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
公元1500年恰当地象征着现代的来临，在世界史和欧洲史中都是这样。在此之前不久，葡萄牙人在航海家亨利王子（卒于1460年）领导下，首先改进了航海技术，将大西洋风暴与潮流袭击的危险降低到可以容忍的程度。一旦他们征服了危险的水域，欧洲的海员就发现没有不能进入的海洋，没有任何未被冰封的海岸他们不敢冒险踏上。这些欧洲的航海探险以迅速的成功，大胆的船长驶入遥远未知的水域；其中以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和麦哲伦为其中最著名者。
其结果是把欧洲对着大西洋的这一面和地球上大部分的海岸连接起来。以前一直是欧亚大陆一端的边缘地带，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世界海路的中心，在海路容易到达的范围内影响着所有人类社会，同时也受到所有人类社会的影响。因此1000年来欧亚大陆各文明以陆地为中心的均势突然受到了挑战，并在3个世纪内倒转了过来。美洲与世界其余地方之间庇护性的海洋障碍突然被打破了，奴隶贸易把非洲大多数地方带到了文明的浸润之中。只有澳大利亚和太平洋上的小岛在一段时期还未被侵入，而在接近18世纪时，它们也开始感受到欧洲航海者和文明的力量。
当然，西欧是世界关系中这场非凡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既在物质上，也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如此，因为西欧现在成为各种新事物的卓越聚集之地。这使得欧洲人能采用任何他们喜欢的其他民族的工具和装备，他们的文化遗产得以增加，这激励他们重新思考、重新组合和做出新的发明。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文明是新的世界均势最明显的牺牲品，在领导阶层被西班牙人毁灭或破坏后，突然下降到相对简朴的乡村水准。在旧世界中，当海路取代了陆路运输时，穆斯林各民族失去了他们在生存圈中的中心地位。只有在远东，世界关系新格局的影响起初是不重要的。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按传统形式规定的贸易，是通过穆斯林还是欧洲商人之手，是没什么差别的。一旦欧洲人扩张的力量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完整性，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国驱逐了这些扰乱者，关闭了他们的边界，以防止进一步的侵入。但到19世纪中叶，同时还有非洲中部的原始文化，开始在新近工业化的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西方的影响下崩溃了。
从公元1500年起，世界历史的主线，首先是西欧政治统治在扩张，然后是扩大了的欧洲式社会跨越北大西洋建立起来，并向东扩张到西伯利亚。而直到约1700年，亚洲文明的古老陆地边疆还保持着许多他们旧有的重要性。印度（从1526年起）和中国（在1644年）都遭受了越过这些边疆的又一次征服，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能量直到17世纪末还未耗尽。只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西部，欧洲人在这个时期成功地建立了土地广阔的海外帝国。因此1500—1700年可以看作人类生存圈关系由旧的以陆地为中心向新的以海洋为中心的模式转变的时期，这个时代欧洲人的冒险已经改变了，但还没有颠覆旧世界的四重性均势。
下一个主要时期是1700—1850年，经历了平衡向有利于欧洲人倾斜的决定性转变，但远东除外。两个大的外围部分加到了西方世界之上，俄国通过彼得改革，北美洲则通过殖民地化。欧洲社会不那么大规模的支派同时在非洲最南端、南美洲大草原和澳大利亚建立起来。印度归属欧洲人统治；穆斯林的中东避免了类似的命运，只是因为欧洲人内部的敌对；欧亚大陆草原蛮族人的立足之处，由于俄国人和中国人征服和殖民的进展，丧失了它最后一点儿军事的庇护功能和文化上的重要性。
1850年之后，以机器进行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地提高了西方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从这个时期开始时，远东的堡垒在西方的炮舰前陷落了；一些欧洲国家巩固和扩张了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帝国。虽然欧洲人的各帝国从1945年起崩溃了，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比起在美国和俄国，以政府为轴心产生的各民族与各国结合的政治力量中心，是大为逊色了，但仍然确定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起，争相效仿和采用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地加速了。这样，西欧从其短暂的全球主宰地位跌落下来的同时，全世界各民族空前迅速地西方化了，这也成为西欧地位下降的原因。西方的兴起今天看来还远未达到它的高峰，甚至在狭隘的政治意义上，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还没有明显成为过去。欧洲文明的外部成员美国和俄国在军事上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强大，一个联合起来、重新组织的西欧的力量在潜力上比这两国都大，只是因为在阐明各国的共同政策上有困难才处于弱势，有些国家仍抓住它们衰败的主权这种装饰物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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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中叶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明的历程从1500年起看来是一场范围的迅猛扩张，在地理范围上和社会深度上，其规模远比过去可与之比较的现象大得多。不断加速的自身变化，结合着互相冲突的思想、制度、希望和发明的浪潮，是现代欧洲史的特点；还有精心设计的革新，近来形成了制度化的成果，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学、军事参谋总部和各种计划委员会的形成，加速了技术和社会变化的步伐，很可能保留为西方文明的持久特征。
这种变化能力赋予近几个世纪的欧洲和西方历史以既迷人又混乱的特点。我们既是西方过去的继承者，又是它的俘虏，卷在一种不可预测和难以置信的迅猛发展的变迁中心这个事实，使我们不容易认识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如果不能避免错误的话，我们应尽可能地以镇静的态度，去认识久远的时代和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尽管如此，如果不想使全书的精巧比例失调的话，必须努力用这本书到此为止同样粗线条的笔调来处理现代的欧洲和世界史。幸运的是，一系列卓越的历史学家已详细讨论过这个领域，因而将西方历史分成阶段，并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表明这些阶段的特点并不困难。更大的困难是来自西方历史的适当分期与近代世界史的分期标准不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欧洲必须首先在一个新水平上重新组织起自身，之后其力量增长的效果才能在海外大规模显示出来。因此，应当看到，欧洲社会成功的自身改变，和它们在世界历史这个更大舞台上大显身手之间有着一段时间上的距离。
因此，我以看来适合于世界史的界限来划分以下几章，但是每章将及时回顾讨论欧洲生活的一些转变，它们发生较早，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论述1500—1700这两个世纪的一章，只讨论截至1650年的欧洲发展。到1650年，欧洲已发展得不再适应中世纪的模式。论述1700—1850年这个时期全世界的一章，却只讨论欧洲和欧洲以外的西方在旧制度下（1650—1789年）的时期；最后一章，谈到1850—1950年的发展，则论述1789—1917年的西方。结束语将讨论西方社会从1917年以来的关键性转变，并冒昧地对世界历史可能的后果进行一些探讨，这些尚要留待未来验证了。
这样一个计划所固有的困难与拙劣的补偿，也许在于它以这种方式强调了近代历史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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