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市与经济
我们生活在一座城市星球之上。2008年，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宣布，有超过50%的人正生活在城市当中。这象征着人类历史的深刻变革。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当今世界上，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500个，拥有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74个，拥有2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2个。如果将附属地区人口计入总数的话，东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的人口超过了3700万。[1]我们至今尚未知晓，如此之多的城市和如此之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在整体上会带来何种影响。已知的是，城市总是依赖其自然环境，也在塑造其自然环境。
集中在城市里的人口达到了远高于直接环境所能承载的程度。因为城市无法独立于周围环境而存在，它们需要接近位于自身边界之外的自然资源和废水池。自然资源的输入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物质的范围从食物、清洁水源、矿石和基本的建筑材料（石材、木材），到大量的制成品。能源包含在运进城市的原材料之中，包含在可能流经城市的、借助磨坊或涡轮捕获的水流之中，或是在通过电线从城市边界以外输送过来的电力之中。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进入城市的原材料中蕴含的能量表现形式为木材和煤炭，以及人类和动物所需的食物。在工业革命以后，城市需要更多的能量，最初是为了工厂，稍后是为了技术革新，从那时起，技术革新就变得和都市生活密不可分了（电灯、电车和地铁、汽车等等）。化石燃料提供了大量的此类能源。19世纪期间，煤炭在迅速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的城市使用的能源类型中占据主要地位。只是在很久之后，石油对城市而言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能源，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于部分城市，继而在“二战”后扩展到全球。在20世纪，核电站和水力发电厂也开始为城市提供电力。
城市的物质消费和能源消耗产生废弃物。工厂把矿石加工成理想的金属（例如，铁和钢），它们也产出矿渣、矿泥和废水。在城市发展的整个历史上，城市居民（人类和动物）从输入城市的食品中受益，但也产生了排泄物，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卫生问题。城市出于生产的目的利用能源，这种利用则产生了污染物质和有毒物质。所有这些废弃物总得有个归宿。于是，有些废弃物被存放在城市的边界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尽管觉得讨厌，还是不得不忍耐。在一些出现了水污染物和大气毒物的情况下，居民则要被迫忍受潜在的致命后果。
但是，对于大部分城市废弃物而言，城市需要在它们的边界之外找到污水池。许多城市坐落在河边，它们把河流当成了排污场所。在沿海城市中，海洋通常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纽约的大部分垃圾都被倾倒入大海）。废弃物也能进入城市周边的土壤中。最终，燃料的燃烧产生了废物，我们称之为大气污染。家庭炉灶和壁炉中燃烧诸如木材、煤炭、煤油和粪土之类的燃料会导致室内空气污染的出现，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城市，这仍是一个主要问题。本地的空气污染物包括冶炼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气体，煤炭产生的烟尘和煤烟（一个贯穿于19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大问题），以及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的地面臭氧。在风的作用下，城市大气污染物也可能成为区域问题。酸雨和远方土壤中沉积的有毒物质，是区域范围污染的两大例证。截至20世纪下半叶，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氯氟烃和温室气体的城市，也成了全球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2]
城市及其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城市是动态的实体，以一位环境史学家的话来说，它是“不断变化的系统”，其成长和收缩取决于诸多因素。城市的人类居民和动物居民同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一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扩展了城市对边界以外的资源和污水池的需求，而资源和污水池也能随着条件的变化收缩和扩张。在这样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了保护和维持对于重要资源的获取，城市已经奋斗了数千年之久。例如，中世纪的纽伦堡对附近的森林实施市政控制，并且为了保证城市的燃料供给，会有组织地把竞争对手赶出去。[3]
城市改造了自然。它们妨碍了自然水循环。人行道阻碍水渗入大地，导致更多的水进入河道与下水道。人们汲取井水，耗尽了含水层。人们开凿运河，改变了河水的流速与流量。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大量污染物被倾倒入附近的水道。因此，城市附近的溪流、河流和沿海水域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退化，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富营养化等。较之于对水质的影响而言，城市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要相对简单一些：它们污染了空气，还让大气轻微地变暖。城市也改变了土地用途和土壤性质。为了供养城市的发展，人们用农田取代了森林和草原，而前者是一种简单化的、管控下的和更单一化的生态系统。为了满足城市对金属和化石燃料的需求，人们开掘矿山，这经常破坏周边环境，对其造成污染并留下尾矿。城市发展也创造了“边际”（edge），对野生生物的生境和数量具有明显的影响。[4]
比起文中指出的这一系列的直接影响，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地细致入微。当然，自从5000多年前兴起至今，城市已经成为创新性、创造力和财富的中心。若能精心设计，它们的人均资源用量可以比乡村地区更少。更高的城市人口密度能够转化为更高效的商品生产分配和社会服务。密集的人口要求使用较少的燃料保持温暖（或保持凉爽）。不仅如此，城市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尽管一直以来，生儿育女都是个复杂的决定，它涉及许多因素，而且因时因地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倾向于比她们的乡下亲戚生育更少的孩子。城市夫妇有更好的避孕条件，而且城市女性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社会机会都比乡村女性要好。总的说来，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孩子可以不用为家庭提供那么多有用的劳动，而且抚养（和教育）他们也需要更多更长久的经济支出。因此，城市人口会选择少生孩子。[5]
[1]Celia Dugger, “U.N.Predicts Urban Population Explo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28,2007,6.全球城市数据来自Thomas Brinkho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 www.citypopulation.de; “城市群”（agglomeration）被定义为“中心区和与其相连的邻近社区，（例如）通过连续的建筑区或者通勤者加以联系”，因此，东京包括横滨、川崎和埼玉县。
[2]关于纽约的海洋倾废，见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180-182,260。关于城市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推进，见Grimm et al., “Global Change and the Ecology of Cities,” Science 319(February 6,2008): 756-760。
[3]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n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Spring 1993): 7。纽伦堡受到了这一事实的影响，它并非沿主要的通航河流而选址，这意味着它无法从远方上游的森林购得木材。因此，该城需要控制本地的资源。见Joachim Radkau, Nature and Pow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146-147。
[4]Verena Winiwater and Martin Knoll, Umwel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Cologne: Böhlau,2007),181-182,199; Christopher G.Boone and Ali Modarres, City and Environment(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6),77-78,101-102; Grimm et al., “Global Change,”756-760.
[5]Melosi, “Place of City,”7; Grimm et al., “Global Change,”756.关于城市女性的生育率的复杂性，参见Oǧuz Işik and M.Melih Pinarcioǧlu, “Geographies of a Silent Transition: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pproach to Regional Fertility Differences in Turkey,”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2, no.4(December 2006):399-421; Eric R.Jensen and Dennis A.Ahlburg, “Why Does Migration Decrease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Population Studies 58, no.2(July 2004): 219-231; Amson Sibanda et al.,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the Decline to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Addis Ababa, Ethiopia,”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4, no.1(March 2003): 1-7; Patrick R.Galloway, Ronald D.Lee, and Eugene A.Hammel, “Urban versus Rural: Fertility Decline in the Cities and Rural Districts of Prussia,1875 to 1910,”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14,no.3(September 1998): 209-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