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个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欧洲吗？
这一幕发生在1963年9月12日：在出席与土耳其签订《联系国协定》（Assoziierungsabkommen）的仪式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首任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在安卡拉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的一句，燃起了东道主炽热的期望：“终有一日，我们能走完最后一步，让土耳其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1]
哈尔斯坦的讲话是对《联系国协定》第28条的一个非常宽泛的解释。这一条的原文是：“一旦协定的运行使如下条件具备时，即土耳其能够完全承担共同体成立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时，签约方将评估土耳其加入共同体的可能性。”[2]
在随后的25年里，在土耳其所发生之事并不太符合1963年的乐观期望。仅1971年和1981年，土耳其军方就发动了两次政变。军方一再保证土耳其会继续向欧洲共同体靠近，但却难以让布鲁塞尔信服。1982年，土耳其在22年内发生了第三次政变之后，欧共体委员会暂时中止了《联系国协定》。1987年，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领导下的民选政府提交了一份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但被欧共体委员会以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侧畔之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不过，欧共体委员会让1963年的协议于1988年再次生效，并且强调了继续开展合作的意愿。
1993年6月，在丹麦首都，由欧共体升级而成的欧洲联盟峰会发布了衡量一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该标准包括：有稳定的民主和法治秩序、保障人权、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有竞争力，并且完全认同欧盟这个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各个目标。[3]
哥本哈根标准成了欧盟东扩的准绳，但它却在安卡拉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土耳其政府觉得，这些在自己已经成为“联系国”之后30年才颁布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自己，可又改变不了欧盟的规定。1996年初，欧盟与土耳其关于关税同盟的条约生效。同年，欧盟虽然宣布土耳其是一个潜在的入盟候选国，但却没有像对待中东欧国家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那样授予其正式的候选国身份。安卡拉对此的反应是于1997年12月中断了与欧盟的关系。
1999年底，事情出现了转机。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盟国家及政府首脑峰会上，土耳其被授予了入盟候选国身份。这是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的结果：克林顿总统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希望看到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能与欧洲紧密联合起来；愈演愈烈的恐怖活动也是其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华盛顿的压力之所以能起作用，首先要归功于德国1998年10月刚刚上台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4]。施罗德与其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不同，对土耳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一事并没有坚定地持保留态度。对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党而言，更有一个国内政治方面去回应安卡拉入盟渴望的原因：社民党（Sozialdemokraten）和绿党很可能考虑到德国的土耳其裔选民会因此倾向选择它们，而非那些C字打头的党派[5]。
土耳其为了呼应赫尔辛基会议所给出的信号，施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其中包括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解放公民权利，集会、抗议的权利。这些改革又使欧盟在2002年12月的哥本哈根峰会上决定为接下来的进程给出一个时间表：只要土耳其在2004年12月前满足成为一个成员国所需的政治条件，届时即开启入盟谈判。在安卡拉，自2002年11月后掌权的是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该党主席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从2003年3月起出任国家总理，并继续推行了其前任穆斯塔法·比伦特·埃杰维特（Mustafa Bülent Ecevit）的改革路线。在埃尔多安政府治下，连战争时期的死刑也被废除了，而且还废除了酷刑并取消了警务人员免受惩处的特权，进一步巩固了集会与抗议自由，同时至少在书面上禁止了对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歧视。
2004年12月17日，欧洲理事会积极评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改革政策，因此决定向欧盟委员会建议：如果土耳其的革新过程继续下去，并且其人权状况持续得到改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满足了入盟所需的政治标准，并可以于2005年10月3日开启入盟谈判。另一个条件是土耳其需要签署一项1963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的《联系国协定》的“附加议定书”，与此相关的是关税同盟要扩展到新近入盟的10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土耳其尚未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埃尔多安于2005年7月接受了这项要求，但有所保留的是声称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承认（希腊裔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欧盟25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接受了土耳其总理的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以便在欧盟“路线图”中的最后期限——2005年10月3日——这一天展开入盟谈判。
在还没有进行一场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大辩论之前，新千年之初的这些计划就开始实施了。但从2002年秋季开始，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当然，这些声音都出现在欧洲大陆——英国早就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因为这样一来伦敦就更有把握拒绝欧盟内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法国，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支持者，尽管其所在党派“人民运动联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简称UMP）对此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在德国，联盟党反对这个让土耳其成为正式成员国的计划。奥地利人民党和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也持相同观点。它们所宣传的是名为“特殊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所吸纳的建议，最早出现在2002年11月的《时代周报》（Die Zeit）上的一篇文章之中。[6][7]
除了希拉克之外，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领导人还有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欧盟委员会负责成员国扩充问题的德国社民党人京特·费尔霍伊根（Günter Verheugen）。在施罗德的回忆录中，他简明扼要地讲出了他赞成土耳其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主要理由。施罗德把土耳其入盟的战略意义看得比这个国家从1963年起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的政治承诺更加重要。“土耳其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缘政治位置，它对欧洲能源安全的意义，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分量，将使欧盟获益良多。此外，一个深深嵌入欧盟的土耳其还能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8]
对与土耳其之间的入盟谈判持批评态度的有：奥地利联邦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荷兰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Jan Peter Balkenende）和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他们并没有否认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侧畔之国极高的战略意义，但却对欧盟过度扩张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其中一些人认为，单单土耳其对伊斯兰世界的那种犹豫、暧昧的态度，就足以令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盟将它拒之门外。另一些人则强调凯末尔主义在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的遗产，凯末尔主义是建国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的政治主张。这些批评者认为土耳其是一个以独立自主而骄傲的国家，所以很难指望其能心甘情愿地满足“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的要求：这个标准会要求它与一个政治性联盟合作，而在该联盟中主权越来越以联合的形式行使，或被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
批评者们还认为，由于土耳其强劲的人口增长，德国将很快被挤下最大欧盟成员国的位置，于是这个共同体的性质会因此而被彻底改变：与成为日益紧密的联盟的构想越来越远，而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和平淡无奇的自由贸易区。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开始的入盟谈判不但如欧盟一方所言是“结局不定”的，而且也是“选项不定”的——这意味着，其目标除了实现正式入盟外，实现“特殊伙伴关系”也是一种选择。“特殊伙伴关系”是一种欧盟和土耳其能在谈判中实现谅解的基础之上的“升级版联系国”方案。这种可能性也以某种隐而不彰的形式，被纳入了入盟谈判的内容之中。
在经济领域，入盟候选国土耳其的表现令其欧洲伙伴们十分满意。2004—2006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8.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300欧元增加到了6000欧元。这几年，土耳其的财政赤字平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3%，显著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所规定的3%。不过在2005年10月入盟谈判开启之后，埃尔多安政府的政治改革却明显滞后。欧盟委员会2006年的报告指出了土耳其在废除酷刑方面的不足、军人操控政治的弊病和对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不力。
欧盟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刑法法典》（Strafgesetzbuch）第301条。一再有人因为宣称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是种族灭绝行为，或是因为指责土耳其在这一事件中犯有反人类罪行，而因刑法的这一条款被控告和宣判。2005年10月，亚美尼亚裔的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就因为触犯这一条而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执行）。2007年10月，即丁克遭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之后9个月，他的儿子阿拉特（Arat）又因为同一条款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无缓期）。仅2006年一年，就有超过800起触犯《刑法法典》第301条的案件。在2008年4月颁布的新修订的《刑法法典》中，“土耳其特性”（Türkentum）的概念被换成了“土耳其民族”（türkische Nation），而且将最高刑期降为2年。欧盟委员会有种种理由认为，土耳其言论依然不自由，而且非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宗教自由也几乎没有改善。
除此之外，入盟谈判中的另一个大的阻碍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态度。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分裂成了分属希腊裔和土耳其裔的两个部分。从2004年起属希腊裔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已经是欧盟成员国，但土耳其依旧拒绝对它的船只、飞机开放自己的港口和机场。而且，虽然与塞浦路斯相关的附加条件在1963年《联系国协定》之上的“附加议定书”已经过埃尔多安同意，安卡拉的议会却坚决不予批准。因此，欧盟在2006年12月决定暂停谈判中的8个主题，其中包括“商品自由流动”、“自由定居”、“关税同盟”和“外交关系”。到这时为止，仅有1个主题（关于科学和研究）的谈判得以完成。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在开始后一年就卡在了死胡同里。
在随后的十来年中，谈判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执政越久，他政策中专制的、伊斯兰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就越强。这位总理采取了与以色列相冲突的政策。他不是与欧盟增进关系，而是与阿拉伯世界中的逊尼派“主流”拉近距离。他的优先目标一目了然：确保土耳其作为地区性强国的地位。这个目标与欧盟的期待完全不能相容——欧盟期待它能准备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主权，或是把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
在内政方面，土耳其至少从2012年开始已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因此而受到威胁。据报刊报道，在2012年3月共有104名记者被关进土耳其监狱，其中有64人是库尔德人。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统计，在2013年夏天镇压抗议（人们反对在受欢迎的盖齐公园中施工）的警察行动中，有8000多人受伤，3人丧命。
2014年3月，埃尔多安下令屏蔽了短消息发布平台“推特”。在此之前，有人在该平台发布了窃听到的总理电话，从而证实了这位政府首脑和他的一个儿子牵涉到一桩盘根错节的腐败丑闻之中。然而，埃尔多安却并不愿意放弃他的目标：在2014年夏天的第一轮直选中竞争国家总统的位置。7月1日，他被正义与发展党推举为候选人。8月10日，埃尔多安在第一轮选战中赢得了52%的选票，从而获得了绝对多数。在自己的战略目标上，这位选战的胜利者不容出现丝毫游移，他所追求的是建立类似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制度—— 一个土耳其的总统制国家。[9]
但并非所有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都认同这样一个更替体制的目标。在2015年6月7日的国会选举中，这个一直单独执政的党仅获得了41%的选票，从而失去了绝对多数。而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简称HDP）所获的选票则上升至13%。[10]埃尔多安将其所在党派的失败视为个人的耻辱（尽管作为总统他有义务保持党派中立），并决定放弃即将开始的与国会中诸党派进行的联盟谈判，而宣布于2015年11月1日举行新的大选。
总统利用这个间隔期，完全改变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从2013年开始的与库尔德地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简称PKK，土耳其官方一直称其为“恐怖组织”）举行的会谈宣告破裂。土耳其空军开始密集轰炸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阵地，其猛烈程度大大超过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打击——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将“伊斯兰国”称作（也确实当作）叙利亚内战中的头号敌人。
从2011年起，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难民就把土耳其当成了逃难的主要目的地。据估计，到2015年秋天其人数已达200万人。正是这段时间里，土耳其设法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转移到最近的希腊岛屿上去，这样一来他们踏上欧盟的土地就不再有任何障碍了——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会浩浩荡荡地沿着“巴尔干路线”一直走到中欧和北欧，特别是德国。所以，在选战后期的那些日子里，欧盟委员会和德国都试图说服埃尔多安在难民问题上采取一种合作的政策。同样是为此目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2015年10月18日亲自拜访埃尔多安——而土耳其的反对党则批评她这样做是在选举中为总统的党派站台。
这些努力尚未取得具体的成果。但其代价却很明显——这位总统对于在尚需详细讨论的难民问题上提供协助一事已经开始要价。除了要求欧盟大力支持土耳其在照顾叙利亚难民方面的人道主义举措之外，还要求加快入盟谈判的进程，并增加了土耳其人免签入欧的希求。
然而，对执行严厉的反库尔德工人党路线的埃尔多安而言，2015年11月1日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的结果很可能要比他与德国女总理的对话重要得多。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49.5%的选票，从而夺回了绝对多数，而人民民主党和奉行极右路线的民族运动党（简称MHP）则惨遭失败。尽管正义与发展党尚未掌握足以修宪的多数选票（五分之三），但这位总统离他建立总统制国家的目标确确实实近了一大步。
不久之后，土耳其离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2015年11月29日，参加欧盟与土耳其峰会的达武特奥卢（Davutoğlu）总理获得了欧盟的承诺，欧盟许诺会在不久的将来把与经济和货币相关的第15个（总共35个）主题加入入盟谈判中。欧盟从这项让步得到的回报是：土耳其愿意切实有效地阻止难民潮涌向欧洲，并且还会接收那些非法越境进入欧盟区域的第三国公民。
可是，土耳其究竟是不是还在认真努力地加入欧盟，还需要打上一个大问号。2016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及。其政治领导人对7月15、16日的未遂军事政变的反应，构成了一个转向威权主义的转折点。同样，若是参照1993年“哥本哈根标准”所写明的法治国家标准，这个转折点也意味着法治程度的大幅倒退。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民众所要求的，且获埃尔多安支持的恢复死刑的做法，将会立刻导致入盟谈判中断：在这一点上，欧盟委员会讲得十分清楚。
在欧盟为土耳其许下成为正式成员国的愿景时，其实一直都在用愿望引领自己的思维。那种认为凯末尔的继承者们会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接受“哥本哈根标准”中西方价值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us）的表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这位新土耳其的国父，一直想让他的国家彻底实现现代化，并且掌握欧洲的各项成果——只要这些成果与他对现代性的威权主义的理解相符合；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西方价值规范的核心——却并不在其中。而不管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与世俗主义者凯末尔在其他方面的区别有多么大，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这位现代土耳其之父的传统。
对欧盟而言，从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所学到的教训是：地缘战略上的扩张是有其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其所触及的国家在政治上和价值规范上的身份认同。一种无视这个道理的扩张政策并不会让共同体变得更强大，恰恰相反，它会让欧盟变得空洞并走向毁灭。
[1] Walter Hallstein, Assoziation der Türkei, in: ders., Europäische Reden. Hg. v. Tomas Oppermann, Stuttgart 1974, S. 438-440 (440).
[2]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uri=CELEX:21964A1229(01).
[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fortan: Geschichte IV):Die Zeit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63, S. 34 f.
[4] “红绿联合政府”，指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红色为党派主打色）和绿党（主张环保，以绿色为党派主打色）组成的联合政府。
[5] C字打头的党派，指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CSU），这两党一直都共同进退，所以又合称为联盟党，以黑色为党派主打色。
[6] Ders., Grenzen der Erweiterung: Plädoyer für eine privilegierte Mitgliedschaft mit der Türkei, in: ders., Zerreißproben. Deutschland, Europa und der Westen. Interventionen 1990 bis 2015, München 2015, S. 130-134（最初以编辑的标题“Wir erweitern uns zu Tode”发表于Die Zeit, Nr. 46, 7. 11. 2002）。
[7] 本书的作者正是该替代方案的提出者。
[8] Gerhard Schröder, Entscheidungen. Mein Leben in der Politik, Hamburg 2006, S.356.
[9] Zum Vorstehenden: Winkler, Geschichte IV（注释3）, S. 285 ff., 496 f.; Claus Leggewie (Hg.), Die Türkei und Europa. Die Positionen, Frankfurt 2004。
[10] 按照土耳其法律，一个政党只有在得到10%以上选票后才有机会进入国会，所以这次选举对人民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