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
我们可以用山脉来比喻文明：山脉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有侵蚀性的力量才能令它缓慢地降低到其周围环境的高度。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比山脉的升降要短暂得多，但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也会由于促成其兴旺的独特环境的消失而被侵蚀。与此同时，相邻的民族则可以通过借鉴或抵制该文明的成就而上升到新的文明水准。然而，只有在地质古生物学和人类通史的领域内才有山脉和文明的崛起和消失，而在短时段内，它们是静止的、持久的。如果我们将此比喻应用于公元前500年欧亚文明的布局，并将其与两千年后的情况加以比较，我们就能对文明的持久性有所领悟。
公元前5世纪初，欧亚大陆有四个高度文明的地区。其中，中东文明版图最广，位于古老的、已受到部分侵蚀的中东高原。在波斯帝国后来多少有些衰落的扩张中可以识别出中东远古文化的遗产。与中东文明相邻的两个文明较为年轻，也较为凌乱：一个以爱琴海为中心，它的枝丫一直伸展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个分布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几乎是孤立地屹立在遥远的东方，正在向它成熟后的独特形式发展。
两千年后，欧亚大陆江山未改。四个高度文明的主要地区依然如故，尽管它们的地理范围有了明显扩张，内部的某些重要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其基本结构却明显与两千年前的界限相吻合。这种持续约80代人之久的连续性证实了欧亚大陆内部存在着一种松散的但切实存在的文明趋势，也恰当地标志出世界历史的一个时代特征。
这种均势始终是摇摆不定的，尤其是在中东。四个欧亚文明中的三个在这里交汇，其北面草原是蛮族的发源地。两千年间一幕幕历史大剧就以这个交汇的地区为中心舞台。最早，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统治下的希腊文明的扩张似乎一度威胁到东方文明的存亡。同时，希腊文明在欧洲取得更为持久的成功：基本上承续希腊文化并日益具有世界性的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远及不列颠。
希腊文明以被罗马帝国稍加修改的混合形式向外扩张尚未停止，中东文明对它的抵制就盛行起来，并导致东方思想和观念对希腊文明中心地带的强烈渗透。与此同时，印度文明的扩张虽然很少辅之以征战，却强大有力，因而开始扭转欧亚文明的均势。佛教经中亚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中国和日本，南印度和东南亚相对原始的社会也广泛接受了印度文明。
随着穆斯林时代的开始，“东方的反应”呈现出新的活力和速度。无疑，中东文明的穆斯林模式重新确立了这一地区的悠久文化在欧亚文明中的优势地位。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到公元1500年西欧最终包围和压倒伊斯兰教文明这段时间，尽管偶有间断和局部后退，伊斯兰世界始终不懈地向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和印度文明（Hinduism）扩张。伊斯兰教还征服了非洲热带草原和大部分欧亚草原，经由中亚的商路渗透到中国，又通过海外探险将伊斯兰文明的各种地方模式传播到东非、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间，印度、中东和希腊三个文明之间边界的伸缩不止一次威胁到欧亚大陆四个文明的平衡。先是希腊文明，继而是印度文明，最后是伊斯兰文明的扩张，然而从未能摧毁这种均衡。欧亚大陆西部三个相邻文明若干成分的混合也从未掩盖这三个独立传统的基本延续。
辽阔的中国处于世界性的交汇地区之外。另外，在公元600—1000年间，日本、西欧和俄罗斯形成了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由于位于边缘的位置，这四个文明幸免于当时主要文明风暴中心的风浪；但它们又都不是完全孤立的，都具有明显的地理扩张倾向。中国生活方式向南方和内陆拓展，并在朝鲜、安南、中亚开辟了殖民地。半依赖于中国的日本文明经由日本群岛向西北方传播。同一时期，西欧文明向东越过易北河，向北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向西到达大西洋欧洲的凯尔特边缘，向南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欧洲十字军甚至企图并一度成功地在黎凡特以及爱琴海和黑海沿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俄罗斯的扩张则不那么大张旗鼓，因为俄罗斯国家早期围绕海盗和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而这些集聚地从一开始就沿俄罗斯水系星罗棋布。这几百年间俄罗斯的扩张表现为不动声色的大规模拓荒活动。农耕者离开他们沿河的定居地深入到东欧平原的广阔森林地带。
这些进程与靠近大陆中心的穆斯林和印度文明持续的扩张和疆域的定型同时发生。其结果是，欧亚各个文明之间的地理空隙缩小，甚至消失了。它们的相互交往在某些场合也明显地日趋密切。例如，公元前2世纪以降，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从前（也是恰当地）被称作印度支那的地方交汇。数百年后，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在跨越南洋的文化交流中又加上了穆斯林一支。
连接欧亚主要文明的另两条路线是：（1）穿过中亚一个个绿洲的商路。自公元前2世纪起，由于几个帝国的组织、保护和设立税卡，形成从中国到黎凡特的“丝绸之路”。从此，商旅络绎不绝。（2）稍晚但依然十分古老、穿越开阔的欧亚草原的商路。在这条商路上，草原游牧部落时而与南方开化的近邻通商，时而对他们进行抢劫。
沿这些商路的贸易变动无常，作为贸易副产品的文化交流，其意义也因此变动无常。一般说来，除因军事行动而造成各个文明交接地带边界的变动之外，欧亚文明相互的借鉴是有选择的、自发的，相对而言作用并不明显。只要任何一个主要文明处于与其他文明大致相同的水平，人们就很难看到为接受外来新奇事物而放弃祖先传统的理由。只有当外来征服和内部衰落严重威胁到既有制度时，这四大文明各自的传人才会显示出对异己方式的深刻理解。
欧亚文明之间穿越草原的北部通道，在促进文明演变方面比其他通道更为重要。因为在17世纪中叶以前，游牧民族对其弓箭射程之内的所有农业居民始终构成严重的武力威胁。任何薄弱环节都为袭击和征服打开了缺口，甚至在相当广阔的防线上也是如此。东欧、中国、中东及印度北部频繁地遭受蹂躏，即使是森林密布的欧洲远西部也一次次感受到来自异常遥远的草原的威胁，例如阿提拉（Attila）麾下匈奴武士的威胁。
游牧民族的征服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尽管蛮族急于尽可能地吸收被征服文明对象的文化。然而，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确实引导了意义深远的变革。尤其是在中东：公元1000年以后，突厥人（Turkish）的统治改造了伊斯兰教世界，从而激发了新的军事扩张，它将穆罕默德的信仰传播到欧洲和印度的纵深地带。有时，草原民族通过采纳不同文明的传统创造出新的文明混合体。例如，成吉思汗的游牧帝国就强化了中国文明在欧洲的渗透。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印度的莫卧儿人也有意识地使伊斯兰文明与当地文化传统全面地融合。
由此可见，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间，欧亚文明的均衡是以陆地为中心的。每个文明在防止内部分裂和应对其他文明的同时，都不得不维持一条抵挡游牧民族侵袭的防线。海上交流相对来说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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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基督教诞生之际，秘鲁和墨西哥也出现了文明社会。与欧亚大陆的同时代人相比，这些后起的文明还很弱小，在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与公元前三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的文明相类似。在世界历史的场景中，美洲印第安人起步太晚，从而不可能抵抗欧洲入侵。从此意义上讲，美洲印第安人文明夭折了，它只能作为牺牲品被动地加入西方兴起的进程。
非洲前穆斯林文化的境遇与此相同。公元7世纪左右，撒哈拉以南的西非草原上几个部落开始向原始文明演进；稍后，沿东非高原边缘的几个部落紧随其后。这些文明从未能完全独立于欧亚主要文明之外，它们也从未达到足以长期抵抗15世纪开始的穆斯林和欧亚文明入侵的水平。
至于另一个适于人类居住的大陆澳大利亚，在18世纪以前显然超然于各个文明的相互作用之外。
将非常复杂的过程以一种明晰的形式描述出来，同时又要尽量公正地对待史实，这在本书的中间部分要比在第一和第三部分困难得多，因为其他两部分涉及的是世界历史的种子主要从单一的文明中心成长起来的情况。
欧亚文明均势时期不存在这种单一性。四个主要文明基本上都是自由地遵循自身的路线发展。各个文明与蛮族世界，以及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错综复杂。我们怎样才能将如此复杂的模式简化为陈述中的单一线索？
我采取的办法是：首先以大量笔墨描述主要文明中心或长期干扰欧亚文明均势的动乱中心，然后转向边缘地区，较概括地描述它们的发展。这一程序可能会夸大中东和它的两个近邻——东地中海和印度北部文明的作用。因为正是在这里，各个文明的边界相互毗邻，一旦发生异常迅速而广泛的变动，便威胁到旧世界四个文明的均势。从人类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欧亚文明交汇地区的这些动乱，也许不如文明对野蛮的侵蚀重要，即便这种侵蚀并非完全不间断，也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种侵蚀造就了世界各个文明的内部多样性，加强了它们相互间交往的频率，为在过去三四百年间实现的全球一体化的壮举铺平了道路。
然而，将各个文明的扩张置于首位，围绕这一主题构造世界历史还会产生其他的不利情况。特别是，只要两个或更多的文明在地理上冲突或重叠，那么因为重复叙述，或者因为删节而引起曲解这种棘手局面就不可避免。况且，强调文明的个性，将文明的接触和交往置于从属的（或者是偶然的）地位将会忽略各个文明社会变革的主要根源，即：对外交往带来的推动作用——也许在今天这仍然是主要根源。
鉴于上述考虑，本书第二篇仅仅是在两个都不能令人满意的思路中选择差强人意的一个。这就是：在肯定文明均势的同时，将持续的动荡放在对各个文明的专门叙述中讨论。
伴随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希腊文化向东方世界和平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