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
考虑到全世界的物种在20世纪期间和21世纪之初承受的压力，人们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一种悲观的叙事。但是，这一阶段也见证了旨在保护物种和栖息地的频繁活动。从20世纪50年代起，野生动物主题的电视节目在北美洲和欧洲广受欢迎。新的保护组织出现，就像1961年从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中派生出来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一样。又一个十年里，大众环保运动在世界某些地区成功地将物种保护置于公众议程当中。1973年，美国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濒危物种法》（ESA）。《濒危物种法》虽有争议，却成功地把某些物种重新引入它们从前的某些栖息地，就像对狼所做的那样。无独有偶，印度于1973年发起了虎计划项目（Project Tiger program），旨在保护该国现存的野生老虎；不同于《濒危物种法》，虎计划关注的主要工作是留出大片土地（保护区）作为受到保护的老虎栖息地。20世纪70年代期间，绿色和平等组织率先在全球开展了禁止捕鲸行动，从而在1986年出现了全球捕鲸行动的暂停。
外交活动配合了国家层面的努力。主要的国际协定和倡议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这始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8年主办的生物圈会议。在1992年举办的里约地球峰会上，对包括1971年关于湿地的《拉姆萨尔公约》（Ramsar Convention）、1973年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1979年关于保护迁徙物种的《波恩公约》（Bonn Convention）在内的其他协议展开了谈判。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关心越来越多地获得政治关注，既有国内层面的，也有国际层面的。[1]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是最普遍的保护工具。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作为19世纪的一项遗产，在20和21世纪的世界各地被创建出来。举例而言，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始建于1900年左右的英国殖民地，是为了保护受到白人贵族狩猎者青睐的物种。尽管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正确地推测出狩猎已经减少或灭绝了某些物种，却仍然倾向于指责非洲狩猎者和刚刚暴富的白人平民狩猎者滥杀野生动物。渐渐地，遵循着美国人的思路，将疏于保护的保护区变为国家公园的观念得以在这里固定下来。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这里创建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包括南非的克鲁格（Kruger）和坦噶尼喀的（今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Serengeti）。独立后的非洲的新政府为这些公园提供了支持，并且事实上还创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公园，将它们视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的来源，以及旅游收入的来源。2002年，加蓬创建了13个国家公园，它们覆盖了国家领土面积的10%，其中大部分土地是茂密的雨林。加蓬本希望能以此仿效哥斯达黎加成为生态旅游的目的地，但是迄今为止，仍难以取得成功。[2]
在临近20世纪末的时候，保护区的观念也被应用于海洋。海洋保护区的概念形成于1912年，但直到生物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小规模实验的时候，它才逐渐被人忆起。这些实验表明，在几乎所有禁止捕鱼的海洋保护区，退化的生态系统或许可以得到再生。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商业捕鱼得到的监管足以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所以生物学家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动大型保护区建设。截至21世纪初，这样的保护区已有许多。此外，有些政府还创建了一些巨型保护区，它们包括澳大利亚大堡礁的大块区域，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以及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周边的巨大区域。[3]
科学鼓舞了创建海洋鱼类保护区的行动，还促进了关于保护鲸的辩论。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全世界的海洋或许在近代商业捕鲸行为出现以前要富饶得多。因为它妨碍了捕鲸管理，所以这不仅仅是学术活动。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在2010年爆发了一场争论，涉及解除1986年捕鲸禁令的计划。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模型表明，鲸的数量已经出现了足够的反弹，可以恢复捕猎。长期从事捕鲸的一些国家——日本、冰岛和挪威支持该模型。批评者则指出，基于遗传学的证据表明，历史上鲸的数量或许远远高于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模型所显示的数量，这意味着鲸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因而并不足以恢复捕猎。[4]
在极短的时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一项全球标准，以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越来越多的相关证据做出回应。尽管有实实在在的保护成就，1945年以来的人类活动还是大大强化了全世界生物体面临威胁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人类让世界越来越整齐。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小部分我们喜欢的植物和动物，让它们生长在受到人工管理的和得到简化的景观当中；我们还在不知不觉之中，挑选了其他一小部分物种，让它们很好地适应这些地形（老鼠、鹿、松鼠、鸽子等诸如此类的动物）。借由如此作为，我们便大大降低了其他植物、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和两栖动物的数量或者将它们灭绝，而就在不久之前，它们还在这些土地之中或之上生活着。就这一点而言，伦理问题同以往是大体一致的：我们是否满足于一个包含了数十亿计的人类、牛、鸡和猪，但却只有几千只——抑或是一只也没有——老虎、犀牛、北极熊的世界？[5]
相比20世纪，21世纪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更大压力。至少对于一些人而言的日益富足，再加上30亿~50亿增加的人口，将会威胁到世界上的森林、湿地、海洋、河流和草原。但很有可能的是，气候变化会让21世纪与众不同。科学家担心，即使最轻微的温度上升也将对所有种类的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科学家已经估算出，2°C的温度上升可能会将这个世界上1/5~1/3的物种送入灭绝的境地。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研究通常是乐观地假定物种将拥有完美的“疏散能力”，意即它们拥有撤退到邻近的较为凉爽的环境中去的能力。但是，完美的疏散通常不再可能出现。现在有如此之多的人类控制下的景观——农场、道路、围栏、城市、大坝、水库等——以至于许多试图逃离暖化气候的物种将不再有能力做出任何迁徙的选择。21世纪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者拥有适合于他们的工作。[6]
[1]Adams, Against Extinction,176-201; Hughes, “Biodiversity in World History,”35-40.关于濒危物种法案和狼，参见John Erb and Michael W.Doncarlos, “An Overview of the Legal History and Population Status of Wolves in Minnesota,” in Recovery of Gray Wovle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Endangered Species Success Story, ed.Adrian P.Wydeven, Timothy R.Van Deelen, and Edward J.Heske (New York: Springer,2009),49-85。关于虎计划和印度的野生动物保护，见Mahesh Rangaraja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The Debate on Wildlife and People in India,1970-95,” in Battles over Nature: 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ed., Vasant K.Saberwal and Mahesh Rangarajan (Delhi: Orient Blackswan,2003),189-230。
[2]Adams, Against Extinction,25-53,67-96.关于对非洲历史上的欧洲资源保护主义者的严厉的审视，见Jonathan S.Adams and Thomas O.McShane, The Myth of Wild Africa:Conservation without Illu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关于加蓬，见Lydia Polgreen, “Prinstine African Park Faces Developmen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2009, A6。
[3]Roberts,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 preface, chaps.1,25; Louisa Wood et al., “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s Global Marine Protection Targets: Shortfalls in Information and Action,”Oryx 42(2008): 340-351; Juliet Eilperin, “Biological Gem’ Becomes Largest Marine Reserve;Coral, Tuna, Sharks Expected to Thrive in Chagos Islands,”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010,A10; John M.Broder, “Bush to Protect Vast New Pacific Trac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2009, A13.
[4]关于捕鲸争论，见Stephen Palumbi and Joe Roman, “The History of Whales Read from DNA,” and J.A.Estes et al., “Retrospection and Review,” both in Estes et al., Whales, Whaling,and Ocean Ecosystems,102-115,388-393; Juliet Eilperin, “A Crossroads for Whales: With Some Species Rebounding, Commission Weighs Loosening of Hunting B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2010, A01。
[5]关于虎类保护，见Virginia Morell, “Can the Wild Tiger Survive?,” Science 317, no.5843(September 7,2007): 1312-1314。
[6]Camille Parmesan and John Matthews, “Biologic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Groom,Meffe, and Carroll, 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352; Wilkinson, “Status of Coral Reefs,”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