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方和改革
我们经常感到兴趣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怎样理解我们的改革。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政治家的责任。我们看到，改革过程，不光是过程本身，不光是作为伟大人民的命运问题，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的改革被公正地理解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事件。西德一家报纸写道：“苏联发生的一切关系到全世界。”
首先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大多数人出自内心地对我国的改革发生兴趣，同时他们对此持乐观态度，并且衷心祝愿苏联人民已经开始的改造取得成功。全世界对我国的改革寄予厚望，指望这一改革能对全世界的发展、对整个国际关系起积极的影响。
至于官方人士和西方的大部分大众信息手段，那么在这个圈子里起初很少有人相信我们在1985年4月宣布实行的变革是真的。尖刻的意见也多极了：他们说一班人马取代了另一班人马，所以就急着拿出新构想和新纲领。他们说，俄国人是感情用事的人，他们惯于这样做——新领导把一切过错都往过去的领导身上推，而一切却依然如故。过一段时间，批评沉寂下来了，新的创举也都忘光了。
然而，这样的看法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情况变得极为明显：改革是历史性的现实，这个过程正在发展。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已经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已真正进入一个大胆的极为深入的改造的时期。
在对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评论中，更加清晰地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人们开始承认，在经济管理方面提出的改革的规模和彻底程度，超出了多数苏联问题专家的预测。正如我们看到的，西方许多人没有预料到谈话会这样开诚布公、这样深刻，建设性措施会有这样大的气魄。6月以前给我们的步骤加上的“不彻底的”这个修饰语，用来估价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六月决议似乎已经不时兴了。我们远远超出了西方解释者给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意图所划定的那个“粉笔圈”。可是在全会前夕，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失去势头的说法可多了。
现在大家在说“第二次革命”，说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还说改革在重新制定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上定将实现“新的飞跃”。总的说来，他们正确地抓住了六月全会在改革的道路上开创新阶段的性质。对待改革的态度问题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了。各个方面都在批评我们的改革的速度。“来自左面的”——批评我们走得慢，“来自右面的”——批评我们走得太快了。但是，看来，大家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苏联领导在认真抓改革。
如果改革不停下来，对苏联和对全世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点使西方观察家们很不安。他们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对西方更有利，是改革成功还是改革失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然是众说纷纭的。许多严肃的专家认为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可能大大加速，并着重指出，从国际角度看，改革的成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真知灼见，苏联人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民主的进一步发扬，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好处。苏维埃国家正在实施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规模本身，就是苏维埃国家执行爱好和平的外交方针的一个证明，也是这一方针的一种物质保证。因此向西方大国的领导提出了实际的建议：不要害怕改革，不要把它当成心理战的对象，而要通过经济联系机制、文化和人文科学交流机制更快地促进它，认真地接受苏联就裁军和改善国际局势问题提出的倡议，并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有争议的评价和推测暂且不提，我们大体上认为这种看法是现实的，我们欢迎这种看法的总的积极的倾向性。它符合改善国际关系的任务，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情绪。
有些政治活动家认为西方如不响应来自莫斯科的积极信号，摆脱不了对苏联的错误认识，摆脱不了自己卖力设下的骗局，它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样的活动家表现出远大的目光。
但是，西方的大众信息手段和政治问题的讨论还会非常积极地宣传另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诋毁我国的政策和意图的尝试势头未减。就我国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活力问题散布了许多悲观的预言和恐惧心理。这又一次表明，“冷战”的惯性力是多么巨大，某些集团的私利所滋生的反苏主义是多么根深蒂固。如果他们不过是在进行理论讨论和做些宣传的话，那么本来可以不予理睬。生活本身最终将表明什么是真理。但是，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抱定用改革来吓唬人的宗旨，他们说改革会加强苏联的军事经济潜力，也就是会加强“苏联的威胁”。既然这样，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改革的失败上，以阻挠和破坏改革为方针，奉行反苏顽固派的原则：“对苏联越糟，对西方就越好。”
极右集团毫不掩饰对改革的仇视。他们原以为社会主义拿不出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来对付“自由世界”，但是改革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对于这伙人来说，我们放弃苏联社会“在社会领域一成不变”这个老掉牙的教条，就等于他们遭到一场思想上的灭顶之灾。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重新修改反苏主义的全部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方针。这样一来，关于“苏联的威胁”的谎言也就会烟消云散，因为据说这种“威胁”是苏联克服不了国内困难求助于扩张而产生的。
他们甚至试图诋毁公开性和民主化。例如，他们报道来自苏联的失实的消息，还引证苏联的报刊。后来发现，苏联出版物中根本没有这类内容。他们想挑动我们去限制、阻碍公开性的发展，放弃民主化，可以说是利用大众信息手段来激怒公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破坏改革过程，因为改革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是不可设想的。
他们加紧在我国公民中散布对改革的政治方针的正确性的怀疑，他们用困难吓唬人，激起人们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指望引起人民对领导的不信任，挑动个别领导人彼此冲突，分裂党，分裂社会。
某些政治活动家和大众信息手段（特别是美国的），试图把我国的改革说成是在西方压力下实行的“自由化”。当然，不能不对西方的宣传家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玩弄民主的文字游戏是很在行的。不过，什么时候西方社会的工人和职员在全体大会上开始自由选举工厂主、银行经理等等。什么时候大众信息手段开始经常批评公司、银行及其老板，谈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而不只是同政治活动家们进行无休止的和无益的争论，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相信西方社会的民主制。
另一些批评我们的改革的人则强调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毛病。他们预言我们会出现通货膨胀、失业、价格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就是出现西方“应有尽有”的那些现象。或者不时向人们提示：中央委员会有极其强大的反对派——党和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再不然就来这么一招，说你们的军队也持反对态度，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还没有表态。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不过，我不得不让我们的论敌感到难过，因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任何东西也不能动摇这种团结。对于军队，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任何其他主管部门，最高的权威是党，党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改革只能更加巩固党的阵地，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所起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作用获得新质。
不过，为了公道起见，我要指出，西方一些严肃的评论家看到了我国变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看到了这些变革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用改革去吓唬西方读者的人，才真正害怕改革的成功。这是因为改革使他们无法利用“苏联的威胁”这个稻草人，无法再拿漫画式的令人讨厌的“敌人形象”来掩盖我国的真实面貌，无法再在这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从中大发横财。
确实，如果我国的发展计划将顺利完成，到那时怎么再来糊弄人，说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制度，说社会主义使人缺吃少穿呢？骂我国是“万恶的帝国”，把十月革命描绘成历史的错误，而把我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走过的道路说成是“历史的曲折”，这样的观点全都会不攻自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使有些人感到不快。
西德《明星》周刊写道：“现在有人轻率地试图诽谤和责难苏联的改革，而且一口咬定，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加强共产主义，克里姆林宫希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使制度变得更加有效率。不过，我的天啊！如果反对贪污受贿和经营不善的斗争，如果更大的舆论自由能加强共产主义的话，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民主就会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培养基！”对这段精彩的文字，我想补充几句。如1]0果社会主义同民主和经济效益确实是根本不相容的，如同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的敌人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命运和利润担心了。
我们能如此严厉地批评自己（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不曾这样批评过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不但心自己的未来。我们经得住这种批评，人民经得住，党也经得住。而当我们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时，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不得不来一番“改革”。
我们使他们陷入了窘境，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缺点，而且非常坦率、非常熟悉情况地在书刊上和讲话中谈论这些缺点。西方的人们逐渐不再相信关于苏联的种种胡言乱语了，尽管在西方这些胡言乱语仍然层出不穷。不用说，这一切都无助于人们建立对西方各国政策的信任。
在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的谈话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哪一种情况对他们有好处，是苏联能减少自己的军费预算，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他们有好处，还是相反，西方力求通过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使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始的巨大工作进行不下去，迫使苏联领导拨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用于军备，对他们有好处7难道他们指望苏联被国内问题捆住，而他们自己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吗？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那些指望拖垮苏联的人，对本国经济的状况估计得过于自信了。美国再富，每年军费花三四千亿美元，它也花不起。预算赤字曲线随着军费开支曲线往上升。考虑到预算赤字如此之大，可以说，现在美国军费开支已经有三分之二要靠举债。美国的国债实质上是五角大楼的债务，这笔债将由好几代的美国人来偿付。这根绳索总不能没有个尽头。不过，这是美国人自己的事。
我有时候甚至有一种印象：有些美国政治家经常赞扬资本主义制度，标榜他们的民主，然而自己却不大相信，害怕在和平条件下同苏联竞赛。因此，他们就加强战争机器，加剧紧张局势，等等。我预感到，评论家们在读了我的这几行文字之后会写道：很遗憾，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的了解很差。不过，我多少了解一点儿，至少足以使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民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我们时刻在考虑自己十分尖锐地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达到预定的目标。，还需要估计到我国人民的性格。既然他们如常言所说的，被“击中要害”，既然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被打动了，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简直能创造奇迹。苏联是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干部业务素质高、科学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工人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因此不要急于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只能引苏联人发笑。
1987年4月，我在同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谈话时说，实现我国的革新计划，对于美国人民，对于任何国家，都不构成任何威胁，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其他任何方面的威胁。同样的话，我在克里姆林宫对“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讨论会的参加者又说了一次，因为我们希望被别人理解，希望国际社会承认，我们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这对谁都不会有坏处，这对全世界只有好处。
所以，苏联也好，改革也好，决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威胁，至多是给人作出了榜样，作出了有人认为是可以借鉴的榜样。但是，有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硬说我们打算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这是多么荒唐！要是是那些对写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为了挣钱才这样干的话。那也就罢了。但是，直到现在公开说这类话的，好象还有一些身负要职的国务活动家。开始改革已有两年了，我从一位我所尊敬的政治家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真叫我十分吃惊。我反问他：这有什么根据呢？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里根主义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说过要“推行共产主义的统治”。列宁说过：我们，即社会主义国家，将以自己经济活动的成就对世界的发展施加主要的影响。
改革的成功将表明：社会主义不仅能完成登上科学技术进步高峰这一历史任务，而且能在同时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的情况下完成，能用民主的方法，为了人而且靠人自身的努力，靠他的智慧、技能，才干、良心和对他人的责任心来完成。
改革的成功将揭示西方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势力的阶级局限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势力一心推行军国主义，搞军备竞赛，在全世界到处搜寻“敌人”，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改革的成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确定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而不必对新殖民主义做让步，避免受资本主义煎熬之苦。
改革的成功将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可以用来解决什么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这场历史性争论。苏联在清除了自身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积淀之后的新面貌，将具有新的吸引力，生动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所具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
我不止一次地确信，同我谈话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你们设想的都做到了，那么这将具有了不起的、真正的世界影响。”这些话是一位著名的、决非是共产党员的西方政治活动家所说的。
我们的许多问题大概外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这是很自然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自己的期望和迷误以及自己的理想。这种多样化很好，应该加以发展，而不要千篇一律。例如，有些政治家使我非常讨厌，他们出于傲慢的偏见，总以为自己国家的生活和政策是自由、民主、经济活动、社会状况等等的典范和标准，老是教训别人该怎样生活，采取什么政策。我想，容许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对此不同意，这样岂不民主得多吗？在我们这个复杂而不安定的世界上，不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现在不要说是实行军事独裁，就连施加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都不时行了。这样做是危险的，这会激怒世界舆论，也就是说，为走向和平与合作制造困难。
正确认识改革，也是理解苏联外交方针的钥匙。讲明改革的真实情况符合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利益。我们号召西方负责地，诚实地、不带成见地分析我国的工作，这不只是从我们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改革的实质，这是对我们的对外意图产生误解的根源，或者是又一次企图保持和加深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同对内政策的有机联系在转折时期变得尤其密切，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国内方针的变化必然带来处理各种外交问题的新方法。因此现在，在改革的条件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鲜明更具体地表现出我们在国内的活动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构想，它的纲领性方针和实际步骤——这一切都是改革的哲学、纲领和实践的直接表现。
我国的改革过程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客观的评论家们预言，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增加，对外经济联系和科技联系，其中包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将活跃起来。
我们真诚地、公开地声明：为了集中精力发展我们的社会，为了完成改善苏联人生活的任务，我们需要持久和平。我们的计划具有长期性和竖实性。因此，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西方的竞争对手在内，应该清楚，我们争取建立无核的和非暴力的世界、确立国际交往中的文明原则的国际方针，其原则基础也是同样可靠，同样坚实的。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8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