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译
第一篇 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
第1章 历史的发轫
第2章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勃兴
第3章 文明的传播：早期阶段
第4章 中东世界性文明的兴起（公元前1700—前500年）
第5章 印度、希腊、中国三个外围文明的形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
第二篇 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
第6章 希腊文明的扩张（公元前500—前146年）
第7章 欧亚生存圈的联结（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第8章 野蛮人的进攻与文明人的反应（公元200—600年）
第9章 中东的复兴（公元600—1000年）
第10章 草原征服者与欧洲的远西部（公元1000—1500年）
第三篇 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
第11章 遥远的西方对世界的挑战（公元1500—1700年）
第12章 蹒跚起步的世界均势（公元1700—1850年）
第13章 西方的兴起：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公元1850—1950年）
注释
译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 ( 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陈志坚，于展译. -- 2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5
书名原文: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ISBN 978-7-5086-7723-1
Ⅰ. ①西… Ⅱ. ①威… ②孙… ③陈… ④于… Ⅲ.①世界史－研究 Ⅳ.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0902号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著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译者：孙岳 陈志坚 于展 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致中国读者
非常高兴拙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以下简称《西方的兴起》）中文版问世。为此，我首先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积极努力，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够对那些试图以新颖的路径洞悉人类历史的中国读者有所裨益。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全球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
《西方的兴起》一书最初是在1963年出版，也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最初构想这本书是在我的学生时代，即20世纪30年代，而潜心撰写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史学状况。比如，本书很少论及早期非洲史，这是因为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尚未展开。
《西方的兴起》出版后便引起很好的反响，但不久我就觉察到该书在全球史研究的某些方面存有欠缺。因此，我又写了两本书试图加以弥补，这就是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和1982年出版的《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前者讲述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后者继续围绕技术与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主题并将叙述推进至20世纪。事实上，这一主题在整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多有阐发，但在对上一个千年的处理上却不甚明显。因此可以说，上述三部著作共同构成了我的世界史观。后来，我和我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一起撰写了第四部著作《人类之网》（2003年），试图总结我（和约翰）对世界史的总体思考。
在上述四部著作中，《西方的兴起》是最初也是最为详尽的一部，它反映出我的一种信念和主张，即所有人类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当然，这一认识在当今时代比在此前的数千年里更显真实，但在部分关联这一点上却是恒久真实的。这部书反映的我的另一个信念是，社会变革常常是与其他社会接触后的产物，采取的方式要么是模仿，要么是应对。这一强调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间关联（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发展）的研究思路在世界史学者间获得了不少认同。当然，许多史学家为发展这一研究范式做出了贡献，甚至迄今还在致力于完善它、细化它。我衷心希望《西方的兴起》一书能够推进这一研究范式。
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读者觉得《西方的兴起》这部书值得一读，希望它对读者探求整个人类历史的努力有所助益。
威廉·麦克尼尔
美国科尔布鲁克
2013年4月7日
推荐序
一、《西方的兴起》的学术渊源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所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是一部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巨大的并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全球史”和“总体世界史”著作。要探讨这种承前启后的学术源流，应当把它放在20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中才能了解其重要意义。
西方史学自19世纪起逐步形成了系统研究和有教学规范的一门学科，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也造成了其局限和缺陷，即“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这种立场将历史学变成了西方发展、扩张和宣扬个别民族“优越性”的国别史，而漠视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和人类整体的历史，注重以文字材料为依据的政治史和重要人物与事件的历史，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普通民众的历史。此后，由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迅速发展，也由于考古学、人类学在世界各地的新发现和新成果的陆续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批从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角度研讨论述整体世界史的著作。它们独特的历史哲学视角论述人类各个文明的历史进程，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思想新颖、文笔生动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杜兰的《文明的故事》等。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文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专业史学界却未被广泛接受。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些著作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失之空泛或肤浅，不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并且其论述多有偏离史实之处。他们中的许多人更认为从专业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除了教科书和多人合编的通史而外，撰写“整体世界史”是不切实际的。但麦克尼尔就是西方专业史学家中首先做了这种尝试并取得重大成就者。
麦克尼尔于1917年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其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1947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荣誉教授。麦克尼尔于1949年撰写的《西方文明史纲》[2]，半个世纪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有关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中世纪威尼斯的商贸枢纽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苏三国的合作与斗争的专著，[3]也为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经常引用。麦克尼尔从1936年起就开始构思一部综述世界各文明自古至今相互影响的进程的著作，1954年开始动笔，1963年，他的这部《西方的兴起》出版。这期间的27年，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亚非众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和兴起，以及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等等，所有这些使全球各地的联系远比以往更加密切。在这种巨变形势下，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史学研究，比如社会科学类型模式与比较方法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与社会思想在学术界影响的增强，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理论的层出不穷，西方专业历史学界如年鉴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等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等。在此背景之下，处于头号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有了对一部新的整体世界史的需求，《西方的兴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写了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它一出版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二、全球历史观的学术源流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渊源。麦克尼尔与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后来写过汤因比的学术思想评传。[4]麦克尼尔对汤因比在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趋于专精之时，以文明的概念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所做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汤因比试图将世界所有文化融为一体，表现了从宏观角度探究历史的卓越洞察力。但麦克尼尔也指出汤因比《历史研究》的缺陷，他认为汤因比没有充分认识到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处于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使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并且，他认为，汤因比过分依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模式，对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缺乏理解，因而对各文明的取舍过于武断，在分析其他文明时有许多明显错误。此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往往是先确定观点，再选择适用的史实材料支撑，这就难以为专业历史研究者所接受。[5]正如汤因比要以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弥补斯宾格勒德国的先验主义方法的不足那样，麦克尼尔要以美国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来弥补汤因比历史哲学方法的不足。他不但以相当多的各国史学权威著作作为注脚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同时也吸收威尔斯、房龙、杜兰等人著作生动新颖的特点，以大量的插图、地图和图解鲜明形象地体现了自己的世界史构想。因而《西方的兴起》同时引起了专业历史学者、思想文化界人士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兴趣。
曾对此书的写作提供意见的汤因比说：“《西方的兴起》是我所知道的这种形式的世界史中写得最为清晰透彻之作。我确信任何读这本书的人，将会对造就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而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持强烈批判态度的英国史学家特雷弗－罗珀（H. R. Trevor-Roper）也认为：“这不仅是一本最有学识和最有见地的书，也是曾经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书中最具吸引力的，阅读这本书是一种令人非常满足的体验。”[6]《西方的兴起》的出版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是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十几年后，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7]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也首先提到了《西方的兴起》这本书的重要意义。30多年来，《西方的兴起》多次再版，在西方众多的史学著作、史学评论和史学史中常常被论及和引用，有人将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并称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
三、“大生存圈”与西方的兴起
《西方的兴起》采用了从古到今的叙事史结构，将全球文明作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并以“比较宽泛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农业、战争以及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显然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各个文明的比较和兴衰的评价，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探讨应以此为出发点。麦克尼尔认为，研究世界史必须将各文明及其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文明的演变首先是由于生态、人口变化的推动，接着是同拥有较高阶段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促进，只有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者才能生存和发展。这需要从世界史的高度考察，才能明了推动文明和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只有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史观，才能有充分的空间容纳人类全部复杂性所造成的多样化事实。
《西方的兴起》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全书对西方读者较为熟知的西方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重要史实只是简约叙述，而对世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演变与成就的阐述却较一般西方通史系统详细，这使作者认为“西方的兴起”这个题目也许会造成读者的误解，但他希望这种“误解”会使读者通过思考而掌握这本书的思想和观点，即“西方的兴起”只是人类漫长文明史进程中经历了各文明的交替兴衰之后，在近500年才出现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8]全书分为三篇13章，译为中文近百万字，第一篇为《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第二篇为《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全书布局的中心是“欧亚大陆生存圈”（Eurasian Ecumene）的观念，书中纵览了在这个大生存圈中几千年来各个文明相互影响、兴衰演变的宏观全景。
第一篇论述了原始社会人类从采集、狩猎到游牧、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村落与部落关系开始形成，使文明有了产生的条件。文明首先在中东特别是两河流域获得突破，在约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500年形成了中东占统治地位的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的世界性文明。本篇强调了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古代城市的形成是文明创立的标志和传播的条件，城市成为商贸、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和中心枢纽。这些枢纽的联结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往往超越政治权力控制和某一文明范围的“大社会”。在中东周边，中国、印度、希腊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与中东一起组成了欧亚大陆（及北非）大文明圈。这个大文明圈中各个文明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通过游牧、农耕、工商等不同生活、生产方式和技术交流、人口增长迁徙、生态变化、商贸和战争各种途径得到实现。
第二篇论述的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这段欧亚文明的“均势”时代，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希腊—罗马、中东、印度、中国几个主要文明中心，并且都有伴随着军事—政治扩张和相互之间的贸易而带来的经济文化圈的扩大与相互碰撞交叠，特别是这个大生存圈游牧、农耕与工商三种地带及生活、生产方式的相互吸引与碰撞，较广泛迅速地刺激了技术、工艺、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欧亚大陆北部大草原地带对文明中心的一系列大冲击，其中包括日耳曼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的冲击，使各个大帝国统一和分裂的混乱局面在整个欧亚大陆交替出现。本篇分章论述了希腊及希腊化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草原游牧帝国蒙古、欧洲“远西”文化各自占优势的时势，却唯独没有专章总论中国文化，只在各章中有分散的论述。麦克尼尔后来自己也承认此为本书最大的失误，它破坏了“生存圈”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9]这样，他有关“欧洲在1500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首先是从中国得到借鉴”的看法，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论证。[10]
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这才到了此书的点题之笔——西方的兴起，即论述欧亚大陆位于“远西”的这一小部分向全世界扩张的进程。第一步的扩张是16、17世纪，欧洲最初的航海与发现在美洲和俄国形成了其外围地区，并渗入了亚洲、非洲的边缘，开始改变了世界平衡的格局，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和中国等仍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和农耕世界中保持着已呈不稳的均势。在欧洲进行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凭借其工业、科技带来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力量，原有的游牧、农耕世界及一些保留着原始文化的角落都被陆续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约1850年起，西方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这种“西方的兴起”的扩张模式虽然较以往著作对其他地区的历史演变予以更多的关注，但实际上仍是将世界“非西方”各部分视为先进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的被动的接受者以至“受惠者”，而忽视了这些地区人民对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对于这个模式，作者后来也做了反思，尤其是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写出了《现代世界体系》（三卷）之后，认为将现代世界只看作西方文明的扩张是片面的，同时麦克尼尔也认识到古代各文明也常常形成类似的跨文明世界体系的形态，只将文明的世界整体性限于各文明交合处与商贸、征战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不全面的。[11]
书中最后一部分概述当代形势时，没有摆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两极思维的模式，而忽视了亚、非、拉美广大地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斗争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虽然作者也认识到这种“冷战”形势未来会发生改变，但认为这类变化必然会建立在“西方的兴起”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基础之上。总之，《西方的兴起》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甚至被批评带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以文化渗透的概念理解世界历史，反映了当时美国的自信及扩张主义，麦克尼尔后来也承认也许是受了当时美国人的情绪和时代的不自觉的影响。[12]但这本书毕竟为整体世界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预示了此后西方史学界及历史社会学界整体世界史著述的繁荣。正如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言：“‘宏观历史’长时间失去信誉，如今又恢复了有利地位，但不是我们惯于将其与阿诺德·汤因比相联系的那种。今天它以长篇的、学识高深的著作的形式出现……W. H. 麦克尼尔在多年前称之为‘西方的兴起’，但新模式实际上是由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分析开创的。”[13]
在写出《西方的兴起》之后，麦克尼尔将其主要思想，即社会群体的接触和文化传播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转向研究在大范围区域内产生过影响的特殊事件过程。在1976年，麦克尼尔发表了《瘟疫与人》一书，考察了地方病和流行病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不同社会的人群之间接触不仅会推动技能和工艺的传播，也会把外来的疾病传播到对此无抵抗力的人群中。流行疫病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比如14世纪开始流行的黑死病不仅夺去大量生命，并对14至17世纪大部分欧亚地区的贸易、工业、金融和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冲击；欧亚大陆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曾破坏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和贸易，加速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王朝的灭亡。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从16到19世纪，天花和其他外来疾病毁灭了美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彻底摧毁了当地的传统政治体制，为欧洲人提供了建立殖民地并在遥远的大陆上建立欧洲式社会的条件。历史上从古到今的许多例子中，人类活动的一个后果是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对原有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秩序造成沉重甚至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尼尔在1982年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在书中，他研究了人类的政权组织从民众中榨取剩余财富，用以维护和巩固他们掌握的权力的历史。在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中特别重要的是与军事有关的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具有改变现存政治和军事秩序的力量。麦克尼尔将几千年文明史中有关权力的技术或技能的发展展示出来，如铜铁金属的传播、战车、先进的骑马技术、黑色火药、大炮、火器以及军事组织模式、战争与武器生产的商业化，等等。在每个阶段每一项技术或技能的发明，都增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权力。而在每一个阶段，邻近的人群也相对容易获得这些新发明的技术或技能，结果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迅速地获得了这些技术。其中，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借用宋朝发明的火药、军事技术及工匠横扫欧亚大陆，将许多军事技术传到欧洲，并在欧洲加以改进，成为后来欧洲向外扩张的军事技术基础。他还着重论述了中国科技文化成就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他认为，这类与军事有关的技术或技能一次次的传播，有助于理解世界政治与军事史上一些重要发展的来龙去脉。[14]
通过这一系列著作，麦克尼尔在全球的范围内勾勒了历史发展的景象。在探讨全球史这个主题时，他以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避免了漫无边际的推测和历史哲学家著作中那种受先定知识影响的弊端。在探讨形成现代世界的动力时，他避免过多地陷入社会理论的纷争。麦克尼尔比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更多地以全球视野分析了历史进程，对这种进程的分析采用了史学家能够理解和认可的方式和用语。麦克尼尔的写作方法和思路为在一个大的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研究历史进程的影响，或是按照不同学科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全球性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社会和文化区域之间人群的交流和碰撞过程，这显示了麦克尼尔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影响。
四、麦克尼尔史学思想在近年的发展
《西方的兴起》问世以来，麦克尼尔又以一系列著述与学术活动，发展、补充和修正了此书的学术内容与思想观点。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的基础上，于1967年写出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有的评论认为其显著特点是能摆脱西方人的观点，相当客观地描述亚洲社会的发展。有的华人史学家认为麦克尼尔“关于世界史的讨论比较不一样，他比较能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他的历史圈中”。这些华人史学家还发展了麦克尼尔有关欧亚大陆的“脉动”作用来说明中国早期的商周文化的来源。麦克尼尔也进一步注意到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历史，于1970年主编了《古典中国》一书。1971年麦克尼尔在《学派中的世界史》中认为，犹太人、中国人与希腊人自古就有从“世界性的”历史视野持续叙事的传统，“希罗多德纵览他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作为其论述波斯战争的背景。中国学术性史学传统的奠基者司马迁，较之希罗多德更进一步，对他所见所闻的一切进行了远为系统化得多的考察”[15]。在讨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时，麦克尼尔认为：“忘记中国的过去，或憎恶中国的过去，就如同20世纪初传统中国显著衰微时有些人所做的那样，我认为这与盲目固守陈腐的信仰是同样可悲的。儒学就像英国的辉格派传统及许多其他褪色的信仰一样，需要以我们现代的环境与我们应用的最好逻辑标准予以重新考虑和重新评价。简单地拒绝与盲目的信仰同样是没有答案的。”[16]由此可见，在《西方的兴起》发表后，麦克尼尔加深了对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认识。他曾说如果有机会改写世界史，就应“将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作为论述的重心”[17]。
麦克尼尔在研究全球史的过程中，逐步突出了他的主要思想，即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他认为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因素是疾病（它与人口增长和流动、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普遍问题相关，并长久深远地影响着各个文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兴衰）和战争（它与科学、技术、工艺、财富、商贸、经济社会体制等一系列普遍问题相关）。各个民族与国家在战场与政治斗争中的胜负兴亡的深层根本原因，往往取决于这一系列因素在竞逐中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变革还是停滞。疾病与战争是人类自古至今主要的灾变异数，但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往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普遍共同性的各种关系互动的结果，因而人类在本质上有一部共同的历史。麦克尼尔由此又进一步探讨全球性的生态史问题，在1980年写出了《人类状况：一个生态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及其他著述，这体现了麦克尼尔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他希望在未来的时代人类社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使文明与科技的发展不致导致无限制的利润追求和恶性竞争，先进的科技不致用于会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态灾难和战争。
麦克尼尔提倡全球史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要克服狭隘的民族史观。他在1985年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的演讲《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18]中写道：“所有的人类群体都喜欢受到奉承。历史学家于是永远处于迎合某种期望的诱惑之下，按该民族的愿望来描述他们的历史。结果是真实与虚假相混合，主观意识混杂在历史中……结果是神话般的虚构，往事像我们希望的样子，被着实简化成好人和坏家伙，‘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夺。大部分民族史和大部分集团史皆属这一类。”麦克尼尔又说：“我们完全应该问一下，我们面前是否有其他道路。在理论上，答案是明确的，全人类具有共同性，历史学家可望深刻地理解它，如同他们理解把较小的团体团结起来的事物一样。一部透彻的世界史可望培养出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缩小各团体冲突的毁灭性，而不是如狭隘史学那样不可避免地加剧这些冲突。这作为我们时代历史专业的道德责任，确实深深地打动着我。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19]
麦克尼尔对于世界各文明及其相互关系也有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根据某些“边界”为各种文明传统下定义，而低估了各文明超出“边界”之外那些贸易与交流的作用。而且，各文明及其发展与它们同其原初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分割的，是更大范围的贸易和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各个文明中，人们共同拥有的经典文献发挥着中心作用，上层阶级制定了行为规范，但下层阶级或“边缘群体”也以自己的道德法则和习惯与这种行为规范适应与抗争，形成了文明规范的实践。整体文明维持要依靠不断的沟通交流，而沟通交流的内容与方式的不断变化又促进了文明的演变。各个文明间的交流和市场交换体制的形成减少了各文明的孤立性和自足性，将众多的民族和文化纳入不断变化的市场活动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世界体系最初兴起时的作用是边缘性的，到今天已演变为具有中心性的性质。在世界整体史研究中必须阐明几个关键问题，即信息交流和市场体制的交换性和相互依存性、文化的多样性、政治的多元性，并且要注意我们与共同构成地球生态体系的其他生物的关系。[20]
在麦克尼尔等学者的努力和影响下，美国和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学者成立了“世界史学会”，在1990年创办了《世界史杂志》，并有中国历史学家担任编委。麦克尼尔以《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作为发刊词（在1991年新版的《西方的兴起》中以其作为代序）。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尼尔全面检讨了《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优缺点和得失。总的来说，他还是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自己这部著作在整体世界史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地位，同时认为世界历史学家今天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历史的学术成就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条件研究全球整体，而历史概念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使得世界历史研究的所有成果，甚至如我这样新近的成果，看来基本上也过时了，明显地也需要被取代”。[21]十几年来，《世界史杂志》的编委中有些人发展了《西方的兴起》中的思想，以新的视野写出了有杰出成就的全球史著作。
菲利普·柯廷（Philip D. Curtin）的《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提出了关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的分析，奴隶贸易是随着蔗糖和其他日用品的贸易、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这本书把大西洋世界的所有人群的生活复杂地交织连接起来。柯廷在另一部著作《世界历史中的跨文化贸易》中，分析了散居的犹太人的贸易现象，商人、代理商、经纪人和其他为了远距离贸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的社会生涯，指出远距离贸易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历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经纪人。由此从大范围特定的经济社会研究出发，勾画出与此相关的人类发展模式。[22]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著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研究了随哥伦布等西欧冒险家而来的毫无限制的生物流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欧洲与美洲的不同农作物和牲畜的大交流，欧洲人带来的疫病对美洲、大洋洲居民的毁灭性打击，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全球的经济社会进程。克罗斯比的另一部著作《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物扩张》中，试图解释为什么欧洲的植物、动物和人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广大地区立足并发展，欧亚大陆的疾病给美洲和大洋洲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使欧洲人“发现”的大片土地向他们以及他们带来的庄稼、牲畜及非洲黑奴开放。这打破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使欧洲物种在当地物种衰败的条件下繁衍起来。在1500年至1900年，这些相互依赖和促进的过程导致“新欧洲”在遍及世界的温和地带建立起来。[23]《世界史杂志》主编杰里·本特利的著作《旧世界的冲突：前现代时期的跨文化接触与交流》《传统的碰撞：从全球视角看历史》，对于全球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接触、交流与冲突产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及影响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从这些史学家的杰出成就可以看到，《西方的兴起》所开辟的全球史研究之路正在不断获得更丰富的成果，向着更为深入的层面发展。《世界史杂志》以鼓励全球史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为己任，主要刊登从全球观点分析历史的论文和书评，对推动整体世界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这份杂志在第2期就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文章，对我国近年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做了较全面的介绍。[24]主编本特利教授于2004年秋再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003年，麦克尼尔与他的儿子、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共同出版了新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25]，这本书纵览了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从自然界获取营养、能源和财富起，人类就形成了村庄、城市这种密切接触和信息交流的网络。随着人口增长，个人和人类团体之间的接触互动越来越紧密，形成了集体性的技艺与共识不断强化的过程，也就是早期文明的出现。早期各个文明又在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生态变化的压力和推动下相互间结成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广泛的信息网络，在每个文明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实际上都有着其他文明逐步渗透的痕迹。在近500年来，这种“人类之网”已以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效率的趋势将地球上所有的社会联结起来。这种人类之网的迅速发展远远超过了如历史上那样形成新的和谐共识的进程，因而避免规模空前的生态破坏和毁灭性的高科技战争，是当今人们必须达成的共识。这部著作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了《西方的兴起》的主要思想。
对于《西方的兴起》，今天我们研读时当然不应限于了解和接受，更需要的是获得启发和深入思考。除了此书的论述、观点和理论体系外，大量的注释和注释中的说明也是值得重视的。书中各章各节都引用了研究各时代、各地区史的多种权威著作，并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予以比较分析，印证了《西方的兴起》这样一部宏观世界史著作是以严谨的史学著作为基础的。鉴于这些著作多写于20世纪前60年这段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了解这些著作的学术成果与观点，对深入理解世界史今天的发展与成就是不可少的。书中的注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简要的资料来源。《西方的兴起》的另一个特点，如麦克尼尔所说，书的正文、照片、地图和图表如同一个凳子的三条腿不可或缺，这些照片和图表将各文明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经典思想、文化模式、“生存圈”与“扩张体系”的形成、特点、兴衰变化等，予以形象鲜明的呈现和说明（尽管也许某些图表会被认为过于简单化或是不够准确）。这将使读者对本书论述的巨大历史时空能有系统清晰的理解。当然如前所述，这部著作有着明显的不足与不当之处，对中国史的史实与中国文明的了解也有欠准确之处，并且这部著作的一些主要论点，比如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具体史实和脉络，文明诸重要因素起源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文化扩散论或传播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大文明“生存圈”的形成是否具有普遍性，西方现代化的“兴起”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等，都还是处于探讨之中的重大问题，有待于继续研究和论证。在研读《西方的兴起》这部著作时，更应借鉴和反思的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如何修正世界史研究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而又能避免狭隘的封闭的治史态度，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以全球的宏伟视角全面研究世界史，并能透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事件把握影响全球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趋势。而且，当代史的实质就是具有全球性的历史，只有以世界性的眼光察古知今，以古为鉴，才能理解世界史未来发展的总趋向。
郭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1]
历史学家是从他们自己时代的移动舞台上研究课题的，其结果是使过去不断改变着轮廓。任何活着的人在很久之后再度阅读他本人的著作，必然希望能辨认出时间带给对历史的理解不可避免的变换迹象和印记。使我明了这个公认的真理的，是威廉学院（Williams College）在我于1988年作为访问教授时，专门为我的主要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开设的讨论讲座，这是25年中我第一次重读这本书，重新访问一位老朋友——也是一次梦魇[2]——的体验是既惭愧又兴奋。
当这本书在1963年出版发行时，是一次出乎意料惊人的成功。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做了过分的赞美，在圣诞节购物季开始后不久，它就上升到最畅销书排行榜中；这本书从那时起一直在印刷，到现在累计销售超过7.5万册，一种便宜的简装本（828页才1.25美元！）在一年之内就将初版售完。
如今回顾起来，显然《西方的兴起》在当时被看作美国战后帝国态度的一种表现。它的论述范围和概念是知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者阐发的文化传播论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特别是《西方的兴起》是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上，即促进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与拥有新技术的外来者的接触。这种见解的一个推论是，科技发达（也就是文明）的中心以向其邻邦展现有吸引力的新事物的方式使他们骚乱不安。周围科技水平较低的民族于是被驱迫试图掌握这些新事物，以便使他们自己获得科技文化赋予其拥有者的财富、权力、真理和好处。而这种努力也在拼命效仿和同样强烈地想要保存传统的习惯与制度的愿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矛盾，这些自愿的借用者想以此与文明生活也具有的腐败和不公正划清界限。
与其他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这一见解的第二个推论是，同时代各文明之间的接触应当是世界史学者所研究的关键问题，因为这种接触能够使每种文明所拥有的科技的种类和表现发生变化，而它们由此影响到上面所述的各地科技传播的方式。不论什么时候，一种文明通过其科技文化表现出来的明显优越性，就能够影响到与其发生接触的任何人，世界历史本质上可以说就开始向单一方向运行；因而通过考察在遥远的地方对新科技和新思想的接受，一位历史学家能够赋予细节的混乱以模式和意义，否则它们就会使得世界历史（按其严格的定义）不可理解。
在1954—1963年本书写作的时期，美国由于先进的科技与巨大的财富积累，正处在战后有能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顶峰。由此我对世界过去的想象可以看作不过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合理化而不予理会，即通过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形势来看待整个世界的过去，宣称类似的文化统治与传播模式是一直存在的。（当然明显的反驳是，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一种那时美国人尚未认识到的方法去适应其先例。）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他对过去的观点反映着他自己时代的体验，并与一种学术传统相互影响，这种传统带有它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切痕迹。但是我至少可以说，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其方式与美国对当时世界的体验相一致。回顾起来，似乎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在60年代早期被接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种一致性。但若果真如此，无论是我还是评论者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方面。如果说我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评述和美国在当时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如果确实起了作用的话）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若果真如此，那么所有的关联也完全是潜意识的。
从这25年间历史学发展的道路来看，对我考察过去的方式的第二种责难看来更为明显。《西方的兴起》倾向于与强者一道前进，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也就是有技艺和特权的社会控制者，对历史变革的牺牲者们的遭遇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无疑反映了个人的心理特征——家庭、种族、阶级和其他个人特点与经验，这导致我对人类所积累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很尊重，并使其成为我们的希望。当每个人，包括今天生活最贫穷的人们不断从这些技术中获益时，我想我们必须钦佩那些开创这些事业的人们，并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冒险看作一个令人惊奇的成功故事，尽管所有这些都包含了苦难。本书明确的理想是对人类的每一个新成就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做明智的衡量，但是在我看来公正的平衡的东西，易于被其他人看作一种可怜的辩护，即为世界上每个伟大文明中从事各种事务的上层（成年男子）而辩护。
这些总体上的考虑很少在威廉讨论讲座上提出来。讲座是一周一章的形式，因此不同章节在质量上的不一致越加令人痛心地显现出来。最低点出现在第4章，标题为“中东世界性文明的兴起（公元前1700—前500年）”。在一个简短的介绍之后，这章就担负起叙述军事—政治变化、行政系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保守与进步的任务，跨越12个世纪，涉及几十个民族和国家，其结果是令人疲惫和支离破碎，更加混乱而没能阐明问题，甚至对于一位有恒心和耐心的读者也是如此。
第4章的根本错误是放弃了按年代而是按专题在错误的地方安排材料。它将应该按顺序考虑的两个时代混在了一起：一方面是战车武士和贵族统治的青铜时代，一方面是民主的武士和文化发轫的铁器时代。这种拙劣是不可原谅的。新出的资料与我写作时所了解的资料没有太大改变，从1963年起当代社会对古代中东地区出现的世界性特点的感受也没有任何改变。这完全是一个在论述方式上有缺点的例证，它违反了事物的本来性质，装扮出一种更简单、更真实、更适合的以专题来理解的方式。而且，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连续性的概念在现存文献中是完全为人所熟知的，回想起来，我想象不出我为什么使用这种次序把这章安排在一起。
另一个缺陷更进一步破坏了这一章的结构，这一缺陷在本书的其后部分也是明显的，我将稍后说明。《西方的兴起》认为不同的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人类群体，并且他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题，但是在这一章中我讨论的是，各个曾经是独立的文明共同融合到一种新的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的世界性文明之中，而又没有消除各地方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很多的，因为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一连串处于文明空隙之中和文明周围附属的社会（每个都拥有着文明的一切标志）兴起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的周围和两者之间雨水灌溉的土地上。
结果是，只要我主要考虑的是从各个不同文明的角度出发，这个历史舞台就变得格外拥挤。意料之中的是，这一章凌乱无序的原因在于，我努力想要说明，每个有其独特文化的民族是如何表现或证实我所强调的每个主题。这就需要我更坚定地集中在世界化进程本身，更仔细地考虑将中东地区各民族凝合在一起的各种新的活动，并且应该更明晰地强调这些。但是，这需要新的设想和概念，而在那时我是缺乏这些的，只是随后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探索。
第二个不那么困窘但是更为重要的失误发生在第10章，这章论述的是公元1000—1500年间的世界事务。在这方面，自1963年以来新的学术研究已经指出了一条更确切、更好地理解欧亚大陆世界发生了什么的途径。因而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忽略中国和中国文明在这几个世纪的中心地位，而是集中在“大草原地带的征服者们和欧洲的远西部分”，并以此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然而我的错误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对大草原地带的征服者们和中世纪欧洲的兴起如此强调，反映了我所受教育的偏颇。这一章纯粹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欧亚大陆的。在西方人看来，突厥人和蒙古人从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地，可以说是神秘地乘马飞奔而来。虽然我确实提到官僚系统使得成吉思汗的军队如此强大，即便如此，我仍然没能把游牧强权的兴起与蒙古人使用了直接从中国借用来的军事行政官僚手段这个事实联系起来。结果是我忽略了这个时代世界平衡的最终打破者，这个破坏者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结晶，它使得中国的文化、财富和权势达到一个新水平，它在4～5个世纪长的一个时期内远超过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
并且，由于迫切要寻找出在1500年之后欧洲上升到世界领导地位的根源和征兆，我给予了拉丁基督教世界以过多的关注。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它最好应该放在下一章作为前言。从50年代的学术成就中我应该看到，尽管西欧文明是有活力的新发展，但它仍处在这个生存圈的边缘，并且应当强调这一点，就如我强调在这同样几个世纪中日本文明的成熟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我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者和中世纪欧洲的兴起给予了在世界事务中同等重要的地位。我甚至将中国贬低到遭受游牧者袭击的文明牺牲者的次等地位，将伊斯兰世界的转变放在首位并给予更多篇幅，主要是因为我对此知道得更多。
回顾起来令人感兴趣的是，看到一些对中国在公元1000—1500年之间的领先地位的恰当评价的材料，在1963年之前我是可以利用的。特别是我使用了白乐日（Stefan Balazs）论中国在唐代经济变化的文章，[3]我还看到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长篇研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头几卷。但是直到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揭示了宋朝有色金属冶炼术的规模和经济管理的复杂性，[4]斯波义信提供了宋朝商业经济的整体形象[5]和伊懋可（Mark Elvin）宣称对整个中国的过去有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理论解释[6]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变革的意义。
我的可原谅之处是一代人之间可利用的史学成就，仍然反映了对中国过去传统的评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若一个政权不能控制最北部的省份，在某种意义上就不能与中国在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皇帝统治下保持完整和统一的那些时代相提并论。因为宋朝（960—1279年）从未能控制北方的蛮族，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最北部的省份丢给它们，可以说这个朝代不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时期，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艺术和文学在宋朝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失败。在谢和耐（Jacques Gernet）[7]之前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的技艺是如何伴随着宋朝军队在草原地带边疆的败绩传播到这个国家的传统边界之外，打破了中国和它的游牧邻邦之间以前的平衡，并且如成吉思汗的事业不久后表现出来的，同样打破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从前的平衡。
从《西方的兴起》的研究视角来看，我没能理解中国在公元1000—1500年间的领先地位是特别令人懊悔的。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这本书就会有一种优美简洁的结构。照目前的状况，这本书的中间部分，标题为“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是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即地中海古希腊文化（前500—公元200年）、印度（200—600年）和在穆斯林统治下再度统一的中东地区（600—1000年）进入了连续的几个文化繁荣时期，确保了它们中每一个在古老世界民族中的一个时期的领先地位。接着这个过去的简单结构是中国的远东（1000—1500年）和欧洲的远西（1500—2000年？）的繁荣和在生存圈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就有着看来可以用事实证明的清楚条理和准确性。[8]但是我的无知（和残留的欧洲中心论）使我在1963年看不到这一点。
这确实是本书的主要失误。当然，从1963年以来学术研究的进展使得本书中的部分内容过时了，不过这几乎都是在细节方面。一个例外是非洲，过去25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所揭示出的民族间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远比我在写《西方的兴起》时所能了解的复杂得多。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要文明的中心，因此这个大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直到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因而有关非洲历史简短的段落现在是过时的和不充分的，这个缺点并没有像第10章未能认识到中国拥有世界领导权那样扭曲了历史的整体画面。
总之，认为与其他文明接触产生的反应是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在我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而选择强调什么则是由这种认识发展而来的，除了没有能给予中国在1000—1500年之间以其应有的地位之外，我认为其他部分仍然是合理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重览《西方的兴起》是一种激励人心甚至令人愉快的体验。尽管它有缺点，但仍是一本好书，并且应当算作是在更为纯粹的全球历史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现在看来，这本书的瑕疵只是因为，它认为能够辨识为独立文明的社会实体，它们的相互作用确定了全球历史的版图。不过，“文明”这个名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虽然我遵循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9]和其他人，将文明等同于一个这样的社会：它的职业专业化使得较高技艺得以产生——行政、军事、工艺、文字和艺术的技艺。这也适用于与新石器时代农村社会有区别的早期文明，但是它对后来时代众多文明兴起时的地域和社会界限说明不了太多，一旦至少是部分时间的职业专业化很广泛地扩展到向遥远的、为文明化消费者提供原料的民族中之时，这些人很难说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而文明化了。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什么人真正属于一个文明。新生的婴儿很明显不能取得成员地位，直到学到了他们的文化角色。但是穷人和没有技艺的人又是什么呢？他们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有限的吗？那些生活在遥远的，也许臣属于一个更有优势的力量（至少有时是如此）的人们只不过是外国人吗？在一个文明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技艺和习惯，及享有者的不同状况，是如何共同适应而成为一个或多或少有凝聚力的整体的呢？我回到用“生活方式”这种表述来确认这种凝聚力的现实。但是这个借用自艺术史的隐喻也只是个隐喻，并且在实践中没什么用处，因为观察生活方式的密切关系远不如一个人比较人类的习惯和精神状态时那么容易，正如这还不如一个人观察艺术品和其他物质器件那么容易。
也许一个历史学家不需要明确地对待这些问题。如果一个人坚持名词的精确定义，论述就立刻会变成认识论的辩论，似乎永远不能从迷宫中出来。因此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说，文明所做的，是在事实上联合了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千百万人并经过了无数个世纪的重要方式，但是他们不是世界历史阶梯上仅有的演员。这是我在《西方的兴起》中未能充分强调的。请允许我更充分地解释我现在的观点。
一个共有的文字准则，和由这个准则构成的人类行为的期望，也许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文明的核心部分。但是没听说过存在所有人都运用的这样一个准则。一个上层阶级人士，受到教育要尊重一部文献，它确定了什么是人类应有的行为规则，因而在实际上就界定了一个文明是什么。没有多少特权者在不同程度上共享了这样的观念，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体现它们，甚至最神圣的道德家们也不行。传统的期望原谅个人和群体的缺点，而较低的阶级和社会的边缘成员调整和适应他们自己更为地方性的道德法则和习惯实践，以给上层阶级的习惯留出余地——在某些方面他们必须顺应和服从，在某些方面他们能够保留私人领域和各异性。
但是要保持一个文明的凝聚力，还必须有信息的持续流通及其意义的微小变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中流动，以形成一个社会实体。这些信息的持续流通需要维持被视为一个单一整体、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足够凝聚力，即一个单一的文明，很明显凝聚力有各种程度的不同，而共有的特征在向边界地区发展时逐步减少。在一张地图上画出精确的边界差不多总是武断的，但是文化上的坡度确实存在，而当它们变得急转直下时，地理上的界限对于一种既定生活方式而言可能确实对一切使用目的变得非常明显。
在一个已经形成的文明内部，交通和通信方式对信息流通是非常关键的，当它们改变时，这个文明的边界和范围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提供了一个新范围，随着交流方式的改进，各种文明开始越来越经常地相互影响，并且其方式也越来越急迫，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各个文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开始萎缩，而一个新的世界性实体——沃勒斯坦（Wallerstein）称之为一个世界体系——开始能够取而代之成为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进程我在第4章中处理得如此拙劣，而在处理基督教时代的1000年中，几乎将1850年之前的部分完全忽略掉了。
这样，除了第4章的问题外，拙著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当它强调跨越文明边界的相互作用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今天生活的生存圈世界体系的产生。相反，在组织本书时，我只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系列的繁荣先体现在一个文明中，然后又体现在另一个不同的文明中，而我们本应该为生存圈的进程留下余地。怎样做到这一点尚待考查。对跨越过去2000年的各个文明（和地球上所有其他规模较小和技艺较低的文化）的评估，必须与一个越来越多的人跨越文明边界联系起来，与正在出现的世界体系的这幅图像结合起来。
要使之成为一种可行的事业，人们需要对世界体系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概念；这个世界体系在古代中东地区首先显现，并在现代世界第二次出现，并且必须考虑到，这两个体系是如何将它们遇到的更为地方性的文明和文化景象贯穿在一起的。当然，这不是说这两个世界体系是相同的。很显然，在每个体系依靠的交通和通信扩张网络的程度上，技术基础的不同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每个世界体系以某种方式起源于政治、军事和经济行为，所以值得记住的是，公元前二千纪和一千纪制度上的传统与公元后一千纪和二千纪是十分不同的。
如果人们考虑到从大约1870年以来的世界，此时即时通信和机械动力的交通开始在全球基础上显示它们的影响，很明显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建立在经济互补性和交换之上的；其次是建立在制度的安排上——首先是在军事政治方面——和观念、技艺与趣味随着变化了的经济和政治行为而流通。人们也许会认为经济交换类似的首要地位在较早的时代也存在，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文明最早的开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使如此，在很长一个时期，这样的交换是最低限度的，从它们局限于战略和奢侈物品方面可见。当然几乎不可能不如此，因为只要交通时断时续、经常受阻，人们就不能安全地依靠从远处运来的货物来供给日常需要。
尽管如此，城市却是这种情况的例外。当然所有的城市必须依靠食品输入，并经常发现难以在相邻的内地找到足够的粮食。很久以来，在形成能够从远处供给城市所需的市场体系之前，一些大的首府城市依赖从相对较远的地方运来的贡赋或税收形式的食品。中国的运河系统最初就是用来运送食品和其他货物以满足宫廷、军队和生活在京城的人们的日常所需的。类似的，罗马帝国用从埃及和北部非洲的贡赋补给它的人民；麦加和麦地那这些伊斯兰教的圣城，也从哈里发统治的早期就依靠从埃及运来的粮食补给；还有许多帝国和宗教中心的繁荣和壮大，也是依靠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以食品供给为形式的税收和贡赋之力。
不夸张地说，早期文明中文化的繁荣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依靠的是运用直接控制的手段，将食品和其他货物集中到宫廷和神庙中心。分离的、自立的文明的真正概念的标志是这种早期劳动分工：许多人在田地中劳作；而有特权的少数人消费租税产品，实验文明的所有技艺。而从一开始，纳税者和消费税收者这种简单的两极就被一些局外人弄复杂了，他们被免除了通常租税的负担，然而起着如商人那样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渴望得到稀有珍品的人的承办商，他们不能处于被控制之中，因为他们来自确立的权力能及的范围之外。
对于那些想要这类货物的人，一种可能性是派出武装远征队伍去寻求在国内不能获得的东西。吉尔伽美什对黎巴嫩森林的出访，提供了这样一次较早的远征的文字例证。而阿卡德和萨尔贡的军事作战（约公元前2350年），其目标可能是掳获金属和其他战略上有价值的供给；它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运用武力从日常行政和税收范围之外的地方收集战略物资，比起依靠交换是远为缺少效益的。特别是由专业手工艺人为文明的神庙和宫廷生产的奢侈物品，能够供给原料的聚集地遥远的君王，他们能够组织当地的人力采矿、伐木或生产文明中心所需要的粮食。用这种方式，每个早期文明在它周围创造了一个贸易伙伴的边缘地带，他们对文明工场生产的货物的有弹性的爱好如同文明人对原料和其他稀有物品的爱好那样一致。甚至在很早的时代，这样的联系就延伸千万英里之遥。牲畜驮运商队和航海船只早在至少公元前三千纪就经常被用来进行这种长距离贸易，当时贩运货物的商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建立起来，而他们的旅行必须使他们穿越政治和文化的疆界。
这些供给者依靠航船和牲畜驮运商队将稀有物品从它们的产地运到它们的消费地，只要每个文明被一个供给者网络这样围绕着，分离的、自立的文明概念就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模式。当然，技术和思想随着货物交流，来自边缘地带的蛮族不时征服文明的中心，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常常会抵消文明民族经常能依靠的数量上的优势。
在古代中东地区，生活于不同地域、有着各种语言和其他多样外部特征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促使公元前1700—前500年间一个广阔的世界体系的产生。不像最近几个世纪的世界体系，在古代中东地区，主要的控制权先后保留在几个不断扩大疆界的大帝国手里——埃及人、赫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但是掌管着这些帝国的税收和贡赋征集的官僚体系与驮运商队和航运网络共存，这些网络先于政治帝国存在，它们的活动地带常常扩展到甚至范围最广大的政治疆域之外。因而商人们活跃起来，有时甚至在租税体系留有的裂缝和空隙中成长壮大起来，他们供应传统的或时新的商品，在市场销售中获取利润。
这种结果可以看作某种独立的文明从进化而来的领土扩大的形式。这就是我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述的。而这种思考方式忽略了在新帝国兴起后长期存留的宗教、语言和道德伦理体系继续下来的多样性，也低估了市场和长途贸易将古代中东地区联合在一起，并将中东地区与范围不断扩大、政治上独立的边缘地带联系起来的经济作用。市场关系，就其起源于非强制性的人类选择而言，是一种简单但是重要的方式，有别于较古老的靠租税集中资源的方法。人们在他们情愿这样做的时候会工作得更有效率。当他们能够自己选择买卖什么东西时，和通过这样做至少能满足他们的某种需要时，结果就很可能是财富的总增长，在我看来，它在公元前二千纪开始出现，并在下一千纪的进程中变为常规性和可以预期的，至少是在这幅以商业为基础的图景的中心场所，也就是越来越世界化的中东地区是这样。
这一切在《西方的兴起》中都描绘了个轮廓，但是未做深究。例如，我使用过“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这个术语来表述贸易和市场在汉谟拉比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进入与租税共生状态的情况，但是这个思想没有用来组织随后几个世纪的历史，而是完全从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消失了。我过于全神贯注于文明这个概念，而把事情搞砸了，没有给予一个跨文明进程的最初出现以应有的不断强调。
确实有一种看法，认为在爱琴海岸（后来是地中海）和印度公元前1500年后的文明，是并且一直是以中东地区为中心出现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一直知道，古风时代的希腊人从亚洲和埃及技艺更先进的民族得到大量借鉴。某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部印度。所有这三个地区和其中的各民族在整个古典时代一直有着密切的、不间断的接触，这种交流终结于亚历山大的军队推翻了波斯帝国并使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成为中东地区的统治者。因而，为什么希腊人不应被看作加入这个共同的和不断世界化的事业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呢？无疑，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大部分建立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基础之上，反映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印度教的印度和这个土地上的伊斯兰统治者之间历史上的敌对——虽然在这些后来的时代里，商业和其他的联系跨越敌对的文化和宗教边界总是保持着活力，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趋于增长。
无论如何，我对这种选择没有任何真正的考虑，而是遵循前例，围绕着三个分离的和独特的文明：中东的、印度的和希腊的来组织公元前一千纪西部欧亚大陆的历史。而所发生的可能正如已经描述的中东地区“大社会”囊括新地区和新民族的扩张那样，具有他们自己多变的文化特征。从这个生存圈的观点来看，甚至遥远的中国在公元前100年后也开始与这个体系联系起来，当时驮运商队将叙利亚和中国联结，开始沿着丝绸之路经常进行商业活动。大约在同时，海上航行作为驮运商队的补充，也将地中海世界与印度、印度与中国联系起来。
这个古代世界体系在经过了仅仅两三个世纪的扩张后，就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主要是由于沿着新商路传播的致命疾病，造成灾难性的大批人死亡，特别是在罗马和中国。人口的下降招致或是使得蛮族入侵，造成了欧洲历史上黑暗时代的降临。类似的破坏性较小的崩溃也发生在公元220年汉朝被推翻之后的中国。因此，横跨欧亚的长途贸易由于这个生存圈两端遍布的贫穷和政治上的不安定而衰落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在另一方面，印度洋和邻近水域的海上航行的衰落也许没有比之更甚者，尽管有关信息稀少得令人困扰，以致没有人能确定是如此。
尽管最早的世界体系的崩溃继黑暗时代而发生，但是不久复兴就变得明显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在铁器时代的蛮族入侵瓦解了青铜时代初期的世界一统后，在中东地区长期接触的复兴的方式相同。并且当复兴在进行中时，中东地区是如以前那样的中心。骆驼的驯养这个事实有助于这一解释，它开始被由战士和商人们用作交通工具。据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说，[10]骆驼的驯养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很久的过程，开始于南部阿拉伯半岛，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但是它对文明世界起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时间仅限于公元300—500年之间。在这些世纪中，骆驼取代了轮车在中东地区用作交通工具，不久就成为中亚、北非和相邻地区主要的货物运载工具。
骆驼能够穿越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进入的沙漠。在陆地上如同远为知名的欧洲海员于1500年之后开拓海洋那样，在地理上和文化上达到的效果是类似的。对于骆驼商队来说，先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在可以到达了，文明贸易网随之延伸扩大了。阿拉伯半岛与中亚绿洲和沙漠、它们北方的大草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道是这种驮运商队交通的增长最强有力影响的地区。它们全都被卷入与文明生活已有中心——首先是中东地区与中国——较之从前要远为密切的接触。结果是在公元500年到1000年之间，一个加强了的生存圈世界体系开始蚕食掉文化的自主性。一个表现得比任何其他方式更为显著的进程，是伊斯兰教传播到旧世界新近开放的边缘地区。
确实，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一个延伸到跨越文明和其他文化疆界的世界体系的复兴是齐头并进的，并可以认为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的确，在穆斯林的头几个世纪，赞同穆罕默德的启示的信徒团体只是中东及邻近地区的许多其他宗教团体中的一个。由于《古兰经》的训示要求穆斯林容忍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宗教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在事实上被制度化了。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的文明因而成为一幅镶嵌画，其中分离的各宗教团体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公元1000年之后的征服和皈依，将伊斯兰教带入了印度、东南亚，并跨越大部分欧亚大草原地带，还有东南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片地区，给这幅镶嵌画添加了更大规模的多样性。只是在这个文明世界的两端，在中国、日本和北欧与西欧，更为古老形式的社会与文化同质性仍居于优势地位。
在伊斯兰教统治区域持久的文化多元化，是与伊斯兰教律法施加给政治当局的特别限制相适应的。这意味着要比伊斯兰教以前时代一般意义上给贸易和市场行为更大的自治权。在穆斯林事务的规划中，商人社团很少有完全的自治权，但是他们受到尊敬，并且通常能够指望从穆斯林政权当局得到保护。毕竟，在成为先知之前，穆罕默德是一位商人，可以想象，对商人生活模式的赞许，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这个兴起的商业世界体系在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源自中国人从中东地区借鉴，而在一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使用一种新的、更有效的交通系统中的运作。中国人从中东地区借鉴的是一系列维持地方和长途贸易网的惯例、实践和道德观点。佛教沿着中亚的贸易路线传入中国，起了主要的转运代销者的作用，输入了与作为一个商人的生活协调得很好的思想习惯和道德规范。（比较而言，儒家一直鄙视商业，将商人看作社会的寄生者，靠贱买贵卖谋生，没有给他们掌握的货物增加任何价值。）
但是赋予中国商业习惯和前景的传播以特有的重要性的，是一个运河网络已经存在这个事实，它将黄河流域和更为广阔的长江流域联系起来。驳船和运河船能够容易地在这些运河上往来航行，并几乎是绝对安全地运载相对大批量的货物。中国的运河在许多世纪中一直为了农业和税收征集而建造。而到了公元605年，当连接这两条大河流域的大运河完工时，中国的国内水路网络就能够联结有差别的和资源互补的地区。结果，贸易和商业的规模与重要性在中国内部就能上升到远超过在中东或其他地区所能达到的程度。旧有的互相依赖和地区交换的最高限度被打破了。一种经人为努力造就的市场整合的新范围正在全面起作用，普通人民甚至贫穷的村民为此能够放心地依靠买卖来付税，甚至为他们自己提供食品和日常消费的其他用品。
人们对此不应夸大。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农民买稻米都是为了使养蚕专业化，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自己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大部分或所有食品。然而，当专业化证明能够以这种形式支付甚至略微改进生活水准时，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开始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前所未有的规模上专业化。其结果当然是技艺得到了改进，一个社会整体财富的大量增长。一个标志是中国的人口在宋朝几乎翻了一番。另一个标志是中国手工技艺开始超越世界其余地区这个事实。丝绸、瓷器、火药和造船是显示中国优越地位的几个典型产品，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无数市场繁忙的交易和运河的庞大船队保持着货物的流通，并使得一个地区的剩余产品与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产品以前所未有的可靠性和效率进行交换。
中国的商业化影响从未局限于政治疆界之内。相反，加强了的驮运商队贸易跨越了中国所有的陆地边界，而大规模扩大的海上商业不久也同样发展起来，将中国的货物以比从前大得多的数量运到印度洋，以及跨海运到日本。这个曾经的中心在中东地区的大城市和集市的世界体系，于是获得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得多的生产中心，并且并非偶然地将它的范围扩张到遥远的西欧和像日本这样以前是边缘的其他地区。[11]
中世纪研究学者早已认识到在公元1000年之后城市的兴起对欧洲的重要性，以及将欧洲消费者和遥远的印度群岛上的生产者联系起来的香料贸易的作用。但是历史学界尚未习惯于这个想法，即这只是一个更大的现象的一部分——一个正在出现的世界体系的扩展和加强，现在几乎包括了全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欧洲和伊斯兰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认识到，中世纪欧洲文明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兴起是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从中东地区向东转移到中国同时发生的。这不足为奇。我们的中世纪研究者惯于在过去专注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家历史——专断地以19世纪后期的环境来投射整个人类的过去，当时法兰西和不列颠帝国确实覆盖了地球大部分地区——这需要在想象上有一个真正的飞跃来承认中国的首要地位，尽管马可·波罗也持对立的观点。
下一个大章节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当然是更为人所熟知的。确实，使这个词组闻名的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相信它只是在大约1500年随着欧洲人的航海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的。这些发现当然确实改变了世界贸易模式和世界文化关系，将南北美洲和无数大洋上的岛屿卷入了扩张中的世界体系的旋涡。在令人惊奇的几十年内，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面临大西洋的一面。在1500年之前，资本家们在一些意大利和北欧城市国家已获得相当大的自治权；甚至在这种政治结构衰落后，某些新的君主国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在欧洲取代了城市政权，继续给予商人和银行家几乎不受阻碍的空间扩张市场活动；而在中国以及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地方，对私人资本主义积累不抱同情的政治仍占上风。以好政府的名义，亚洲的统治者们一方面用没收性的税收，另一方面以消费者的利益管制市场价格，有效地阻止了大规模企业的兴起。这就将大规模商业企业，不久又将矿业和种植园农业越来越多地留给了欧洲人。因此，西方的兴起以至在近几个世纪取得世界霸权的进程就启动了。
对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明朝在15世纪30年代之后选择了放弃海外冒险的学术研究，比起欧洲人通过航海开拓向他们敞开的新世界的丰富文献来，一直是很薄弱的。对中国和欧洲的扩张的动力在约1450年到1500年到达的转折点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为今天的历史探讨提供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题目，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面临21世纪时，我们虽然已知道远东被远西取代这个发生在16世纪的情况可能会扭转过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国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兴起依靠的是从中东地区首先得到借鉴，欧洲在1500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也是首先从中国得到借鉴。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成为环太平洋地区进一步获得成功的前兆，很清楚的是这种成功也将依靠首先借鉴欧洲（和美国）的技艺。这看来似乎是世界历史最清楚的模式之一。也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没有什么民族或国家可以不利用地球上任何地方已知的最有效和最强有力的工具，而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其余地区的。因而世界领导权在任何地理上的转移必然是以成功地从先前确立的最高优越技艺的中心借鉴为开端的。
世界体系的这种波动性成长，伴随着变换着的中心和将大量多种民族和文化囊括进来，现在在我看来，这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我在写《西方的兴起》时却对其大部分未予注意。甚至对于15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我本打算用文明的包装来组织我的观点，只是在1850年之后，我确实认为亚洲分离的各文明的自主性被打破了，屈从于一个新的全球性世界。但是自主性在1850年以前很久就一直被侵蚀着，在1500年以前很久，甚至在1000年以前很久也是如此。我现在认为，这种进程可追溯到文明史的真正开端，并且应当如其本来面目展现出来，即分离的各文明和它们相互作用的历史是并行的。
准确地说，一种记叙如何能够将人类过去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不容易具体说明的，只有进行尝试才能检验这种可能性，而现在这应当成为世界史学家应做之事。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要特点，而在这种多元化之下也有着一种重要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通过一个世界体系的兴起表现出来，它超越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因为人类希望拥有这个体系运作的结果。换言之，他们要得到他们不能在附近找到的稀有和贵重的物品，而不久他们就也有通过市场交换回报给有效率的生产者而激发和维持的致富愿望。与此相关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把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与市场交换有关的活动上，世界体系就从它最初的边缘地位成长为在我们当代所享有的显著的中心地位，而这种互相交换和互相依存仍然是可以与文化的多样性完全相容的，并且至少就目前而言，也与政治的多元化和对抗可以相容。这三者都属于一部这个世界本来的历史——不管这是因为什么。
最后，还有人类另一个层面的经验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即我们与构成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所有其他有机物的相遇和冲突。农业是这个历史中的一章，各种疾病的影响也是如此。而科学理解的新近兴起和这种理解有时能够做到的广泛控制也是这个历史的第三维度。如上面所提示的，疾病在基督纪元的头几个世纪中影响了交换世界体系的历史。在14世纪更短的时间内，黑死病蹂躏了中国、中东地区和欧洲。更重要的是，文明化带来的疾病传染经常摧垮文化精神和新近暴露在疾病蹂躏之下的民族的独立性。这种疾病在1492年之后打击了土生的美洲人，当时他们突然暴露在欧洲人（后来是非洲人）的疾病之中。这是最富戏剧性的，但绝非是这种现象的唯一例证。[12]农作物、驯养动物和不受欢迎的害虫和传染病是生态史的另一方面，关于这方面历史学家所知甚少。这些也明显地影响到经济和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其方式与流行瘟疫相同，一些人群因此得以繁荣，而另一些人群则因此惨遭惩罚甚至毁灭。
人类历史的这些层面因此也应当在对过去任何真正满意的记叙中有一席之地，它们也应当被编入记叙各文明和文化的兴起和精致化的进程中，而且，人类生存圈的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应与一个经济上互补、文化上共存的世界体系的兴起相提并论。
这样的任务对于世界历史学家而言也许是望而生畏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缺少对任何一方面的了解显然都不足以阐明人类状况的复杂性。这并没有使我认为它是不可能的——虽然需要极大努力。资料是存在的，需要的是将它们搜集起来并编排好，然后构建起一种清楚优雅的论述，用以表现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类历史的不同方面及其相互作用的潮流。历史学家常常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任务，即使是在写有关一个人数相对少的民族和有限的时期时。资料几乎总是过于丰富的，只有经过选择和安排才能够清楚理解。如何才能用一系列话语在读者心中激发出对过去的一幅肖像画，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经常在培养的技艺，而我们现在处于应用这种技艺更正确、丰富和精确地描述人类过去整体历史的阶段；这只是因为历史的学术成就以空前的广度来研究全球整体，而历史概念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水平，使得研究世界历史的所有成果，甚至如我这样新近的成果，看来也基本上过时了，明显也需要被取代了。
威廉·麦克尼尔
英文第一版前言
本书构思于1936年，1954年开始写作，1962年完成。脚注列举了大多数在写作过程中参考的著作，但是我没有做系统的努力来记录我事先积累的思想和知识的资料来源，这就造成了在引证中的偏重现象，因为这本书中有关欧洲史的部分，是我的专业兴趣所在，几乎完全缺乏学术性的资料。更严重的偏重现象存在于正文之中，因为我认为大家对西方史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在讨论我们自己的过去时，有选择地强调了过去一直被低估的事件，只是顺带提及一下我们更熟悉的背景，有时甚至根本没有谈到。这使本书不适用于学校教学，而我希望它适用于西方世界受过历史教育的成年读者。我也希望，其他文明的继承者会从本书中得到激励，但他们也会发现本书中明显的不必要解释之处和不应有的模糊之处交织在一起。
读者所熟悉的知识与作者所预想的不一致，往往会造成书中的这种不平衡。一本书企图讨论全世界历史这样大的一个题目，会招致非常大的误解。而只有当其他人掌握了作者所想的和所说的观点，以便发展、修正或重新解释他的思想来适应他们自己的偏好或解答他们自己的问题时，冷冰冰的印刷页才有了生命力，而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像这样的一本书才能在人类文化史中具有真正的力量。所以这样讲并无嘲讽之意，我希望这本书能完全地一再引发论辩。
《西方的兴起》这本书设计得像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正文、照片和贝拉·帕特奥（Béla Petheö）的地图与图表是用以相互支持和加强说服力的。在原则上，并可能在实际上，留心地阅读本书三个组成部分的任何一个，都能对人类社会史提供它本身有限的但却合乎逻辑的观察，而把这三个部分结合起来，就是为了比其中任一部分更能加强说服力和丰富其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我曾见过的任何人和我读过的所有书都与本书有关。与本书有着更密切的和更个人化的关系的，包括在撰写本书时作为我的助手的学生：Hsio Yen Shih，Albert S. Hanser，George W. Smalley，还有Jean A. Whitenack，我特别感谢他们编辑的眼光和不知疲倦的录入工作。阅读全部或部分手稿并提出批评意见的同事和朋友有：Robert M. Adams，Robert J. Braidwood，Michael Cherniavsky，Pinhas Delougaz，Mircea Eliade，Louis Gottschalk，Robert M. Grant，David Grene，Stephen Hay，Marshall G. S. Hodgson，Bert F. Hoselitz，Walter Johnson，Donald Lach，Christian W. Mackauer，J. A. B. van Buitenen，Karl J.Weintraub and John A.Wil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Edward Bastian of Earlham College；Pratulchandra Gupta of Jodavpur University，Calcutta；Peter Hardy of London University；Bryce Ly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Walter Porges of Pierce College，California；Earl Pritchard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Arnold J. Toynbee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G. E. von Grunebaum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Y. C. Wang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Martin Wight of Sussex University；还有我的父亲John T. McNeill of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New York。所有这些人都对这本书的改进做出过贡献，但本书的一切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福特专门研究员身份（Ford Faculty Fellowship，1954—1955年度）使我得到空闲，并鼓励我开始撰写这本书，纽约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的慷慨赠款使我从1957—1962年每年有6个月时间可以集中全力从事本书写作。没有这种帮助，本书可能永不会写作，更可能至今仍无法完成。
最后，芝加哥大学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在这里我开始了思考和研究。现在这些思考与研究已成形，而我的家庭则慷慨大度地在过去八年里容忍了本书这个不速之客。我对两者感激不尽。
威廉·麦克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