像，而日本南部的古代石器与朝鲜和中国南部的古代石器十分相像，这表明南北大陆桥都有人类通过。
冰期的日本并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尽管日本大部分地区没有像当初的英国和加拿大那样被冰川覆盖，但日本仍然寒冷、干燥，被针叶树林和桦树林广泛覆盖，几乎没有什么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果实。这些劣势使得冰期日本人所表现的智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大约在3万年前，他们最早学会将石块磨制成边缘锋利的工具，而不仅仅是通过敲打或撞击制成。在英国考古学中，磨制工具被认为是重大的文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划分的标志，而直到不足7 000年前，磨制石器才随着农业的到达在英国出现。
大约在1.3万年以前，随着世界各地的冰川迅速融化，日本的自然环境明显变得更适宜人类生存。由于气温上升，雨水充沛，湿度加大，作物的生产力达到了与现在相当的较高水平，日本因此在温带国家中脱颖而出。落叶阔叶林里到处是坚果树，它们在冰期只生长在南方，现在向北扩张到针叶林中，将曾经贫瘠的森林变为果实丰富的森林。海水的上涨淹没了大陆桥，把日本从一块与亚洲连接的陆地变成了一个大群岛，把曾经的平原变成了水产丰富的浅海，并且带来了数千英里物产丰饶的海岸线，那里有着数不胜数的岛屿、海湾、滩涂、河口，这些地方都富产海鲜。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最具决定意义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在冰期结束时出现的，那就是陶器的发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各种形状的密封盛水容器。掌握蒸、煮或炖的新技能后，人类拥有了更加丰富的食物来源，因为很多食物在以前难以食用，比如在火上烤就会烧着或脱水的叶菜，煮熟后才容易开口的贝类，需要通过浸泡来去除毒素或苦味的橡实和马栗。人们还能将食物煮至软烂，用来喂养婴儿，让婴儿更早地断奶，以缩短母亲的生育间隔。软烂的食物还能用来喂养牙齿脱落的老人，使他们更长寿，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中，长者就是知识的宝库。这些陶器带来的重大影响触发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使日本人口从大约几千人攀升至25万人。
当然，日本人不是唯一使用陶器的古代人类：在古代，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在不同时期都各自发明了陶器。但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器是12 700年前在日本制作出来的。科学家用放射性碳14测年法测算陶器制成的年代，1960年测算结果公布后，连日本科学家一开始都不敢相信。根据考古学家的通常经验，发明应该是从大陆向岛屿传播的，边缘地区的小型社会一般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发明。对研究日本的考古学家而言，中国通常是东亚文化突破的发源地，比如在农业、文字、冶金学等重要方面。如今，距离那次测算已近40年，但考古学家仍然没有从那个所谓的“碳14年代冲击”中缓过来。亚洲的考古学家竞相打破日本的纪录，还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发现了其他早期的陶器。（事实上，我刚从小道消息听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离打破日本的纪录已经很接近。）但日本仍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它的陶器比肥沃新月地带或欧洲最早的陶器还要早数千年。
为什么日本陶器打破历史纪录让人如此震撼？岛国居民要向高等大陆居民学习的这种偏见并非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最初的日本陶器工匠显然是狩猎—采集者，而这挑战了传统的观点。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才有陶器，游牧族群每次转移营地时要带上武器和婴儿，不会想再带上沉重的瓶瓶罐罐。又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定居社会基本只在有了农业之后才出现，所以（农业出现之前的）狩猎—采集者通常没有陶器。但是，由于日本的自然环境非常多产，人们既可以定居下来、制作陶器，又可以同时过狩猎—采集生活，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在精耕细作的农业到达日本之前的1万多年中，陶器让这些日本狩猎—采集者得以充分利用大自然中丰富的食物来源。相形之下，大概在农业文明出现后的1 000年，肥沃新月地带的居民才开始使用陶器。
可想而知，按照今天的标准，古代的日本陶器在技术上很简单。当时的陶器没有上釉，是用手捏制而不是用陶工转盘制作的，是放在明火上而不是放进窑中烧制的，并且烧制的温度比较低。但是，渐渐地，日本陶器被制成各式各样的形状，样式极为丰富，以任何时代的标准评定都堪称伟大的艺术。许多日本古代陶器都饰有在陶土未干时用绳子缠绕或按压形成的花纹。日语中用来表示“绳子花纹”的词是“绳文”，这个词被用于指代陶器本身，也指代日本古代的陶器工匠，还指代日本自陶器发明开始至1万年后结束的整个史前时期（绳文时代）。
最早的绳文陶器出产于12 700年前的九州，即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岛屿。之后，陶器向北普及，在大约9 500年前到达现在东京所在地附近，在7 000年前到达日本最北端的岛屿北海道。陶器的北向传播发生在盛产坚果的落叶阔叶林北移之后，这表明食物增多是定居生活和陶器普及的前提。日本各地早期绳文陶器的样式相当一致，可见陶器很有可能在日本南部发明，而后从这个唯一的源头向北传播。随着时间推移，在南北距离超过1 500英里的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几十种有地域风格的陶器。
绳文人是如何维持生活的呢？考古学家从日本各地十几万个遗址和贝冢中发掘出绳文人留下的生活废弃物，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据表明，绳文人依靠狩猎、采集和打鱼生活，他们的膳食非常丰富且均衡，足以让现在的营养学家拍手称赞。
绳文人的一个主要食物类别是坚果，尤其是栗子和核桃，以及去除了苦味和毒性的马栗和橡实。绳文人在秋天收获大量坚果，然后将其储藏起来过冬，用来存储坚果的地窖可达6英尺深、6英尺宽。其他植物性食物还有浆果、水果、种子、叶子、嫩枝、球茎和块根。考古学家从绳文人留下的生活废弃物中，总共识别出64种可食用的植物。
和现在一样，绳文时代的日本居民也是世界上主要的海鲜消费者。绳文人在开阔的海洋中捕捞金枪鱼；他们将海豚驱赶到浅水中，用棍棒击打或者用尖矛刺杀，和日本人现在的做法一样；他们在海滩上猎杀海豹；他们在河流里捕捉随洋流迁徙的鲑鱼；他们或者撒网打捞，或者用拦鱼栅捕捉，或者用鹿角做成的鱼钩钓上各种各样的鱼类；他们还在潮间带区域捡拾贝类、螃蟹和海藻，或者潜到水中打捞。从绳文人的骨骼看，今天病理学家称为外耳道骨疣的发病率很高，这种病在今天的潜水员中很常见。
在被猎杀的陆地动物中，野猪和驯鹿是最常见的猎物，其次是山羊和黑熊。绳文人的捕猎方法有设陷阱诱捕、用弓箭射杀、放猎狗追咬。考古学家在绳文时代的沿海岛屿发现了猪骨，而在自然情况下，野猪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因此，人们怀疑绳文人已经开始尝试驯养猪了。
对于绳文人的生活，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农业的贡献有多大。绳文时代的遗址中经常有可食用植物的遗存，包括红豆、绿豆和稗子，这些植物是日本土生土长的野生植物，但在今天也被作为农作物种植。从形态学角度，这些绳文时代遗留下来的植物，没有表现出区别于野生始祖种的明显特征，因此，这些植物是从野外采集而来，还是人工种植而来，我们不得而知。遗址中还有一些遗留的可食用或者可利用的植物种类，这些植物不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无疑是因为其价值而被从亚洲大陆引进来的，比如荞麦、甜瓜、葫芦、大麻和紫苏（用于调味）。公元前1200年左右接近绳文时代后期的遗址中，开始出现一些水稻、大麦、粟、黍子的颗粒，这些都是东亚的主要谷物。所有这些引人注目的线索表明，绳文人有可能已经开始以某种方式实践刀耕火种的农业，但明显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农业对他们的饮食贡献很小。
必须强调的是，并不是绳文时代日本全国上下都食用我提到的每一种食物。在日本北部，森林盛产坚果，用于储藏坚果的地窖尤其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猎杀海豹和捕捞海鱼。西南地区不怎么生长坚果，贝类在饮食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是，该地绳文人的膳食仍然丰富多样，甚至每一顿都是如此。举个例子，从保存下来的餐饭遗存可以看出，绳文人将栗子粉、核桃粉、猪肉、猪血、鹿肉、鹿血、鸟蛋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做成高碳水的“绳文曲奇”或者高蛋白的“绳文汉堡”。后期的阿伊努狩猎—采集者习惯将陶制煮锅架在火上，把杂七杂八的食物全部扔进去煨煮；他们在绳文时代的祖先也是住在此地，食用一样的食物，可能是用同样的烹饪方式。
我提到过，陶器（包括一些高达3英尺的沉重陶器）的使用表明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者过着定居而非游牧的生活。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证据，包括沉重的石器和一些遗址，比如大量有着修葺痕迹的半地下式房屋，有着100多户居民的大村落，以及坟墓。种种特征表明，绳文人与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不同，后者每隔几周就要转移营地，因此只搭建临时住所，只随身携带少量便携的物件。定居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成为可能，是因为绳文人的生活环境依林傍水，比如内陆森林、河流、海岸、海湾以及开阔的海洋，生活物资丰富多样。
在狩猎—采集者的居住地中，绳文人居住地的人口密度首屈一指，尤其是在日本中部和北部，因为那里的森林盛产坚果，河里鲑鱼洄游，海洋物产丰富。据估计，绳文时代的日本总人口最多时可达2.5万人——虽然和现在相比不算什么，但是就狩猎—采集社会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数字。和绳文人人口密度最接近的现代族群可能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生活在太平洋西北沿岸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同样有盛产坚果的森林、不断洄游的鲑鱼和物产丰富的海洋——这是一个人类社会趋同进化的显著案例。
我们强调了绳文人实际拥有什么，同时也需要清楚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精耕细作的农业，连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农业都尚不明确。除了狗（可能还有猪），他们没有其他驯养的动物。他们没有金属工具，没有文字，也没有织物。绳文时代的村落和坟墓没有装饰华丽的房屋和墓室，都是很简单的风格，而且规格齐整，可见绳文社会还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化。陶器样式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表明当时几乎没有政治集中和统一的进程。所有这些负面清单使得绳文时代的日本社会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社会及朝鲜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它们之间仅有几百英里之隔，与公元前400年后发生变化的日本相比，绳文时代的日本也显得非常不同。
尽管绳文时代的日本就连在东亚范围内也显得相当独特，但它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绳文时代的陶器和黑曜石的分布情况表明，水运工具将东京以南180英里的伊豆群岛串联起来。同样，陶器、黑曜石和鱼钩证实绳文时代的日本与朝鲜、俄罗斯和冲绳有贸易往来——我之前提到的几种亚洲大陆农作物出现在日本也能证实这一点。但是，研究日本绳文时代的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发现日本从中国直接进口的证据，这与中国对后期日本历史影响深远的情况形成了反差。与后来的时代相比，绳文时代的日本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在于它确实与外部世界有往来，而在于这种往来对绳文社会影响甚微。绳文时代的日本狭小闭塞，在1万年的进程中几乎一成不变，令人匪夷所思——这个百世不易的岛国在同时期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孑然独立。
为了以同时期的视角审视日本绳文时代的独特性，让我们来看看公元前400年时，也就是绳文时代末期，日本以西几百英里的亚洲大陆上的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当时的中国由分封诸侯国组成，社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居住之地城墙高筑，并且即将实现政治统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从大约公元前7500年开始，中国已经发展起南稻北粟的精耕细作型农业，还驯养了猪、鸡和水牛。中国那时已经有至少900年的文字历史，至少1 500年的金属工具史，并且已经发明出世界上第一件铸铁器。中国的这些发展成果也传播到朝鲜，朝鲜当时已经拥有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包括从公元前2200年开始种植水稻），自公元前1000年起就有了金属工具。
乍看之下，令人颇为震惊的是，数千年来，与日本只隔着对马海峡和中国东海的亚洲大陆不断发展，而公元前400年时，占领日本的族群仍然是与朝鲜有些贸易往来但没有文字、还在使用石器工具的狩猎—采集者。纵观人类历史，中央集权国家有金属武器，还有靠稠密的农业人口养活的军队，他们对待人口占少数的使用石器工具的狩猎—采集者，通常是赶尽杀绝。既然如此，绳文时代的日本是如何存续这么长时间的呢？
为了理解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公元前400年以前，居住在对马海峡两岸的农民和狩猎—采集者，并不是前者富后者穷，而是恰恰相反。中国自身与绳文时代的日本没有直接的联系。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是朝鲜。水稻在温暖的中国南方被驯化，迟迟才向北传播到更为寒冷的朝鲜，这是因为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培育出耐寒的新品种水稻。朝鲜最初的水稻是用旱田而不是灌溉水田种植的，产量并不高。因此，朝鲜早期的农业竞争不过绳文人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就算当时的绳文人知道朝鲜发展了农业，也会觉得没有必要引进；贫穷的朝鲜农民也不具备将农业强推给日本的优势。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种优势突然间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前文提到，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最具决定意义的变化，大约12 700年前在九州岛上发明的陶器及其带来的绳文人口激增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决定性变化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族群？）从朝鲜半岛抵达日本，带来了日本的第二次人口爆发。因为有这次变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次变化是否标志着朝鲜移民取代了绳文族群而成为现代日本人的祖先？还是说，原本住在那里的绳文人继续占领着日本，但学到了宝贵的新技能？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最早出现在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北部海滨，与朝鲜半岛隔着对马海峡。在新事物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最早的金属工具，即铁器，以及明确出现的大规模农业。此时的农业形式是灌溉稻田，考古学家发掘出完整的沟渠、河坝、堤岸和水田，以及大米残迹。1884年，考古学家在东京弥生町首次发现了具有这一时期特征的陶器，于是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命名为“弥生文化”。和绳文时代的陶器不同，弥生时代的陶器与同时期朝鲜半岛的陶器在形状上十分相似。在新的弥生文化中，还有许多元素确定是朝鲜的，之前没在日本出现过，包括青铜器、编织物、玻璃器皿、地下稻仓、将死者遗骸放进坛子的习俗，以及朝鲜式工具和房屋。
水稻是弥生时代最重要的农作物，此外人们还新种植了27种农作物，可以肯定还驯养了猪。弥生时代的农民可能已经开始实践一年两熟的做法，夏天种植灌溉水稻，冬天排干水，种植黍子、大麦和小麦。这种高产的精耕细作型农业系统必然使九州人口激增。考古学家在九州发现了远多于绳文时代遗址的弥生时代遗址，尽管绳文时代持续的时间比弥生时代长14倍。
没过多久，弥生时代的耕种文明从九州跳跃式地发展到本州和四国等毗邻岛屿，不到200年就传到了东京地区，又过了100年，农业传播到本州的最北端（距离弥生时代的第一个定居点1 000英里）。在九州岛上最早的弥生遗址中，陶罐既有新式的弥生样式，又有老式的绳文样式，但随着弥生文化和新式陶器经过本州向北普及，老式陶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有些绳文文化元素并未完全消失。弥生时代的农民仍然使用绳文时代的打制石器，而打制石器早就在朝鲜和中国被金属工具完全取代。弥生时代的房屋有些是朝鲜风格，有些是绳文风格。这种情况在人口最密集的绳文狩猎—采集者定居地尤其明显，这里气候更冷，稻作农业生产力低，弥生文化从东京北部传到这里时，就兴起了一种融合的弥生—绳文文化。在这里，有金属制作的绳文样式鱼钩，有印有绳文的改良式弥生样式陶罐。弥生时代的农民短暂占领本州北部后便离开，据推测是因为那里的水稻种植竞争不过绳文人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2 000年里，本州北部一直是边缘地区。除此之外，位于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及其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阿伊努居民甚至不被当作日本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时被占领。
弥生时代的铁制工具最初从朝鲜大批量引进，几个世纪后，日本国内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才发展起来。也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弥生时代的日本首次出现了社会等级，这一点尤其能从墓葬中反映出来。在大约公元前100年后，有部分墓地被单独隔开，留给明显是新兴的达官贵人作墓室使用，这些墓室里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奢侈品，比如精美玉器和铜镜。随着弥生时代人口持续激增，适合种植水稻的肥沃湿地或灌溉平原逐渐被占满，有关战争的考古学证据越来越常见：大规模制造的箭头，周围挖有护城河的村庄，被投射利器贯穿的骸骨。中国史书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述，描述了倭国的国土以及上百个互相残杀的政治派别，这与日本弥生时代的战争痕迹相互佐证。
关于公元300年至700年这段时期，通过考古发现和之后史书中的记载（尽管并不清晰明确），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已有政治统一的雏形。公元300年以前，达官贵人的墓地规模小，样式具有地域差异。从大约公元300年开始，本州近畿地区修建的坟墓规模越来越大，形状像钥匙孔，这种土墩式坟墓被称为古坟（Kofun）。随后，古坟出现在从九州到本州北部曾流行弥生文化的地区。为什么这些古坟最先出现在近畿地区呢？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拥有日本最适宜农耕的土地，现在非常昂贵的神户牛肉就产自近畿，日本古代的首都京都也坐落在此，到1868年日本才迁都至现在的东京。
最大的古坟长1 500英尺，高100多英尺，古坟可能是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土墩式坟墓。修建这类古坟需要大量劳动力，以确保各地古坟样式相一致，由此可以推测出大量劳动力的背后有实力强大的统治者在指挥，日本正走向政治意义上的统一。考古学家从已发掘的古坟中发现了大量陪葬品，但最大的古坟全部被禁止挖掘，因为人们坚信里面埋葬着日本天皇一脉的祖先。古坟证明弥生时代的日本实现了政治集中，也印证了很久以后日本史书和朝鲜史书中有关古坟时代日本天皇的记载。在古坟时代，朝鲜对日本影响重大［不管是通过朝鲜征服日本（朝鲜所持观点），还是日本征服朝鲜（日本所持观点）］，为日本带来了亚洲大陆的佛教、文字、骑术，以及新的制陶和冶炼工艺。
最后，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成书，其中部分是神话，部分是对真实事件的改写，自此，日本正式出现在历史中。也就是从712年开始，生活在日本的居民才成了确定无疑的日本人，他们的语言（古日本语）是现代日本语的起源也没有争议。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公元712年第一部史书中的天皇的第82世直系子孙。[1]按照传统观点，他是传说中的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重玄孙）的第125世直系子孙。
日本文化在历时700年的弥生时代所发生的变化，远比在历时1万年的绳文时代的变化剧烈。绳文时代的稳定性（或者说保守性）与弥生时代变化的剧烈性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反差是日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显然，公元前400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会是什么呢？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绳文人、弥生人，还是两者的结合？在弥生时代，日本人口惊人地增长了70倍：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剧变？人们围绕以下三种说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种说法是，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逐渐演化成现代日本人。因为他们过了数千年的定居生活，接受农业文明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在弥生巨变时期，绳文社会从朝鲜获得耐寒稻种及灌溉水田的知识，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因而增加，这恐怕就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变革了。这种说法很受现代的一些日本人欢迎，因为日本人不希望自己的基因池中掺有朝鲜人的基因，这种理论能将日本人基因中的朝鲜人基因成分降至最小；而且，根据这种说法，日本民族至少在过去的1.2万年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第二种理论是那些接受第一种理论的日本人所不喜欢的：弥生巨变时代，朝鲜移民大量流入，带来了朝鲜的农耕方式、文化和基因。在朝鲜稻农看来，九州比朝鲜更加温暖湿润，更适宜水稻生长，是一方生活乐土。据一项估计显示，弥生时代的日本接收了几百万的朝鲜移民，他们对基因的贡献完全超过了绳文人（在弥生巨变前仅有7.5万人）。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日本人就是朝鲜移民的后代，他们在过去2 000多年调整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最后一种理论承认有朝鲜移民，但否认如此庞大的移民数量。这种理论认为，因为农业的生产力高，所以数量不多的稻农移民比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绳文人繁衍得更快，最终在人数上超过了绳文人。比如说，假设只有5 000名朝鲜人抵达九州，得益于水稻农业，他们可以养活更多的婴儿，实现每年1%的人口增长。这样的增长率对狩猎—采集人群而言较难实现，但对于农民而言则能轻易实现：现在肯尼亚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4.5%。在700年内，这5 000名移民就会有500万名子孙后代，超过了绳文人的人口数量。和第二种理论一样，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的日本人是经过轻微改变的朝鲜人，但不认为需要有大规模的移民。
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巨变相比较，我认为第二种或第三种推测比第一种推测更加合理。在过去的1.2万年中，地球上发展出农业的地区不超过9个，包括中国、肥沃新月地带等。1.2万年前，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狩猎—采集者，而现在，我们几乎全部以农业为生或靠农业养活。农业之所以能从个别地方普及至世界各地，不是因为其他地方的狩猎—采集者接受了农业文明；狩猎—采集者往往比较保守，就像公元前10700年至公元前400年的绳文人那样。农业能够普及，主要是因为农民比狩猎—采集者繁衍得快，农民发明了更先进的技术，将狩猎者杀死或者赶出所有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在现代，来自欧洲的农民就是这样取代了北美西部的印第安猎人、澳大利亚土著，以及南非的祖鲁人。同样，使用石器工具的农民取代了在史前遍布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狩猎者。在史前时期，农民比起狩猎者仅有微弱的优势，相形之下，公元前400年的朝鲜农民比起绳文时代的狩猎者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因为朝鲜人已经拥有铁制工具，还拥有高度发达的精耕细作型农业。
对于日本来说，以上三种理论中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直接方法是，拿绳文人、弥生人的骨骼和基因，与现代日本人和阿伊努人的骨骼和基因做比较。现在，科学家已经用很多骨骼做了测算。此外，在最近几年里，分子遗传基因学家已经开始从古代人的骨骼中提取DNA，并开始比较古代日本人和现代日本人的基因。其中一项研究发现，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总体而言可以轻易区分出来。绳文人一般身材矮小，前臂较长，腿部较短，两眼间距较宽，面部宽而短，面部特征更加突出，有明显凸出的眉脊、鼻子和鼻梁。弥生人的平均身高比绳文人高1至2英尺，他们的两眼间距较窄，面部长而窄，有平坦的眉脊和鼻子。一些弥生时期的骨骼在外观上依然和绳文时期的骨骼类似，但在所有关于绳文至弥生过渡的理论中，这一点都能解释得通。到了古坟时期，除阿伊努人外的所有日本人的骨骼变得同质化，与现在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的骨骼相似。
在各方面，绳文人的头骨都和现代日本人的头骨不同，与现代阿伊努人的头骨最像，而弥生人的头骨与现代日本人的头骨最像。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现代的日本族群起源于弥生人（外貌像朝鲜人）和绳文人（外貌像阿伊努人）融合后的后代，遗传学家试图计算出这两种基因中哪种基因的贡献相对较大。最后的结论是，朝鲜人或弥生人对日本人基因的贡献是最主要的。阿伊努人或绳文人对西南部的日本人基因的贡献最小，抵达这里的朝鲜移民最多，绳文人口数量稀少；对北部的日本人基因的贡献相对较大，这里的森林更加盛产坚果，绳文人口密度最高，弥生时代的水稻农业发展得最落后。
因此，来自朝鲜的移民的确对现代日本人的基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我们还不能断定这是因为移民数量巨大，还是因为人数不多的移民经过快速增长而扩大了规模。阿伊努人更像是日本绳文时代居民的后代，同时混合了弥生时代拓殖者和现代日本人身上的朝鲜基因。
得益于水稻农业，朝鲜农民最终获得了相对于绳文狩猎者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在农业到达朝鲜后的数千年里都没能挺进日本的农民，为什么突然间取得了胜利呢？前文提到过，早期的朝鲜农业生产力非常低，所以农民很贫穷，比不上富裕的狩猎者。最终，很可能在以下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占了上风并引发弥生巨变：取代低产旱地水稻农业的灌溉水稻农业发展了起来；适应寒冷气候的水稻品种不断得到改良；朝鲜农耕人口急剧增长，迫使朝鲜人移民；铁制工具的发明使人们可以高效地大规模制作铲具、锄具等稻田农业所需的工具。铁制工具和精耕细作的农业同时到达日本，不可能只是巧合。
对于外貌独特的阿伊努人和没有独特外貌的日本人是如何在日本共生的，我在本节开篇提出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从表面来看，种种事实似乎表明阿伊努人是日本最初住民的后代，而日本人是后来者的后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考古学证据、体质人类学证据和遗传学证据都支持这一观点。
但是，我在最开始还提到了一个有力的反对意见，许多人（特别是日本人自己）因此想要寻找其他的解释。如果日本人确实是来自朝鲜的后期移民，那么两种语言应该非常相似才对。更通俗地说，如果日本族群不久前才起源于生活在九州的混血，即外貌像阿伊努人的绳文原住民和来自朝鲜的弥生外来者的混血，那么日语应当与朝鲜语、阿伊努语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然而，日语与阿伊努语明显没有任何关系，与朝鲜语也十分疏远。如果绳文原住民和弥生外来者在2 400年前才融合，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互不关联？我建议可以这样解释：事实上，生活在九州的绳文原住民的语言不可能与现代的阿伊努语十分相似，弥生外来者的语言也可能与现代的朝鲜语有所不同。
首先来看阿伊努语。正如我们所知，在近代，生活在日本北部岛屿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仍然使用阿伊努语。因此，绳文时代的北海道居民可能会使用一种类似阿伊努语的语言，但绳文时代的九州居民不会。从最南端的九州到最北端的北海道，日本列岛的跨度将近1 500英里。我们知道，在绳文时代，人们的生存技能和陶器样式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绳文时代的日本也从未有过政治上的统一。在绳文时代的1万年中，绳文人应该形成了同样千差万别的语言。正如考古证据显示，如果北部的绳文人和南部的绳文人分别从俄罗斯和朝鲜经大陆桥来到日本，那么他们的语言可能早在1.2万年前就已经不同。
事实上，在北海道和本州北部，许多日语中的地名包含了阿伊努语的词，比如表示河流的nai或betsu，表示海角的shiri，但是在日本更南部的地区，没有出现过类似阿伊努语的词。这表明，弥生人和日本人的祖先采用了许多绳文时代的地名，就像美国白人采用了美洲土著的地名（比如Massachusetts和Mississippi）。这还表明，只有日本最北部地区的居民才使用阿伊努语。绳文时代的九州居民使用的语言可能与南岛语系有着共同的祖先，南岛语系包括波利尼西亚语族、印度尼西亚语族、美拉尼西亚语族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语族。正如许多语言学家已经指出的，日语表现出受到过南岛语系语言影响的痕迹，在所谓的开音节（后接元音的辅音，就像“Hi-ro-hi-to”中的那样）发音上有相似之处。
也就是说，北海道居民现在使用的阿伊努语，并不是古代九州居民使用的绳文语言的样板。同理，对于公元前400年朝鲜移民使用的弥生时期语言，我们也不能用朝鲜语作为参考。公元676年，朝鲜半岛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在之前的好几个世纪里，朝鲜半岛由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组成。现代的朝鲜语起源于新罗使用的语言。新罗在发展壮大后统一了朝鲜半岛，但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与日本密切往来的国家并不是新罗。早期的朝鲜史书告诉我们，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使用不同语言。被新罗击败后，高句丽和百济的语言已经鲜为人知。几个保存下来的高句丽语单词，与对应的古代日语单词更像，而与对应的现代朝鲜语单词不那么像。公元前400年，朝鲜半岛还是三国时代，尚未实现统一，语言可能更加多样。我猜测，在公元前400年被带到日本并演化成现代日语的朝鲜语，与演化成现代朝鲜语的新罗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虽然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在外貌和基因上非常相似，但在语言上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结论很可能在日本和朝鲜半岛都不受欢迎，因为它们互不喜欢。历史原因决定，他们有理由互相厌恶：朝鲜半岛上的人尤其有理由厌恶日本人。就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那样，他们虽然有血缘上的关系，但一直处于敌视状态。但是，不管是在东亚还是在中东，敌视都是互相伤害。两个民族就像孪生兄弟，曾经拥有共同的成长岁月，但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能否成功地恢复古时的纽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亚的政治前景。
[1] 明仁天皇已于2019年正式退位，当前的日本天皇为德仁天皇。——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