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变迁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就像如此之多的发生环境变化的领域一样，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技术能力结合在一起，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在陆地上，主要原因在于栖息地的破坏。在20世纪期间，地球上用作农田和牧场的土地增加了不止一倍，而且其中约半数发生在1950年以后。这种增加是以世界森林和草地面积的减少为直接代价的。这是对陆生物种的最大威胁，因为多样化的景观蕴含着巨大的植物和动物多样性，可是它们却被高度单一化的景观取代了，后者是人类出于自身目的加以管控而形成的。这些经过人类改造的景观能够并且的确继续供养某些本土生物的生长，但大量其他物种却不能在这样的景观中茁壮成长。以另外的土地利用方式取代原生的栖息地，从而系统地减少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空间。譬如，栖息在农田和牧场里的鸟类只是世界上栖息在现存的未经改造的草地和森林中的鸟类总数的一小部分。通过将原始景观转换为农田或牧场的形式，在很久以前，土地就已在生物学上得到了简化，而仅在1945年以后才变得更加简化了。几乎在各地，农田都愈发受到机械化、密集的单一种植和化学虫害控制的影响。在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之后，生物多样性的又一个最大的威胁来自为生存或贸易而进行的狩猎、收获和偷猎所导致的开发利用。此外，入侵物种也变成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一大问题。入侵物种捕食或排挤本地物种，为它们自己和其他外来入侵者创造“新的”生态位栖息地，通常情况下还会改变或扰乱生态系统动力学。最终在20世纪末的时候，一些科学家将物种开始遭受气候变化的不良后果的实情公之于众。[1]
1945年以后，全球森林砍伐是土地利用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在热带地区尤甚，因为世界上的大部分物种都生活在那里。在20世纪80年代，热带雨林的砍伐促使科学家将生物多样性列入国际议程。然而，战后的几十年间失去的热带森林的确切数量仍然是未知的。就热带森林砍伐而言，分析者得到了不同的数字，正如他们在做物种估算时一样，因为他们使用的方法论和数据集是千差万别的。尽管森林砍伐仍然是一个饱受争议和充满分歧的主题，对此却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森林砍伐问题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例如，有一种估计认为热带雨林损失的总量在5.55亿公顷，比半个中国的面积要略微大一些。
与此相反，在相同时期内，温带森林（主要在北半球）则基本保持平衡，从砍伐中损失的只比从再生长中得到的稍微多一些。这一差异象征着相对运势的突然转变。在18世纪和19世纪，北半球森林砍伐的速度曾经大大超过热带地区。这一不平衡甚至在20世纪初期仍然存在，彼时的北美森林成为世界最大的木材和林产品的供应者。然而到那时为止，从温带森林到热带森林的转变已在进行当中。木材短缺的阴霾已经引起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改革，大片森林得到了保护，积极造林措施也得以实施。欧洲的帝国也利用了迅速降低的运输成本，在它们位于热带的非洲和东南亚等地的殖民地增加伐木工作以供出口，从而减轻了对其本土森林的压力。[2]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森林砍伐从温带向热带森林的转变已基本完成。在战后时期，经济扩张进而增加了对森林的压力，热带地区的森林首当其冲。赤道地区新独立的政权乐于为北美洲、欧洲和日本提供木材；它们急需外汇，把森林转变为用于出口的木材则是简单快速地获取外汇的一条捷径。热带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也是造成森林砍伐的重要推动力，这导致了人口更大规模地向热带森林迁移。政府常常鼓励这样的迁移，它们宁愿让无地的工人领有新的田地和牧场，也不愿实行政治上有争议的土地改革。最终，战后发生的技术变革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砍伐热带森林。卡车、道路和链锯的普及，使得即便是身材最小巧的操作者也能更加高效地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关于热带的科学担忧都以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砍伐为中心。尽管东南亚的森林也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砍伐，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砍伐还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是它巨大的规模，在人们心目中保持着的原始状态，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然。[3]
岛屿生态系统遭受的严重影响与热带雨林相仿，只是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岛屿是孤立的生态系统的家园，其中包含了许多特有种类的植物、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当人类猎杀它们、改变它们的栖息地或者引进入侵物种的时候，岛上的物种是无处可逃的。因此，岛屿国家总是位居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之榜首，因为它们拥有的濒危物种的比例最高（但是，它们拥有的濒危物种的绝对数量并非最多）。譬如说，马达加斯加拥有成千上万种特有的植物和动物。1896年之后，法国吞并了这座岛，这里的森林遭到了有条不紊的砍伐。森林砍伐和栖息地的改变一直持续到它在1960年取得独立，个中原因大多可归结为该国人口的高增长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这使得人们为了农业耕作而砍伐更多的林地。结果，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这座岛上超过80%的原生植被已经被去除了，这将其特有物种置于严酷的压力之下。孤立也使得岛屿特别容易受到入侵物种的影响。岛屿曾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已知灭绝的鸟类的家园，从大海雀到渡渡鸟皆在此列。在关岛，棕树蛇在1950年左右偶然被引入，它们发现密克罗尼西亚岛很合自己的胃口，并在那里大量繁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些蛇吃掉了该岛大部分特有的鸟类和一些种类的哺乳动物。人们试图在关岛彻底消灭棕树蛇，但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生物学家仍在担忧这种蛇会在不经意间输出到其他脆弱的太平洋岛屿。那些位于太平洋上的遥远的小岛最易遭到通常意义上的以及尤其是通过入侵物种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影响。[4]
[1]Martha J.Groom,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in Groom, Meffe, and Carroll, Principles Conservation Biology,64-65.关于土地利用数据，见McNeill, Something New, table 7.1。鸟类密度数据可以在Kevin J.Gaston, Tim M.Blackburn, and Kees Klein Goldewijk, “Habitat Conversion and Global Avian Biodiversity Loss,” Proceedings: Biological Sciences 270, no.1521(June 22,2003)的表1中找到。
[2]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386-421.另见Lewis, “Tropical Forests,”197-199。
[3]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420-481.
[4]Gary J.Wiles et al., “Impacts of the Brown Tree Snake: Patterns of Decline and Species Persistence in Guam’s Avifauna,” Conservation Biology 17, no.5(October 2003): 1350-1360;Dieter C.Wasshausen and Werner Rauh, “Habitat Loss: The Extreme Case of Madagascar,” in Krupnick and Kress, Plant Conservation,151-155; Mutke et al., “Terrestrial Plant Diversity,”18;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